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顶刊MS发文：将实践融入到会计研究中
出品@会计学术联盟(ID：KJXSLM)。学习资源推荐专栏；信息来源：YCY会计行业观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会计学术联盟(ID:KJXS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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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希瓦·拉吉格帕尔（Shiva Rajgopal）教授的《将实践融入到会计研究中》（Integrating Practice into Accounting Research）一文对于我们的思考颇有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我们转发了该文的译文。该文原文发表在美国运筹与管理学会（The Institute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INFORMS）主办的《管理科学》杂志（Management Science）2021年9月刊。
本文的一些亮点金句
将实践融入到会计研究中
我认为，会计学术研究已经与会计从业者和会计政策制定者的实际需要脱节。我使用如下三个标准来得出这个结论：1、在过去的50年里，会计研究形成了多少个产品和流程？2、首席财务官（CFO）和首席执行官(CEO)所关注的问题与我们已发表的研究之间有多少交叉？3、某一特定领域的科学或学术知识是否领先于实践？
我猜想是学费资助型研究模式导致了这个问题。我回顾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地方曾尝试开展的几项倡议，其目的是1、更好地整合学术研究和实践；2、向会计从业者介绍我们的发现。我建议《管理科学》杂志开设一个版块，鼓励相关方面通过严谨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会计实务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并提交相关研究论文*1。
“你的抽象概念对我来说太抽象了！”
这是我的一位受访者在大致阅读了我在企业文化方面的某些研究成果后发出的感叹。他曾担任一家非常成功的财富5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有意向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进行捐赠。而我曾为自己在与政策和实践相关话题上的研究工作而感到自豪！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部副院长期间，我访谈了几位在大公司担任高管的校友，并走访了至少12家具有影响力的监管机构。令我沮丧的是，我发现校友捐赠者普遍不愿意直接资助学术商业研究，但这些校友非常乐意大力资助教学活动、新建校舍和学生奖学金。为什么人们不愿资助学术研究？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可能让某一领域受益，但相关人士却不太热衷于资助它？除了面向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我们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是否拥有一个天然的市场？
为了回答其中某些问题，我经常请受访校友回顾他们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并提出一些他们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愿意出资研究解决的棘手问题。不可避免地，这些问题是在寻求与“如何做”或者利用技术和流程相关的实用知识，以此来更高效地经营他们的业务。
例如，开篇引文部分所提到的前首席执行官对管理者可用于修复受损企业文化的微观行为、措施和流程的相关研究很感兴趣。作为投资者的校友通常会针对衡量和估值提出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应该如何隔断外币对公司销售、成本和收入的影响？如何估计某个美国公司的劳动力成本？如何将某个公司的成本结构解析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衡量经营绩效的最佳指标是什么？我们如何处理某个估值模型的终端价值？如何衡量资本成本？市场和分析师所使用的市盈率从何而来？我们应该如何衡量某个公司的信用风险？如何衡量企业文化？如何评估某个公司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足迹？我们应该如何评估数据？对于谷歌收购Waze这类数字资产收购，支付多少对价才算合适？
担任管理者的校友会围绕如何更有效地分配业务资源提出问题。比如我们如何在资本支出与股票回购之间分配资本？我们应该如何挑选部门经理所推荐的项目？我们应该持有多少资本？此外，他们还专门提出了几个要求：是否有人能帮助我们理解保险行业法定会计与GAAP会计之间的区别？我如何衡量我的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极端天气事件会对保险/邮轮行业的前景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如何量化网络风险对某个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我曾尝试通过已发表的会计（和其他）研究来寻找答案，但最终发现这些问题通常未能得到解决，或是给出的解答不够充分。我们的文献分析了应用问题，比如资本成本的衡量（伊斯顿2009年研究所做的汇总），如何通过剩余收入估值（弗兰克尔和李，1998年；彭曼和苏吉安尼斯，1998年；奥尔森，1995年）和市盈率来源（伊斯顿和兹米耶夫斯基，1989年；柯林斯和科塔里，1989年；刘、尼西姆和托马斯，2002年；布拉德肖，2004年）来减轻终端价值的影响。但我发现针对从业者提出的大部分其他问题，这些文献很少给出直接回答。资本配置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布森巴克等人的研究（2017年）指出，对于管理者实际上如何分配资本，而不是基于管理者如何分配资本的假设来测试模型这一问题，很少有研究真正打开了其背后的黑匣子。
在我们的顶级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关注抽象的经验规律，而不是形成知识来解决实践中高管和政策监管机构面临的具体应用问题。一些研究工作倾向于借助商业信息中介机构提供的ESG、治理、文化或信用风险方面的衡量数据，研究它们与资本或劳动力市场表现（如股票回报或CEO更替频率）的相关性。学术界的基础工作很少涉及了解公司如何实际衡量劳动力成本、ESG、文化风险和网络风险。某个主题领域(如保险或外汇会计核算)的深度专业化在实践中能发挥很高的价值，但在会计学术方面却鲜有表现。这可能是该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成果一是没能获得大量的引用，二是不能形成可供教师使用的成熟课程。
通过上述这些应用问题，我发现了几个让我感到兴奋的新的研究线索。我希望邀请一些合作者共同研究那些相对未能得到充分探索的应用领域，如：(i)分析师估值所使用的市盈率或EBITDA（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利润）乘数的科学基础是什么？（ii）为什么分析师似乎经常忽略财务报表中的脚注数据？（iii）我们能否设计一个程序来量化劳动力成本，从而确定美国公司的固定成本？（iv） 结合自身的战略目标，一家公司应持有多少资本？应如何分配资本？(v)财务报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相关了解来衡量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
初级学者经常向我倾诉，说：“啊，这个问题是不能得到发表的，因为审稿人会认为这篇论文只谈及规范性内容或纯粹是描述性内容”。还有一些人会告诉我，“你需要一个结构模型或一个外生冲击来测试它”。但我会予以反驳，“除非询问现场人员，否则你怎么知道模型的结构？”我们如何得知这些结构性模型是否涵盖了管理者在分配资源或管理风险方面的实际操作，更不用说这些模型是否能够得到实施了？此外，试图利用模糊的冲击事件来建立因果关系（这些冲击事件与已掌握的现象之间最多呈现出切线相关），这对于解决这些首要问题而言意义不大*2。一些资深合作者会指出：“这些问题不具有充分的学术性。”
为了证实这种感受并非我一人独有的，我还与其他顶尖机构的资深学者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位学者指出：“在我的同事中，许多人非常看轻实践导向或政策导向的研究内容。他们更喜欢研究那些没有实际用途的模型。在某个研究研讨会上，一位同事的理论受到质疑，与会者要求他列举该理论的实际应用，但他一个例子也拿不出来。现在的局面似乎是，在开展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作之前，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终身教职问题， 但即使这样……”
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我们的学术期刊认为我们研究领域中与实践或政策有关的应用问题还不具备充分的学术研究性。我尝试通过本文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会计学术研究已经脱离了对实践和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际问题。我暂且假定学费资助型研究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接下来，我会简要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地方曾尝试推行的一些举措，它们旨在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3。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我对这些文献的大部分观点都源自会计工作，特别是财务报告、公司治理和高管薪酬等细分领域，因为我对这方面的文献最为了解*4。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如下。在第二节中，我认为会计方面的学术研究正越来越多针对审稿人和编辑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实践和政策制定者寻求解决的问题。在第三节中，我将讨论那些可能引发这种担忧的因素。在第四节，我将专门讨论财务报告中潜在的研究议题，其中强调了几个与实践相关的问题。在第五节中，我将讨论可以弥补研究和实践差距的具体机制。第六节将建议美国运筹与管理学会（INFORMS）和《管理科学》杂志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第七节为结语部分。
（一）学费资助型研究的缺陷
我经常询问初级教师“你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得到的回答大多都是围绕着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可能性。许多人表示他们对研究问题的选择是基于同事和顶级期刊编辑想要了解以及渴望认知的内容。很少有人会说，“我正在尝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或致力于研究一些对政策或实践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导致了如今这种局面？
助理教授需要积累文章发表数量，希望给该领域的顶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期待自身的学术研究工作受到他们的肯定并获得推荐。与工程和医学领域不同，商学院在决定是否授予终身教职时很少会考虑从产业或政府组织的赞助中获得研究软性资金的重要性。事实上，我曾目睹一些有益于实践的论文被拒绝推荐，而拒绝的理由竟然是“过于实用了”。
在医学和工程等领域，受到资助的研究确实存在其自身的激励问题，比如研究人员希望其设计和数据选择能最大程度地取悦赞助商。然而，首当其冲的要务就是四处寻找并说服利益相关者（哪怕只有一个）为某个研究项目投入大笔资金，这就迫使学者不得不让自己的研究契合某些付费客户的需求。在排名前50的商学院中，大多数商学院都是通过本科、MBA和EMBA课程的学费形式获得资金资助。然而不幸的是，学费资助型研究让研究人员受到种种局限，让他们难以开展与课堂教学相关的研究，就更不用说与政策或实践相关的研究了。换言之，就排名前50的商学院而言，其会计出版物的平均成本约为20万美元*6。还有人估计该成本高达40万美元*7。除了一些院校能够获得大量捐赠基金外，此类投资大多采用学费资助形式。校友的捐赠有时会用于资助一些与捐赠者毫无关联的研究。面对此类巨额投资，我们认为投资回报应为多少才算合理？从长远来看，学费资助型研究还可持续下去吗？院校鼓励教师通过行业、行业协会或政府资助来支撑他们的部分研究工作，这样做是否谨慎？
我从事工程领域研究的同事很快指出，他们已经厌倦了四处寻求资助，更愿意退而求其次，从事经费充足的学费资助型研究。一些人认为，寻求资助的压力以及面对工程领域日益激烈的学术论文竞赛想要紧紧跟随的愿望，这二者迫使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追求算法的增量改进。如果不是因为迫切需要说服另一家机构以获取后续资助，那么，这些学者更愿意关注长期的问题。
理想的情况是，学费资助型研究应该推动“好奇”型研究，即那些与实践、政策甚至是学生相关的研究。但让我感到担心的是，除了向审稿人、编辑和推荐人负责之外，（财务或其他领域）问责制的缺失将会阻碍研究人员从事长期研究工作，也就不能为商学院关键利益相关者带来任何裨益。
（二）它是认证还是终身教职？
一些同事认为，AACSB（美国管理商学院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的认证标准或授予商学院终身教职的做法是学术研究和实践之间产生脱节的根本原因。认证标准规定了院校教师队伍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最低人数。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教师队伍的最佳组成（研究型与教学型）和绩效期望（在研究和教学方面）又会如何。
还有人认为，终身教职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因为只有终身教职人员才享有文章出版、职务晋升和确定学校发展方向方面的投票权。对于享有终身教职的教师而言，其典型动机可以说是延续其一贯做法，只接受那些遵从默认规则（即寻求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人员加入“终身俱乐部”。助理教授寻求从顶尖院校的资深教师那里获得晋升推荐信，可以说这种做法也加剧了上述问题。在决定是否晋升某个助理教授之前，晋升和终身教职委员会（P&T）或其他享有终身教职的教师希望看到来自顶尖院校的推荐信。如果某位资深学者在推荐信中写到，“还没有人开展此类研究”，那么P&T委员就会认为“那这个研究一定不重要”。因此，只有少数院校可以针对“什么是好的研究”单独制定自身的判读标准，除非我们愿意在合理范围内接受某一领域顶尖学者的推荐信，而不在意这个学者是否服务于顶尖院校。
话虽如此，医学和工程领域也涉及认证和终身教职问题。但与商学院不同的是，它们采用的研究资助方式有所不同。也许这类筹资机制还改变了相关社会规范，让人们开始尊重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因此，我不确定认证和终身教职是否是造成实践和学术工作之间鸿沟的唯一原因。
（三）对实践影响的评估指标
如何得知我们的学术工作未对实践和政策产生太大的影响呢？我依赖于三个潜在的判断标准：(i)学术研究形成了多少种“产品”？（ii）对于那些让首席财务官（CFO）和首席执行官（CEO）夜不能寐的问题，短期或者长期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予以了关注？（ iii）学术界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科学或知识方面是否领先于产业界？需要说明一点，我并不打算衡量学术研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8。诚然，我的判断标准并不一定是衡量会计学术研究对实践影响的最好方法或唯一方式。但这些年来，我与其他院校的教员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发现他们对现状感到不满。
1.我们创造了多少种产品？
判断研究对实践的影响，其中一个标准就是提问“自鲍尔和布朗（1968年）时代以来，会计研究形成了多少个有用的产品或业务流程？”我也许可以想到四组此类产品：(i)鲍勃·卡普兰的作业成本法（ABC）和平衡计分卡模型（卡普兰和库珀，1988年；卡普兰和诺顿，1992年）；（ii）贝尔-奥尔森框架，该框架正式确定了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和经济附加值（EVA）等衍生产品（奥尔森，1995年）；（iii）由斯隆（1996年）、贝尼什（1997年）和皮奥罗斯基（2000年）所确定的基于应计数据和其他会计信号的交易策略。这些交易策略已为量化对冲基金所采用，现如今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也依赖于此；（iv）持续审计系统，这是由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AT&T贝尔实验室的米克洛斯·瓦萨赫利教授开发的（见瓦萨赫利和哈尔珀，1991年）。
我确信自己的清单并不完整，而美国会计学会（AAA）可能希望编制一个全面的产品清单以解决人们对会计学术研究相关性的怀疑和担忧。然而，这一简短的产品清单与大学的工程和医学团体长长的可市场化创新清单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商学院的其他学科在这方面似乎也比我们做得好。金融方向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它们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阿特曼的Z-score模型（Altman Z-score）以及奥尔森的O-score模型（Ohlson O-score）。业界可以借助这些模型来预测破产，或再结合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 Scholes model）来预测衍生工具的定价，抑或预测“聪明贝塔”(Smart Beta)投资（一种因子投资方式）的当前趋势。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呢？*9
2.现实检验
衡量会计研究相关性的另一种方法是将首席财务官关注的话题与该领域发表的论文内容进行比对（麦克格拉斯，2007）。德勤的《首席财务官洞察》杂志（Deloitte’s CFO Insights）每年都会汇总那些让首席财务官夜不能寐的问题*10。2018年的汇总清单（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finance/articles/whats-keeping-cfos-up-at-night-in-2018.html）强调了以下问题：(i)特朗普政府引发的贸易战；（ii）利率上升对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iii）投资、股票回购和股息之间的资本分配；（iv）预算不足、工作量过大、技能欠缺、利益相关者支持不力、治理无效和根深蒂固的抵制文化等导致的执行风险；(v)人才短缺，因为员工需要从会计、报告和合规工作领域转向更需分析、预测和决策支持技能的工作领域；（vi）网络风险；（vii）与维权股东沟通就如何分配减税新政带来的意外收益进行分配；（viii）数据科学将减少首席财务官的事务性工作，因而可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战略决策；（ix）作为人才培养者、道德领袖和有益的商业伙伴留下自己的烙印。
其中几个问题属于会计研究的领域（比如投资、股票回购和股息之间的资本分配、上述执行风险、人才短缺、网络风险、减轻首席财务官管理负担的数据科学）。不可否认，我们的比较优势并不在商业的“此时此地”上。为了评估学术研究是否滞后于实践所关注的问题，我回顾了2014年的问题汇总清单(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finance/articles/cfo-insights-concerns-company-performance-pressure.html），当时罗列的问题包括：(i)因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央行采取行动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经济放缓所引发的对全球经济健康的担忧；（ii）政策/监管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与税收和医疗保健相关的政策/监管的不确定性；（iii） 网络安全漏洞；（iv）人才可得性和成本，其中不仅涉及物色人才的必备技能，还涉及物色人才的求知欲和团队能力等无形资产；(v)由不断延长的低利率周期、定价问题、产能过剩和颠覆性技术引发的行业竞争；（vi）组织在执行商业计划的同时多方关注外国会计、税务、法律、合规和欺诈风险的能力；（vii）公司如何利用好自身运营、供应链、生产流程和客户互动等生成的前所未有的海量数据；（viii）在促进增长投资与严格管控成本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ix）担心地缘政治或其他方面引发的黑天鹅和灰天鹅事件让业界措手不及；(x)时间管理。
我不确定2014—2018年间的会计研究（甚至是金融研究）是否解决了大部分上述问题。我们随意浏览一下会计领域排名前三的专业期刊（《会计评论》、《会计研究》和《会计与经济学》）就会发现，会计学术研究基本未能反映会计实践所关注的问题。会计从业者和会计学者大概是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之中。我们如何弥补学术研究和实践之间巨大的差距？
3.学术界在专业知识方面是否领先于实业界？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判断标准是查看在哪些领域中商学院的学术团队所获取的知识领先于实践。如果情况的确如此，我们预计学术部门在留住人才方面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有传言称，谷歌和优步已经基本上挖空了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部门的人才(https://techcrunch.com/2016/04/26/it-isnt-just-uber-carnegie-mellons-computer-science-dean-on-its-poaching-problem/)。在会计学术领域，我们何曾经历过这样的人才争夺战？*11
在许多情况下，金融和会计方面的前沿研究是由Two Sigma等顶级对冲基金、瑞银设立的证据实验室（Evidence Lab）等投资银行、金融科技初创企业或者谷歌、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公司开展的。私营公司拥有大量的研发预算。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面临的淘汰、收购乃至最终破产的威胁要远高于那些顶级商学院。话虽如此，但我也确实相信作为会计学者我们可以为行业研究做出很多的贡献。在我看来，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都不乏优秀的、精通数据科学甚至人工智能的金融人才或工程师。但是这些金融和数据科学专业人员很少能完全了解他们用来制定交易策略或支持其测试工作的会计数据的作用、可得性和局限性，而上述这些策略总是依赖于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会计数据的某些转换*12。
在表1中，我简要列出了九个潜在原因，并将在下文中一一进行阐述。
（一）加入会计行业的人力资源情况
根据我的经验，进入顶尖院校攻读会计学博士学位的新生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都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但他们对会计机构和财务报表如何发挥作用并不是特别好奇。事实上，近来由顶尖会计学子撰写的求职论文几乎没有涉及会计问题。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在会计实践或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因此难以针对会计实践发表什么看法。我从其他院校同事那里听说，他们的助理教授精通会计方面的学术文献，但几乎不能读懂和理解一个公司的年度报表（10-K）或内部会计系统*13。
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在会计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与另外一些可能发表在公司金融期刊上的论文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会计行业急需就此展开对话，探讨此类金融期刊相似研究的成本与收益。相关领域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进步。我与金融领域同事共同开展研究，同等地享有研究成果，这让我感到愧疚。会计本质上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几乎每个业务领域都会在内部和外部财务报表上留下痕迹。跨学科的研究工作也给予我们一个机会来远离学术界特有的孤岛问题。商业问题很少能简单地归为会计问题、财务问题或市场营销问题。具备跨学科认知，开展跨学科合作，这是对实践产生影响的最有力方式之一。
然而，现在可能是时候思考一下会计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比较优势所在。如果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的研究成果与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没有太大差异，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止商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将我们合并到学院的金融和经济学团队呢？为什么商学院会让从事企业金融研究课题的助理教授来负责讲授本科生和MBA会计课程呢？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一位杰出的研究人员曾向我吐露，“我担心我们可能会倒退回商学院习惯于聘请拥有执业经验的注册会计师来讲授会计学课程的时代。”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会计学术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来了解会计师和会计的根本利益问题，但这方面的投资远远低于需要。会计行业需要在自身的核心能力以及需要与商学院其他领域建立联系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二）管理会计领域实证研究的没落
另一个观点是，大多数商业问题都是管理会计问题，而不一定是财务报告问题。经济学家在谈论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或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时，其中涉及的关键点是衡量问题。管理会计为这些商业概念赋予了现实意义。资本预算（项目选择）和高效运营（如何最好地经营企业）可能是管理者面对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它们可以主要归结为“管理会计”问题。然而在顶级期刊上，我们看到的却主要是财务报告类论文。
财务会计研究的开展难度相对较低，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获得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数据，可以采用更为严谨的研究方法，且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普遍化概率；反过来，这些特征让研究人员在投入精力开展此类研究时面临更小的风险。博士研究生和初级教师更希望开展财务会计主题研究，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开展管理研究的顶尖商学院越来越少（至少是在会计领域），那些尝试从事管理研究的教师获得顶尖商学院终身教职的可能性就更低，最后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就职于“较差”的院校。由于管理类师资的不足，院校无法全面开设MBA管理会计课程，最终仅有的几个此类课程也被取消。作为一份期刊，《管理科学》可能希望致力于阻断这样的恶性循环，鼓励相关方面开辟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新方向。
（三）过于关注横断面回归结果（而忽略了企业的特殊性）
我们的文献专注于研究横断面上的普通公司，其理由是（研究成果）需要具有普遍性。但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研究视角。战略和管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那些与学术案例相关的研究工作）往往聚焦于异常值，它们深入研究极其成功和极其失败的案例，以便让管理者了解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或需要避免什么。当然，异常值在挑选方面也存在问题，因此，横断面研究结果不一定能为管理者或投资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业界人员非常关心自身的情况是否与研究人员所研究的案例相似。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我经常听到首席财务官说：“我并不关注普通公司，因为我的公司非同一般！”业界人员很难判断他所在的公司是否接近于样本中的普通公司*14。因此，他们更可能转而求助于案例研究或投资、金融和管理领域的大量畅销书籍，希望从中找到如何经营自身业务的建议。
（四）“填补空白”式研究工作激增
五大会计专业期刊（《会计评论》、《会计研究》、《会计与经济学》、《当代会计研究》、《会计研究评论》）每年合计至少发表150篇文章。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翻阅了其中多少篇论文。这些期刊对投稿文章的审核一贯严格，其选用率可能不到10%。有鉴于此，人们可能会期望此类文献能提供真知灼见并对实践和政策产生极大的影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学术界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寻找并填补文献的研究空白上。这种方法也被称为“矩阵方法”，即研究人员围绕常见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绘制一个矩阵，寻找尚未填充的单元格，然后针对这些空白单元格撰写论文。回顾这些论文的“对文献贡献”部分，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宣称解决了某个重要的实务问题，这一点看起来会比较有趣*15。
渐进式的会计实证研究很少针对现状提出挑战，也很少质疑现有文献是否存在什么根本性错误或常用的数据源是否能够揭示潜在现象。在参加会计研讨会时，我最喜欢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你是否针对你的样本随机选取了20年的样本数据，并确信(i)你真的衡量了自己声称衡量的东西；（ii）在这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你提出的因果关系链是否真的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讨会上，大多数演讲者很难给出三到四个例子或案例研究来证实他们文章所提及的效果*16。如果我们能制定一个规范，要求论文围绕自身所讨论的现象给出可供课堂使用的例子，想必这一要求能发挥特别的作用。
（五）缺乏专业方面的激励措施
目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一个学者将自己的时间用于研究实践所关心的问题，那么，他将很难获得专业地位、加薪机会以及顶级机构的工作机会。事实上，我有几个同事确实遭遇了这一困境，他们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和解决实践所遇到的问题，但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却不为学术界认可。一些人认为，如果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自己极有可能无法在顶尖学术就业市场中找到跳槽机会。一些学术同事看不起他们的研究工作，认为其应用性太强，缺乏理论，因而也不够“纯粹”或具有较高的学术性*17。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现状呢？院长们是否开始循序渐进地调整奖励和加薪措施，抑或仅仅是表扬教员有能力让自己的研究对实践或政策产生影响？*18
一位就职于公立学校的教授谈到：“院长办公室非常看重我，那只是因为我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我猜想如果我停止发表此类文章，他们将会非常恼怒*19。我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助于学院在明年的‘《金融时报》50强期刊排名（FT50排名）’中不断实现小幅的上升，这似乎才是他们所关心的，因为不错的FT50排名能够提高我们学位课程的入学率和学费收入”。我真诚地希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FT50强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与会计政策和实践相关应用工作之间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最终将没有任何资格再要求利益相关者（学生、家长、政府通过补贴学生贷款、捐赠者、校友和雇主）为这些学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也有人为当前体系进行辩护，我经常听到的一个理由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教师很可能成为该领域的思想引领者，也将是培养青年人才的最佳人选。有些人常常声称，审稿过程可以让我们思维敏锐，保有专业探究精神，保持开放心态，接受新鲜事物。对于这些争论，我不想发表任何异议。如果整个行业都专注于应用问题，那么，这些研究产生的积极溢出效应难道会有所减少吗？
（六）有别于经济学家，不愿开展规范研究
资深学者和博士生导师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就应该如何制定政策开展任何规范工作，其中部分原因是研究人员不可能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因监管而受到影响的成本和利益。虽然这些警告听起来很在理，但它们导致研究人员难以获得充足的投资就准则制定所引发的相关成本和效益来开展循证辩论。卡恩等人（2017年）强调，法律、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会强烈质疑医疗保健、营养、工作场所危害、环境排放等方面的信息披露强制要求的效力(奥茨等人，1989年；温斯顿，2006年；冯、格拉哈姆和韦尔，2007年)。我们很少看到研究者围绕多年的准则制定工作或SEC监管议程，就它们所带来的价值开展实证研究工作。我们也很少在顶级期刊上看到针对某一特定交易探讨了如何进行有效的会计处理的论文。
范·阿肯（2004年）对解释范式和设计范式加以了区分。商学院主要遵循的解释范式关注的是“了解是什么”，而（医学和工程领域的）设计科学关注的则是“应该是什么”。设计科学致力于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范·阿肯（2004年）指出，成功的学术研究需要同时借助于解释科学和设计科学。
（七）对描述性工作的不安
鉴于会计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在本质上多是解释性的，因此，我不能理解为何会计专业人员不擅长于描述性工作。我有几位同事收到了编辑和审稿人的拒绝信，认为他们的论文多为描述性内容。我不理解为何有人认为描述性内容不具吸引力。相反，我认为会计研究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测试某些通用形式的假设（例如，(i)会计选择和盈余管理受到管理者薪酬和税负的影响；（ii）股票市场对会计信息的正常或错误反应；或（iii）税负对会计和实际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商业世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其多姿多彩，让人兴味盎然。了解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哪些流程创新发挥了实际作用或是未见成效，其中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在我看来，积累这些方面的系统知识具有相当大的价值。海尔菲（2007年）主张开展研究的主要动机应该是出于理解现象的愿望，而不是在收集到足够多的数据之前就提出或测试理论。
一位监管机构人员曾向我坦言，“我过去一直喜欢研读你们的会计研究文章。那大约是5到1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你们的研究只会记录典型的事例，而这些描述性内容有助于我们将监管和执法工作聚焦于特定领域“。*20
政策制定者希望研究人员能够针对其他环境和其他背景下开展监管实验的原因和结果进行严谨的研究。比如，研究英国或欧盟推行的某项特定政策举措（如降低季度财务报表的报告要求）收到了什么成效，高质量的描述性研究内容大有裨益，可以帮助美国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在国内实施同样的举措。当然，这些国家所处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各不相同，其结果可能不具因果关系，因此，此类举措可能并不适合于在美国国内推广。但是，能够获得一些相关证据总好于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好于来自更不适合当前环境的外源性冲击事件证据。
（八）不愿以团队形式来研究应用问题
在组织中，通常都是由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组成大型团队来解决与实践相关的多数问题。然而我们的研究论文多是由两到三个学者合作撰写的，大多数同事都不愿意参与到涉及四个或更多合作者的研究项目，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学术贡献（Credit）会被忽视。院长办公室和推荐人采用的绩效评估机制往往试图确定某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或学术思想的引领者是谁。虽然绩效评估确有其存在价值，但这种过分关注个体学术贡献的评价模式打击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以至于他们不愿意以团队形式来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
我们来看看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https://www.ipcc.ch/)组建的科学家团队。IPCC由三个工作组组成。第一个工作组负责研究支撑气候变化的物理科学。第二和第三个工作组负责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找出缓解办法。IPCC最初是从这三个工作组提名的3598名候选人中挑选出831名专家作为该科学家团队的主要作者和编辑，这一合作规模令人惊叹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FS_select_authors.pdf)。
此类团队合作在会计研究中能如何发挥作用呢？根据我的经验，在评估会计监管所引发的成本、收益和结果方面，由于研究人员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因此研究受阻，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些基本问题包括：(i)如何衡量收益管理？（ii）如何区分由企业良性经济变化所引起的收益管理与机会主义所操纵的收益管理？（iii）如何衡量管理者披露非强制性财务信息的频率和质量？（iv）如何衡量财务报表的可比性？（v）如何衡量一个公司的资本成本？美国会计学会（AAA）愿意成立一个类似于IPCC的学术机构来研究这些问题吗？这种一次性的集体努力可能会提高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成果产出。
（九）认为应用是咨询顾问应考虑的问题
我提出院校应开展实践导向的研究，为此，我常常听到一些反对意见，其主要理由是“顶尖大学不是职业学校”。我还经常听到一些劝告，认为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了解世界在基本层面上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非要回应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们层出不穷的担忧。我不确定自己的提议是否与这种反对意见背道而驰。让我们回顾一下斯托克（1997）的研究成果，它有助于我们展开这个讨论：
图1改编自斯托克（1997）的研究成果，其建立了两个坐标轴：(i)严谨性：寻求从根本上了解一个现象；（ii）相关性，我们将其定义为把研究成果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图1以图形方式展示了斯托克书中所描述的各个象限。斯托克（1997年）和图什曼、欧莱利（2007年）指出，一些研究旨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某一现象，而未考虑具体的用途(比如尼尔斯·玻尔和原子结构的发现)；另一些研究仅仅是为了探索实际应用(比如托马斯·爱迪生和留声机的发明)；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是出于对基本了解的追求以及应用这些发现的意愿（比如巴斯德和微生物学的发展）。咨询顾问们开展的研究属于爱迪生象限。会计学术研究的理想目标是落在巴斯德象限，即学者们在寻求基本了解某个现象的同时，还希望解决与实践相关的问题。然而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的会计研究都落在了玻尔象限，且没有短期内转移到巴斯德象限的计划。
咨询师会针对实践问题定期开展及时的且高度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其覆盖的时间跨度通常很短。例如，围绕新的租赁会计准则ASC842，主要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发布了各自的实施指导意见，向公司详细说明了新准则可能给它们带来的影响。咨询师们开展的许多调查都经不起学术审查。事实上，在很多调查中，咨询师很少披露所采用的样本数量或他们会如何解决“无回应偏差”。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以识别出具有长远眼光的公司，尽管其用于识别这些公司的衡量标准在严谨性方面存在问题，但这项研究依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萨默斯，2017年；拉吉格帕尔，2017年）。而另一方面，顶尖的学术研究则是非常严谨的。尽管受到环境的局限，优秀的研究人员仍会殚精竭虑，努力确保基础数据的可靠性且提出最佳的研究设计。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在于面向实践，如何让这些研究更相关、更及时。
（十）应用研究与咨询的进一步比较
批评者往往认为，我所提倡的受实践影响的研究与咨询之间的区别还不够明显。如第三（九）节所述，顾问和学者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此外，工程和医学领域似乎能够很好地处理管理咨询与受实践影响研究之间的显而易见的矛盾。商学院可以从工程学院和公司资助学术研究（而不是咨询项目）的方式中学习到什么？我为此咨询了一位工程专业的同事和一家大型技术公司的首席技术官（CTO）。
这些访谈表明我们两所院校之间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首先，一个关键问题涉及大学研究团队与企业研发团队之间的界限划分。在工程学领域，由大学探索和找出问题的答案，而后企业研发就会接手余下工作，负责基本解决方案的改进并推进大规模生产。也就是说，大学负责找出原型背后隐藏的科学，而公司则负责大规模生产和改进原型。企业研发团队聘请工程学者作为顾问来解决战术性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这些教授及时提供相关专业知识，以加速改进步伐和推动大规模生产。商学院研究与以下二者之间的类似边界却并不明显：其一，由麦肯锡等公司主导的公司咨询大市场；其二，公司内部的管理实践投资。如果未来由一些商学院以收费形式向企业提供跨学科的教员团队以解决它们所面临的应用问题，那么，这种情形是否令人难以想象？
其次，像谷歌或微软这样拥有雄厚资金的科技公司很乐意向顶尖院校的工程学教员提供资助，因为它们希望公司与研究人员之间能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关系促使研究人员去了解和解决谷歌和微软所关心的问题。此外，这类工作也为博士生和硕士生创造了进入这些公司的就业通道。我们发现商学院并不具备这样的激励措施，其中部分原因是学者不太愿意研究和解决应用问题。
第三，追求交易的阿尔法收益（alpha）或异常收益，我们知道至少对于资产管理业务而言这只是一个零和游戏。也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更愿意聘请学者担任顾问，资助他们开展相关研究，以便公司能够掌握如何获取阿尔法收益的诀窍。相比之下，科技行业的巨头更倾向于掌控资源或网络效应，以充分利用大学的基础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即使此类研究成果会发表在工程学术期刊上。此外，相比商业领域而言，专利能让有关方面更为轻松地行使工程研究的相关产权。也许商学院可以针对自身教师研究形成的业务流程和指标，投入人财物来申请相关的专利流程。
第四，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这类政府机构一般不太愿意资助商业问题调研，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i)商学院不缺资金；（ii）更应该将纳税人的资金用于解决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科学挑战，而不是商业应用问题。美国会计学会（AAA）采取的一个应对策略就是游说美国国会或国家科学基金会拨付纳税人资金来解决那些具有社会影响的会计问题。例如，尽早发现企业欺诈行为可能有助于政府养老基金避免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更好地施行主权会计可以发现公共财政资金存在的低效资源分配，也可能为纳税人节省可观的资金。
最后，工程学教授和首席技术官都建议我在商业研究中考虑以某种方式来重建类似于DARPA的模式(https://www.darpa.mi/about-us/aboutdarpa)。DARPA是指成立于1957年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其负责对国家安全方面的突破性技术进行关键投资。它目前的预算资金约为33亿美元，由美国国会通过纳税人资金进行拨付。各个工程院校都在竞相申请DARPA资金。麦克阿瑟基金会的“100&变革”项目(100&Change)与此类似，它针对单项提案提供1亿美元的资金以供各方竞争，当选提案应有望帮助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取得真正的和可衡量的进展(https://www.macfound.org/press/press-releases/new-macarthur-competitionaward-100-million- help-solve-critical-social-problem/)。DARPA通常围绕“DARPA努力”（DARPA Hard）来创建项目，这些项目旨在解决高风险、高回报的问题(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5674141_Point_of_View_Changing_Culture_Through_Visionary_Thinking_Applying_the_DARPA_Hard_Test_for_Innovation)。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了“2026创意机器”项目（ 2026 Idea Machine），旨在激励科学界提出“绝妙创意”(https://www.nsf.gov/news/special_reports/nsf2026ideamachine/index.jsp)。我们能否说服美国国会、私人基金会或多家企业与商学院进行合作，提供种子资金以支持商业应用问题的研究，以实现变革式（而非渐进的）改变？如果开展研究的目标是解决困扰整个行业或整个社会的应用问题，而非针对特定公司的具体问题，那么，这一倡议更有可能获得资金资助*21。
我询问初级教员为什么他们更喜欢从事公司财务研究而不是会计问题研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会计学中所有有意思的问题都已得到了回答。”第四（一）节和第四（二）节列举了两个研究议题，会计领域可以借鉴这类议题，将学术研究工作与财务会计方面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也鼓励其他同事针对管理会计、审计和税务领域提出类似的想法。
（一）针对财务报表的研究议题
《经济学入门》（Economics 101）告诉我们，价值是通过材料、劳动力、产能和管理人才的某种组合创造出来的。然而如下文所示，美国公司的标准报告模板是按照功能和作用来划分费用的。如果分析师想要研究价值的驱动因素，那这类财务报告不能给他们提供多少帮助。
营业收入： X
减：销售成本（COGS） X
销售费用、一般费用和管理费用（SGA） X
研发费用（R&D） X
折旧及摊销 X
利息费用 X
预提税费 X
净利润 X
一般来说，分析师很难估计该公司消耗了多少材料，因为这个数字隐藏在产品销售成本之中。销售成本包括制造涉及的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但大多数公司没有单独披露这些数字。在损益表中，人工成本隐藏在涉及人工的每一个科目中。例如，支付给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薪酬归入研发费用。然而，很少有美国公司真正按功能分类来披露其总人工成本。即使公司遵循IFRS规定并披露其人工成本，但也很少披露各个具体职能的员工人数。
现有的披露模式对产能成本的处置不当，因为我们通常会直接列出房地产、厂房和机器的历史成本，而未考虑公司为保持其市场份额需要承担多少产能成本(也被称为“维持性资本支出”)。损益表应该将这种维持性资本支出列为费用，相反，对于增长性资本支出（为获得新客户和新市场而产生的产能成本）应尽可能予以资本化。财务报表很少反映管理人才和企业文化的质量方面。迪切夫等人在2013年访谈了一系列首席财务官，其中一位受访者指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对这些数字进行基本分析，但很少有人会针对公司的运营人员展开基本分析。”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针对公司成本结构的固定和变动组成部分，现有的报告模式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信息。由于缺乏成本方面的详细数据，因此分析师每个季度都会面临窘境，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销售额增长5%，净收入会增长多少？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经营杠杆相关信息，但当前的损益表并不直接提供这些数据。
我与特雷弗·哈里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合作教学。在课堂上，我们要求学生将损益表调整为以下格式（其中：“价格”是指单位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价格，“数量”是指产品或服务的销量，“汇率影响”（FX）是指因外汇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入或成本影响，“c”是指单位销售额的变动成本）：
收入（价格×数量×汇率影响，或p×q×FX） X
减：材料成本（价格×数量×汇率影响） X
人工成本：X
制造涉及的人工成本 X
固定成本（时间×汇率影响） vs. 变动成本（c×数量）
研究涉及的人工成本（大部分为固定成本）X
销售涉及的人工成本 X
固定成本 vs.变动成本
一般管理涉及的人工成本（大多是固定成本） X
维持性资本支出 X
利息费用 X
预提税费 X
净利润 X
换言之，我们要求学生使用财务报表之外的补充数据来认真思考价值的实际驱动因素，将其分解为数量、价格和汇率影响（FX）。这么做的目的是将标准成本核算所形成的见解（数量差异、价格差异以及与外汇等其他科目相关的其他差异）整合到管理会计中，以了解公司收益的可持续性。我们的直观看法是，相较于产品销售数量的增长，由价格上涨或汇率变化而引发的收入增长从长远来看可能更不具可持续性。
对于那些依赖无形资产来创收的科技公司来说，这些问题更难以回答。奈飞公司（Netflix）需要投资多少维持性资本支出和研发费用才能确保维持其流媒体市场的主导地位？网络资产会随着使用的增加而不断增值，但有形资产往往会因消耗而逐渐失去价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科技公司的网络业务呢？*22如果数字公司为生产产品而投入巨额资金，那么，它们应该如何给产品定价才能收回相关的固定成本？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其有望为学术文献、分析师和投资者做出根本性的贡献。
（二）对普遍使用的启发式方法进行研究
（译者注：启发式方法是指借助有限的知识或不完整的信息，在短时间内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技术。）
现实世界是复杂的，高管们时时刻刻承受着压力。他们忙于四处灭火，被动而非主动地采取行动。这已成为他们现如今的工作常态，而非例外事项。这种掣肘往往会导致高管们寻求“灵丹妙药”来解决难题。此类解决方法多表现为简单化的启发式方法。会计和估值的世界处处需要探索和启发。例如，尽管某个公司会在报告的脚注部分提供经营租赁未来现金流义务的长期数据，但穆迪公司还是习惯于将该公司的经营租赁租金乘以6倍或8倍，并据此将该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经营租赁予以资本化。此外，穆迪公司还假设资本化的租赁资产和负债在金额上相等，尽管我们知道除非是在租赁期限的开始之初和结束之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这是因为租赁资产的折旧速度通常快于租赁负债主要组成部分的偿还速度。这些启发式的解决方法是否能针对更为复杂的模型提供一个合理的近似值？如果一个简单的电子表格模型就可以提供更好的数据。那么为什么大家还会一直采用这些启发式方法呢？
每年在讲授《基本报表分析》这门选修课之前，我都会访谈三位来自买方和卖方的分析师。我通常都会拿课堂上的问题来向他们提问，比如(i)你如何预测收入？（ii）如何估算公司成本结构中的固定和变动组成部分？大多数分析师会预测成本在销售额中的占比。例如，当我们询问明年的研发成本时，他们会预测明年的研发额占预测销售额的X%，X通常是研发额/销售额的历史平均值。但是从概念上来看，根据销售额来预测某个特定科目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我们依据的会计假设是特定项目的成本在本质上是可变的。研发支出并不一定会随销售额的增减而成比例地上升或下降。公司也不一定会随着年销售额的增减而雇佣或解雇实验室的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当人们提出这一观点时，分析师通常会说，“预测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只能假设销售额的X%是一个合理的近似值。”销售额的X%确实是一个合理的近似值吗？
启发式方法的另一个例子是EBITDA乘数（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收益）的广泛使用。EBITDA应该能代表经营现金流，尽管它们显然不包括营运资本应计项目（为了得出经营现金流，应该减去营运资本应计项目）。然而更具破坏性的是，EBITDA乘数的运用假设是该公司没有支付利息或税金，或者没有为维持性资本支出预留资源。我就此询问了几位分析师(i)为何决定以收益或EBITDA的10倍来对一家公司进行估值？（ii）难道没有意识到EBITDA是一种不准确的、可能带来误导的指标吗？10倍这一乘数从何而来？我经常听到的答案是，“我们需要采用某种快捷方法来估值并与客户讨论股票，而EBITDA乘数就能发挥这个作用。”当我询问分析师应该安排多少课时来向MBA学生讲授贴现现金流计算（DCF）和剩余收入模型时，他回答说：“去年我就使用过一次DCF。我主要依赖于市盈率（P/E）和EBITDA乘数。当科技公司报告的收益为负时，我就不再使用剩余收益模型。到最后，我不再针对任何公司使用剩余收入模型。”这些言论是否是一种“市场测试”，即求证更好的技术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或者，这些言论是否表明这些分析师未能全面了解MBA（或金融）课堂上传授的更好的技术？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需要弄清以下两点：(i)这些启发式方法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普遍采用？（ii）使用这种启发式方法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长期追踪记录依赖于启发式方法的成本情况，清晰的数据也许能说服分析人员更严肃地看待学术工具。或者，我们也可能发现在实践中使用启发式方法能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此类发现也许会引发对过于追求优化学术界现有的基本面分析和估值工具是否有意义的质疑。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教师的奖励或评估机制，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变通的做法，即鼓励教师开展实地调研，更近距离地接触实践一线。在大学医学院里，从事学术研究的医生也需要花近一半的时间来与病人互动，这可以为大学创造它们急需的收入。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做法每天能为学术型医生提供数百个数据点，帮助他们了解病程发展以及如何根据病情的变化来调整潜在的治疗方案。在理想的情况下，学术型会计教授需要(i)针对新出现的问题，从现实世界中获得一个类似的反馈循环；（ii）获取相关数据以了解所建议的干预措施是否成功地解决了该问题；或者，由于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未能事先弄清其适用的边界条件，从而导致失败。
我调查了四组提议，请参见表2汇总内容。第五（一）节所讨论的第一组提议旨在让学术人员更接近研究领域。第五（二）节所陈述的第二组提议旨在更好地传播我们的想法。第五（三）节和第五（四）节涉及可以采取的相关行动，其中包括修改出版流程以及将课堂作为一个整合研究和实践的舞台。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针对其中几个提议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其他学校或许也希望尝试此类提议，而这取决于他们对变革的渴望、改变现状的政治意愿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23。
（一）让学者们更接近实践一线的机制
1.可开展行业学术研究的学术休假或休假
建议教师利用学术休假年（译注：美国的教师在服务一定期限之后可以申请享有的权利）进入与其专业领域相关的公司开展实地调研。其目标是让教师更好地了解现实世界的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和影响公司实现其目标的瓶颈所在。当教师重返学术岗位时，他们在学术休假年中收获的新观点、专有数据或建立的社会联系或许将影响到他们的研究议题和课堂教学。至少MBA学生通常认为那些拥有实务经验的教师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此外，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组织管理问题。首先，在学术休假期间，一些学校可能不希望支付教师工资，但教师进行实地调研所在的公司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出现的知识产权（IP）诉讼，更愿意向教师支付报酬。其次，大学必须明确教员在学术休假期间通过公司实地调研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第三，确定一家值得调研的公司需要双方建立互信，即教师个人确实对公司感兴趣，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司相信教师六个月到一年的实地调研确实能让公司从中受益。话虽如此，这种行业学术研究休假似乎在工程领域（尤其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相当常见。商学院可以借鉴这些实例，以便很好地推行这种做法。
2.问题交流研讨会
我们的想法是邀请杰出的校友或其他特定领域的专家，请他们回顾自身职业生涯中让他们饱受困扰的难题。他们的回复往往表现为两类：一些高管善于反思，因此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而另一些高管则不太善于抽身而出，不能摒除日常管理工作的噪音，因而无法提炼出自身职业生涯中必须努力予以解决的更高层次的概念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事先评估研讨会的演讲者，或综合判断研讨会成功召开的可能，而非采取逐一谈话模式。
交流还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组织讲座让教师们交流观点，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可能给实践或政策带来的影响。这个论坛面向校友和其他同事，它可以成为一个平台，一方面为教师们的应用研究加油喝彩，另一方面传播教师们的研究成果。
哥伦比亚商学院新发起的计划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该计划旨在了解财务报表涉及的主权风险。该校的一位校友曾经成功地投资了一些主权债券，这些债券的发行主体是陷入困境的欧洲经济体，如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值得注意的是，这名投资者是在对这些国家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才决定以低价购买此类债券。新西兰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主权会计上采用权责发生制的国家，而其他国家采用的都是收付实现制。而且很明显的一点是，这些国家大多忽略了其数十亿乃至数万亿美元的表外债务，如公民养老金和医疗保健义务。此外，国有企业所承担的债务往往没有合并到该国的资产负债表上。另一方面，资产负债表常常是按长期债务的到期金额而不是现值进行列报。该投资者在梳理了这些披露信息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的债务违约风险被夸大了，相较于这些国家的基本面情况，其主权债务的市场价格被低估。
该投资者有意鼓励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针对主权财务报表进行研究和教学。很少有商学院开设主权财务报表的基础分析课程或展开相关研究。因此，这一有趣的想法可能已经为该领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和学术研究领域。
3.创业加速器
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了问题交换研讨会，如果将这一想法推行到极致，院校就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创业加速器来鼓励教师创建企业，将他们的学术想法转化为产品和方法。假设一位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来衡量某家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排名，而在这个领域，现有的商业产品还可以得到一些改进（请参见https://www.breakingviews.com/features/guest-view-esg-ratings-arent-reliable-enough/）。若要将该想法成功落地，我们会面临的一个瓶颈是需要每月或每季度维护该数据集。一些学者尝试通过一个中心(比如约翰·格雷厄姆的边际税率数据)来寻求这种维护工作所需要的资源。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数据会以较低的价格提供给机构投资者和经纪公司，而这个价格仅能反映其真实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虽然就专业知识和质量而言，商业供应商所提供的数据要次于上述数据，但他们却要求收取更高的市场价格。这是一种学术向实践的社会转移，但往往未能得到承认。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为这种新方法申请专利也不容易。
然而，如果研究这类排名的商学院能够获得有耐心的资本的支持，得到校友或友好风险投资家的建议，在此情况下，新建一家企业来专门生产和推销这类排名则很有可能取得成功。除了作为创始人获得股份收益外，教师们还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如何创建和培育企业的知识。至少在投资组合的基础上，商学院可以在这类教师新创企业中享有股份，获得股息收益*24。
4.常驻教授项目
许多商学院都设有常驻高管项目（executive-in-residence,EIR），通常聘请的多是退休高管、董事会成员或风险投资家，要求他们每周或每月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来服务学院。根据我的经验，相比于教师，学生们更能认识到这种资源的价值。这些高管可以听取学院的想法，了解他们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而后根据学院自身的文化和制约因素，提供自己的意见。
但我却建议颠倒这个模式，试试让对此感兴趣的教授每月安排一到两天的时间深入公司呢？例如，私募股权公司通常会在周五上午开会讨论潜在的交易。如果我们某位教授对并购、私募股权或创业感兴趣，想要参加此类会议，进行为期一年的调研呢？教授可以更近距离地了解私募股权公司的实际决策过程。假设不存在保密方面的担忧，公司在讨论潜在交易时可以听取作为局外人的教师的意见，或许还能受益于他们的研究或理论见解。这些教师聪明睿智，但公司最初无需向他们支付报酬。通过接触交易讨论中的反复互动和交易摩擦，教师可能会改变其对所研究问题性质的看法，获取专有数据，进一步推动研究领域的调研工作，探寻其根本重要性。
5.教师向实务专家做短时演讲
大多数院校通常都有校友在企业、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银行甚至非营利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对于院校而言，此类高净值校友是潜在的捐赠者，院长办公室往往都列有一份名单。我建议把这些人员视为一种智力资产，而非仅仅当作金融资产。这项提议是为教师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共同研究主题，比如合并和收购。会计学教师可能想要了解如何利用并购交易来拨备准备金或者调节利润。金融学教师可能关心公司如何确定收购目标以及如何为此类投资融资。管理学教师可能希望探索目标公司与收购方整合过程中存在的文化障碍。假设我们成立了一个由三到四名优秀校友组成的专家小组，小组成员都曾多次参与并购交易或者为其融资。对此感兴趣的教师可向这个专家小组作15分钟的短时演讲，简要介绍他们的研究项目。专家小组可以协助教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i)根据他们的经验，该研究主题是否属于并购领域关注的头等问题？（ii）小组成员能否从所在公司找到专家，为教师提供建议或数据，帮助他们完善这些研究问题；（iii）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资助这个研究项目吗？
一位智者曾告诉我，“如果想要别人为你投钱，你需先向他们寻求建议。”此类专家小组可以让校友更多地参与和了解院校的学术工作，从而让院校真正有更大的机会来获得这些校友的大笔捐赠。
6.为初级教师提供校友导师
此外，我们也尝试为初级教师寻找校友导师。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商学院许多专业的初级教师虽然非常熟悉其领域的学术文献，但对实践领域的新趋势并不一定具有充分了解。纽约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很多聪明人都在从事同一交易或工作于同一领域，其区别在于，一些躬耕于学术领域，而另一些则服务于实务界。这项提议是将教师与在同一领域工作的校友联系起来。指导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每学期举办一次咖啡会谈到更深层次的参与，校友可以将该领域相关的隐性知识分享给教师。我需要承认一点，这项提议在大学城里可能很难实施，因为大学本身或许就是最大的雇主。即使初级教员和拥有相同专业兴趣的校友之间只能通过定期召开Skype网络会议的形式进行交流，但这类交流也是有价值的。
7.大头针工厂之行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格伦·哈伯德创造了“大头针工厂之行”这个术语，他借用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中讲述的故事——亚当·斯密参观了一家大头针工厂，正是这次工厂之行启发他提出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观点。每个学期，我们都会在纽约市范围内选择一家具有吸引力的公司进行半天的拜访，感兴趣的教师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近期的“大头针工厂之行”的拜访对象包括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媒体和时尚公司。在这半天的拜访时间里，高管人员（通常是校友）向教师介绍某个职能部门（如招聘和挽留人才）、公司特定领域（如卖方分析师的工作如何受到ETF交易的挑战）或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或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对于忙碌的教师和大公司高管来说，半天的拜访安排更为实际。这些拜访能让教师切实了解企业所面临的摩擦和困难。某些教师可能被激发了探索欲，准备以该公司为例编写一个案例。其他教师则会邀请这些高管重返校园，担任演讲嘉宾或校园比赛的评委。还有一些教师会与个别高管安排后续拜访。虽然半天时间并不算多，即使教师只能根据既定安排匆匆一窥公司的部分业务，但这也有助于让越来越多的教师更多地参与到研究实践所面临的问题。
8.监管机构发布研究问题
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或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等监管机构工作的学者经常告诉我，监管指南在实施过程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他们每天至少要面对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而另一方面，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和助理教授一直在寻找值得研究的有趣问题。
有鉴于此，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之道似乎是针对研究问题开辟一个市场。监管机构可能希望公开发布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以寻求答案或证据*25。它们可以更进一步，面向高级监管人员提供访谈机会，甚至为初出茅庐的学者提供专有数据。每年监管机构都可以召开一次会议，邀请研究人员围绕这些准委托项目展开研究。我知道SEC确实组织召开过学术研究研讨会，但我猜测它们并不能对与会者的研究主题产生直接影响。我提议SEC或其他监管机构推行一种模式，即针对自身所关注的研究问题，邀请对此感兴趣的学者提交研究申请，在审查通过之后积极委托他们开展相关研究。
9.市场营销科学研究所（MSI）
市场营销科学研究所（http://www.msi.org/about-msi）旨在连接从业者和学者。企业合作伙伴需要支付参与费用。该研究所将这些收费用来资助研究项目，以针对企业合作伙伴提出的问题开展研究。主要期刊的编辑可被吸收为研究所成员，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了解实践领域所关心的问题，并考虑将这些研究形成的论文最终发表在他们的期刊上。定期会议为受资助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向企业合作伙伴展示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机会。此外，该研究所还组织了一个论坛，让学者和管理人员之间能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互动。
更为有趣的是，该研究所实际上还发布了未来三年的研究重点清单（http://www.msi.org/research/2018-2020-research-priorities/）。而提出和确定这些优先研究事项的实际过程非常有趣。首先，该研究所以理事为对象展开开放式调查，其中包括企业成员和教师，由此确定一些研究重点。随后，该研究所将围绕这些研究重点进行深入访谈，访谈对象涉及更广范围，包括其他成员、现任和往任学术理事、执行董事和年轻学者，以确定紧迫的营销挑战和未来的关键问题。然后，理事们会回过头来确定这些广泛议题的相对重要性的排序。通过这样一个详细的过程，学术界和产业界能够达成一致，列出该领域面临的一系列紧迫挑战。我相信这个过程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我们效仿。此外，市场营销科学研究所还会为做出了最重要市场营销实践和思想贡献的论文颁发奖项。也许美国会计学会（AAA）也可以考虑创建一个类似于MSI的机构来开展会计研究*26。
10.沃顿商学院的客户分析计划和InnoCentive.com网站
最近，我接触到一个有趣的模式，它来自沃顿商学院营销团队的实践(http://wcai.wharton.upenn.edu/for-researchers/research-opportunities/)。沃顿商学院客户分析计划（WCAI，Wharton Customer Analytics Initiative）针对产业界合作伙伴贡献的数据集和实践中遇到的基本问题，试图让对此有兴趣的学者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参与研究的学者明确知道此类解决方案可以纳入学术期刊的同行评审文章。这项计划似乎最初始于市场营销领域，后来不断扩展，也涵盖其他学科感兴趣的问题。该计划涉及的主题比如是：(i)根据高管薪酬咨询公司Equilar提供的数据集，了解董事会、高管和公司业绩之间的相互影响；（ii）一家匿名的《财富》500强软件公司希望深入分析其客户习惯；（iii）一家匿名的美容用品零售商希望了解人们是如何爱上产品的；（iv）林肯金融集团对财务顾问和代理人的终身价值感兴趣，希望对其进行预测和发掘。
沃顿商学院的模式类似于InnoCentive.com网站首创的“众包”研发模式的商业版本。2001年，为美国制药企业礼来公司工作的几个药物研究员联手建立了InnoCentive。有需求的公司或实体可在InnoCentive.com网站上发布“建议征集书”（RFPs），寻求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建议征集书”明确说明了确切的问题和预期的可交付成果。可交付成果通常是指从理论角度给出问题的答案；在此之后，有些请求者还希望确定后续合作者，雇佣他们在实验室测试解决方案或为产品创建一个原型。“建议征集书”的内容还涉及将由谁享有知识产权（IP）以及支付给获选参与者的报酬。赞助公司通常保留了由它确定获胜的参赛作品的权力。
Prize4Life与InnoCentive在2006年合作，斥资100万美元设置了一个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生物标志物奖项，旨在找出一种可衡量ALS病程发展的生物标志物。2011年2月，这笔100万美元的奖金被授予了医学博士苏厄德·鲁特科夫，他创造并验证了一种临床可行的生物标志物。商学院也可以考虑建立它们的InnoCentive.com网站来吸引校友提供应用项目，供教师团队进行研究。
11.组建实地研究“志愿者联盟”
随机对照试验（RCTs）通常被视为研究设计方面的黄金标准。然而让单个公司凭一己之力赞助随机对照试验是非常困难的。我曾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和一家公司进行合作，提出提案并反复调整，以确保大学方面和公司的律师都不会反对我们所提议的干预措施。但结果却是，在这个干预措施即将实施的前一周，这家公司紧急叫停了该项目。我拥有终身教职，尚能负担得起这种昂贵的时间消耗。但对于一个对实地研究感兴趣的初级教员来说呢？他们的任期从一开始便进入倒计时，必须分秒必争，如果经历几次这样的失败就会让他们的职业前景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帕蒂·迪肖指出，律师们倾向于限制商业公司与研究人员之间的互动，其原因有二。其一，他们不喜欢统计数据和大样本研究，更多地依赖于既往案例提供的先例。其二，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的律师只对不利影响负责。因此，纠纷或信息泄露对律师的职业生涯几乎没有任何好处，哪怕它们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那么，我们该如何改变这类激励机制呢？
我建议学校投入资金，组织一批愿意实地开展随机对照试验的企业组成联盟（称之为“志愿者联盟”）。双方的律师和高管可能会列出一份标准审批和协议的清单，在一段时间内（比如三到五年），教师可以免除繁杂手续和流程，只管与企业管理人员一起测试假设。这种做法能给合作双方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管理文献曾提出“循证管理”这个理念，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式，借此，研究者可以对实践产生影响（卢梭和麦卡锡，2007年）。针对具体的干预措施(如工作流程的改变或某个激励方案)如何影响生产率或产出的数量或质量，从事实地工作的管理人员通常会做出有趣的推测，一些管理人员还会为此雇佣咨询公司来验证他们的推测。学术团队可能会以更严谨的方式来检验这些推测，而作为交换，他们可以获得真实世界的数据，并有希望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二）更好的研究成果传播机制
另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从业人员找不到所需的学术著作，有时即使他们找到了相关著作，但期刊文章语言晦涩难懂、结构错综复杂的典型特征也会让从业人员望而却步，甚至连引言部分都读不下去。一个显而易见的建议是，我们可以考虑用一篇简短的、通俗易懂的文章来介绍学术成果，类似于《科学》与《自然》杂志所采用的做法。（译者注：《科学》是学术性杂志，《自然》是商业性杂志）。
1.为学生和校友举办“今日话题”主题讲座
学生们常常向我抱怨，他们不知道学术教师在每周35小时的课堂教学或案例讨论之外还在做些什么。学生甚至校友也只能模糊地感觉到这位教授参与了某种学术研究。学生们了解研究成果的唯一可靠途径是学校发布的时事通讯，它会介绍某些教师最近发表的研究文章，但内容往往偏向于教师们所关心的研究问题，而不一定是学生和校友所期望了解的问题。
我们建议采用一种模式来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研究情况，那就是为他们开办一系列“今日话题”讲座。其目标是挑选一个商业报刊头条所报道的热门话题，让教师们围绕这个话题分析其中的细微差别并分享自己的想法，而财经媒体常见的评论文章不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苹果公司的股价遭遇大幅下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该公司不再发布iPhone的销售数量信息(https://www.nytimes.com/2018/11/02/business/dealbook/apple-iphones.html)。学校召集了不同学科的学者，让他们就此发表评论。会计学教授可能认为，苹果公司收入的意外增长更多地是由产品销售数量上涨而不是价格上升所推动的，这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收益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苹果公司拒绝发布销量信息可能意味着未来几个季度的收益会有所下降。营销/战略专业的教授可能会提出反驳，认为苹果公司打算通过iphone的安装基础服务来创造未来的大部分收入，此举不一定会产生负面影响。此类讲座的最终目的是展示教师如何应用多年研究所积累的专业知识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学生们的认知也得到扩展，能够更多地了解商业世界的运作方式。
2.教师向校友介绍选定的研究问题
从长远来看，将校友和潜在的捐赠者视为知识资产，而非仅仅作为金融资产，这种转变很可能给院校带来更高的回报。换言之，只有当校友感觉他们能与教师建立联系并就自身所关心的话题展开有效研究时，他们与学校之间的内在情感联结才能得到加强。此外，对于教师个人而言，找到一个对其研究工作感兴趣的校友并说服他在现实世界中应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搜寻过程的成本太高。院校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扮演做市商将教师和校友双方联系起来。因此，我们的想法是让某些教师向感兴趣的校友和其他相关教职人员介绍他们的研究，然后再以酒会或晚宴的形式进行更多交流。此类会议需要采用小型闭门会议形式，以确保有兴趣的校友和教师能够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流。
3.公开发布研究成果
此外，我们还需要做出努力，以便让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以我个人为例，我曾与他人合作开展了一项调研，发现在接受调查的首席财务官中，有相当一部分首席财务官会牺牲某些净现值为正的、能够增加股东价值的项目，以迎合华尔街的季度盈利普遍预期。我们合著的研究论文（格雷厄姆、哈维、拉吉格帕尔，2005年）可能首次指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在2017年，麦肯锡公司对我们的调研问题进行了整理发布，这一版本被大众媒体和有影响力的评论员频频引用，就连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也进行了引用，其引用频率要远远高于我们的论文。然而不幸的是，学者们永远不能企及麦肯锡公司或其他咨询公司的营销能力。更令人遗憾的是，当从业人员寻求建议时，学者们往往排在顾问、智库、行业协会和热门管理书籍的后面！难道这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使然？它让我们以生硬或正式的方式来撰写学术论文，以免自己的著作最终读起来就像记者文章？*27
4.版本管理
解决研究成果传播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考虑针对不同受众发布不同版本。再次以我的个人经历为例，我和他人合著的一篇论文（格雷厄姆、哈维、拉吉格帕尔，2005年）试图解释首席财务官为何会进行盈余管理或自愿披露信息。这篇文章发表在《会计与经济学》杂志（JAE）上。2006年，我们以从业人员为阅读对象改编了这篇论文并发布在《金融分析师》杂志上。学术版本将研究成果与该领域的学术文献联系起来，深究管理者的动机；同时，依靠统计检验来说服学术型读者，让他们相信推论基础不存在瑕疵。另一方面，从业人员版本运用图片、图表并引用首席财务官的谈话来生动展示特定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强调这些结果的统计意义。在我与他人合著的第二篇调查论文（Dichev等人，2013年）上，我们成功地运用了类似的策略。该论文的从业人员版本也发表在《金融分析师》杂志上（2016年）。我们了解到《金融分析师》杂志的读者主要包括买方和卖方分析师、对冲基金经理、投资银行家和首席财务官。我们这么做的目标是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通常接触不到的受众所了解，因为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从业人员是否会订阅会计学术期刊，或者即使订阅了会计学术期刊，他们也更倾向于阅读内容摘要。*28
5.需要有经验的“转译人员”
许多学者希望他们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转化，为政策和实践所用。迈克尔·莫布森是私营部门最好的转译人员之一，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兼职教授，还曾担任瑞士信贷全球金融战略部门的负责人。在迈克尔的领导下，瑞士信贷为客户出版了一系列书籍，综合介绍了如何利用金融和会计方面的学术研究来制定更好的投资决策*29。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样的转译人员呢？美国会计学会是否能够创办一份期刊，专门负责整合和转译学术成果？*30
我们可以将《营销科学》杂志发起的“从科学到实践”倡议作为课堂教学的潜在榜样。该倡议将文章转换为课堂教学幻灯片(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page/mksc/science-to-practice)，并同时附上简短的教学说明，其内容包括：(i)与主题相关的讲座/课程类型；（ii）向学生传递的基本理念；（iii）向观众传递或解释理念的教学策略或技巧。《营销科学》杂志还推出了一个大使项目，即学术从业人员可以采访文章的作者并在社交媒体上介绍他们(https://twitter.com/MarketngScience)。
（三）修改发布流程
在本小节中，我号召实务从业人员更多地参与学术出版工作*31。
1.让从业人员参与审稿
在担任《管理科学》杂志会计内容的编辑期间，我曾两次邀请从业人员担任审稿人，他们的参与让我、作者和论文都收获了很多价值。我请学术审稿人特别关注研究设计和学术文献贡献相关内容，同时请实务审稿人就以下方面发表意见：(i)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是否具有头等重要性？（ii）论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否可靠？（iii）研究结果是否可信？我之所以能接触到实务审稿人部分原因是纽约市拥有大量的博士人才，几乎在所有金融领域的私营部门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我认识到杂志编辑在寻找实务审稿人方面可能面临更多困难。我建议在选定问题上借助于实务审稿人，而不是针对所有论文。此外，期刊还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编辑委员会，邀请那些愿意参与学术研究的资深从业人员加入，但他们需保证每年参与三次审稿工作。
2.与从业人员合作撰文
我曾与从业人员合作共同为商业期刊撰写专栏文章，还为一个研究项目合著了研究文章。从业人员深入一线，能听到各种声音，还能迅速识别和理解商业或监管领域新出现的问题。他们还擅长于说服专业组织和行业协会（如FEI）为项目争取资金。此外从业人员还可以说服企业将专有数据共享给我们进行分析。学者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创造价值：(i)将广泛的问题整理为一个可验证的假设；（ii）设计严谨的测试；（iii）面对政策或实践争论，对辩论双方的主张保持科学怀疑态度。
然而从业人员感兴趣的是快速解决争论，他们不愿等待三到四年的时间来发表学术论文*32。吸引从业人员参与的一个折中办法是与他们一起撰写学术研究论文的应用版本并发表在应用类期刊上。但是学术期刊及其编辑反对这种做法，声称作者是在“两头取巧”，或试图将相同的内容发表两次——一次在学术期刊上，另一次在应用类期刊上。会计期刊可能希望重新审视和调整它们的政策，至少允许从业者——学者团队在应用类期刊上发表某个研究项目的关键结论，而无需详细讨论其基础数据、研究方法和稳健性测试。
（四）课堂教学
仅在研究领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还远远不够。如果现有趋势继续延续下去，我担心我们的教师不能通过本科和MBA课程培养出合格的未来管理者。我列出了一些与课堂相关的举措，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将理论见解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i)X系列黑客；（ii）案例编写强制要求；（iii）斯坦福大学采用的从业人员合作教学模式；以及（iv）高管教育发挥的作用。
1.X系列黑客
“国防黑客”（H4D）是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一门学术课程，课程要求学生解决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以及美国政府所遭遇的实际问题（Hacking for Defens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 Columbia Entrepreneurship）。在开始授课前的一个学期，有关教师会联系美国国防部以了解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国防部则会专门安排一名高级行政人员作为发起人或联络人。发起人保证会花几周的时间与学生团队共同探讨问题。接下来，老师会公布问题列表，并要求有意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确定自己想要研究的问题。在同意学生注册上课之前，老师会和他们一一面谈，以确保他（她）会认真对待这门课程，并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在选定学生之后，老师可根据他们各自感兴趣的项目将全班分成不同小组。新学期开始之后，学生团队需要每周与发起人会面，共同探讨所研究的问题，并每周向班级和老师展示他们取得的进展。在学期末，学生需要提交一份项目报告。
有几个项目已经成功地转化为创业项目，许多学生也被发起方所雇用。就商学院的案例而言，其问题是已知的，而答案是未知的。但这门课程涉及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一学期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们需要围绕发起人提出的问题，学习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来解决所研究的课题。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包括会计在内的大多数商业领域（“黑客X”）。教师可能会联系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的分析师，请他们针对基本面分析或估值提出相关问题，供学生团队进行研究。
2.案例编写强制要求
商学院可以考虑制定一项规则，强制要求每位教师至少编写一个案例。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案例，这可以提高他们的可信度。除此之外，为了编写案例，教师还需要了解案例及其相关的实地工作，这也迫使教师去接触现实世界的问题。虽然有些教师可能永远不会再动手编写下一个案例，但我猜想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足以推动他们编写更多的案例，甚至还有可能改变他们所提出的研究问题。
3.斯坦福大学采用的从业人员合作教学模式
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有50%的选修课是由教师和从业人员共同授课的(https://poetsandquants.com/2018/12/10/our-interview-with-stanford-gsb-dean-jonathan-levin/?pqcategory=business-school-news)。学院院长莱文表示：“它（合作教学）能将学术使命与实践应用结合起来……一边是能提出学术框架和进行学术思考的教师，另一边是了解现实情况的从业人员，你能看到二者之间彼此碰撞、相互影响。我们的教员大卫·克雷普斯曾这样描述这一模式——它会引发双方的相互摩擦，进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很多院校并不拥有斯坦福大学这样丰富的资源，对于它们而言，合作教学模式的成本高昂。例如，教师如果与从业人员合作教学，那么他是否应该获得这门课程的全部学分？如果不能，那这些教师还会自愿讲授这门课程吗？但是，假设这种授课模式在财务上是可行的，或者院长能够说服资深从业人员参与合作教学并且仅收取象征性的课酬，那么，这一模式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教师可以通过从业人员了解到最新的技术变革并从中受益，例如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和机器人技术等，这些技术将会影响到商业的各个领域。此外，通过一学期的合作教学，一个优秀的从业人员能够不断挑战学术框架，这会带来额外的好处，必然能激发教师对应用问题产生兴趣。
4.以高管教育为样板
高管教育可以作为一种手段，让教师集中精力解决实际问题。我了解到有些院校会鼓励教师在给高管们授课之前，先针对应用问题著书立说。这些院校的教师向我透露，相较于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几篇文章，一本应用型书籍能让教师在课堂上赢得高管学员的更多信任。否则，为何一些学者虽然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但却被大家认为远离一线、脱离实际。高管是一群要求很高的受众，他们与全日制MBA学生不同，如果教学材料未能描述或反映他们日常工作中需要努力解决的现实问题，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迅速提出质疑。高管教育不需要满足基于学科导向的AACSB认证标准。此外，高管教育还具有明确的财务激励，这让院长和管理人员可以更为轻松地召集不同职能领域的人员来组建教学团队。而另一方面，让这些团队与他人合著研究论文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是因为学术期刊大多过于专业化（也许《管理科学》杂志除外）。
（一）美国运筹与管理学会（INFORMS）采用的大帐篷方法
我的同事认为工业工程（IE）和运筹学（OR）这两个领域真正做到了实践与研究的结合。首先，运筹学期刊发表更多的应用型成果（制造和服务运营管理、生产和运营管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运筹学期刊还会发表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例如运筹学）。第二，工程学院和商学院工业工程/运筹学专业的同事认为，与商学院许多部门不同，运筹学领域的应用型成果不会被看轻或被视为“低于”平均。第三，INFORMS会颁发各种奖项，表彰的对象呈现出多样性，这反映了INFORMS对各类研究一视同仁，无论其属于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https://www.informs.org/ORMSToday/Public-Articles/April-Volume-45-Number-2/INFORMS-awards-prizes)。
让我们来看一看INFORMS的奖项介绍吧。“什么才称得上伟大的运筹学、管理科学和分析（OR/MS/A）？它能解决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数学问题吗？它是一门能吸引成千上万学生的慕课（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吗？它是一种能为公司节省数百万美元的算法吗？它是解决了重要社会问题的一系列实际贡献吗？伟大的OR/MS/A可以是其中任何一个……当然还有许多我们未能一一罄述。为了表彰此类成就,INFORMS设立了20个专业奖项。”读了这个奖项介绍之后，你难道不感觉心潮澎湃吗？
我们来谈谈其中几个奖项：(i)“影响力奖”是为了表彰在研究或实践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他们的成果能对专业产生广泛影响，要么是原创研究得以广泛采用，或是研究成果通过咨询或软件开发等途径在实践中得以广泛传播；（ii）“弗朗茨·埃德尔曼奖”是以RCA负责商业系统和分析工作的副总裁弗朗茨·埃德尔曼的名字命名的，他为RCA组建了运筹学小组，这是北美最早的工业OR/MS/A团队之一。该奖项旨在表彰杰出的OR/MS/A实施工作，它已得到广泛认可，被视为OR/MS/A实践方面的最高奖项；（iii）“美国运筹与管理学会奖”旨在表彰将OR/MS/A有效地融入组织决策。我们应该以新颖的、多样化和持久的方式来应用OR/MS/A原则，为组织取得成功做出重大贡献。该奖项最近一次颁奖是在2017年，分别授予了美国空军和华特·迪士尼公司；（iv）“丹尼尔·H·瓦格纳奖”,丹尼尔·H·瓦格纳利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海军战术，从而确立了自己作为顶尖顾问的地位。瓦格纳奖旨在表彰论文作者（一位或多位）以清晰的方式展示并阐释了创新的OR/MS/A方法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功应用；(v)“主席奖”，旨在表彰OR/MS/A专业成员在全球、国家或地方层面为社会福利做出的重要贡献。该奖项最近一次颁奖是在2017年，分别授予了大卫·亨特和奥利弗·怀曼，以表彰大卫·亨特在运输行业实施运筹学解决方案所取得的具有影响力的工作成果，同时表彰奥利弗·怀曼为INFORMS开创了新的无偿分析服务。令人惊讶的是，理论贡献方面只设置了一个奖项，即“约翰·冯·诺伊曼奖”，旨在表彰“为理论发展做出了根本性的持续贡献”。
（二）《管理科学》杂志的“理论遇上实践”专栏
在INFORMS所奠定的丰富多样的知识基础上，我建议《管理科学》杂志在常规期刊中设立一个“理论遇上实践”专栏，其目的是发表一些严谨的专门研究政策应用或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该专栏可以组建一个由顶尖学者、从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该专栏每隔三年发布一次某一领域的研究重点清单。杂志的投稿文章将(i)由从业人员评审，他会审查论文与应用领域或政策问题的相关性及其重要性；（ii）由学者评审，他会审查论文在数据、方法、设计或建模方法有效性等方面的严谨性。与《卫生事务》杂志的结构类似，该专栏可以鼓励发表以下三类文章：(i)标准期刊文章，其研究的是依赖于定量、定性或案例参照类工作的实践或政策问题；（ii）描述性数据内容，其重点介绍事关实践和政策事项的重要新数据；（iii）评论，其探讨的是实践或政策领域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提供建设性方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顶尖院校都将《管理科学》杂志视为“A”类期刊。因此，《管理科学》杂志理应吸引那些倾向于研究应用问题的年轻学者，鼓励他们为专栏供稿。该杂志最初甚至邀请从业人员和学者组成的作者团队为该专栏供稿。
我们能缩小会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吗？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运用严谨的学术方法来解决政策和实践中的应用问题是可能的，能让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受益。但是，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能让这两个世界更好融合的机制。一个长期的应对措施就是鼓励教师学习工程和医学等设计科学的做法，通过私营部门或政府来筹集软资金，以解决寻求机构赞助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一举措将降低学费对研究的交叉补贴程度。在短期内，会计行业可能希望认真研究相关的方式和方法，以期(i)发表和表彰有益于政策和实践的研究；（ii）让教师深入现实世界的一线，近距离了解商业决策等。《管理科学》杂志可能是唯一一个涵盖了商学院大多数学科的跨学科顶级期刊，它可以尝试引导我们实现最终的目标，即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打造一个双向互通的知识边界。
我们能将知识严谨性引向应用世界的相关问题吗？如果不能，那么会计作为一门学科就将面临一个风险，在商学院中失去作为自主领域存在的资格。商学院终究是通过已发表的学术研究来判断学生是否有资格获得学位。如果不能解决实践与期刊文章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那么，上述做法的合理性将不断受到损害。利益相关者最终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他们不能从麦肯锡或苹果大学那里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取消学费资助型研究？我也不能给出确定答案。也许某些学校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一位同事告诉我，一所顶尖公立学校要求其经济系（不隶属于商学院）交纳500万美元的保证金用于支付新增教师的年度费用。我们应该尽早采取行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局面。
原文脚注：
1. 我非常感谢大卫·李维、布莱恩·布希和苏拉吉·斯里尼瓦桑给予的机会，让我能够写出此文并在波士顿大学管理科学65周年纪念会议上进行演讲。此外，迪维亚·安纳塔拉曼、拉里·本维尼斯特、鲍勃·鲍恩、布莱恩·布希、查理·卡拉莫里斯、珍妮·朱、帕蒂·迪克霍、彼得·伊斯顿、乔恩·格洛弗、约翰·格雷厄姆、特雷弗·哈里斯、卡姆·哈维、格伦·哈伯德、加鲁德·艾扬格、魏江、吉塔·乔哈尔、斯蒂芬·潘曼、阿玛多·普格里斯、拉帕波特、约书亚·罗内恩、凯西·施兰德、莫汉·文卡塔卡查拉姆和斯蒂芬· 泽夫提供的建议让我受益良多。
2.我们研究那些在会计研究中工作推进缓慢的机构，如FASB或SEC。会计准则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制定出来。因此，会计研究人员很难识别相关的冲击事件，因而也难以确定其因果关系。
3. 在管理领域，人们早就管理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表示担忧（莱恩斯、巴图内克和达夫特，2001年；本尼斯和奥图尔，2005年；库拉纳，2007年；卢梭和麦卡锡，2007年；普费弗，2007年；阿尔维森和桑德伯格，2013年）。会计领域在这场辩论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如卡普兰，2011年、2018年；巴苏，2012年；德豪等人，2018年；施兰德，2018年）。对会计研究提出批评的还包括德姆斯基等人（1991年）和泽夫（2019年）。我对这些文献的贡献有三方面：(i)我假设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学费资助型研究，据我所知，本文献也没涵盖这个问题；（ii）过去20年，我曾担任过会计学术研究员、论文顾问、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这些个人经历让我能够关注与会计领域相关的问题；（iii）我列举了具体措施，试图解决国内机构和其他大学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
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广泛地讨论审计和税收领域的会计研究是否影响到政策或实践。也许这些细分领域的学者可以针对这些会计研究的细分领域编制一个产品和解决方案列表。
5.学费资助型研究可能也会鼓励教师迎合学生的需要，以确保获得较高的教学评分，而不管课程的实际内容如何。
6.在美国排名前50的商学院中，初级会计助理教授9个月的工资收入在18万到22万美元之间。大多数助理教授都能享受到工作前三年至少两个月的暑假承诺。假设雇主承担30%的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计划等管理费用，那么一名商学院助理教授一年的总成本为28.6万至35万美元。假设这些教授每年平均将60%的时间用于研究和发表一份顶级会计期刊论文，那么该商学院发表一份顶级会计期刊论文的成本为17.1万至21万美元。如果该论文由同一商学院的教师合著或者商学院某些教师从事研究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假设此类教师也不会更为积极地从事教学活动），那么我们估计顶级期刊论文的发表成本会更高。估算出版物成本的另一种方法如下：假设教师只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暂时忽略服务部分）。同时假定一个研究型助理教授需要30万美元的资源来教授三门课程并撰写一篇顶级期刊文章，而同一所商学院的兼职教授则需要15万美元来教授六门课程而不发表文章（即三门课程为7.5万美元）。因此，不考虑一名终身教职教师所带来的无形利益（如果确实有的话），发表一份顶级会计期刊论文的增量成本约为22.5万美元（30万减7.5万）。
7.参见https://poetsandquants.com/2014/07/16/the-shockingly-high-cost-of-an-academic-article-400k 。
8.一些作者对会计研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表达了保留意见（如罗南，2012年；鲁兹， 2019年）。
9.彭曼（2008年）认为现代金融在专注于投资业绩基准、风险指标、定价模型等实用产品之后便脱颖而出。他指出专注于产品可以让研究人员团结协作，整合他们的研究工作。
10.这一论点表明媒体的报道数量可以作为一个合理指标来衡量学术对研究的影响。伯顿等人（2017年）指出自然科学出版物获得的平均关注度是会计文章的118倍；而在这些论文研究所覆盖的学科中，会计学科出版物获得的关注度最低。
11. 对冲基金已经聘请了一些资深的会计教师。由于大批潜在的博士生导师被私营部门挖走，计算机科学领域经历了人才的大规模流失，即我同事所说的“失去了一代博士生导师”。
12.我们的研究工作对政策的影响有多大？我不确定如何衡量会计研究对准则制定和会计政策的影响，但通过非正式访谈，几个会计准则制定者指出已发表的研究在他们的日常决策中作用有限。然而，相较于会计学术研究对准则制定的影响，经济学家似乎能对公共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13.若想阐明这一趋势，我们需要考虑排名前50的商学院都希望聘用最优秀人才这一大环境。如果当前这些人才来自高水平的研究型博士项目，而这些项目根据学生的GMAT成绩(尤其是GMAT的量化部分)而不是机构背景来进行挑选，那么我们将面临的最终结果就是助理教授们都不愿意主动研究那些困扰财务报告的实际问题。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停止招收对会计领域知之甚少的博士生。相反，如果院校在招收新生时强调会计教育背景和（或）经验，那这些博士生自然而然就会更注重研究与实践相关的问题。鲍勃·博文建议围绕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将审计专业的ADS(会计博士生项目)学生和几乎没有任何机构知识的博士生（不拥有商业方面的学位）作为两组研究样本，将他们的论文主题进行比较。
14.一位同事在MBA课堂上讲授学术研究时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研究会‘对照各个行业的结果’，而学生们想要获得具体的细节来了解为何某个行业确实不同于其他行业！”另一位同事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所有研究中，几乎没有研究者会关注与企业行为相关的行业特性。事实上，我们试图消除任何潜在的行业特性， 并提出适用于所有公司的行为、模式和规律。这类研究完全适合于时尚、旅游、零售领域，但用于研究管理领域却不合适。”
*15.通常，“研究矩阵”的y轴和x轴所代表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来自以下一个或多个项目：(i)股价对会计报告的反应；（ii）盈余管理，其基于权责发生制或基于实际行为或财务报告质量的某些衡量标准；（iii）自愿披露，其通常反映的是管理层收益预测的频率和质量；（iv）代表审计质量的某些指标；(v)代表避税或税务筹划的某些指标；（vi）资本成本（股权或债务）的某些衡量指标；（vii）分析师对收益或债务评级的预测；（viii）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某些衡量标准，如买卖价差；（ix）财务报表的可比性；(x)会计稳健性的某些衡量标准；（xi）财务报告误报的某些衡量标准，如重述、美国SEC发布的《会计和审计处罚公告》（Accounting and Auditing Enforcement Releases，AAERs）或证券集体诉讼；（xii）具体的债务契约；（xiii）CEO的薪酬和CEO变动频率；（xiv）分析师的分析内容；（xv）机构所有权；（xvi）股东诉讼；或（xvii）代表公司治理质量的某些指标，如董事会的组成或董事会委员会的组成。鉴于目前会计和金融研究都强调因果关系，“填补空白”类型的研究工作已经演变成围绕外源性冲击事件来研究上述项目中的两个。
16.在一个相关问题中，哈维（2017）针对“先有结果再有假设”（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HARK）提出警告。例如，一个作者从一个可能与从业人员高度相关的假设开始，即假设X1影响Y。作者围绕X1和Y展开回归分析，其中包含19个控制变量（X2到X20），但发现Y和X1之间没有相关性。然而，Y和X7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作者因此做出调整，专注于研究Y和X7，于是X1、X2…X6、X8…X20成为新的控制变量。调整之后的研究场景对从业人员没有多大用处，这也不足为怪了。
17.这种对会计应用工作的忽视，再加上会计是否足以成为一门学术或科学的质疑，反而导致会计研究做出过度补偿，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精力以便让会计研究看起来比金融或经济学研究更严谨。会计固有的应用性质是我们研究的潜在优势。然而在某些圈子里，这一优势已经成为一种负担。
18.这一评论提出了一个合理的问题：当院长们展示教师的研究成果时，他们会谈论什么？在我看来，此类对话似乎更看重教师们出版的书籍。
19.哈维（2017）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一般来说，期刊喜欢发表积极的结果，因为能够支持假设的论文会得到更多的引用，进而增强期刊的影响因子。作者们发现了这一点，开始从事数据挖掘和P值操纵以找到积极的结果。这个积极的结果可能鲜有或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或实际意义，只有统计上的意义，但这样的论文居然还能得以发表。然而，随后的验证显示，积极的结果纯粹是统计上的过度拟合，因此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当然，对于学术而言，这几乎没有任何不利影响，因为许多院校仅仅统计论文在“金融时报50”期刊上的发表数量。
20.同样，山姆·佩尔茨曼（2015）也说过，“对科斯（经济学）传统最重大的侵犯……是贬低诚实的描述性工作……一项统计或历史调查不会假装确定了因果关系，但会阐明需要进一步探索的事实，我认为这才是典型的科斯传统。”
21.阿玛迪奥·普格里斯指出有一个相关机构是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联合资助计划（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Linkage Funding Scheme，ARCLFS）。该计划支持高等教育机构与合作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和开发项目，这些项目的目的是形成新知识并涉足风险或创新。它不支持那些本质上属于咨询安排或只能带来很少公共利益或根本没有任何公共利益的项目。合作机构必须为这些项目提供现金和实物资助，至少要与申请的ARC拨款价值相当。普格里斯教授指出，该项目最终促使研究人员走出他们的办公室，深入实地去寻找有趣的问题。
22.巴鲁克·列夫（2001年）为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奠定了框架基础。
23.并不是每个商学院的教员都必须符合同样的模式。当然，只要工作动机好，做得好，有见地，所有类型的严谨的研究人员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矛盾（如果有的话）似乎存在于相关性和严谨性之间。我希望所有的学术期刊最终都能参照实际问题来评估相关性，并在10/20/30年的时间跨度内评估过去发表的“基础”研究是否形成了实用知识。
24. 一个来自公立学校的同事匿名建议，作为学术人员，我们应提出新的知识并为社会福祉所用，特别是在公立学校，纳税人贡献了大部分的运营预算。这些创业加速器创造的收入真能减轻公立学校面临的来自立法机构的财务压力吗？
25.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呼吁，邀请相关各方针对GASB重点领域开展研究（https://gasb.org/cs/BlobServer?blobkey=id&blobnocache=true&blobwhere=1175834663598& blobheader=application%2Fpdf&blobheadername2=Content-Length&blobheadername1=Content-Disposition&blobheadervalue2=161346&blobheadervalue1=filename%3DCrain_2017_RFR.pdf&blobcol=u rldata&blobtable=MungoBlobs）。感谢迪维亚·阿纳塔拉曼让我注意到这一点。
26.《市场营销》杂志已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予以制度化（见 http://theorypractice.org/about/）。
27.美国会计学会（AAA）已经与一家名为Kudos的公司建立了一个合作伙伴关系试点来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https://aaahq.org/Research/Information-For-Scholars)。作者们撰写一份简单明了的内容总结，而后Kudos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但有人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使用这项服务。
28.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名人杂志》出版了学术文章的可访问版本(见http://www.famejagazine.com/readers/index.html)。
29.以下是由迈克尔·莫布森组织出版的几本书：(i)《美国以外的资本配置——证据、分析方法和评估指南》；（ii）《向股东发放现金——关于回购和股息的常见问题》；（iii）《衡量护城河：评估价值创造的规模和可持续性》；（iv）《提高你的预测技能：远见是一种可衡量的技能》；(v)《市盈率倍数有何含义？——市盈率与实体经济学之间的分析桥梁》；（vi）《什么是有用的统计数据？不是所有的数字都生而平等》；（vii）《总目标市场：估算公司潜在销售额的方法》；以及（viii）《三十年：对伟大投资者十大特质的反思》。
30.在我看来，《会计展望》杂志（Accounting Horizons）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发挥这一作用。《会计评论》杂志（Accounting Review）可能要求每篇论文提供两个版本——完整的学术版和针对从业人员的读者文摘版。在《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的会计部分，苏拉吉· 斯里尼瓦桑和我要求作者在论文的结尾部分自愿总结其获得采用的论文对政策或实践的影响。
31. 莫汉·文卡塔查拉姆指出，芝加哥Stein Roe and Farnham投资顾问公司的合伙人雷克斯·贝茨在《会计研究》杂志上探讨了比弗（1968年）的著作。不知何故，这种传统近来已经消失。
32.《管理科学》会计部分的联合编辑布莱恩·布希认为，《管理科学》的“快速通道”流程或许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快速通道”的两个提交标准是:(i)“该论文可在某些管理或社会问题上立刻得到应用”；以及(ii)“该论文可以吸引《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报刊杂志广大读者的关注。”
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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