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分享 | CEO自恋与公司审计费用

出品@会计学术联盟(ID：KJXSLM) ,财会前沿跟踪栏目，CEO自恋专题；来源：南审学术期刊公众号

CEO自恋与公司审计费用

[摘要]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和检验了CEO自恋如何影响公司审计收费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CEO自恋程度越高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且CEO自恋主要通过影响公司战略差异进而影响审计收费。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和董事会监督较弱的公司中更显著。研究结果不仅为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前置动因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从人格特征维度补充和深化了高阶理论研究。

［关键词］CEO；自恋；审计费用；机构投资者持股；董事会监督；战略差异；企业决策；审计风险

一、 引言

       公司审计费用的前置动因一直是审计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公司外部约束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以及CEO个体背景特征等对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既有研究集中于媒体关注、分析师预测、社会关系等对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在内部治理方面，学者们关注了高管权力、CEO薪酬、员工持股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CEO个体背景特征（如性别、年龄、学历、任期等）对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

      这些研究为理解公司审计费用的前置动因提供了有价值的解释。但事实上，除了上述内外部治理因素的影响外，公司审计费用与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密切相关，而审计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CEO决策行为的影响。心理学实验表明，个体决策行为往往会受到其心理特质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CEO心理特质出发来理解企业审计费用的前置动因问题。

       在现代企业中，CEO处于公司科层组织结构体系的顶端，是企业战略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CEO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会直接影响其做出的企业决策。在CEO个性与组织发展的研究中，自恋作为一种反映个体过度自信并极度渴求权力和赞赏的人格特征，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性结论，如纪炀等的研究认为自恋型的CEO有更高的风险承担魄力，从而有利于组织创新，而Foster和Trimm的研究则认为CEO自恋对组织发展具有破坏性影响，其风险偏好更高，在做决策时更喜欢冒险或存在更多的财务欺诈行为，对组织的经济后果具有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也有研究认为，自恋型CEO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可见，虽然关于自恋型CEO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关于自恋型CEO如何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文献尚不多见。同时，现有关于CEO自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情境展开的，可能存在变量测量方面的噪音和瑕疵。且囿于概念模糊性、数据可得性等因素，国内关于CEO自恋的文献较为零散，尚处于概念引入和思辨研究阶段，系统性的研究体系和实证分析相对缺乏。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将采用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恋型CEO是如何影响公司审计费用的，其作用边界和作用机理是什么。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一是拟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剖析我国资本市场中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内在联系，将CEO个体特征聚焦到自恋这一“隐性”特征层面，从人格特征角度补充和丰富关于CEO自恋研究的文献，从实证方面提供CEO自恋对审计费用影响的经验证据。二是将进一步剖析CEO自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这有助于拓展对CEO自恋影响机制的理解和对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的认识。三是中国与欧美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各自对CEO自恋和管理风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若完全挪用西方的测量方法，易造成概念边界的不一致，因此，本文将使用较为新颖的视频打分法对中国公司的CEO自恋进行自恋调查，这有助于为后续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可靠借鉴的测量方法。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CEO自恋与审计费用

       高阶梯队理论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认为异质性的领导者会做出不同的企业决策行为。自恋的CEO通常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并且总能展现出一种有效领导者的形象；二是高度在意他人的关注与崇拜，当无法获得外部激励时还会采取极端方式以满足高度膨胀的自我观；三是控制欲强，希望能掌控一切。这些特质会导致自恋的CEO更有可能做出与常规企业差异度较高的战略决策。而高度差异化的战略决策会使得审计师在对公司进行审计时耗费更多的资源投入和面临更高的审计风险。因此，会计师事务所会索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作为对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的补偿，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从CEO自恋影响审计风险的角度来看：自恋的CEO更喜欢向外界展示自己，会倾向于选择具有差异性的战略行动，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导致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较高。现有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较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财务报告重大错报风险。因为差异化的战略决策通常会引起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战略发展的需要，但这容易引发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出现混乱，加剧内部控制风险，同时，也会增加公司利润和现金流的分布情况以及会计计量的复杂性，从而增加审计失败的风险。因此，为了弥补因减少风险而额外付出的工作量，审计师会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作为补偿。

       其二，从CEO自恋影响审计投入的角度来看：审计成本逐年降低必须以公司环境基本稳定和对某个客户持续审计为前提。当战略变化时，审计师需要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分析这种变化的影响，以及判断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仍然有效。如前文所述，CEO自恋更有可能导致企业战略差异性较高，而较高的战略差异度提高了企业业务复杂程度，这使得审计师难以参照对常规企业的审计经验对其进行判断。为此，审计师为了降低审计失败带来的诉讼风险和声誉风险，便会投入更多的审计时间和精力以出具公允合理的审计报告，如做额外的审计工作、委派更有经验的审计师、增加更多的审计程序等，即更明显的表现是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来弥补审计风险的提高。

       综上所述，CEO自恋会导致企业战略差异度较高，这增加了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和审计投入，为此会计师事务所会增加审计费用作为对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的补偿。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EO自恋程度越高的公司审计费用越高。

     （二）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效应

       近年来，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公司治理要素。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会随着其持股比例的扩大而不断加强，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其越有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治理，并会促使企业聘请规模较大、声誉较好的会计师事务所。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审计质量，为企业构建了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有助于对自恋型CEO的风险行为形成有效制约。

       首先，机构投资者投资目光长远，关注的是企业的长期价值而非短期收益，因此具有较强的动机和意愿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如Fung等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能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通过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来缓解公司内部委托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其次，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越高，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和监督力度越大，对CEO的风险决策行为起着有效的纠正作用，进而对持股企业的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相较于个体投资者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更专业的业务分析能力和信息捕捉能力，能纠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CEO决策偏差，进一步制约CEO的风险决策行为。即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可以降低上市企业的代理成本和审计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

       综上，机构投资者对CEO风险决策行为形成了有效制约，降低了对审计师所承担的审计风险和额外审计投入的补偿，进而降低了审计费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在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的公司中，CEO自恋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

     （三） 董事会监督的影响效应

       董事会监督作为公司治理的有效机制，代表股东监督高层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有助于约束高管的机会主义动机行为，以降低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在董事会监督作用下，CEO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促使CEO更多地实施有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决策，缓解CEO自恋对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

       此外，研究表明，董事会监督力度越大，对自恋型CEO的决策行为抑制作用越明显，CEO在决策中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即董事会能有效地减少CEO因其过高的自恋程度而产生的诸如短视自利、财务欺诈或盲目投资等风险决策行为，进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审计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审计师的审计工作量。同时，面对内部治理结构较完善的企业，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将面临越小的诉讼风险和声誉危机，所以企业被收取更高审计费用的可能性更小。由此可见，良好的董事会治理机制是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关键，能有效缓解CEO自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在董事会监督较弱的公司中，CEO自恋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更显著。

      （四） 战略差异度的中介作用

       如前文所述，CEO自恋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企业战略表现出较大差异的诱导因素。自恋会使CEO产生认知和行为偏差，自恋型CEO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有挑战性的工作，会不自觉地低估决策失败的概率并高估决策带来收益的可能性。因此，自恋型CEO所做的战略决策往往趋同度较低且差异化较大，这意味着企业在运营模式、资产结构和战略决策等方面与行业常规企业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增加了公司的业务复杂度，还提高了企业内控风险和决策风险，进而使得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也相应增加。

       究其原因，一方面，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与行业常规企业的业务相似度和信息可比性较低，当审计师在做审计判断时缺乏该企业以往的信息参考，所获取的信息有效性不足，这不仅增加了审计师的信息收集成本和信息分析成本，而且还增加了审计师评估难度。另一方面，审计师在感知到企业战略差异度所隐含的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会对审计风险产生影响时，为确保审计判断的准确性，会提供更谨慎的审计服务和增加更多的审计程序，最终表现为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作为成本补偿。

       依据上述逻辑，CEO自恋导致了企业较高的战略差异，这使得审计师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审计成本和承担更高的风险，进而提高企业的审计费用。因此，CEO自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可以视作是通过企业战略差异度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战略差异度在CEO自恋与公司审计费用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此基础上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初始样本中所有*ST、ST及金融保险类公司样本；（2）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3）剔除数据明显异常的公司样本。最终，我们得到1931个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本研究财务数据来源于CNRDS和CSMAR数据库，CEO自恋数据通过手工收集整理。

      （二）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审计费用（Lnaf），取当期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CEO自恋程度（Nar）。

       首先，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我们选择研究对象为A股上市公司的CEO，一是因为CEO是企业的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其个体特质势必会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二是作为公众人物，CEO的相关信息可直接从互联网中获取，具有较好的数据可获得性。

       其次，在自恋量表改进方面，我们试图修改成更适合中国上市公司CEO的自恋量表（NPI-16），见表1。因为，相比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传统文化，中国更提倡谦逊处事的文化，如量表“优越感/傲慢”一栏，我们修改为关注CEO是否为一个谦逊的人等。因此，我们参考Fung等、Zhu和Chen等16项自恋量表，并结合Emmons、乔朋华等的研究，将改善后的量表项目分为四个维度：①“权威/领导力”；②“优越感/傲慢”；③“自我崇拜/沉迷”；④“权欲/剥削”。四个维度分别有四个测量指标，具体是：①CEO接受采访和发表演说时，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我”与使用所有人称代词的比例（X1）；②CEO在其微博或者博客中原创内容的数量（X2）；③CEO在其微博或者博客中个人照片的数量（X3）；④公司主页新闻中有关CEO新闻报道数量占公司发布新闻数量的比例（X4）。并且，本文采用了Likert7级量表，由数值1至7对应“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再次，在数据收集方面，我们利用百度、360、搜狗等搜索引擎，手工收集了以上信息，并截取了5组与公司CEO相关的不同时长的视频（1—3分钟、3—5分钟、5—10分钟、10—30分钟以及30分钟以上）。并且考虑到观测员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疲倦现象以及需要保持视频资料的充足性，我们尽量将每位CEO的相关视频时长控制在5—10分钟。对以上4个测量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取加权平均值，用以衡量CEO自恋程度。

       最后，在数据信度方面，为保持最终得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我们对观测员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一是选取12名拥有人格评测经验的心理学学士。二是根据上述对于视频材料的要求，我们制定了评分样本以及严格的评分程序。按照制定后的评分程序，对观测员进行评分量表以及程序的培训，并给予他们一定的物质奖励以保证其工作积极性。三是完成培训之后，我们将12名观测员分为6组，每组2人，为确保观测员不受他人打分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观测员的专注度消耗，每名观测员都有自己独立的评分系统登录密码，对每一位管理者的评分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且所有的评分工作都要在两周内完成。四是为进一步确保评分结果不受观测人的主观影响，若出现组内两名观测员对同一管理者的评分差异大于总样本的标准差（SD>0.45），则安排另外一组的观测员对该名管理者进行再次观测评分；若只有一名观测员的评分与他人差异较大，则剔除此观测员的评分结果，对剩下观测员的评分结果取平均值作为管理者的自恋指数；若四名观测员的评分结果之间都有较大的差异，则我们会提供额外的关于此管理者的视频资料，让观测员进行重新评测，直至符合上述要求。

       3.调节变量。（1）机构投资者持股（Io），采用年度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进行测量；（2）董事会监督（Bs），用董事会会议频次、董事会委员会个数以及审计质量（公司是否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三个指标来衡量，最后用三个指标的标准化数据求平均数表示。

       4.中介变量。选取战略差异度（Std）作为中介变量。战略差异度的测量参考叶康涛等的研究[27]，首先，选取反映公司特征的六个指标：①广告和宣传投入（销售费用/营业收入）；②研发投入（无形资产净值/营业收入）；③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净额/员工人数）；④固定资产更新程度（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原值）；⑤管理费用投入（管理费用/营业收入）；⑥企业财务杠杆{(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权益账面价值}。其次，将这六个维度的指标分别减去同行业当年该指标的平均值，再除以该指标的标准差予以标准化，并取绝对值，我们由此便得到各企业在每一个战略维度上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程度。最后，我们对每个公司标准化后的六个战略指标取平均值，得到战略差异度指标（Std），该值越大，说明企业战略差异越大。

        5.控制变量。本文参考权小峰等[28]的研究方法，选取以下可能会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Ln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盈亏状态（Loss）、企业成长性（Growth）、流动比率（Quick）、存货和应收账款存货比重（Rip）、产权性质（State）。此外，为了避免宏观经济环境的时间变化趋势和行业异质性的干扰，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行业（Ind）和年份（Year）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审计费用（Lnaf）的均值为13.707，标准差0.662，表明样本中不同公司的审计师费用存在一定的差异；CEO自恋的均值为4.087，最大值为5.292，最小值2.938，表明样本中CEO普遍存在自恋现象，但自恋程度有所差异；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o）与董事会监督（Bs）的极值较大，表明样本中不同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和内控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其余变量情况见表3。

       另外，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此处从略）显示，CEO自恋程度与审计费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初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但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做回归分析。另外，本文进行VIF检验后，未经列示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在1.07~3.08范围内，均值为2.74，即VIF值远小于10，说明本文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可以作进一步检验。

     （二） 多元回归分析

       1. CEO自恋与审计费用

       本文采用OLS回归对假设H1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列（1）仅是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结果；列（2）是未控制年份和行业效应但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可以看出，以上CEO自恋（Nar）与审计费用（Lnaf）的估值系数均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列（3）是控制年份和行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后的结果，二者的估值系数为0.122，T值为4.749，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CEO自恋程度越高，其所在企业的审计费用也越高，假设H1得到支持。

       2.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影响

       为检验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是否会受到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首先，我们进行分组检验，将机构持股比例以中位数划分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组（Io=0）和高组（Io =1）。当Io =0时，CEO自恋（Nar）与审计费用（Lnaf）在1%水平上正向显著；当Io =1时，两者在10%水平上正向显著。且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CEO自恋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组中更显著。其次，我们用交乘项（Nar_x_Io）进行调节，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向调节了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0.007，P＜0.05），假设H2得到支持。

       3. 董事会监督对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影响

      同理，我们将董事会监督分为董事会监督强度低组（Bs=0）和高组（Bs=1）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当Bs=0时，CEO自恋（Nar）与审计费用（Lnaf）在1%水平上显著；当Bs=1时，两者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系数差异性检验发现，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在董事会监督强度低组中更显著。且交乘项（Nar_x_Bs）与审计费用（Lnaf）估值系数为-0.224，T值为-4.380，表明董事会监督负向调节了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假设H3得到支持。

        4． 战略差异度的中介作用

       本文借鉴Baron和Kenny、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法，检验CEO自恋程度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结果如表7所示。首先，表7列（1）中CEO自恋（Nar）与审计费用（Lnaf）显著正相关（0.122，P<0.01），满足了Baron 和 Kenny检验法的第一个要求。其次，列（2）中CEO自恋（Nar）与中介变量战略差异度（Std）显著正相关（0.042，P<0.01），满足了Baron 和 Kenny检验法的第二个要求。再次，列（3）在控制CEO自恋（Nar）的影响之后，战略差异度（Std）与审计费用（Lnaf）显著正相关（0.132，P<0.01），满足了Baron 和 Kenny检验法的第三个要求。最后，引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Nar）与因变量（Lnaf）之间依旧显著正相关（0.117，P<0.01），但两者相关性减弱了（0.117<0.122），说明战略差异度（Std）部分中介了CEO自恋（Nar）对审计费用（Lnaf）的影响。假设H4得到支持。

     （三） 稳健性检验

       在内生性方面，本文借鉴代昀昊等的研究[31]，选择可以衡量区域西方文化的虚拟变量殖民地（Colonies）作为CEO自恋的工具变量。若清朝末年，英国在该省份建立过殖民地或者租界，则公司总部位于该省份或直辖市的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发生时间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对公司审计费用影响较小，满足了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结果如表8列（1）、列（2）所示。

        在稳健性方面，一是更换自变量的测量方式。若大于样本Nar中位数，则Nar2赋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8列（3）所示。二是将因变量滞后一期加以控制。公司审计费用可能会受到上期审计情况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因变量（Lnaf）滞后一期作为新的控制变量（Lnaft-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8列（4）所示。

       本文通过以上稳健性检验发现，CEO自恋与审计费用依然显著正相关，其结论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五、 结论性评述

       本文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CEO自恋这一人格特征出发，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和检验了CEO自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CEO自恋程度越高的企业审计费用越高，且CEO自恋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战略差异进而影响企业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和董事会监督较弱的企业中更显著。

       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一是公司在遴选CEO时，不仅要考察候选人的个人素质和经营能力，也要考虑CEO的人格特质是否有利于企业目前的发展战略。公司既要合理规避其性格特征可能会对公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充分发挥其性格特点中的积极作用，使CEO的自恋特质与企业定位和战略选择偏好相匹配。二是公司应在不同情境下判断CEO自恋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并非所有自恋型的CEO对组织的影响都是破坏性的，在一定条件下，CEO自恋对企业的绩效也有积极作用。因此，CEO自恋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情境因素。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本文发现，战略差异度在CEO自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但由于研究的局限，可能存在其他中介机制本文尚未能全面考虑。二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作为企业的关键人物都对企业决策影响较大，但两者职位的差异使其决策偏好和影响是不一样的。本文仅考察了CEO自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但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董事长样本，有待进一步检验。

作者简介

许为宾（1982— ），男，河北邢台人，贵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审计；魏丽霞（1995— ），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财务管理；乔朋华（1982— ），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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