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就是这阴郁的冬天
——《人工呼吸》中的隐微写作
读书是思考，是找答案，是在迷宫里找路。
——皮格利亚
困于斗室，更渴望精神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于是翻开了标记“想看”已久的《人工呼吸》。
之所以选择《人工呼吸》，一方面因为作者皮格利亚是阿根廷人，阿根廷在地理位置上是离我们几乎最远的国家，身体上不自由，精神上就得有更宽阔的空间，否则将在囚徒般的自我凝视中消解掉生命的意义；另一方面因为南美作家的写作风格常常很魔幻，会给人完全想象不到的小说叙事方式。马尔克思在《百年孤独》中的经典开头和叙事形式，一出手就让讲了几千年故事的各民族惊得目瞪口呆，莫言则直接爆了粗口：KAO，小说还能这么写！
（这也是为什么王家卫会选择在阿根廷来拍摄《春光乍泄》，因为那是一个离香港最远的地方）用了一个晚上读完了《人工呼吸》。说实话，读的过程中一头雾水，读完了仍然没看明白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比百年孤独难懂多了）。因为整个小说的叙述太碎片，而且有复杂的嵌套，基本上一个故事套出另一个故事，而且叙述的角度在不停地切换：用伦西的叙述嵌套出舅舅马基的故事，后来伦西在去赴约与马基见面的路途中又嵌套出塔德维斯基的故事，在塔德维斯基的叙述中，又嵌套出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维特根斯坦、希特勒与卡夫卡的故事。讲故事的方式也运用了写信、对话、回忆、独白等多种形态。为什么作者要用这么令人费解的方式讲一个看起来没有结局的故事?在小说的最后，全书最核心的人物马基的结局没有交待，感觉小说没有写完就戛然而止了。看了楼宇的译后记和她写的《我和皮格利亚的故事：生命之沙不会消失，只是流逝到另一个空间》，并且结合阿根廷的政治和历史，大致明白了作者的用意。皮格利亚用这么复杂、难懂、破碎的方式来写作，是一种逃避审查的艺术。因为小说力图揭示的是作者所处的阿根廷军政府独裁时期社会的恐惧、荒诞，但直接涉及相关内容的任何文字根本不可能获得出版面世的机会，于是，皮格利亚发明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叙事结构：通过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即通过一系列“其他故事”完成对“此时此刻”的叙述，无论是19世纪罗萨斯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还是纳粹主义统治之下的欧洲。这就是用虚构的力量去呈现被隐藏的真相（楼宇：译后记）。（译者楼宇去看望皮格利亚时与皮格利亚的助手的合影，来自楼宇：《我和皮格利亚的故事：生命之沙不会消失，只是流逝到另一个空间》）而小说的核心人物马基始终没有出现，没有被找到，是因为皮格利亚就是想呈现一个关于军政府统治时期的失踪者、流亡者的故事。马基就这样消失了，尽管他留下许多材料和他存在过的痕迹，但没有人能回答他去哪里了，马基就是你和我，是每一个在极权政治下生活的人的共同命运。“我想你已经明白了，塔德维斯基说道，我们谈了这么多，聊了整整一夜，其实都是为了避而不谈，也就是说，是为了不去谈论他，不去谈论马基老师。我们聊这聊那，滔滔不绝，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任何关于他的事情都不能谈论。”在马基故事叙述中，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我以前关注过的权力对语言的影响（《语言的改造》）。小说生动呈现了在独裁或极权统治之下，统治者的话术或语言有极大的改变：如阿根廷军政府使用“疾病”“大手术”“集中治疗”等词汇粉饰其暴行，阿根廷的民众也创造了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如“送入医院”就是“送入关押所”的代名词，“病了”就是“被捕”的意思。因此，小说中有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安赫拉病倒了，是14号被送入医院的，你别再给他写信了”，只有在极权环境下生活过的人才能明白写信人的意思。整部小说里最让人看得如痴如醉的是第二部分，里面有大量阿根廷文学的讨论，以及哲学思想的讨论。从阿尔特到博尔赫斯，从笛卡尔到希特勒，从维特根斯坦到卡夫卡，构建了一幅令人瞠目结舌的阿根廷20世纪文化及政治变迁的马赛克镶嵌画（巴雷拉）。其中，作者在小说中以侦探叙事手法揭开的希特勒与卡夫卡的关联性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希特勒从1909年10月至1910年8月在维也纳消失了，没有任何官方记载表明他去了哪里。塔德维斯基在评注版的《我的奋斗》中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脚注：脚注显示那几个月他在布拉格，他当时几乎每天都去的地方之一是位于布拉格迈泽尔街的阿尔科斯咖啡馆。布拉格的许多咖啡馆都留下了卡夫卡的身影，卢浮咖啡馆是卡夫卡写《变形记》的地方阿尔科斯咖啡馆当时是捷克讲德语的知识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按照这个概率，希特勒应当见过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阿尔科斯咖啡馆，阿道夫向卡夫卡讲述自己关于把世界变成辽阔流放地的残暴乌托邦的构想，当时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构想能够变成现实。但卡夫卡相信，世界可能真的会变成他构想的那样，于是卡夫卡在小说中描述了他预感到但是又害怕会实现的场景：骑士团城堡、万字符、在受害者的皮肤上刻文镌字的恐怖机器（卡夫卡：《在流放地》）。德语单词“Ungeziefer”（虫子），是被纳粹分子用来称呼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的单词，就是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描述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清晨醒来时变成的那种昆虫时使用的单词。虫子的比喻在纳粹政权中是一个通用的比喻，犹太人就被比喻为虫子。清除犹太人就像捏死虫子一样（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的辩解）。于是，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希特勒我的奋斗的交织中，塔德维斯基从中依稀看到了他的变形，变成元首，变成首领，变成成千上万臣服于他的人、仆人、奴隶和虫子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主人。还有著名的小说《审判》，卡夫卡以令人惊叹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变成恐怖工具的政府的经典模式。小说描绘了一个无名机制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可能被控告和被判有罪，极权主义使人们的生活陷入暗无天日的动荡。通过K面对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最终被折磨得无可奈何的过程，揭示了每一个个体在面对庞大利维坦时的无助、无奈，也是后来犹太人在面对纳粹一点点收缩他们自由空间直到消灭生命过程中的没有终点的等待。也有人分析，为什么卡夫卡在《审判》中始终没有写审判或诉讼的开始或结束，整个小说就是K在无尽头的等待。K只是被告知有罪，但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启动诉讼程序，只能等待。整个小说几乎都是K与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外围打交道屡屡被告知需要等待的漫长的等待过程。直到小说结束，审判也没有开始。为什么卡夫卡要写一个无尽头的等待过程呢?是因为卡夫卡预言到了纳粹屠犹，把审判的等待写得越漫长，希望这种最终解决的悲剧来得越晚。用塔德维斯基的话来说，卡夫卡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深知既然那些话可以被说出来，那么那些话也能被实现。语言是在铺路，是即将到来的行动的先声，是未来那些火灾的点点火星。“卡夫卡就是但丁，他那些未经发表的、零零散散的、尚未完成的作品，也就是他所谓的涂鸦，就是我们的《神曲》。他是一个走钢丝的人，他走在空中，没有网，冒着生命危险保持着平衡，他迈出一只脚，然后极其缓慢地伸出另一只脚，行走在那条紧绷的语言的钢丝上。“——《卡夫卡》/《在集中营上空行走在带刺铁丝上的艺术家》（人工呼吸）通过卡夫卡的写作，《人工呼吸》揭示出了一个文学写作恒久的命题：一方面，卡夫卡竭力追求形式和风格上的完美，相当严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妥协。但与此同时，他又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伟大的作家是那些经常面临几乎绝对不能写的人。如何去叙述不能写的事情、现象或情感，成为从古至今所有思想家、文学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政治权力掌握了语言发表的审查权，甚至可以动用监狱、警察等暴力机关来实现对文字的控制。为了对抗这种控制，或者说为了使自己的文字得以面世，自柏拉图以来作家们就发明了一种方式：隐微写作。即将作者的真实用意小心翼翼藏在文字背后，只有非常细心的读者才可能明白作者的含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洞穴比喻已经清楚展现了直接说出真相的那个人，往往会被众人处死（苏格拉底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在卡夫卡的写作中，如果直接写出那个死一般的绝望未来，则可能会成为地狱的不幸寓言。在皮格利亚生活的时代，直接揭露阿根廷军政府暴行的文字根本无法出版，只能写一个审查机构无论如何看不懂的故事逃避审查……凡不可说的，最好沉默（维特根斯坦）。如何去叙述不能谈论的事情呢?这就是卡夫卡作品中探讨的问题。“卡夫卡的作品是唯一敢于谈论不能谈及之事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无法谈及的又是什么呢?是奥斯维辛。那个世界，语言无法企及，一道道语言的铁丝网将我们隔开。那是带刺的铁丝：走钢丝的人行走着，光着脚，独自一人，在那高处行走，看是否有可能说一说另一侧发生的事情。”（人工呼吸）谈论不能谈论之事，意味着将那些幸存下来的承载着真相的语言置于危险的境地。那是一场致命的冒险。《人工呼吸》中还精彩分析了维特根斯坦与卡夫卡的互动。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他发现同时代的作家中，卡夫卡的文字就像是一个人在使用一种已经死去的语言，就像一个人在用语言自杀。维特根斯坦清楚地预见到，在这场沉默的自杀式回归中，唯一与其作品如出一辙的是卡夫卡那充满碎片性的晦涩难懂的作品。乔伊斯呢?乔伊斯试图从历史的梦魇中醒来，用语言去表演美轮美奂的杂技。而卡夫卡则相反， 他每一天醒来，都是为了进入那场梦魇，并试图去书写那场梦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痛苦，也有每一代人的幸运。相同的是，在那些不幸的年代里，总会有些聪明的思想家文学家，隔着看似平平无奇的文字，把时代的痛苦与声音记录和传递，也总有许多聪明细心的读者，能够隔着时间的河流，读懂思想家们想说的话。记录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阿根廷军政府暴政的小说《人工呼吸》，隔着那么多重的故事嵌套，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物理距离，也隔着西班牙语和中文的文化差异，被今天的我们阅读到，是读者的幸运，也是作者的幸运。正如皮格利亚欣喜的那样：“在遥远中国的某处，有那么一位青年正在阅读我的作品”。而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狭小物理空间，精神上的远足和旅行也能让我们暂时忘了身在何处。皮格利亚自身是一个渐冻症患者，不仅不能出门，而且连基本的交流和阅读都需要他人帮助。但他在小说里，却构建了一个自己的精神所能达到的最广阔的世界。他用伦西的身份，实现了自己没有实现的自由生活：“我可以半夜起床，或者在日落时出门，跳上一列火车，然后在随便什么地方下车，到一个陌生的村庄，在某个宾馆过夜，和一堆人共进晚餐，身边坐着的都是些奇怪的人，有什么推销员，甚至杀人凶手，在空旷的大街上行走，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无人知晓他的姓名，一个异乡人，观察着，想象着，那些发生在身边的充满冒险和刺激的事。”而他用复杂外壳所精心包裹后小心翼翼传递的内容，穿越了当时的民众以为无法穿越的极权统治，被世界不同国家的人阅读着、共鸣着，他们民族的“彼时彼刻”已经成为不同族群的人共鸣着的“此时此刻”。这正是阿根廷文学开篇的一句话：思想不会被扼杀（《法昆多》开篇）。是的，有一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也阻拦不住的，正如春天会到来，正如河流会奔向大海，正如向往自由的灵魂终将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