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清泉：会计选择与证券审核监管
本文摘自《当代会计评论》2018年第11卷第2辑
作者：辛清泉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离娄上》
在全球证券市场监管实践中，会计数字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公司和监管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为劣质公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在面临监管时，企业会计选择的目的也有可能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增进企业价值。
房地产上市公司嘉凯城（股票代码000918.SZ）在2016年宣告将投资性房地产核算方法由成本计量模式改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由此导致其当年净利润增加2.9亿元。那么，这一会计选择体现的是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是降低契约成本的考虑呢？由于嘉凯城在2015年业绩亏损，如果2016年业绩依然亏损，则其将面临特别处理（special treatment，*ST），这将给公司未来一系列的商业交易带来风险和成本。在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通过会计选择避免ST，降低了监管成本及由此导致的衍生成本，符合契约各方利益，事实上有助于增进企业价值。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审核监管导致的会计信息特征及其变迁？在这篇题为“会计选择与证券审核监管”的论文中，辛清泉教授尝试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引入监管能力和监管问责激励，讨论证券审核监管如何型塑会计选择。
以下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一、会计选择的三种理论解释
作者将会计选择定义为公司管理层主动对报告的会计数字进行管理的行为，包括会计政策选择（如存货计价方法、建造合同核算方法）、会计估计选择（如资产减值、研发费用资本化）及是否如实报告会计数字等方面。同时介绍了会计选择背后存在三种理论解释，分别是有效签约观、机会主义观和信息传递观。
有效签约观认为会计选择的主要目的是最小化不同签约方的冲突，降低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代理成本），由此增加企业价值。
会计选择的机会主义观是指管理层通过会计选择，以牺牲他人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会计选择的信息传递观，主要是指管理层通过会计选择，将其私下拥有的有关公司未来现金流的信息传递给外部使用者。
上述三种会计选择的理论解释，主要是基于非管制环境下的一种讨论。作者则以此为基础，在监管成本和监管问责激励框架内讨论会计选择问题。同时，也不能忽略监管成本和监管问责激励又受到更基础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政策的影响。
二、会计信息在证券审核监管中的作用
会计数字（财务报告）是降低交易合约中衡量成本的重要工具。因此，会计数字在各国证券监管中均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在证券审核监管实践中，经常设置会计数字明线门槛？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同监管成本有关。整齐划一的数字门槛降低了现有制度约束下监管部门的审核成本。事实上，各类有关考核评价的制度设计中，同样经常出现明线的业绩指标。例如，学者申请教授职称或终身教职时，一般都会有在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要求。
三、证券审核监管如何型塑会计选择？一个分析框架
给定公司和监管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会计数字在证券监管中的作用，劣质公司提交证券发行申请时，可能操纵会计数字，增加通过审核的概率，或者提高证券发行价格。然而，理性的监管者能预期到公司的机会主义会计选择行为，并将其体现在审核监管之中。并且，监管者解读财务报告的能力和激励越强，公司进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约束就会越紧。但是，只要监管者解读财务报告存在正的成本，且盈余管理之于管理层能带来正的效益，则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简言之，盈余管理程度是监管（解读）成本和盈余管理效益联合确定的均衡解（如下图）。
当监管者解读公司财务报表的能力或监管问责激励不足时（监管成本是H），均衡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是B。如果监管成本曲线向左移动到L，则均衡的盈余管理程度下降到A。要使这种情形发生，一是要提高监管者解读财务报表的能力；二是要增强监管者的监管问责激励。
下图则是将以上模型进行分类简化，并总结了证券审核监管型塑会计选择的逻辑结构：
首先，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和问责激励均不足时，以致没有办法直接获取证券审核监管所需要的信息，证券监管可能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方式迂回处理信息问题。此时，会计数字需要符合形式上的达标要求，但并不是证券监管审核的重心，导致会计选择的空间较大，质量较低。
其次，随着监管问责的增强，会提升审核否决的概率，同时证券审核的重心会转向“硬信息”而弱化“软信息”。传导到会计信息特征方面，证券审核监管会更强调会计数字的（外部）可验证性和稳健性，会计选择（特别是导致盈余向上的会计选择）的空间将会被压缩。
最后，如果监管层解读财务报告的能力很强，且监管问责激励也非常有效，此时监管成本已经较低，通过会计选择降低监管成本方面的作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准则不应该对会计选择做出过于严格的约束，应该充分让公司通过会计选择传递有助于外部使用者预测公司未来现金流的私有信息。
四、结语
Laffont（2005）的研究指出，有限的监管能力、有限的监管问责、有限的监管承诺和有限的财政效率是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的四个关键的制度缺陷。通过引入监管能力和监管问责激励，文章丰富了会计与监管领域的理论阐述，并可以通过未来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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