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人的惊天叛国海外大逃亡，99.99%概率是死，但他却成了那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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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observation
时政丨民生丨文化
《肖申克的救赎》中，
蒙冤入狱的男主角安迪，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
用一本圣经，
一张性感女星海报做掩饰，
再用一把石锤，
凿出一条500米的污秽秘道，
之后逃出生天。
他用整整19年时间，
凿通了自己的下半生，
完成了自我救赎，
做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壮举。
而有一位中国人，
和男主角安迪如出一辙，
也完成了自我拯救，
从产生念头到决定逃出国门，
他仅仅只用了十分钟，
而他成功逃离的概率也仅仅只有0.01%！
他是邓小平的俄语翻译，
是朱镕基一直关注的专栏作家，
是德国汉堡大学知名学者，
曾用中、德、英、意，俄等，
多国语言出版著作，
并编译了德文版《鲁迅选集》，
是世界闻名的文化交流使者。
他也是文革中的溺水者，
一个孤注一掷、绝地求生的亡命徒，
是中国最著名也最幸运的“叛国者”……
他，就是关愚谦
1931年2月，关愚谦生于广州凤凰村，
父亲是岭南大学的老师，
母亲出身书香门弟，
是孔子弟子言堰之后裔，
对子女循循善诱，言传身教，
使他和哥哥姐姐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这个家庭虽充满书香气，却极端拮据，
打小他就饱受饿肚子的痛苦。
再加上当时中国内忧外患，
他的童年是在逃难和炮火声中度过的，
对“丧家之辱，亡国之恨”感受深刻。
他跟家人四处漂泊，最后才辗转到上海，
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芳济中学，
1945年转入上海市西中学。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他进入外交部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
攻读英文，后转为俄文。
22岁时，由于国家急需外语人才，
表现出色的他就被提前毕业分配到，
中央财政部苏联专家工作室工作，
任中央领导人和苏联专家之间的俄文翻译，
他曾为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做过翻译，
业余时间，他还翻译了数本，
俄国的经济专业书和俄国文学著作，
是个充满了才气，并被领导看重的有为青年。
25岁，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全国展开整风运动，
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
所有人都清楚，所谓的“提意见”，
要提得有分寸，不能太露骨。
只有他，老老实实地，
毫无保留地把所有意见统统说了出来，
说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劝都劝不住，停都停不下来！
结果就是：他受到轮番批判，
政治上还被定性为中右分子……
祸从口出，两年后，
他就从云端跌入谷底，
被“充军”到青海进行改造，
在《青海画报》社当一名摄影记者。
1959年，中国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他被翻旧账，再次被送到更偏远的荒山僻岭，
湟源县日月山山顶劳动。
可他意志坚定，硬是凭毅力闯了出去，
1960年《青海日报》聘请他当记者，
他回到大城市西宁，过上安稳日子。
倒霉的是，第二年，
因为中国大闹“灾荒”青海粮食紧缺，
青海省委就抽调他，
到生活条件极端艰苦的青海湖捕鱼，
他好几次差点被活活饿死，
身体也被折磨得半身浮肿，百病缠身。
直到1962年，他才被调回北京，
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你以为他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
其实他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
犯过错的他再次被卷入政治浪潮，
成了重点斗争对象，每天被批被斗，
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1968年2月，
他再次被勒令独自留在办公室写检查，
等待群众批判。
他心想这次彻底完蛋了，
不知道等待他的究竟是，
上百次的批斗，还是再发配边疆。
一想到这些没有尊严的生活，
他就心惊肉跳，
再想到落井下石揭发他，
写他大字报，要求和他离婚的妻子，
越想越绝望，万念俱灰下，
开始翻办公桌抽屉，
找剃须刀片准备割腕自杀，
结果先进入他视线的不是刀片，
而是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
因为平常工作中，
中国外宾出入境手续都是经由他负责办理，
所以外宾的护照都集中在他手上。
放在最上面的那本，
是日本人西园寺一晃的护照。
西园寺一晃
西园寺一晃的父亲西园寺公一，
是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宾，
被周恩来赞誉为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
被中国政府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西园寺公一和毛泽东
关愚谦翻开护照一看，
护照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
他越看越觉得长得跟自己很像，
更绝的是，护照里竟还有，
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他异想天开，想到冒名顶替，
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响起：
“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这里不适合你，不是你待的地方。
走吧！走吧！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而这也是死路一条啊，
99.99%的概率会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
仅有0.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
而他仅用10分钟就做出了决定：
留下来无尊严，生不如死，
冒名出逃被发现是死，
搏一把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决定选择赌那0.01%，
不自由，毋宁死！
当时已是下午三点多，
他拨通民航订票处的电话，
谎称日本外宾临时决定第二天要出国，
要求对方以最快速度订一张国际航班机票。
民航订票处原本一口回绝，
一听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
立即想方设法在6点下班前为他弄到票。
他瘫坐在椅子上，拿起杯子，
喝了口里面剩的冷茶，
使劲咬了咬食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
接着，他开始像平时做工作计划那样，
有条不紊地写下了要办的事：
1.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
2.到财务科领支票；
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
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
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
5.准备简单的行装。
可一个持日本护照，
却不会说一句日语的冒牌货，
如何突破重重关卡呢？
他自己也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思议。
在骑虎难下的境遇下，
他还是硬着头皮把10分钟内，
仓促选择的不归路继续走了下去。
他赶在下班前骑车到了公安局，
谎称外宾出境申请表已经填好了，
却忘在办公室，明天一早就补过来，
经过他一番巧舌如簧，
在忘带出境申请表的不利情况下，
他让外事警察为他盖上了出境章。
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单位财务科领支票，
他在心里祷告，千万别撞上难缠的王科长，
这王科长是他的死对头，
到处抓他把柄准备斗他。
谁知冤家路窄，刚进门，
王科长也到了，他暗暗叫苦，
可这次王科长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他就扭头走了，
他心中一阵暗喜，
因为只要王科长稍加核对，
他的马脚就会露出。
科长一走，他就立即逮着机会，
抓着不明就里的出纳开出了支票。
取机票的事也很顺利，
他甚至还挤出了点时间，
去储蓄所提取了两百元钱以备急需。
巧合接二连三地出现，
他就像被开了绿灯，畅通无阻。
平常至少3天才能办好的事，
那天他仅用3个小时就办完了。
当晚回到家，
看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
他强颜欢笑，心情却十分沉重。
从前耻于撒谎的他再次撒了谎，
他哄母亲去姐姐家住，
打发妻子带儿子去亲戚家借住几天，
安顿好了一切。
那夜他辗转反侧，迟迟未能入眠，
夜深人静时，他悄悄掏出护照，
细细审视起来，这一次，
他越看越觉得照片里的人跟他不像。
于是他把原本的照片揭下来，
换上自己的照片，还用指甲在照片上，
掐了个钢印的轮廓。
第二天，他到了机场。
行李很简单，只有一把母亲送给他，
当生日礼物的小提琴，
四卷本《毛泽东选集》
和一本《毛主席语录》。
因为发生过，
“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事的荒唐事，
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
候机大厅一片冷清。
他一现身，
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海关检察员小金，
大老远地就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小关，送外宾啊！”
当时他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他决定赌一赌小金不会开箱检查。
于是强装镇定，将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
随意地答道：“是啊，西公的儿子出国。”
小金一听，二话没说，
就在他的行李单上盖“免检放行”的戳子。
临了小金还调皮地挤了挤眼睛：
“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
可这仅仅是第一道关卡，
接下去就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
如果是他熟悉的老刘值班，
那他肯定会被认出，
可碰巧的是，那天值班的，
却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
从未和他打过照面，他把护照交给他后，
从容地到地下室厕所，脱下制服，
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
不一会，从厕所里走出一个，
穿西装、打领带、戴黑框眼镜，
还挂着一个北京防风沙常用的，
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那天偌大的外宾候机室，
只坐着他一个人，还是个假洋鬼子。
一直等到飞机起飞前十分钟，
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
他快崩溃了，
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
他就故意往出口跑，
这样军警会当场向他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
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
终于边境警察来找他了，
可来人却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
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
老刘直直走过来，他彻底吓傻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
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
他心里一凉，等待“死刑”的到来。
直到老刘用英文问他，
这是不是他的护照时，
他才恢复淡定，
原来老刘竟然没认出他来。
他竭尽全力控制住颤抖的声音，
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
再次幸运地化险为夷。
他就像有主角光环一样，
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下躲过重重难关。
现在，他终于到了最后的一关，
——登机口。
出了登机口，外面便是自由天地，
可这次他还能跟之前一样走运吗？
三个登机口门边，
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
这些女孩子他几乎都认识，
每次送外宾时，他都和她们开玩笑，
她们中间任何一个认出他来，
喊他一声“小关”，就前功尽弃了。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可他又不敢硬闯，在原地犹豫不决，
就在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
广播突然响起：
“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
请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
女服务员们很快都撤了，
登记口无人把守，
他迅速抓住这个天赐良机穿过登机口，
气喘吁吁跑上停机坪上的小型客机。
随后飞机起飞了，
离开之时，天色已暗，
可他却觉得眼前一片光明。
他瞒天过海，绝处逢生，
把一个不可能的赌注，
演绎成百分之百的奇迹。
他激动万分，无法平静，
甚至想放声高唱。
脑海里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每当他回想这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
他都觉得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
他甚至怀疑，
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他。
二十多年后，他和老刘在机场再次重逢，
很认真地问过老刘，可老刘否认了，
他的运气果真逆天！
计划这次惊天逃亡时，
当时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
他凭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
明智地选择飞埃及，
法国当时已和中国建交，
极有可能他一落地就当即被遣返。
而埃及那时和中国还尚未建交。
国界这人造之物，
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
也为人类的自由而死。
在飞机上，惊魂过后的他，
想起自己的家人，他知道自己出逃，
会给家人带去怎样万劫不复的灾难，
苍老的母亲，年幼的儿子，
还有仍遭受折磨的父亲，
想着想着，他就心如刀割，
突然难以自抑地失声痛哭起来。
邻座的好心乘客非但没觉得他怪，
还特意起身安慰他，
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后，
他坦诚地说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
这位好心乘客得知他身无分文时，
便决定要帮助他。
落地后，他们把他带到苏联大使馆，
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他。
苏联作家听说他的遭遇后，深表同情，
给他安排了临时在埃及的居所。
安定后的他，准备在埃及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预想中的否极泰来却未如期而至。
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他。
原来苏联大使馆透露了他的行踪，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
已经开始四处搜寻他的藏身之处。
埃及警察得知后，便抢先找到他把他带走。
虽然他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
可埃及政府不愿因他把两国关系闹僵，
决定把他送到一个既安全，
又鲜为人知的地方。
而这个安全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
就在他认为出狱遥遥无期时，
一年后转机却突如其来，埃及当局通知他，
中国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
埃及当局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
跟他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去美国。
没想到他一口拒绝：
"不！我不去美国！美国是帝国主义!
美国派兵打朝鲜、打越南，
对我们中国进行经济封锁！"
埃及当局又劝他去苏联，
他又郑重宣告："我也不去苏联！”
他还记得那场差点让中共毁灭的中苏论战。
去国未敢忘忧国，
在他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
但骨子里是爱国的，
不愿意做任何背叛中国的行为，
虽流亡在外，
可他坚持他背叛的是黑暗势力，
而不是民族大义。
当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
在那场文化浩劫中蒙难，
或自杀或迫害致死，
只有他和音乐家马思聪逃了出来，
同是天涯沦落人，本该惺惺相惜，
可他看不起逃到美国的马思聪，
马思聪一到美国就召开新闻发布会，
四处宣告自己脱离了中国，
马思聪的行为，让他感到厌恶。
他就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
于是他见了瑞士、瑞典等大使馆官员，
等来的消息却是失望接着失望，
第一国答复"爱莫能助"，
第二国答复"爱莫能助"，
第三国答复，也是"爱莫能助"。
等了五个多月，
仍没有他心中理想的国家愿接收他。
无国籍，无自由，也无人理，
希望破灭，生命归零，
此时的沮丧已无以复加，
他甚至动了誓死回中国的念头，
哪怕回去后等待他的是枪子儿。
就在万念俱灰之际，
这个上帝的宠儿再次交上了好运。
德国同意他暂时的滞留，
几近波折的他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容身之国。
他到德国后，
首先面临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
由于不懂德语，自己的文学长处无处发挥，
已到不惑之年的他，
不得不去码头扛钢筋，去亚洲饭馆端盘子。
而最令他感到煎熬的，
是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
他常常用那把母亲送的小提琴，
拉一曲自己改编过的《二泉映月》，
悲戚的旋律，道尽了辛酸苦楚，
故乡，成了他触碰不到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