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4月上旬刊（总第13期）
作者：韦大卫口述，周逵采访
原题：《韦大卫：“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韦大卫
1956年1月7日，韦大卫从台湾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举世震惊。
海峡两岸，他两度入狱，数次逃亡，但都化险为夷。有人说他是越狱专家，还有人说他是“传奇”。他说：“我倒是没有委曲求全，没有向命运低头，该走的道路我走了，该干的事我干了，而且干成了。”
韦大卫口述：
等待七年的机会
1956年1月6日傍晚，我和两个朋友谈笑风生地走进了台北的一家歌舞厅。
歌舞厅里人头攒动，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起玩得很热闹。我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喝酒聊天，举杯痛饮。看着人影绰绰，想着明天我的那个“计划”，处于极度亢奋中的我，反而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紧张还是平静，心想反正明天一早就玩命了，能“玩”过去就“玩”过去，“玩”不过去就“拉倒”了。
就这样，我们像往常一样跳舞喝酒，通宵未眠，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我带着两个决定和我一起冒险的朋友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1月7日凌晨6点，天气预报说这一天有小雨，多云，符合我的要求了。到了停机坪，那里停着一驾蒋纬国的专机“塞斯纳”，那是我早就物色好的逃亡工具。
塞斯纳飞机，美国经典机型。安全、操作性能无与伦比。我选择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卓越的短跑道起飞的能力。因为没有进入机场的通行证，我只能选择从停机屏起飞。停机坪的距离很短，而且路上修修补补的，插了很多小旗。起飞条件比较恶劣。机场边上都是高射炮。根据我的技术、准备情况，我觉得自己可以操纵它，但是有没有绝对成功把握，我不敢说。
我叫警卫把飞机给我推出来，我说我要试机。
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我启动飞机检查没有问题后，把警卫打发到值班室喝咖啡、看报纸，随即示意躲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上飞机。
我的钥匙是自己配的，第一次顺利开着了，他们上来以后我一开，开不着了。我一看，拧弯了，于是安排两个朋友又隐蔽了起来。然后，我若无其事地走进了机库工作室，敲敲打打这么弄弄。警卫一直在看报纸，并没有注意到我。
修好钥匙，我再次登上飞机，这一次顺利启动。当时飞机马上就发动起来，马达声音很响。警卫员一看我这两个朋友慌慌忙忙地上了飞机，就冲出来大声问“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理他，两个朋友一上来，我就滑动飞机。警卫一看不对，马上掏出枪来向我的飞机射击。
我先踩着刹车加足马力，一松开刹车飞机就滑了出去。但是距离太短了，而且路不平，飞机扭来扭去的，速度不够大。那个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到了停机坪尽头，我就一下子把飞机拉起来，虽然速度不够，但飞机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飞离了地面。
耳机里传来塔台通过无线电的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回场落地！”他们很紧张，后来又来个女的通过无线电跟我说：“你年纪轻不懂事，不要受坏人利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回来会原谅你的。”我心想，你们都骗了我七年了，我为什么还听你们的。
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为了出一口气
我们家乡父老讲，虎生三子必有一豹。我就是家里的那头豹子，从小性格特别顽劣，天不怕地不怕。
我从小就有飞行梦。我的三个叔叔都是空军，参加过抗战，有两个是空战中牺牲的，有一个从德国学习回来，在飞机表演时失事摔死了。
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桂林上学，参加了学生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因为我是带队的积极分子，比较活跃，后来被特务注意到了，准备抓我。我和几个同学听到风声连夜就跑了。
我们跑到广州，没有亲戚，没有熟人。广州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治安情况很糟糕。国民党到处贴招生广告——空军军官学校，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学校，炮兵学校，坦克部队什么的都招。招生广告上讲成绩优秀的学员还可以保送到美国深造。我们没有地方去，以为到了台湾可以读书，有个立足之地，就报名参加了陆军骑兵学校考试。那个时候年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稀里糊涂的对台湾不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想不到那么远。
1949年8月23日，我们到了黄埔港。当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的送人。指挥官指挥我们上了一个叫“惠民轮”的轮船，那天船上坐了恐怕有两三千人吧。船开离黄埔港以后，船上水手都跟我们说，你们根本不是什么军官学校的学员，而是“卖猪崽”到台湾去，就是“抓壮丁”。
据说这个招兵的人每招一个年轻人，国民党要发给他13块银元，上船之前他就走掉了，没有跟着上船。
听说了真相，周围的人也有哭的，也有骂的。我很气愤，觉得上当受骗了。我发誓要离开台湾，回祖国大陆去，要出这口气。
船走了三天三夜到了高雄。到了高雄码头，我们看到很多兵包围着码头港口，机关枪都架好了，谁要反抗就开枪打谁。迫于时局，我只能暂时安顿下来。我和一同来台湾的两个同学被强行分开，我被编入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军三百四十师，成为了一个二等弹药兵。
当时，在台湾虽然到处充斥着“一年准备、两年返攻、三年胜利”的口号，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回家的希望。军队里没有自由，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都会怀疑你们密谋什么玩意儿，给人人心惶惶的感觉。有些被骗来的“猪仔”人都傻了，也有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自杀的。那是感到没有前途了、没有希望了。
我听到这种自杀的消息，心里骂那帮人愚蠢，你们就是笨蛋嘛。都是长着腿的人，你不会跑啊。
韦大卫（左二）
有一年的中秋节，军队里的同学们、他们的家长都邀请我到家里去过节，我没去。一个人拿了一瓶酒，跑到那个圆山，到那上面去喝酒。就我一个人，就是想家了，要是早点回去跟家人团聚就好了。最思念、最担心的是在母亲，特别想她。那时候，拿着一瓶酒在山头上的时候，也没人能倾诉这个心里的事，我就开始自己一个人唱歌。
《嘉陵江上》、《黄河大合唱》在台湾是禁止唱的“禁歌”。但是我专门要唱，才不管你这些规定。“层云的后面，便是我亲爱的故乡。海水茫茫、白云苍苍，白云苍苍、海水茫茫。回故乡，回故乡吧…”
我暗自盘算着逃亡的方式。从陆军军营逃出来以后，我考取了海军士官学校，伺机从海路逃回祖国大陆。后来我发现，从海上回家的路并不好走。海军船上有很多人，你想回来别人不想回来。我那时候原来想弄个小艇，可我看一个人不行。另外，再快的快艇也慢，飞机很容易就追上你。水路不通，那就走更快捷的空中通道。
195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进入空军军官学校学习了两年飞行，各科成绩优秀。毕业后，我进入了台北飞行社，当上了一名飞行教官。
七年的等待，我觉得机会终于来了。
看到了祖国大陆海岸线
桃园新竹空军基地四架一级战备的F-86喷气式战机得到警报，紧急起飞拦截。
根据他们的速度和距离，我判断他们再有八分钟就可以拦截到我。1月7日那天云很多很浓，又下着雨，拦截机一直在高空飞，我又飞得低，他们不敢飞那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我就从云中间穿出去，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那上头钻出去。
出去一看，美国第七舰队好几艘军舰，雷达在那转来转去在搜索，他们已获知消息了。原来计划从淡水河出海，我一看这种情况，就掉头了。我回来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为了避开雷达搜索，我贴着海面就飞出去了，浪花有时候都能打到我。
经过一个多小时左闪右避的飞行，时隔七年，我再一次看到了越来越清晰的祖国大陆海岸线。
我飞得比较高，从比较高的高度进了泉州。一进泉州，那高射炮叮咣叮咣就打上来了。有的就在身边爆炸，有两发差不多就要击中我的飞机，把我的飞机给晃得很厉害。
我没办法，就又钻到云里去了。钻到云里去，高射炮看不见我了，就没办法打我了。后来我从云里下来以后他们又打。
为了向地面表明来意，我只好冒着密集的炮火大幅度摆动机翼。在空军来讲，摇动机翼就是表示我有困难，或者我要投降，我没有敌意。但是祖国大陆的部队那时候不懂这个动作的含义，我一出去他就打。
后来我才得知，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已经接到一架台湾飞机侵入泉州的报告。根据这架飞机的行踪，他判断可能是一架起义飞机，随即下令：如果它一直朝内陆飞，就停止射击，如果返回就坚决击落。
我当然不知道他的命令，但也福至心灵，一直往内陆飞。高射炮就不打了，可是地面的部队（在野外的那些解放军）没接到命令，他们的机关枪、步枪都纷纷开始向我射击。我的飞机中了四弹，没办法，只能找地方迫降。
福建山多树多，没有平地，更没有机场，地面武装打得那么厉害，我想不落不行了。我在空中看到一条大车道。那天福建也下雨，大车道尽是烂泥，我知道这大车道落下去也挺危险的，但不落不行了，好不容易飞了回来，要是飞机给打下来不是太冤枉了吗？
野外的解放军趴在树林里在打我，我从他们头顶上擦着树梢就下来了。因为有烂泥，踩刹车没有用，飞机在烂泥上滑，滑到尽头的时候，距离一个桥越来越近，那桥飞机是过不去的。飞机激烈晃动着向桥头快速滑去，我们以为要机毁人亡了。但还差一点点距离就要撞上桥头的时候，飞机停下来了。
着陆后，我说下飞机吧，咱们别做出什么过激动作啊，叫我们举手，咱们就举手。
这时候枪炮还在响，我们三个人下了飞机。一下飞机，看到解放军在不远处匍匐前进，喊着“交枪不杀”，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举着手说“我们是起义回来的”。他们把我们围了起来。确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后，解放军拿来了列宁服、解放鞋什么的让我们换上。我觉得挺土的。
那解放鞋不就是胶鞋吗，我说我不要这种，我有皮鞋。
后来，有个干部还告了我一状，说韦大卫拒绝穿解放鞋，一群当地的农民渔民欢呼着跑过来，跟我们握手、拥抱。我心里就很放心了——祖国大陆是欢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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