孙中山逝世后不久梁启超评价孙：为目的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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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翌日上午梁启超前往吊唁中山，国民党中一部分少年党员对其谈话愤恨不平，诘问道：“某报所载足下谈话，谓先生（指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此是何解！”梁氏答称：此不过余个人慨叹中山目的未达而已。”少年党员尚欲再问，经汪精卫阻止，始无言而退。

孙中山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庄泽晞，原题：孙中山逝世前夕的报讯与政情

孙中山逝世前夕，正值国民党的多事之秋。先是内部派系林立，左、右之争日益突显，在继任总理问题上，亦多有“太子派”、“元老派”明争暗斗之传闻；对外方面，与段祺瑞临时执政关于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的分歧，更使民党疲于应对，而商团事变方且平息，与陈炯明的“东江战事”又起。此情形下，中山的病况更加深其危机，也牵动着时局，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回顾当时各报刊的相关报道，可直观地体察彼时政局情形，通过时人的不同评述，亦可更丰富、全面地认识孙中山之功过是非。

自1924年11月力疾北上，到1925年3月病逝于京，孙中山至其生命末尾，仍旧身处政界纷扰的是非声里。北京政变发生后，欲借此为契机，孙氏携其时局主张启程赴京，便也卷入到各派势力的博弈之中，并吸引了媒体竞相关注。报讯中固不乏捕风捉影的渲染之辞，然通过其间的相关评述，亦可感受政情之复杂多端。清末新学家曾有“报馆即史馆”之说；史家陈寅恪也曾指出，传统史学中的史论“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回到当时记者的笔下情境，今人对于孙氏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之语，或可更有了解之同情。

内忧外患

孙中山北上途中，行至天津时复发肝病，行程因而耽搁多日，后虽勉强抱病晋京，然已颇难周旋时事。在当时港媒的解读，国民党的艰难处境实为孙氏之重要病因，其评论谓：“中山年来在粤，以东江战事，未能得手，商团抵抗，复起风潮，更以诸将意见之难融，饷项罗掘之无术。政务方面，则元老派与太子派并时争权；党务方面，则共产党与不共产党互相水火。办理诸多棘手，调停煞费苦心，以至心血亏耗，肝火升腾，此皆致病之由来也。”（《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2月17日）孙中山抵京之时，虽有欢迎庆典此起彼伏，而当其抱恙于行馆，来访慰问之政界名流亦络绎不绝，对其国民会议主张，声援函电更是纷如雪片。尽管《北上宣言》之措辞依旧慷慨激昂，然港报所透露的情形，正是其多事之秋的生动写照。

1924年底的广州商团事变，如时论所言已“酿成巷战之惨”（《申报》1925年2月19日），使孙政府形象大受影响。随后陈炯明也趁孙中山北伐之机进攻广州，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后，形势愈加捉襟见肘，陈部“闻中山病笃，思乘广州人心浮动之机会，特下令大举反攻”（《顺天时报》1925年2月8日）。是时其财政亦甚紊乱，多家报纸曾有报道，如《申报》称：“广东财政自军兴以后，强半为军人所占，收省库市库等于虚设。……故去年（民国十三年）一年，中山曾迭下统一财政之令，无如军队复杂，各霸一方，多持观望态度，无肯首将财权奉还财政当道者。上峰虽三令九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一应。”《香港华字日报》亦谓“孙政府财政久涸”；《中华新报》也刊文提到“广州孙政府此两年来，应付军费，罗掘已尽，目下财政状况，其拮据已达于极点，最近以各军之催索饷糈，已急如星火，而到期外债之追讨，尤有刻不容缓之势”，并有大借日款以还债之消息传出。其困境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更大忧患，还在于与北京政府的政治分歧。曹锟、吴佩孚政权被推翻后，段祺瑞主掌临时政府，上台后旋即筹开善后会议，连日电邀各省要人来京列席，以沟通各方意见。孙中山一派则不甚配合，提出国民会议与之相持。《益世报》通讯称：“段系政客急进善后会议不遗余力，惟民党重要份子，迄未表示赞成之意，殊属一大难题。”段祺瑞积极向各民党要人疏通，请其“勿再坚持召集国民会议”（《益世报》1925年1月1日）。国民党态度则颇强硬，不仅派员赴各地宣传国民会议，以扩大影响，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发表宣言称：“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乃实现本党政策之第一步与以党建国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国民会议，任何诬蔑、威胁皆不暇顾。愿同志及国民矢诚拥护。”孙中山秘书黄昌谷且向记者表示：“善后会议但可代表各面领袖式之名流、政客、军阀等少数人之意见，比之由农、工、商、学各团体及全国人民所召集之国民会议能代表真正民意者截然不同；中山先生是否加入善后会议，第一须以病体之能否速愈为前提，且必须以该会议是否确能解决各种纠纷为断。”（《京报》1925年1月6日）面对北京政府的恩威并施，乃至需以中山之病为辞，也反映了民党的应对乏术。

内部方面，国民党也因联俄政策产生了左、右派的路线争执。不仅多有时论“加孙先生以赤化之恶名”（《顺天时报》1925年1月18日），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民党要人更常被断言为共产党人。国民党中反共风潮也因之而起，先有冯自由等人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意在“防止赤化”，并上书中山，主张凡信仰共产主义者均当废黜党籍。（《晨报》，1925年1月7日、14日）随后谢持、张继等人又对“共产派”提出弹劾，“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特为此召开会议，“冀全党同志，奋起注意，共图挽救”。黄埔军校中，也有学员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孙中山不期而至的病情，也使这番请形蒙上了阴影，有评论称：“现中山尚健在，而内部之讧争，已如此甚剧烈，一旦不讳，则其分裂，殆为当然必至之事实也。”（《香港华字日报》1925年1月15日）而关于国民党的继任总理问题，在各报的报道中，不仅汪、胡竞争日益激烈，与廖仲恺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多被“披露”，“太子派”的孙科不仅和汪精卫“积不相能”，与胡汉民等“元老派”更是矛盾颇深。此类报道固多揣测之辞，未可尽信，然国民党党内问题难以定夺，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时论所言：“环视党中人才，实无一人足继孙文者。”（《晨报》1925年2月11日）

舆论普遍认为，中山病危将导致民党的解体，张作霖即向日本记者提到，孙中山一旦逝世“国民党必因之分裂而消灭”（《盛京时报》1925年2月9日）；《香港华字日报》亦评论称：“此后国民党或不免有孙存与存、孙亡与亡之慨也。”

大限之至

基于孙中山地位之关键，其患病消息自始便备受关注，且多流言蜚语。日本东方通讯社对“孙文逝世”的不实报道更曾引起风波。该社于1925年1月27日发出通讯，第一次报道了中山死亡的消息。此次“误报”含有日本方面反对孙中山的意图，实为情报机关的有意策划。以此电文为依据，相关报道广泛出现于香港、上海、东北等地区的报纸上，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时任广东省长的胡汉民迅即向各报社下达禁止转载东方社电文的命令，并给日本驻广州领事发去公函要求解释。而孙氏在京养病期间，“外间不明真相者，往往多揣测之辞。此次移入协和医院割治，尤多谣传”（《顺天时报》1925年1月30日）。

直到中山逝世，纷扰仍未停歇，在葬仪问题上国民党与北京政府亦有争执。国会依照国葬条例中“有殊勋于国家者”之规定，请对孙中山崇以国葬，段祺瑞执政也加以核准。惟民党方面的决议，则提出宜用国民礼制，以符中山崇尚平等之精神，其更实际的考虑，则是背后的政治角逐。当时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故有意避其名目。唐绍仪、章太炎亦联名致电孙科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谓：“得报知孙公逝世，论功本应国葬。惟现在未有正式政府、正式国会，此事无法可循。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追予国葬，始受命令，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晨报》1925年3月15日）

功罪评说

中山逝世后，报刊多登载对其功过是非的评议，后世固对孙氏之功勋推崇有加，而当时不少别样的评论，也反映了时人的相应态度。对于中山之死，《盛京时报》直言不讳：“总而言之，他在理想方面，名的方面，确已成功；在事业方面，实的方面，则不见有何功绩可言，……直到如今，国家依然四分五裂，百孔千创。”与孙氏颇有过往的唐绍仪、梁启超，则或对其方针，或对其手段，皆有不同意见。

唐绍仪与孙中山“同省且同县”，相识“已四十年”，颇称许孙的政治理想，对记者谈到：“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之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此种思想已深入全国人心。”惟唐氏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曾谓：“余以中国区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两处，弟兄间争执必多。余因此觉得中国的政局，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不过我的私见，五权宪法或不及联省自治功用之大与适用。”（《晨报》1925年3月24日）

梁启超与中山则于戊戌年间即已订交，后因政见不合，遂鲜少接晤。中山逝世次日，便有《晨报》记者往访梁氏问其感想，梁谓：“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鉴的。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稍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记得民国六年有一位朋友闲谈说：‘孙文与段祺瑞乃至当时所谓督军团如张作霖等等，有一天因利害共同上，会联合起来。’我当时觉得这话太滑稽了，谁知竟成事实！这是最近人人共见的一个显例。……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晨报》1925年3月13日）另据报道，翌日上午梁启超前往吊唁中山，国民党中一部分少年党员对其谈话愤恨不平，诘问道：“某报所载足下谈话，谓先生（指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此是何解！”梁氏答称：“此不过余个人慨叹中山目的未达而已。”少年党员尚欲再问，经汪精卫阻止，始无言而退。（《顺天时报》1925年3月15日）

后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到来，孙中山的声望也由党及国，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表彰中山之“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通令全国尊崇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可谓极尽身后功名荣华。然对孙氏的生前志业，温宗尧的一段评论则更道出其政界生涯的落寞，谓：“孙之一生，绝少快乐之日，居常独处，并常深思计划一切，自昔时与李鸿章见面，以迄于死，均如此也。”（《时报》1925年3月14日）关于“国父”，时人的诸多偏见与非议，已随时间渐行消散，而披阅报刊史料所记录下的不同思考，对于剥除后世层累的政治刻画，勾勒孙中山更为真实、本原、丰富多样的历史面貌，也自有其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台湾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

〔韩〕裴京汉：《1925年1月孙中山逝世说的流传与日本东方通讯社》，《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李恭忠：《“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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