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副总裁的中国版Capital One，徐小平和沈南鹏押注的消费金融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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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全天候科技  李墨天

胡丹最开始想做一个中国版的Mint，却在寻求投资的过程中被沈南鹏拉到红杉干了三年。

在红杉，他变成了明星投资人，而他错过的中国版Mint变成了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51信用卡。离开红杉之后，他和徐小平一起押注了一个面向蓝领阶层的中国版Capital One。

在这期间，蚂蚁金服、京东金融和大大小小的创业公司不断搅动着消费金融的市场格局，互联网金融的普及让中小城市的蓝领人群成为了一个新的市场。

2014年，胡丹在上海创办买单侠，开始为超过8亿没有央行征信报告的蓝领阶层提供消费分期服务。

四年间，这家公司相继获得了红杉、京东金融、顺为资本等多家机构8697万美元的融资，在中小城市大大小小的手机门店里，一个新的Capital One正在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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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杉明星投资人 错过51信用卡

2010年，胡丹在斯坦福念MBA，当时，软件财务科技公司Intuit公司刚刚以1.7亿美元价格收购Mint。

胡丹是Mint的忠实拥趸，Mint的产品可以通过授权把用户的银行、信用卡、投资、贷款等交易数据全部与Mint的账户连接起来，再将各种收支信息划归入不同的类别，用户相当于拥有了个人财务中心，可以方便的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仅仅用了3年时间，Mint就覆盖了美国几乎所有的银行和信用社。

在胡丹眼里，Mint拥有一个完美的业务模式，易用的功能和免费策略，再通过金融产品赚钱。

那年暑期实习的时候，胡丹通过梁建章认识了红杉资本的合伙人沈南鹏，在美国红杉的办公室里，胡丹告诉沈南鹏自己打算停学创业，回国做一个中国版的、移动版的Mint，他想知道红杉有没有兴趣投资这样的公司。

沈南鹏对胡丹的计划不置可否，也许是觉得胡丹还欠缺经验，或者是类似的产品在中国缺乏市场空间。他建议胡丹可以先来红杉工作，看看中国的创业公司都在做些什么。

这促使胡丹开始以VC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市场，他发现中国的创业公司几乎没有可能拿到信用卡账单的授权接口——“这是侵犯公民隐私”，当时，一位监管层人士这样对他说。

后来，胡丹错过的中国版Mint变成了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51信用卡，2012年孙海涛创办51信用卡的时候，胡丹刚刚升任红杉中国的副总裁，他牵头完成了红杉对聚美优品、大姨吗和格灵深瞳等公司的投资。

同一时间，他也在观察金融行业的市场机会。他在2010年见到了拍拍贷的创始人张俊，当时，Lending Club和美国的监管机构的拉锯战刚刚告一段落，中国也没有类似的公司，这让胡丹觉得拍拍贷“好像不是太合规”。他递交了一份报告，但并没有投资。

不过红杉最终还是成为了拍拍贷的股东。2011年前后，胡丹又收到了好几封来自拍拍贷寻求融资的邮件，2012年的十月，红杉完成了对拍拍贷的A轮投资，另一家线上信贷公司宜信也拿到了IDG和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基金的注资，中国的P2P网贷到了潮起前夜。

胡丹依旧对这样的业务保持着谨慎态度，他告诉张俊，“千万不要做大规模的PR，现在这个阶段没人知道你合不合法。”

然而“先上车后补票”在当时已然成为了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风潮，大量的P2P平台在2012年前后轮番上线，并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担保和兜底模式。胡丹又看到了类似随手记和挖财这样的公司，2013年底，51信用卡拿到了SIG、清流资本和华映资本A轮融资，这让胡丹多少有些英雄气短，他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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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算法，像量化投资那样放贷款

在斯坦福期间，Capital One的创始人瑞奇费尔班克曾作为校友来学校演讲，这家公司运用统计学模型为很多被传统银行拒绝的细分用户进行信审并提供信用卡服务，在之后20年时间里，Capital One变成了美国第二大信用卡公司。

到了红杉工作之后，胡丹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去用数学方法做风险投资。2011年真格基金成立的时候，胡丹认识了创始人徐小平，他和徐小平曾经有过一次实验——他们把真格基金的被投公司拎出来，在拆分出诸如创始人性别、学历背景、平均年龄这样的因素，希望能推导出一个类似的模型，但无疾而终。

胡丹相信像沈南鹏和Yuri Milner的投资方法注定只属于他们自己，别人很难学会，但这个小实验给了他另一种启发，他可以用类似数学模型的方式去发放贷款，就像Capital One那样。

他不指望像西蒙斯那样带着一群数学家接管华尔街的量化投资，他觉得没有央行征信记录的八亿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尽管胡丹不太确定徐小平有没有理解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但真格基金还是给了他一笔天使投资，徐小平和王强也作为个人投资者加入。2014年，红杉资本和策源创投一起参与了买单侠1500 万美元的A轮融资。

同一时间，分期乐和趣分期相继成立，从Capital One回国的创业者做起了最初的现金贷，互联网理财和消费金融开始在年轻人群体里变的流行，小米、魅族和苹果轮番搅动着手机市场。

胡丹的客户是那些在三四线城市工作、月收入不足 5000 元的年轻蓝领，这些人有足够的消费欲望，却没有足够的信用卡额度。买单侠与手机零售店合作，为这些人提供小额的消费分期贷款，他们的信息、数据和行为都会被传送到系统后台，再经由算法匹配一个合适的授信额度。

当时，胡丹也不知道怎么向投资人解释这样的业务模式，他只说自己的公司在做消费金融。两年之后，人们开始把这些业务称为“金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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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蓝领，用技术与理性控制风险

“一个人为了借钱而去借钱的时候，他的风险就天然的高。”胡丹说。

为了确保用户借钱是来买手机的，只有通过扫合作门店营业员出示的二维码，顾客才能下载可以使用的买单侠 App。客户在App上填写、提交资料，后台进行自动化审核，2.8 分钟左右可以出评估结果，如果通过了，钱会立刻到账。

评估的过程极端复杂，除了常规的反欺诈流程，申请人在拍照上传和填表时的很多行为数据（拍照耗时、用左手还是右手拍、选择贷款金额花了多长时间等等）和他们的社交数据也是重要的考核维度，他们光从用户的社交数据和手机端行为数据上就会采集5000-10000个维度进行建模。

“如果一个人在借钱的时候一下把额度条拉到最高，那么他的风险就更高。因为一般人借钱的时候总会想想自己需要借多少钱，能不能还得上。或者是让用户填亲属之外的联系人，如果马上就填好了一个号码，那可能就是假的，正常情况下总要查查朋友的电话号码。”胡丹说。

门店的历史数据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如果一个店员推荐的订单坏账率出奇的高，那么之后他经手的客户可能就得多分配几道审核程序。数据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包括年龄、性别、出生地这些基础数据往往也能体现出一类人群的风险水平。

在完成A轮融资时，买单侠同时获得了一笔红杉和策源资本的贷款，这成为他们初期宝贵的资金来源——在没有业务记录的情况下，银行和P2P公司不太愿意把钱拆借给买单侠。当时，同样缺少资金的分期乐不得不上线桔子理财来解决资金端的问题。

依靠这些启动资金，买单侠的借款用户在今年达到了300万，用户的平均授信额度在2500元左右，12个月上下的贷款周期，月利息为3%。期间买单侠的技术与风控团队扩充到了300多人，风险控制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了很多。

低频的消费场景和对风险的敏感让买单侠在过去几年里牺牲了一些发展速度，买单侠上线了优质用户的二次现金贷业务来解决复购问题——他们会为部分申请过3C消费贷款的客户提供不超过15000元的授信额度，胡丹称这部分人的比例大概在60%左右。

同一时间，买单侠获得了京东金融、顺为资本等的C轮融资，他们历史总融资额已经达到了8697万美元。按照胡丹的说法，京东希望能够通过投资触及更多体系外的用户，再去拓展相应的金融场景。去年9月，他们上线了针对医美整形市场的消费金融产品“星计划”。

同一时间，同一条赛道上的老牌对手捷信在成立20年后依然保持着可观的增长，最新的财报数据显示，捷信2017上半年利润达到1.33亿欧元（约合10.35亿人民币），相比去年的5900万欧元（约合4.6亿人民币）增长125%。而中国已经成为捷信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今年上半年，捷信在中国的放贷规模同比增长了149%。

蚂蚁花呗和京东白条这样的产品则可以无缝嵌入体系内的各个场景，创业公司面临着天然的劣势。

监管同样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个体事件很容易成为舆论焦点，进而传导到政策条文，校园贷、P2P都曾遭到监管重压，而消费金融和现金贷的一些乱象也已经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

“乱象一定是少数的，监管介入之后，暴力催收、侵犯隐私这样的现象应该都会遏制。”胡丹说。

离开红杉4年之后，胡丹心中的“中国版Mint”51信用卡完成七轮融资，成为新晋独角兽，拍拍贷也到了IPO的前夕，Capital One的影子深入到了陆金所、量化派、融360这些中国追随者的业务与技术中。

个人消费金融在几年间从荒蛮之地变成了巨头竞逐的新蓝海，银行开始重新拥抱零售业务，蚂蚁金服和微粒贷动作频频，拿下万亿蓝领金融市场的会是胡丹还是另有其人，时间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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