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看待林彪集团和林彪事件
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以八百多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期间，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角度观察了事件的不同片段的一百多位目击者和知情人的回忆和证词，为破解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这一最大谜团，收集了丰富的资料，拓展了研究的路径。该书的文笔也很洗练、生动，事件本身的情节又环环相扣，因而读来毫无生涩、枯燥之感。这些都无须笔者多说，读者只要自己翻开一阅，便会有所感受，有所收获。笔者此时想说的是由阅读该书而思索的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对庐山会议应当怎么看？
庐山会议是林彪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林彪事件的起因。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在宪法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和所谓的“天才问题”。一方认为应当设，一方认为不能设。一方认为可以称“天才”，一方认为不能称“天才”。这样的问题在具有真正民主气氛的环境下，实在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基本上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认识性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的，讨论不成，可以求同存异，或通过表决来解决。表决前毛泽东可就自己的观点当众做出解释，只要言之成理，别人也不至于硬不尊重，何至于要把这样的问题上纲为反革命政变呢？难道在中央的会议上就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既然不允许，就下一纸公文好了，又何必要开会呢？从陈伯达、李雪峰、汪东兴、吴法宪这些被要求做检查的人的陈述来看，他们都对自己的“错误”不甚理解，不知道应该检查些什么，他们的检查也总是过不了关，只有汪东兴是个例外，但他似乎也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良动机。其他几位，则始终是一头雾水，个个对自己的厄运感到莫名其妙。这恰恰证明，他们只不过是在会议上兴之所至地发过几句言罢了，尽管会上的争论反映出上层的分歧和矛盾，但毕竟不是什么政变。如果真的是在搞政变，那就会对政变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周密的筹划，针对各种可能的局面设定相应的对策；成功了自会有下一步的安排，失败了也会有条不紊地退却，而绝对不会对事情的变化感到一头雾水，绝对不会不知所措地一味惊讶、不理解。
因此，不管林彪集团诸成员的发言本身有没有错误，他们都不过只是言者，他们没有违反党纪国法，更不是搞政变者。
第二个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林彪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功臣集团。
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中共的创业史上是有显著功劳的。林彪是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战将，对中共军队的初创和长征的胜利建有奇勋。抗日战争初期他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是对日作战以来的第一个胜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和南下解放中南地区的战役，林彪指挥的中共军队摧枯拉朽般地解放了几乎半个中国。林彪的这些战功彪炳于中共军队的史册，且为人所共知。毫无疑问，林彪是中共创业史上一个主要的枪杆子。陈伯达则是中共另一条战线上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三十年代中国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正如已故著名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所说：“现在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新启蒙运动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开展了思想文化界的救亡民主大联合，对一代文化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大批有为青年投入中共的队伍，壮大了中共的力量。陈伯达到延安后，又发表了《三民主义概论》、《评“中国之命运”》等有影响的著作，对中共的思想理论工作建树颇多。可以说，陈伯达是中共创业史上一个主要的笔杆子。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则是林彪麾下的重要将领，在战争年代也都曾是战功卓著。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林彪集团是中共的一个功臣集团，这是他们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集团的一个根本的区别。江青集团从性质来说，可称为毛泽东的亲信集团。
一个功臣集团，一个亲信集团，这两个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文革中期中共上层的矛盾和斗争。这个矛盾和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原则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围绕九大政治报告的冲突。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这一经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公布的政治报告事件标志着两个集团在政治路线上的对立。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不过是借题外话而引发的另一场冲突而已。
须要指出的是，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里，林彪、陈伯达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一政治主张，是被作为错误的、修正主义的主张来加以论述，并加以批判的，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清楚地告诉人们，这一主张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不管个人观点如何，对这件中共中央自己公布的大事，都应当如实记载。可是我们看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却完全掩盖了林陈报告的主张，掩盖了这个报告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的事实，掩盖了这一冲突的政治原则性质。这种作法是很不可取的。
有人说，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参与了运动。不错，林彪、陈伯达在运动初期曾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这是无须否认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形成了很高的威望，对他的决定，人们往往未经详细的考察就认为是正确的，这在广大干部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是说，有毛泽东历史威望的惯性作用。即使是彭真，在文革之初被撤职时，也曾对人说：“是我最早喊毛主席万岁的。”以表白自己不反毛泽东。可见，如果毛泽东继续用彭真，彭真也会紧跟毛泽东。二是中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相符合的。由于这种思想信仰上的局限，中共的绝大多数党员在运动初期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作为高级干部的林彪集团成员也不例外。主要基于这两点，加上林彪集团的成员在历史上曾是毛泽东的支持者，所以他们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纷争中，与周恩来一样，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这是不足为奇的。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虽然仅次于毛泽东，但他的影响力实际弱于周恩来，况且历史上刘少奇也并非一切正确。因此要求林彪等人在运动一开始就站在刘少奇一边是不合乎事情的逻辑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局势越来越超出想象，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难以控制，林彪集团成员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运动是国家的一场灾难，应该设法及早让运动刹车，使国家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于是，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采取了一个主动的行动，这就是军委八条的制定。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1967年1月25日，为了制止军队已经出现的混乱，“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军委八条”虽然经过了毛泽东的批准，但因它的内容是制止造反派的极端行为，它的制定过程是林彪等人主动进行的，所以被江青集团视为是一个对抗文革的事件。据董保存《庐山会议余波》转录，江青1971年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还有些材料提供同志们参考，时间记不清了。八条是怎么来的？就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江青当时不便公开攻击林彪，对林彪主持制定做了回避，但她的讲话清楚表明，随着运动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在中央内部，林彪、陈伯达等人强烈反对造反派的极端做法，他们曾设法使运动刹车，以制止文革乱局的发展，这是他们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初次正面对抗。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林彪与陈伯达走到一起是因为所见略同，他们之间并不是什么勾结的关系。
所以，林彪集团对文革的认识，对江青等人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他们与江青集团的明显对立始于1967年初，九大报告稿的分歧和争论是两个集团政治对抗的一个高潮，庐山会议则是矛盾的公开化。
应当看到，中共当局彻底否定文革，是在文革结束两年之后的1978年年底。记得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出版的《朱德诗选》、《董必武诗选》、《叶剑英诗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集，都还不同程度地有一些歌颂文革的诗句。所以，严格地说，现在中共中央对文革做出的“大浩劫”的结论，是属于事后诸葛亮。因此，要求林彪集团在文革一开始就反对文革，是超越了历史条件的一种苛求。
历史地看待林彪集团在文革中的全部表现，应当承认，这个集团在文革中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在文革中有过也有功，是功过参半。他们对江青集团的认识，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应该说是比较早的。他们同江青集团的对抗，虽然失败了，但毕竟沉重打击了江青集团的力量，为该集团的最后覆亡准备了条件。
第三个问题是由第二个问题引出来的，即现在应当冷静地、客观地、全面地评价林彪集团成员的历史功过。
有人说，这个集团的成员，晚节不忠，因而过大于功。这种说法其实不对。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一个人忠不忠，主要不是看对某个领袖忠不忠，而是要看对国家忠不忠。要看他与领袖产生分歧和对立的原因是什么，看他的政治主张是有利于国计民生，还是不利于国计民生。从林彪、陈伯达与毛泽东的政治分歧看，林陈的主张是比较正确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至于他们在文革时期的过，客观地说，是在毛泽东的错误路线的作用下产生的，有些事情是不由自主的。比如，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副统帅，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文革的组长，这都不是他们本人所愿意的，是不由他们自主的。毛泽东借助他们的影响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对他们也并未给予真正的信任。他们的过，并没有大过毛泽东的过。
有人说，这个集团的头子林彪，晚年谋害毛泽东不成，投敌叛国，因而只能一笔勾销。这种说法也不对。林彪的儿子谋害毛泽东，并不等于林彪谋害毛泽东。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他儿子的谋害计划。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疑罪从无。退一万步说，如果林彪知道，那固然会对林彪的评价有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站在全部历史的高度，也不能单单根据晚年的某个事件，就以偏概全地做结论。
批林批孔时期，曾有不少文章以汉代的韩信来比喻林彪。这个比喻倒是有些道理的。韩信是刘邦的大将，西汉的开国功臣，功高震主，刘邦对他疑心甚大，一再整他，最后他被刘邦夫人吕后以谋反罪杀害于长乐宫。韩信谋反是否确有其事？两千多年来聚讼不已（笔者认为并无其事，此乃另一话题）。但这并没有影响史学家对韩信的历史评价。韩信仍以汉代的功臣和古代杰出军事家的形象载于史册。从对韩信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经验看，对林彪的评价应该不是难事。
总括林彪一生，1949年以前军功赫赫，1949至1966年之间，功大于过，相信也无大的争议，1966至1971年这五年，如笔者在前面所分析的，是功过参半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林彪一生的全部历史看，他与历史上的韩信相似，仍是功大于过的，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卓越的军事家。
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尽管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同林彪一样，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某些大过（主要是按中央决定参与了一些错案，受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混淆了一些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为求局势稳定对一些参与造反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压制等等），但是他们同时也与乱国之源江青集团进行过坚决的对抗，在很多方面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曾为扭转错误路线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努力。他们在文革中同样是功过参半。总括他们一生的全部历史，他们也都是功大于过的。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皆非无过，何况是被历史大潮裹胁着漂行，又从激荡的旋涡里席卷过来的林彪集团诸成员呢？
第四个问题是林彪事件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
现有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庐山会议之前，林彪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并没有同毛泽东搞对立的打算。庐山会议使两个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初时林彪也还是希望能修复这一裂痕的，曾要求同毛泽东晤谈，却未得到毛的回应。林彪的部下黄、吴、李、邱也都是盼望能得到毛泽东的谅解，或做检查，或求晋见，也均遭冷遇。尤其是华北会议之后，陈伯达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他的“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受到大张旗鼓的批判。此事无疑给了林彪很大的刺激。连陈伯达这样侍奉毛泽东几十年的人都如此下场，自己的出路又何在？这不能不使他不寒而栗。可以说林彪最后的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毛泽东激化矛盾、化友为敌的做法使然。
综观中国现代史，可以说，中共的创业过程是一个不断化敌为友的过程，不仅许多解放军的将领来自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在建国之初，连傅作义、卫立煌、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而建国后所经历的曲折，以及某些时候的动荡，则刚好相反，是一个不断化友为敌的过程，从反胡风、反右派开始，直至文革，连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这些同毛泽东共事几十年的战友，都一个个成了敌人。事实证明，化敌为友才是明智之举。而如果走上不断化友为敌的道路，则必然是一条自我丑化、自我拆台、离心离德之路，其结果将真的可能会导致衰败。
笔者希望中共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冷静、客观、全面地评价林彪集团的历史作用，恢复曾使中共自身获益甚多的化敌为友的传统政策。这样做，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利于化解中共内部的矛盾，有助于理顺林彪部下及其亲属们的情绪，这与目前中共中央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也是相符合的。
下图是十七大会场，这位年轻人是谁?他有何惊人背景？令薄熙来点头哈腰如遇救命稻草！
长按右上方二维码获取真相，或者回复“薄熙来”三字获取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