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句话，敲定了2500年中国建筑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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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欧美或看过好莱坞大片的，
有个印象就是欧洲的老建筑都在追求宏大雄伟！
中国的老建筑，很多是木头，
改朝换代，
还喜欢相互烧掉～
这到底是为啥？
一
要讨论中西方建筑的对比问题，我们首先可以从一个浅显的词入手：数量。
数量这个词，恰好可以被分为数和量两个单字，用在中西方建筑对比的问题上很恰当。
当要求建造一个使用功能复杂，体量庞大的建筑时，中国的匠作们更注重增加数，也就是类似的小型建筑单体，多造一些，水平铺开，贴着地面向四方延伸；
西方的建筑师更注重增加量，也就是体量。
或水平，或垂直生长，一个单体往往尺度很大。
而这个答案要说明白的问题，即是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
为了更加具体的描述这种差异性，我们先引用几个建筑来说明。
1.巴黎圣母院和应县木塔
巴黎圣母院的钟塔高度大约是68米，是欧洲哥特时期教堂的代表建筑之一，但不是最高大的。
中国现在遗留下来的木构建筑中，最高的是应县木塔，高度是67米，但是巴黎圣母院载体量上的优势仍然明显，因为它还有120米左右的进深。
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木构建筑中体量最大的，和巴黎圣母院这样一般高的教堂放在一起，仍显得体量不足。
2.威尼斯总督府和恭王府
威尼斯总督府仍然是一座哥特时期的建筑，作为一座府邸，建筑在高度上的体量扩展不多，但是相应的在面宽上，仍然是靠增加体量来扩展功能。
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阶级立场的恭王府：
外观类似的小型建筑单体，多造一些，水平铺开，贴着地面向四方延伸。
3.卢浮宫和紫禁城
卢浮宫经常被用来和故宫对比，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对于主教 32 37312 32 12305 0 0 8639 0 0:00:04 0:00:01 0:00:03 8635堂，卢浮宫作为一个宫廷建筑在体量上是很温和的，在欧洲，一旦建筑不涉及到宗教和神权，它的尺度就会趋于正常，比如威尼斯总督府和卢浮宫。
卢浮宫总体只有3层，但是水平方向铺开，体量很大，容纳了所有的功能。
和我们国家同等阶级地位的紫禁城在增量方式上的对比：
和恭王府一样，外观类似的小型建筑单体，多造一些，水平铺开，贴着地面向四方延伸。
二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西方是增加量，而我国是增加数呢？
我们逐一分析。
首先得回答为什么西方建筑增加体量。
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大体量可以产生纪念性（神性）
高大的体量，尤其是高大单纯的几何形体，会产生很特殊的“场”，这种“场”产生于人的理性对自然界和人造物间无序和有序的区分，这样的特性早在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就被发现，金字塔的演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取人造物的特征后，逐渐纯粹的过程。
古埃及建筑文化传入地中海，纪念性建筑巨大的体量对人类产生的压迫感和恐惧感，也逐渐和当地文化融合，被赋予了“神”的特征。
神话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性深刻地印在了圣地的各个神庙中，西方世界的封建时期和我们国家的不同在于，西方世界的教皇才是神的代言者，拥有最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登基还要到教皇那加冕才行，所以欧洲最隆重的建筑就是教堂，教堂的功能有两个：
一是祭拜祈祷；
二是掩埋骸骨。
前者有关神明，后者有关亡灵，它们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要求一个具有纪念性的场所。
在空间塑造极其幼稚的年代，古埃及人的经验就显得尤为宝贵：
纪念性来源于压迫感，压迫感来源于大尺度。
而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如果你想让建筑显得很大，那首先它必须要真的很大才行。
下图是公元118年建造的万神庙的内部空间，高度大概在43m左右，用尺度巨大的单一几何形体表现纪念性：
相比于希腊人，罗马人对建筑空间的塑造显然更为熟练，他们已经懂得用超乎人体的尺度来让进入建筑的人产生对未知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很容易就变为对神明力量的崇拜，建筑也因此拥有了神秘而崇高的氛围。
第二，先进的施工工艺和理论。
古罗马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即火山多发，大量的火山灰沉积让罗马人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建筑材料，他们顺势发明了混凝土技术。
2000多年前，全世界都用泥土，木头，石头来建房子的时候，混凝土技术的应用让罗马人的建筑水平大幅领先其它任何文明，上面万神庙的穹顶就是用混凝土浇筑的。
事实上，如果没有混凝土浇筑技术，西方的教堂也不可能如此体量庞大。
与此同时，欧氏几何出现了，这也为更复杂的建筑形体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罗马人很早就会画建筑的平立剖和透视图。
和今天的施工图别无二致。
而我们国家不注重数理科学，就吃了大亏。
第三，中世纪以后建筑结构的创新。
西方人在处理建筑结构时的技术发展也使得大体量建筑不断出现。
为什么技术好了就要造的高大呢？
看上去二者并没有逻辑联系，但是如果结合第一个原因（追求纪念性）来看，建筑技术的提高就可以说是教堂建筑越来越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西欧建筑技术的恢复和发展使得一种双圆心尖矢券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哥特式的尖顶盛行起来：
这是一种非常优美的结构形式，好处很多，主要是让主教堂的结构变得轻盈，以往的教堂，都是用承重墙来支撑屋顶，经常看到建筑的墙体有几米厚，而哥特教堂的结构是一种框架式的，用柱子-骨架券体系来支撑屋顶，屋顶侧推力由外圈的一圈大墩子承受，不影响建筑本体，结构变轻了之后，建筑高度继续增加，哥特建筑高耸入云的体量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看到的大量哥特式教堂，都是用这种尖矢券的结构支撑的，比如巴黎圣母院，兰斯主教堂，米兰主教堂等等。
科隆大教堂
而在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其发明的帆拱——鼓座——穹顶的结构体系也传入欧洲。如图：
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其尺度已经超越了我们国家所有建筑能想象的范围。
这样的尺度，在我们国家是从没有出现过的，哪怕是最大的麟德殿也没有这么巨大，因为这是神的尺度，是体现崇高感的方式。
第四，西欧环境条件不允许建筑以群体组合的形式出现。
中世纪之后的欧洲，没有创造大量建筑群的条件。
因为西罗马被日耳曼民族灭亡后，分裂成了一个一个的小领地，城市就那么大，不可能为了一个建筑群而浪费那么多的土地，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民居也都是几层的小楼，都是要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
至于教堂，更不能造成建筑群的形式。
我也想象不出一个建筑群形式的教堂是个什么样子。
纪念性的表达是内核，建筑手段的丰富是外因，在前者的驱动下，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造就了西方纪念性建筑宏伟的体量。
三
再说为什么中国是增加数：
从一些实际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跟你说我们国家的文化就是这样，因为文化，礼制上的内容，你知道的也不比我少，所以我只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谈一下，增加数量比增加体量有哪些优势。也会附带一些礼制和文化的内容。
第一，我们没有造高大建筑的动机。
西方的教堂别看100多米高，它只有一层，为的是凸显神性，是按着神的尺度设计的。
我们不必要这样，因为和西方不同，我们没有要崇拜的神，我们总是祭天，但是这个天，不代表一个具体的偶像，和耶稣不一样。
我们有些泛神论的意思。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没有欲望，也没有能力去造一个能容纳天的建筑，要祭天怎么办？
答：最好的纪念碑就是天本身。
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有智慧的，西方人的思维很直，我崇拜上帝，就要造一个接近上帝尺度的房子，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祭天，就造一个小建筑来衬托天的广阔。
西方人造房子的智慧体现在技术上，我们的智慧体现在哲学上。
把天空变成了建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建筑和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
西方是和自然搞对立，是意欲征服自然，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发现我们无法征服自然，我们要融入自然。
我们的建筑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一向是很和谐的。
所以如果把天空也作为一个参照物的话，那我们的建筑格局可是要大很多了，因为房子造的再大也是有限的，但是天空却没有尽头。
抛去宗教建筑，其他的建筑也没必要造得高大。
最有潜力造得高大的是宫殿，我们国家的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没有教皇，皇帝最大。
所以皇帝是最有造高大建筑的动机的。
但是，古代没有电梯，不管盖几层，都是要爬楼梯，多层建筑在便捷性上不如单层的建筑好用，我们最不缺的就是国土资源。
而且造一个二层的建筑，也要比造两个单层建筑更贵，更麻烦，不接地气。
而且而且，多层的建筑无论召集百官开会，还是做各种文体活动，都不方便。
所以单纯为了求高，造一个很多层的宫殿是不划算的。
那么为什么不像西方教堂那样，让宫殿也是一层，然后增加层高呢？
把单层建筑做的很高，是很浪费材料的，所以首先你要有一个把单层建筑做的很高的理由，这个理由一定是为了达到某种场所感，或者说空间效果，教堂为了凸显纪念性，做的很高，空间很神秘压抑，但是政治场所和纪念场所是不同的。
行政场所更需要一个适度严肃的氛围。
最后，我们的房屋形式也是横向的构图，如果单纯的把墙加高，这个审美的感觉也被破坏了。
比如这个：
尺度会失调，就不和谐了，也不天人合一了，这是不行的。
第二.风水及礼教之制。
受到风水学说的影响，即便是皇帝，也得遵守传统的礼教之制，我们的文化讲究风水，建筑也不例外，所谓“百尺为形”，就是说建筑要符合人的尺度，不能太大，这一点在很多古建筑上都有体现，在此不作累述。
同时，我们建筑在开间数，斗拱跳数，屋顶形式，甚至彩画式样都是分等级的，不能乱造。
皇帝之下，没人敢于僭越，造一个比皇家建筑还高大宏伟的房子。
所以民间也没有大房子。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建筑是给人用的，西方的教堂是给神用的，意义不同。
我国古代的皇家建筑，也很宏伟，但是这个宏伟大多是指群体规模，至于建筑单体，相对西方的教堂，就相当的谦虚了。
第三.受儒家思想影响，建筑艺术在我国地位不高。
梁思成先生曾在《中国建筑史》中感慨：
“古代统治阶级崇尚俭德......故以建筑为劳民害农之事......而宫馆、台榭、第宅、园林、则抑为君王骄奢，臣民侈僭之征兆。古史记载或不美其事.......遂使建筑活动以节约单纯为是......匠作之活跃进展，乃受若干影响。”
我国古代建筑学地位不高，是早在孔子的年代就定了基调的。
《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孔子：“君子不器。”
这对建筑的影响太大了。
儒学认为君子应该求普世之道，不能只满足于学几门手艺，其实是追求一种很偏执的精英文化，读书人就应该以当官从政为志向，否则就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身襟袍未曾开“，等于白活了。
不只是建筑方面，这种思维方式使得除了当官以外的所有职业都没法获得前者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地位。
比如去南阳看武侯祠和张衡墓的规模，就知道在古代中国，出世从政，成就功名比起其他职业有多麽大的优越性了。
中国建筑“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一直沿用木材，没有像世界其他民族那样发展石建筑，也是受儒家思想影响。
这个结论可以一直推到商周时期。
永恒是古代全世界民族都渴求的话题，但中国人显然不这么看，这个思想意识早在3000年前便已经扎根了，《易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事物，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本身，这是异于世界其他民族的哲学观念，更强调此岸，而非彼岸，所以导致了我们民族对待建筑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能满足今天的需要就好，其他的学科也是如此。
这样的实用主义思维，建筑的身份，就只能是一个工匠活计，所以我们的建筑自秦汉以来3000年不变，只发生过一些细节的变化。
地位不高，不被重视，也就难言发展了。
第四.建筑材料和技术的限制。
在技术上，木头想要实现比混凝土还大的跨度是很难的，我们的建筑开间都不大，就是因为木材的强度不够。
唐朝是我国巨大建筑井喷的时期，实在是和国力强盛有莫大的关系。唐朝以后，我们的社会整体走了下坡路，皇帝往往都没钱，有的时候也不是不想造大，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到了明朝，材料来源也成了问题，前朝把巨木都砍光了，巨大的木料已经很难找到了，后来的宫殿，所用的柱子都是小木料拼起来的，也就彻底丧失了做大做强的机会。
技术的限制还包括科学水平的落后，我们的物理学，数学都没有足够的发展，工匠也不懂透视法，而且工匠的文化水平低，大多都不识字，识字的士大夫又大多不懂建筑，所以我们很少有建筑理论著作问世。
想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伯鲁乃列斯基，贝尼尼，达芬奇，太多的全才，他们推动了西欧建筑科学的飞速发展。
千百年来，都使用同一种建筑形式，未曾求变。
所以在通往大体量的道路上，我们的理论发展和技术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建筑单体不如西方建筑高大宏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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