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不少企业纷纷关闭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跑到越南和印度开办工厂。制造业迁出中国的话题，最近又热了起来。
在悲观者的眼中，仿佛今天企业到外国开工厂，明天中国工人就要大下岗，“世界工厂”就此关门大吉，“制造业外迁”似乎成了可以腰斩中国经济的妖刀。而在乐观者的眼中，“制造业的外迁”反而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终于摘掉了“代工厂”的帽子，走向了价值链的上游。
在这里，局长先说自己的结论：
“一部分制造业迁出中国”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 它是全球经济大气候和中国经济小气候的必然结果，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离开中国的企业，大多是追求东南亚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少数是因为要规避关税。短期来看，我们不用担心，但长期来看，要警惕“空心化”的危险。
目前，中国制造无可替代。
首先，我们要明白：产业转移必然会出现，资本没有祖国和家乡，它只会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这一点，谁都拦不住。对于制造业来说，它的转移同样也遵循着这样的“逐利”逻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之中会受到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而已。制造业迁出中国，就是因为在中国开工厂没有在别的地方赚的多。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东亚和西欧遏制苏联，扶植对抗红色阵营的桥头堡。美国开始有计划地对日本和西德进行经济重建。日本靠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军订单原地复活，西德则靠“马歇尔计划”重建工业。可以说，美国人开了现代产业转移的头。但从此之后，产业会流向何方就不是它能决定的了。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的60-80年代。这个时期里，远洋集装箱货轮和洲际喷气式航班改变了全球物流和旅行的格局。长途运输不再是个问题，而国内薪酬成本越来越高。资本于是纷纷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当时还比较贫穷但拥有大量劳动人口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这一波转移，迅速带动了被迁入地的经济发展，也成就了当年的“亚洲四小龙”。第三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的90年代。高速发展三十年的港台和日韩也都有钱了，劳动力的成本也提高了。类似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于是，资本再一次选择离开高成本的富裕的地区，前往“成本洼地”——也就是拥有数以亿计青年劳动人口的中国。以上的三次产业转移，除了第一次转移是处于冷战时期特有的意识形态考虑，后面的两次都是资本意志的体现。而这三次转移，也展示了“产业转移”所具有的一些共性：第一，产业转移往往是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向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转移。
第二，产业转移的动机，是为了追求“比较优势”，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好的配套设施，更优惠的政策，更先进的技术，更便宜的能源，这些都是“比较优势。”
第三，产业转移往往能够让输入地的经济得到腾飞，带动当地的技术进步。这对于全人类的进步都很有意义。今天备受关注的“台积电”，就是80年代台湾地区承接美国芯片制造业务的直接产物。
所以，随着中国的国民收入不断提高，那些图我们“廉价劳动力”的企业一定会选择迁出中国，因为在“劳动力成本”这一块，我们的比较优势已经没有90年代初那么明显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发生的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尤其是向印度、越南的转移，并不值得我们感到担心。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是越南和印度，而是高端市场上的国际巨头，我们也不能靠压低工人收入来吸引产业。“制造业转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产物。之前几次制造业转移都遵循着“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的范式。制造业开始迁出中国虽然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新高度的里程碑，但这其实也是一种“富贵病”——穷国才不用担心什么产业转移呢。“空心化”指的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转移到国外，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抛弃实业。资源和就业，都开始朝着非物质生产的部门迁移。▲1983-2019 美国生产职业人口
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空心化”的结果是惨烈的。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今年的疫情期间，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连口罩和防护服这样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产品都没办法自给自足，只能依赖进口。
空心化的景象也是惨不忍睹的。日本海军元帅山本五十六曾经在美国留学多年，去过美国很多地方。当他看到汽车城底特律像洪流一般从工厂中开出的汽车后，便深感美国制造业的强大。当时底特律一天生产的汽车，甚至可能比东京全市的汽车都要多，那是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
但今日的“汽车城”底特律却破产了。处处都是破败的厂房、住宅，以及在其间四处游荡的吸毒仔和帮派成员。“空心化”除了会让一个国家过于依赖进口，还会附带造成其他产业的凋零。胡国良、王继源在《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一文中就指出“短期内低技术制造业外迁对国内GDP影响程度最大”，而制造业外迁“在长期内会造成更大程度的第二产业增加值的下降”。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外迁，最开始离开的可能只是那些低技术的制造业，但最终会使得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也受到负面影响，乃至形成“空心化”。同样根据这篇文章的模型测算，中国制造业每向外迁移1个单位（一百万美元）的产出，对短期、长期内中国GDP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三类：直接效应，指转移到外国的制造业直接对中国GDP带来的影响。一个工厂搬到国外，在国内GDP统计之中自然就要减少这个工厂的贡献。
关联效应，指的是受到制造业外迁影响的，产业链上其他国内企业对中国GDP产生的影响。当一个工厂搬到国外，曾经给他供货的上游国内厂商的产值自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溢出效应，指的是外迁部门对国内所有部门的综合拉动效果。当一个工厂搬到国外，在短期内它可能仍然需要从国内进口部分中间产品，因此也会对国内的GDP带来影响。
以目前迁出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服装产业来说。每流出一百万美元的服装业产出，就有可能直接减少19.9万美元的中国GDP。迁出部门和国内的关联效应下，又会减少近29.7万美元的中国GDP。但由于短期内仍然需要从国内进口布料等中间产品（溢出效应），同时还可以给中国增加25.5万美元的GDP。因此，短期之内，每流出100万美元的服装业产出，就会对我国GDP造成24.1万美元的减值。（19.9+29.7-25.5=24.1）
而长期内，由于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即便迁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中国进口一部分中间产品，仍然会给中国带来3万美元的产值。因此，长期来看，每流出100万美元的服装业产出，就会减少我国46.6万美元的GDP。对高技术产业来说（如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每1单位的外迁，产生的直接效应为-16.5万美元，关联效应为-26.5万美元，短期内的溢出效应为23.9万美元，短期内总的减值为19.1万美元。长期来看，每单位电子产业的出走，其溢出效应为4.8万美元，长期的减值为38.2万美元。▲ 不同制造业的外迁，
对中国GDP的长短期影响和方式都不同
所以，结论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外资企业决定关闭在中国的工厂，那么这个举动将会通过直接效应、关联效应和溢出效应对国内的经济产生影响。当这个工厂搬到国外，那么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零件），就要面临更大的物流成本和关税成本，因此它一定会寻求国外的供货商，争取部分乃至全部替代中国的产业链。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说，这是必然的趋势。当年外资来中国办厂之前，他们的供货商也都是本国的厂家。来中国这么多年后，却都开始大量靠中国厂商供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轮到我们承受“产业转移”的压力了。
所以，制造业外迁所带来的真正威胁，不在于某些个大牌企业的转移，而在于它对中国产业链地位的损耗。企业迁走，不算什么。但如果中国企业被踢出了产业链，或者在产业链上居于不利地位，那么我们的制造业就真的要面临危险了。先说结论：中国制造业距离危机边缘还很远。如果危机是从顶楼往下跳，中国可能才刚刚进电梯没多久 。现在，请大家再复习一下概念：产业转移，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像是一个玩弄感情的妖女，她想走，你留不住；她不来，你怎么劝都没用。
奥巴马、特朗普，连续两届美国总统都希望制造业能够回归美利坚。然而，MAGA口号终究还是敌不过资本的力量——2019年5月22日，驻华美国商会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40.7%的受访美国企业考虑或已经在中国境外设立工厂，24.7%选择东南亚，10.5%打算去墨西哥，只有不到6%打算回流美国——在资本眼里，美国本土的办厂条件，甚至不如隔壁墨西哥。
产业的转移，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包括但不限于：更廉价的劳动力、更廉价的能源、更高的科技、更丰富的资源、更方便的配套服务和相关产业......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还有独一无二的比较优势，那么相应的产业就不会转移出去。只要中国还保留着独一无二的比较优势，“空心化”就不会到来。目前，中国的优势在于发达的基础建设、高效的物流配送、方便的配套服务、庞大且分布各地的产业集群。这些都是牢牢扎根于祖国大地的，并不会因为企业的流动而改变。从软件来说，中国有数以亿计、勤劳吃苦的熟练工人，有千万级别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和工程师，更有十亿级别的消费市场。这样的底子，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目前，影响制造业企业是否迁出中国的因素包括：
正向（留在中国）：
基建、物流、配套、劳动力质量、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市场。
负向（退出中国）：
劳动力成本、对美贸易摩擦的关税、国际市场。
综合来看，那些倾向于离开中国的企业要么是追求更低的劳动成本，要么是主要市场在美国，生产基地在中国，需要规避贸易摩擦带来的高关税。留在中国的企业，则更加看重中国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其实，“制造业迁出中国”这个说法也过于笼统。以在华美国企业为例，尽管40.7%的美国在华企业都计划或已经在外国开设新的生产基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关闭中国的生产基地。他们的策略是“在中国，为中国”，中国产工厂生产的产品服务中国市场，外国工厂生产的产品服务美国市场，巧妙地绕过了关税限制。
更有甚者，尽管在外国开办了新的工厂，但主要的零部件仍然在中国进行制造，仅仅在外国完成最后的总装程序，然后就以外国名义进行出口贸易，既能够利用国内的生产优势，又能够规避关税制裁，简直鸡贼。而对于那些“劳动力价格敏感”的劳动密集企业来说，他们的转移不可避免。并且，从我们至今为止的种种行为来看，不论是媒体上宣传的“产业升级”还是不断加高的环保成本、不断推进的城镇化，似乎都在朝着挤压低端制造业的方向开进。我个人的看法是：也许，我们本就不想给低端制造留条路。▲中国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加值
正在显著地提高
说明国内的产业链正在向上调整
不论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中国对于全球资本而言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综合依存度高达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下降到了0.6。基于上述信息，我认为：中国制造业远没有走到危机边缘，我们还是最大的工业生产国，我们也还是最重要的投资对象国。中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使得“产业妖女”暂时死心塌地留在中国，即便是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威逼利诱，也表现出了比较坚定的态度。尽管我们拥有诸多比较优势，但这并不永恒。毕竟，中国的各种优势还没有强大到能够让企业即使肝脑涂地也要苦苦追随的地步。如果美国关税仅仅上升10%，不少企业还是可以扛过去的。而如果这个数字上调到了25%，大多数企业则都会选择海外开厂避税。
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贸易关系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于中国来说，那些对美出口较高的制造业部门是这种紧张关系的最大受害者。美国人的想法我们没办法更改，但我们可以给这些企业适当的优惠，尽量能够减少一些成本，尽量能够帮他们多拿一些订单。
短期内，向外迁徙的产业主要还是低端制造业，但长期来看，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外流影响更大。根据之前的论述，我们最大的危机并不是某几个企业的出走，而是在产业链层面的“出局”。如果真的有外资大规模撤退的那天，那么中国就一定要打好产业链的“阵地保卫战”，死守自己在产业链上的地位，力争在产业链上占据上游，多一些话语权和不可替代性。胡国良,王继源.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20,41(01):5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