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如何记载南京沦陷?
作者：丘智贤
来源：网易历史
淞沪前线，我军由昆山开赴战场
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蒋中正在其日记中雪耻一则中记道：「卧薪尝胆，勿助勿忘」，勿忘勿助一语，出于孟子，指以洒脱之心面对大事。
身为抗战最高统帅，面临国都南京沦陷的悲怆，蒋中正又显难勿忘勿助，不到一个星期之前的十二月七日清晨五时三刻，蒋中正才离开了指示防务多日的南京，转赴江西，面对国民政府赖以建立的江浙沪要地一一失守，蒋中正也只能自下决心「对倭（日本）政策惟有抗战到底，此外并无其他办法。」
民国廿三年（1934年）六月，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故欲自杀躲藏日军以此为借口，海军舰艇沿江而上，事件后虽告落幕我国防深受威胁，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为此拟具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国都南京陷入危局，并非始自当时，早在民国廿三年（1934年）六月间，日本便曾以外交人员藏本英明失踪为理由，威胁海军舰艇由上海沿江而上，威逼南京，按照当时的中日国力，日本完全可以发动一定程度的登陆作战。
因为个人因素匿踪于南京明孝陵的藏本英明，不久被人发现送回，外交危机暂告落幕，但是，日本叫嚣进犯国都的实际威胁，却让国民政府与蒋中正深深警惕，于是当年八月间，便指示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提出了一份「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德国顾问认为，必须随时掌握长江当中的敌舰与部队输送动态，完善我方防御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有无论如何不放弃首都的明确决心，如此一来，南京并非唾手可得。
民国24年（1935年）秋季，国军第一次进行军级大演习，首度大规模进行陆空联合与兵种协同。此后数年当中，国民政府不断加强首都南京防务，除了在其核心与外围阵地，构筑了多层防线，修建工事外；民国廿四年（1935年）秋季，国军首度进行军级大演习，分为东、西两军，东军主力为第八十七师与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西军主力为第三十六师及第一混成旅，演习进行大规模陆空联合与步、炮、装、工、通兵种协同，统监部统监、参谋长分由蒋中正与唐生智担任，因此，抗战期间南京战役的最后阶段，委由唐生智指挥，仍有其渊源。
国防准备并非一蹴可几，蒋中正在演习呈现的诸多问题，曾要求部属深刻检讨，但是「演习视同作战」，陆军交辎学校连长王守仁奉命架设桥梁，因未在时限当中完成，当场举枪自尽，以示知耻负责，这样一幕，也深深震撼了参与演习的官兵，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准备，更重要的，是要唤起军人的民族意识与专业精神。
以南京为核心的工事修筑，也难一步达到尽善尽美之境，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在民国廿六年提出的「民国廿五年年终报告」中称「过往筑城因负责单位战术与兵器技术学识不足错误，已有长足改进，永久筑城工事教范，正在编纂中；现在必须准备大量有刺铁丝网与爆破弹药于各要塞区」，现在南京汤山等地，仍可一见留有韧强的国防工事，当时均为抗战准备，守卫南京而建立，在南京战役当中，国军亦依凭着多年演习的熟悉地形与工事，与敌抗战到底。
在两次大战期间，各国普遍认为，未来的战争是总体作战，也就是没有前方后方之别，没有军人平民相异，国家的每一份子，都必然为战争所动员，成为国力对抗的一环，抗战前的中国，甚或首都南京的民众，可以说从未有这样的经验与准备。
因此，蒋中正乃提出了新生活运动，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主张，也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
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兼杭州航空副司令、笕桥防区防空指挥官蒋坚忍，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收到的民众密报警告。在实际军事准备上，防空是抗战不可欠缺的一环，民国廿三年（1934年）十一月，首都南京举行了民国历史上首度的防空演习，参演部队包括高射炮队、防空监视哨、交通管制、救护大队等，人员达8,756人，全国共有21个省市到场观摩，之后并举行防空宣传周，以唤起民众认识防空，这正是准备抗战，减少损失的具体作为。
民国廿五年（1936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既空前凝聚了国民政府与蒋中正的支持基础，也使得日本对于中国更为忌惮提防，日军少佐井上谦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著作出版的「北支事变与支那的真相」一书中，根据国民政府的抗战部署，绘制了「支那抗日作战体势图」。
当中清晰标注，国军主要配置，中央军在河北一线后援陆军第廿九军，与山西方面形成犄角之势，而主要国防第一线，沿陇海铁路展开；在长江下游京沪杭一带，日军称为长江要塞，随战局防御态势，中方可能退守，以长沙为要点，对东、对北，分以江西南昌及湖北武汉做为防御核心，构成国防第二线；而最后，系以四川做为全国国防的复廓阵地，由这一图纸中，不仅可以窥见日人对华用心之密、着力之深，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全面准备抗战，决心持久抗战的战前举措。
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迅即沦陷，由于日军进犯平绥线要地南口，蒋中正极为信任的军事将领陈诚，乃建议按照前一年度的作战准备思想，于上海大举增兵，此举不仅希望改变日军作战轴线，更是因为如不迅速解决日军在上海驻军，迎击其后续增援部队，国都南京势必迅速陷于敌人的威胁之下，因此，国军在淞沪抗战的第一阶段，不分军种的作战目的，即是消灭现已驻留上海敌军，并阻止日军继续增兵上海。
虽有正确的战略设想，甚而有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人员穿梭于华北、淞沪前线，但面对早有准备的日军部队，国军预期的奇袭效力甚为，同时，尚未全面完成整理的国军部队，在用兵思想、武器装备、人员训练、后勤管理上，缺点一一暴露，随着前线基层的大量损耗，形势更不容乐观。
时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法肯豪森，在淞沪抗战期间，不断综合前线德国顾问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国军高级司令部极不健全，勤务分配、敌我要图等基本工作缺失甚大；炮兵消耗大量弹药而成效不彰，弹药补充等后勤问题乏人注意；高级司令部与各师之间的通信，数小时或一日当中，常常失去联系。
民国廿六年（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法肯豪森对战况多次提出意见。当蒋中正看到法肯豪森报告我军「新到前线各部队指挥官，未侦查警戒，无纵深配置，作战呈一直线，重兵器未作侧防使用，使得一点被突破时，即全部退却」，官兵因此大量消耗，想必百感交集，他用红蓝铅笔批注，速将情况印发前线指挥人员了解，另一方面又特别交代隐去德国顾问之名，以顾虑本国军人的感受，风格务实的法肯豪森，深知中国工业薄弱，后勤空虚，他特别关切报告，当时淞沪战地沿线，四处可见损坏汽车，国军未将空弹壳空弹壳缴送后方，这些看似枝微末节的问题，其实正是中国能否长期抗战的关键。
如同身历战场的陆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所回忆，随着前线抗战官兵大量消耗，只能由全国增援的新兵补充，一杯浓茶经过四、五次回冲，滋味自然淡了，新进官兵训练更为低下，抗战前景不容乐观，这种失望情绪，民国廿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蒋中正听闻「南京尚在战争中，此必我官兵被围不屈，作壮烈之牺牲也」；次日他即深刻感受「今日惟一要务，在于决定和战问题与认定国家存亡之关键」。
十二月十六日，汪兆铭向蒋中正建议，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蒋中正认为「此不可能之事也」；十七日，蒋中正视英美人士一见中国失败，责难与讥评齐至；这一周当中，各方人士与国民党内重要同志，众口一词，认为军事失败，必须迅速求和；二十七日的国防会议上，众人多半主张议和，于右任等大老甚至批评蒋中正优柔寡断，对此，蒋中正极感气愤，在日记上诟责同志们昔日趋炎附势，今日落井下石，「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和战问题，对于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三日身历济南惨案，决心对日复仇的蒋中正而言，其实早有定见，他曾在济南事变后一周年纪念日，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师生讲演，称济南惨案「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
蒋中正以「宁交友被负，毋降敌招亡」自期，也就是中国只有抗战到底，等待国际局势变化，才有一线生机，绝不能够降敌议和。日本自以为攻陷南京后，蒋中正只有俯首称臣，于是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没有想到，蒋中正竟然决定抗战到底。
因此，南京惨烈的抵抗与陷落，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淫掠之举，只是更坚定了蒋中正的抗战决心：
抗战到底，义无反顾。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也。只有革命精神不死，则战争虽败亦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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