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05集：邦国时代
唐太宗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第五集：邦国时代（上）
第五集：邦国时代（下）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无意中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文化发掘的深入，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南北有1200米长，墙高有6米到8米，我们还可以清晰可见。石家河文物展示区 湖北省博物馆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
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三万至五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
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或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族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驩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式微，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陶寺古城沙盘 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距今约4000年） 山西省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四百到四千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陶寺遗址 山西省襄汾县。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制定历法，制定了与今天相近的一个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辰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之所在，并且随着陶寺圭表的发现，何驽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测。何：这个圭尺的发现呢，除了它的天文历法的意义之外，更主要的就是地中标准的标出，标榜地中的目的在于体现出一个国家的都城所占有的地中的位置，也就是通过地中位置的占有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的通道，来体现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正统思想。
1979年位于陶寺遗址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峁村北侧山峁上，一处宏大石砌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棺墓、瓮棺墓等，距今四千年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
在2012年的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惯常所建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起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四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代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共存期，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并认为石峁城址很可能就是黄帝或其后人的居驿。
通过环境考古分析初步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锐减，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1800年前后呢，北方的人群可能是南下，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这种人口的迁移，现在还不能排除石峁和陶寺是两群人，就在晚期这个阶段，因为可能存在着这么一个交替过程，政权的更替。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杂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
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终导致持续300年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
浙江省良渚镇 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发自然灾难的降临。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鶡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就是说良渚文化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点，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玉琮（至今约5300--4000年） 良渚博物馆 玉钺（至今约5300--4000年） 良渚博物馆 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让世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壁、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良渚文化是完全可以和埃及文明和那个两河文明中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来对比的。
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有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四千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个中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
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条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
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
河南省二里头村，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壮阔史诗。如果说良渚、陶寺和石峁都是国家的话，那么它们跟二里头这种国家肯定不是一个概念，这是绝大多数学者都公认的，它叫国上之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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