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之战”中的民建

七十年前的今天，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为渡江出师“定名”，成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表宣言，积极投身于增产节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参与慰问前线……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刚刚步入新中国的中国民主党派，从道义上、物质上、精神上等诸多方面，声援和支援这一伟大战争。

民建组织广大会员及所联系的工商界群众，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给予了有力支援和支持。民建北京市分会也积极行动，贡献了重要力量。（点击阅读：北京民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学习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传承和发扬民建先贤们深深的爱国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

01出师有名“志愿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抗美援朝的决策确定后，即着手研究以什么名义出兵。如果公开宣布派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参战，等于公开向美国宣战。为此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进行商议，周恩来提出能否用“支援军”这个名称，其意就是支援朝鲜人民。但对于出国作战，毛泽东是慎之又慎的，他说，还要再与民主党派协商，请贤智民主人士来“献词定名”。

黄炎培

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协商，这不仅是对民主人士的尊重，更是《共同纲领》的规定。广泛征求意见的“定名函”，迅速传至各民主党派，这是一件“急迫”事。仅半天时间，一向以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而著称的民建领导人黄炎培来到了中南海。

毛泽东、周恩来，热情迎接这位多年的老熟人、老朋友。轻松的寒暄后，马上进入正题。黄炎培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打这个不好打的仗，应该怎么打？有了一个正义之名，仗就好打喽！”

周恩来说：“我们初拟了一个名字，把这次跨江作战的部队叫支援军，就是支援朝鲜人民，支持人民的正义。”

黄炎培听后，摆摆手说：“支援军，妥切吗？我看这个叫法或是称谓，还是师出无名！”直率地否定“支援军”这个名称，是黄炎培秉性使然。他一向对事不对人，在好多大问题上，正是他的诤诤之言，让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黄炎培接着说：“支援军，顾名思义，就是派遣出去的，那是谁派出去支援的？是国家派出的，那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已经公开向美国宣战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那这个出兵之名，就需再考量。这个名字一打出来，一亮相，不用解释，全世界人民一看就懂，这是一支出师有名的部队，是为和平、为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正义之师！所以支援军这个名字，我看要改成‘志愿军’，当为妥切、当为最好。”

毛泽东完全听懂听明白了黄炎培的意思。于是，他从笔筒里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将电讯稿上的“支援军”用蓝色划掉，随后用红色改为“志愿军”，并对黄炎培说：“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我们的人民志愿是去帮朝鲜人民的，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周恩来赞同地说：“‘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来自各国的志愿兵。”

在抗美援朝初战胜利后的11月2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于是，世界战争史上，便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

02成立抗美援朝总会

美国出兵朝鲜，并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这一霸凌行径打断了新中国完成统一的进程，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义愤。

1950年8月1日，首都各界4万余人在故宫太和门广场集会

1950年8月1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和朝鲜，在北京故宫太和门广场举行了群众示威大会。会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主席郭沫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黄炎培、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代表林铿生等相继发表了演说。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中国致公党中常委陈演生、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等发表了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地区）、朝鲜的书面演说。

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民建总会及各地方组织纷纷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教育活动，以各种形式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破除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迷障，调动和鼓舞广大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李烛尘

11月30日，李烛尘、毕鸣岐、朱继圣率领天津工商界4万多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并致电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天津工商界：“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傅华亭

刘一峰

浦洁修

12月9日，傅华亭、刘一峰、浦洁修等率领北京市工商界5万多人，举行庆祝平壤解放、反对美帝侵略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由各行业负责人高举门旗作为先导，从先农坛出发经前门箭楼后分为东西两路，沿途振臂高呼、情绪激昂。12月16日，胡厥文、郭棣活、刘鸿生、吴蕴初、荣毅仁、刘靖基等率领上海工商界15万人举行抗美援朝示威大游行。荣毅仁手擎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沈阳、西安、武汉、成都、广州、济南、重庆、郑州、福州、长沙、无锡、开封等地工商界也相继组织了抗美援朝大游行。据21个市的不完全统计，仅在12月份就有70多万人参加，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

03发表联合宣言

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隆重发布。这份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落款顺序）联合发表的宣言，开宗明义：“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宣言最后严正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联合宣言发表后，各民主党派召开的中央会议，都确定了把抗美援朝作为各党派当时的中心任务，并即时发出号召，全身投入，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在民主建国会总会扩大会议上，民建中央副主委章乃器作《全国工商界团结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报告中指出“工商界在运动中的基本任务是疏通物资、稳定市场、发展生产、巩固经济、踊跃纳税、保障供给，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会议期间，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做了政治经济政策、统一战线、劳资关系的报告，引导工商界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团结全国工商界，为粉碎美帝侵略而奋斗。

在此期间，民建总会发出了《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宣教要点》，号召各级组织“把所有进步分子都动员起来，集体讨论，分头工作，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和演讲会，把现在落后的人们逐渐提高，提高到自己一样的政治水平”。

成立一年多的民建北京市分会坚决响应中共中央、民建中央的号召，围绕抗美援朝，积极开展工作。11月7日，举行首都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大会提出五项爱国公约：①为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贡献力量；②坚定立场，严防敌特，不信谣言；③加紧生产，促进物资交流；④保证做到不囤积、不倒把、继续稳定物价；⑤不套用资金，不扰乱金融。

12月9日， 民建北京市分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举行大会，联合发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会上，首都工商界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皮手套2100副、棉手套110副、毛背心400件、毛巾9666条、袜子1029双、慰问袋50个，其它物品约244件。

04捐献飞机大炮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李烛尘担任民建总会抗美援朝运动捐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发动天津工商界捐款1500亿元(旧币)、购买飞机100架，自己还为首批入朝的近三十万志愿军将士每人捐赠毛巾一条、茶缸一个

捐献活动开始后，民建率先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号召工商界踊跃捐献。在民建中央号召下，民建会员与各地工商业界积极行动起来。

民建会员朱继圣 （仁立公司总经理、民建天津市委会员）和凌其峻（仁立公司副总经理、民建北京市分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在仁立公司全体员工的倡导和支持下，代表仁立公司捐献飞机一架，“仁立号”成为第一架捐献的飞机，此举在全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

1951年7月28日，民建北京市分会正式成立“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凌其峻、傅华亭（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常委，第三、四届副主委，第五届主委，北平市唯一面粉厂总经理）等15人为委员。民建北京市分会要求广大会员积极响应民建总会提出的“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号召。

9月18日，傅华亭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广播大会上报告北京市工商界增产、捐献的情况，并表示在原捐献飞机31架的基础上再捐9架，共计40架。

广播大会一结束， 全市工商户纷纷行动起来，敲锣打鼓地前往银行缴纳捐款，仅3个小时就缴款236295万元（人民币数额为旧人民币，1万元为新人民币1元）。至12月捐款额达648亿多元，购买43架喷气式战斗机还有余。增产捐献活动表现了广大会员及其联系的工商业者的爱国热忱。

这场轰轰烈烈的捐献活动中，天津工商界捐献战斗机38架、现金29亿元（旧币）；上海工商界捐献战斗机404架，其中民建成员捐献179架；武汉工商界捐献战斗机44架；成都工商界捐献飞机4架；济南、青岛工商界捐献战斗机34架；福州工商界捐献飞机8架。其他城市的工商界也都积极投入捐献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一些民建会员带领所在行业公会的同仁，积极捐献飞机大炮，如在新药业同业公会的王敏生等。

05参与慰问、舍家为国

在战争中和停战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三次组织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转达中国人民的关怀和敬意。

胡厥文、胡子昂、章乃器，民建北京市分会的孙孚凌、莫艺昌、隋经仁、凌其峻等先后赴朝，到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慰问志愿军。归国以后，他们向各界人士报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搞好生产，支援抗美援朝运动。还有不少民建会员及其亲属参军赴朝作战。胡厥文、胡子昂、吴蕴初等亲送子女奔赴前线。

一系列支援和支持鼓舞了前方将士的英勇气概，鼓舞了国内人民的建设热情。在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之战中，在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浪潮影响下，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共产党同行，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来源：综合《人民政协报》、民建中央网站、《忆往追昔话民建》第一辑等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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