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在历史转折时期上山下乡被艰难地被否定
一、毛主席定的，不能否定
1976年10月24日。
北京，天安门。
整个广场人山人海。自从1971年9月林彪事件以后，这个广场上除了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喜庆。一个多月前失去领袖的悲哀似乎在一夜间荡然无存。确切地说在这个月的中旬，当地下的消息渐渐变为正式的传达时，人民知道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抓了。加上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等，“文革”中的大红人都被送进了监狱。
中国的事情实在是变化太快了，令人无法适应。涌动出来的激情已经化为了巨大的行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庆祝英明领袖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大会就是这样召开了。
年迈的叶剑英、李先念陪同着比自己年龄小了许多的英明领袖走上了城楼的时候，整个广场就像当年迎接毛泽东登上城楼一般欢声雷动。
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毛泽东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自己死去不到一个月，他亲自提任重用的这些人，包括自己的老婆都会被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抓了起来。也许“血雨腥风”说对了?虽然在打倒了“四人帮”以后，口号里依旧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等等。但中国的老百姓忍受够了，渐渐明白了。半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已经较量了，现在是可以公开的、大声的诉说隐藏在心里十年之久的话了。
毛泽东一句“你办事、我放心”的“圣旨”下达，使全国人民又有了新的领袖。与“伟大”不同的是“英明”。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自1949年建国以后，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唯有华国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所仅有。
喜庆的广场庆祝很快就结束了。当狂欢的人们回到了现实之中发现有着太多太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华国锋面临巨大的考验：如何接手毛泽东留下的这个摊子?如何在后毛泽东时代引领中国这艘大船驶向彼岸?
时任副总理、主管着全国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发出了警告：文化大革命已经使国民经济到了奔溃的边缘。
千孔百疮，积重难返啊!
千头万绪，拨乱反正啊!
华国锋有着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考虑，自己的打算。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最高领导，华国锋必须亮出自己的旗子。他要告诉人民，如何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出炉于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里的这段话成为新的领袖执政的纲领。
很明确地告诉了全国人民，毛泽东说过的话，决定过的事是 “金科玉律”，不得有半点违背。
是毛泽东给了他接班的手谕：“你办事，我放心。”在毛泽东死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是他亲自下令把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同党们抓起来。把毛泽东生前竭力想肯定的“文革”这件事的几员大将拘押在监狱。他是毛泽东首肯的人，是毛泽东一首提拔起来的人。先前的刘少奇、林彪包括江青和张春桥都无法实现“接班”的黄粱美梦。机遇幸运地降落在这位来自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手里。
这是天意?
在欢庆华国锋上任以后，人民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新领袖的身上。就像数不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人们寄予了希望，当然包括还在农村的知青。与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样，这同样是华国锋较为头痛的事情之一。这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涉及一代青年的命运，涉及安定团结的局面的大问题在考验着新的领袖的勇气和智慧。
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允许在乡知青返回城市，是唯一解决知青问题的途径，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毛泽东生前发动并坚持的。
还有就是这么多的知青如果一下子回城，对于经历了十年“文革”运动，已经千孔百疮的城市受不了，贫穷的国民经济负担不了。
关键还是毛泽东肯定过的事情。
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湖南省的益阳三中一批红卫兵组成“支农兵团”，要求上山下乡。华国锋当即指示以省委名义给他们写贺信，随即又签发文件，号召全省师生向支农兵团学习。
华国锋身体力行支持毛泽东上山下乡运动的。毛泽东关于知青接受“再教育”的指示下达后，华国锋第一个表示把自己第二个儿子送到农村去。华国锋不但送子下乡，还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女儿上山下乡。
凭着这一点，从华国锋个人来说是无可挑剔的。
如果把华国锋送子女上山下乡与当时相当一部分的干部官复原职以后“开后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还在农村的子女“捞”回来，差距就在这里。所以这样的“老实人”走上中国最高位置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两派交锋，恪守中立;是是非非，心中明白;时间不到，不露真相;以身作则，无可挑剔。
1977年8月，在他担任最高领导人以后召开的首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华国锋继续强调指出：
“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一句话，不许否定毛泽东定下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新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
但是，人民等不及了。
盼望着新领袖能够给干枯的麦田里浇上一些甘露，结果依旧是光打雷不下雨。
知青们开始从议论到了行动，要求改变现行的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要求回城的要求：“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
知青的家长也开始了行动，纷纷跑到专管知青工作的“知青办”，要求让苦难的孩子们回来。
围绕着上山下乡究竟对不对?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 “扎根农村干革命”还要不要提等等一系列问题，人们为此议论纷纷。这种议论间接和直接影响到了管理者。
在这样一片否定声中，华国锋成为了“阻力”。执政者理直气壮的说，不能否定“十一大”路线!因为华主席说了必须坚持上山下乡，这也是继承毛主席遗志的一条。
但那时，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了。
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还未再度出山的邓小平身上。有1975年这位二次被打倒的老人的“整顿”业绩，人民有理由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打破僵局!
二、邓小平找准了突破口
千呼万唤，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了。
华国锋解释，让邓小平再次出山为什么要等等，他在寻找时机。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邓小平再次走进中心舞台的。如陈永贵、汪东兴等。
早在邓小平从江西流放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这位矮个子的老人在几年旁观中酝酿了许多事情，终于有了一个让他再次施展才华的舞台。作为一个“文革”被打倒的旁观者，他有着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分析，甚至是总结自己当政时的成败得失。几上几下的经历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到了1975年，他开始亮出自己的剑——全面整顿!
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那一套推举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很明确提出：“从中学生里挑好的，要直接上大学”。他甚至批评大学毕业后当农民是极“左”。
旗帜鲜明，一针见血!可惜好景不长。当毛泽东希望由他来为自己发动的“文革”做一个历史结论的时候，邓小平选择了婉拒。他自称是桃花源中的人，无法胜任。
在毛泽东身边的几位“文革”红人们趁机向毛泽东进言：邓小平反对“文革”。在临死之前的一年，发动了对邓小平的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至此，在邓小平向周恩来致完悼词以后，他再次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
邓小平曾经发起过对极左的东西的抵制，提倡过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等正确意见，如同其他正确主张一样遭到了疾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者认为主张中学生直接上大学是“妄图腰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他本人被诬蔑为“‘拔根’复辟的总代表”和“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魁祸首”。
1976年的清明节，毛泽东被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幕彻底激怒了。他下令撤销了邓小平所有的职务。但是与先前一样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
就像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发出的呐喊：当今已经不是秦始皇的时代!人民心里已经清清楚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祸国殃民的。人民已经不再相信陈腐的说教和谎言的欺骗。
那时，我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看见一幅标语：邓小平是人民心中的月亮。
太阳下山了，月亮升起来。人民的期盼啊!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把目光注视到了科技和教育。这是一个国家的根啊!十年浩劫荒废了，科技的停滞，教育的荒芜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了无群的伤痛。整整一代人被驱赶到农村，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接班人。这个后果就是与世界脱节，就是“落后就要挨打!”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承载着人民的希望，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他不停蹄地“拨乱反正”——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敏锐又及时地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他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谈教育工作时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这番话他是抛砖引玉般地提出问题，实质上是对于毛泽东倡导的要劳动两三年才能上大学的“试验”给予坚决的否定。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首先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对于17年教育的评定。他在认为，建国后17年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这个被誉为“八·八讲话”中他又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果断，坚决。吹响了恢复高考的进军号。恢复“文革”前高考制度，从而在根子上切割了“文革”的所谓“新生事物”，把那种不切实际的“试验”、空想抛进了历史垃圾堆。
9月19日，邓小平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就是从根本上对毛泽东的“两个估计”进行否定，推翻了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同时也是对作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指导理论的“再教育”理论一个间接否定。他问道：“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他还对招生的条件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明确否定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了7年之久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不考试的做法。知青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直接报考大学，再也没有什么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公平的竞争杜绝了靠关系“走后门”的歪风。考大学成为知青离开农村最理想最光明正大的途径。
明确无误地否定了中学生毕业“面向农村、边疆、工厂、基层”的分配原则，直接考大学。这是上山下乡规模将逐步缩小的一个信号。今后，直接上学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上山下乡人肯定会越来越少。一个重视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明确否定了封建血统论的罗网牢牢束缚着那些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手脚。否定了用家庭出身好不好来决定一个青年能不能上大学的恶劣做法。寄希望于知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考公平竞争上大学离开农村。使这些所谓“可教子女”获得了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
在毛泽东去世一年之际，邓小平已经全面开始“拨乱反正”了。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赞同邓小平的这些做法的。但是，还在农村里的知青们感到了春天的到来，感觉到时代在发生了巨变，感觉到中国有了希望!
据记载：自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其中知识青年约占半数。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其中知青7.9万人。
1978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入学人数猛增至27万人。
两年近35万知青进入了大学。这些知青中佼佼者、幸运者们终于等到了离开农村的那一天。对于还在农村将近800万知青来说，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更多渴望回家的知青们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尤其是那些1969、1970、1971年毕业的中学生，挂着“中学毕业生”的牌子，充其量只读了小学那些书。他们在遭遇“文革”动乱的时候，是在读《毛主席语录》声中度过了所谓的中学。革命大批判、学军、学工、学农的劳动成为他们的主课。因为毛泽东早就言明：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主课。这样的一代人在邓小平回复高考以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当留在农村的知青们，眼巴巴地看着个别的知青朋友喜气洋洋地回城上大学、上中专的时候，失望、悔恨、惋惜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他们在心底里呼喊着：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撰写云南知青在1978年秋天大返城的《我们要回家》一书的作者刘晓航教授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起——
2002年6月我去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部长楼采访1979年初处理云南知青问题的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同志，谈起此事，他沉痛地说：“当年毛主席是号召家长们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些四川娃娃还未成年，文化程度根本称不上初中，都动员到云南去了，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啊!
要不是邓小平强有力的亮剑，真的是后患无穷了。
一代人的青春岁月，报国壮志在十年的“文革”里化为泡影。千秋功罪啊，历史一定会对此作出不同于现在的评说!
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在邓小平手里恢复了。这不仅改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命运，在当时客观上加快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步伐。
三、转变在静悄悄地进行中
被推上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抱怨道：“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件事就感到头痛”。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也说：“知青工作搞得好，可培养一支生力军，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
在毛泽东身后留下的众多遗产中，知青问题如何解决成为第二代领导无法回避的大问题。知青上山下乡，不像平反冤假错案等等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千家万户，不容许有半点差错，而且还涉及到如何否定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如何在不损害毛泽东形象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好知青问题。
难，很难。但又必须面对。从华国锋到叶剑英、邓小平直至具体分管的陈永贵等等，都不敢贸然表态。
在紧紧张张筹备了一年以后，为了召开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主要听取各地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见。
对这样一个座谈会，有着罕见的重视。当时的党中央一正四副的主席和副主席，除了汪东兴没有到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亲自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听取代表们的意见。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目的是为计划于1978年准备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研究和确定工作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从1976年10月6日历史转变的兴奋中清醒过来的人们，开始面对现实思考着未来。人民期待新的领导人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包括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究竟怎么看待这个毛泽东发动的运动?那么多的问题如何破解?还要不要继续?
在这样的氛围下召开的座谈会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舆论一律”的管制。与会者可以较为轻松地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其他领域一样，也是积重难返啊。
与会者提出了关键问题：还要不要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向。这是社会上传说纷云的话题。由于招工政策的变动，知青们认为听党的话，上山下乡吃亏了。已经有部分城市出现了知青集体回城上访。还有清查运动整知青的事情等等。
确实很难。与会的人员基本是知青工作管理者。他们在抱怨：
“吃不透上面的精神，说不服下面群众，受夹板气”。
座谈会最后形成的《汇报提纲》习惯地把“肯定成绩，坚持方向”摆在了首位。继续肯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向完全正确，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十分显著。
为此，《汇报提纲》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落实华主席关于知青工作的重要指示。并提出了需要继续调查的11个问题，以便为开好定于5月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做准备。
这个座谈会只是在197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披露了消息。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还是继续肯定毛泽东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
不奇怪，1977年的时候还没有提出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可喜的是在这样一个座谈会上有了一些松动。大多数的人认为对知青上山下乡应以历史的看问题，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都不适宜。
议论纷纷比没有议论好，能够提出了不同看法至少说明上山下乡确实存在问题。有人就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更有人大胆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这是非常明显地否定了上山下乡，也是间接地在批评新近召开的十一大上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定论。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否定上山下乡的成绩就有否定十一大路线之嫌，就是否定英明领袖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在“文革”的硝烟刚刚散去的时候，心有余悸的大多数只好选择继续为这场举步维艰的运动唱赞歌。正因为这些问题批下去要涉及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所以掌管舆论的汪东兴顾忌重重。他设定了什么能批什么不能批，预先划定框框，设定了禁区。
难怪邓小平在多年以后感慨道，“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几十年形成的思想理念不可能在抓了几个极“左”分子的一夜之间改变了。无论从华国锋的经历还是他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度来说，要使他轻易改变“照过去方针办”，绝非易事。
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出来工作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2月份出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十分敏锐地感到了这个方针会带来的后果。
邓小平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邓小平还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此后，邓小平在许多场合又多次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那么，什么是正确的呢?领导人在思考，人民在思考，要突破这个思维定势，需要在理论上突破。类似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大家明明知道应该纠正了，但是限于这是毛泽东生前发动并强调要肯定的，就无法向前迈上一步。再纠结在这些问题上，再让几百万知青在农村翘首以盼，早晚会出问题的。
在知青问题的那个座谈会召开以后一个月，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
讲到了问题的关键点。不发展，怎么安置这么多的劳力?邓小平的聪明之处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直奔主题!
邓小平指出：“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
在终结了“文革”的混乱以后，邓小平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发展问题了。在他被打倒的那个年月，整个国家陷入在“革命”的疯狂之中，谁会去关心什么生产、经济、民生等等。先前批了一个马寅初，结果生出来那么多的孩子到了“文革”时期都要升学就业了。但是，国家却无法解决。只好把这些多生出来的孩子们驱赶到“广阔天地”。
邓小平的聪明在于不谈过去，而是从当下的实际出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发展!
3月28日，他在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说：这里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为此，邓小平在其复出以后第一次讲到了上山下乡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
邓小平认为，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是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工业领域，做到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邓小平一下子找到了解决长期困扰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症结。他巧妙地避开了否定上山下乡会造成对于毛泽东形象的损害，而是从发展生产，解决城市劳动力安置问题入手。先把吸纳回城知青的蓄水次造好，然后让这些已经在农村被“再教育”十年的知青回来。一个大难题就这样被解开了。邓小平的想法，无疑是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一个大胆突破。
把上山下乡纳入城镇就业轨道。其实，当年毛泽东迫于无奈发动上山下乡政治因素是主要的，但隐藏着关键问题还是就业。
知青问题的解决从那时开始有了转机，但是还有险滩、礁石、暗流在考验着领导人和知青群体的耐心与智慧。
在邓小平这些讲话以后，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
这种做法在传递一个信息：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在城市中重新解决知青的劳动就业问题。
知青回城，已经在议事日程上了。只是还生活在农村的知青一无所知。他们依旧在期盼着。
突破的契机也在那一刻开始了。1978年5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将换来人民的真正解放。
这一切，来的不易啊!
四、艰难的突破
中国人民欢呼1976年是“第二次解放”。
1949年的解放意味着人民站了起来。1976年的解放意味着什么呢?那一年最大的事件是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抓。如果说这是“解放”，是人民感到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从一场浩劫中脱身。这样的解放是伴随着的是一种从灵魂深处的真正解放。
真正的解放，还是在1978年开始的。解除精神的枷锁才是真正的解放!
阻碍这种解放的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敏锐地抓到了问题的要害，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恢复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主持定稿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这篇文章作为中国又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新生的标志。
这篇文章论述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观点，主张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文章发表后，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是支持的。但是也有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是抵触的、反对的。由此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支持者的意见占了上风。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要话题上山下乡上来。假如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上山下乡是必须坚持的，不许否定的。为什么?因为是毛泽东定的事情。至于上山下乡在实践中对不对，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关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以后，讲清楚这个理论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事例。上山下乡就是一例。
我们要感谢著名的理论家于光远先生。根据记载，他在当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直截了当地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应该承认这是十多年错误做法造成的。”
还有邢贲思先生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报告中也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每年国家要花十多亿元，包括各种各样的补助、耗费，花这么多钱，结果到了农村还跟农民争粮吃，农民并不欢迎。
但是掌握着宣传舆论大权的“凡是派”依旧在坚持自己的观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很难想象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时间里，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几亿人只能够看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剩下的就是各个省市的一份靠转载这两报一刊过日子的党报。
整个中国在那一刻被窒息了!
这样的局面直到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被抓以后开始得到了缓解。
1978年10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复刊。
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一鸣惊人——
2008年10月18日，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辛回忆对说：“我最早是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大字报栏上看到《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文章的。我清楚地记得，时间是1978年11月23日。标题好像是《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头版都快满了。”
那时叶辛被临时借调回上海修改他的知青小说《蹉跎岁月》，借住在上影厂的宿舍。他当时的身份是贵州省修文县砂锅寨的插队知青。
一篇评论员文章为何会掀起轩然大波?叶辛认为：“这篇文章在当时许可的情况下，针对近十年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了不少真话和大实话。”
曾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徐祝庆是这篇评论员文章的作者，当年他35岁。
我们要向这位老报人致敬!
他告诉我们：“那时我在评论部工作。这是报社主动写的，不是上边要求的，应该是写出了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
写出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这在当时尽管把“四人帮”打到了，也是一件很不易的事情。
另一位老报人王文翔回忆：“当时我在报社青年运动部工作，我们后来还配发了江苏扬州市琼花街道全部解决回城知青问题的稿件。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邢崇智看到后，打电话来要了100份报纸，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发了下去。”
徐祝庆回忆：“听说，国务院知青办向国务院领导告本报的状，报社有压力。”
“当时的信呀，像浪一样涌到报社，有几千封。”王文翔说，“写信的人，有知青，更多的是家长。”
这一切都发生在北京正在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
北京在开会，云南知青在起事。全国的知青都在寻找出路。在这个关键的敏感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了十年之久的《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1月23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78年11月23日，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文章，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评论员的文章认为上山下乡的起因是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实质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文章例举了大量的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结论是必须拨乱反正!
评论员文章发表后，留在农村里知青们奔走相告。大量的支持信件飞向了报社。正如著名作家刘小萌先生撰写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里讲到的——
“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真相进行过全面剖析的文章，仅此一篇。这篇文章还用犀利的笔锋驳斥了长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左’的理论教条。”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滑稽并奇特。当大多数人民喜欢的东西必然会经历一些曲折、磨难。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被某些领导人认为是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国务院的知青办甚至发出通知，强调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求统一口径到“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
在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里(第138页)认为：“(这篇)文章的要害在于，对于我国的上山下乡活动缺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把上山下乡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捆在一起，使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不利于在安定团结的气氛中稳妥地解决知识青年问题。”
就是在今天，我们重新来看这篇文章，丝毫看不到什么“缺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什么“不利于在安定团结的气氛中稳妥地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等。
一定要坚持讲成绩。但是成绩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去正视存在的问题呢。多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一些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成绩是主要的，缺点(不许讲错误)是次要的。
今天依旧是这样。
当年奉命解决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的原农林部副部长赵凡在回忆中说：“不让知青上山下乡，难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么多知青派去了云南，吃不饱。后来动荡了，政策就更乱了。政治形势好了以后，人们都希望改变这个做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没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见《瞭望东方周刊》《“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
因为是毛主席定的，所以很难一下子突破。
遥远的云南农场里，知青们早就等不及了。在《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发表的一个月前的10月，一位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信中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的宭困处境，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西双版纳各个农场的知青的签名响应。这封信被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农场场部门口。一时间，关于这封信的议论成为整个农场的中心话题。事后丁惠民回忆说：“说来也巧，在这节骨眼上，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对待解决不可的地步。至于如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就没有说了，不外乎让广大知青相信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会‘统筹解决’的。无论如何，这篇文章与我的联名信十分吻合，有异曲同工之处。双方都是一个意思：知青问题不容忽视。只不过我当时还不到暴露最终意图的时候。知青们打消了顾虑，有些农场的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
这种轰动效应从由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里可以看到——“据各地来电来信反映，评论员文章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他们感到回城要求有了政治和理论依据。江苏宜兴县张渚公社18名下乡知青见到文章后，立即到县城街头张贴大字报，说‘上山下乡错了，要求落实政策返城’。上海市一些下乡青年回到市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和火车站贴出：‘拥护评论员文章’的标语，说‘文章讲出了知青、家长的心里话’。一些安置知青的县派专人带着名单到上海市政府要求收回下乡知青。说他们不愿再作‘四人帮’的‘帮凶’了。到市、区上访知青猛增，并互相串联，酝酿上街游行示威。”
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里还记录了云南东风农场四分场全体知青给上海市委和劳动局的一份电报。电报一开始就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多年来埋藏在我们心里的话。”要求上海市委火速派调查组来云南“为广大知青平反昭雪”。
刘晓航在写《我们要回家》一书的第十二章“在暴风眼的中心里”是这样描述的：“正当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垦区广泛征求知青签名之际，11月23日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广大知青闻讯后争相传阅，因为《中国青年报》基本上是代表官方观点的，这篇评论员文章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质疑是多年来第一次听到，它实际上暗示中央领导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的政策将有较大的调整，知青们的出头之日终于来到了，故奔走相告，异常兴奋。虽然至今尚未获得确凿的材料，弄清当时这篇评论员文章出台的背景与内幕，但是人们评价它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冲击‘两个凡是’禁区的一大突破口之一。”
突破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里前行的。
从《光明日报》到《中国青年报》，一种突破的气候在渐渐形成。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确实是在为兴起的知青大返城起到了推进的作用。自从有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后，那个时期人们对于中央媒体的“评论员”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加上这篇文章又是触及了千家万户的知青问题，理应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底层的知青等不及了。那么高层呢?
五、在小心翼翼中否定
在毛泽东离世以后，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之一的“文革”结束了。折腾了十年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全国有一亿人受到迫害和株连。党、政府、人大、政协处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检、法等专政机关残缺不全……。
百废待兴啊，一个被搞的支离破碎的国家。
1977年12月，主管全国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承认：文革十年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十年“文革”，一半时间经济增长率低于4%，其中3年是负增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无数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一个号称东方文明古国里仅剩下了“一部小说四个电影八个戏”。一个国家长达十年竟然没有组织正式高考，实属人类文明史上的罕见，全国文盲半文盲已经多达2亿3千多万人。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与世界高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中国远离了世界。中国太落后了，被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积重难返，四个字显得是那样的沉重啊!
要搞揭、批、查，要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要立即恢复生产等等。这时的知青上山下乡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自从1973年以后，原先准备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因为种种原因而被一拖再拖。
总归是要开的。怎样开?讲些什么内容?下一步该怎么办?为了统一认识，在1977年底到1978年初国务院知青办召开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目的是听取各地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见。但是在知青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大的进展，不敢随意表态，没有突破禁区。
邓小平把解决这个问题纳入到了城市发展的就业问题，对于上山下乡如何看待，还要不要搞，没有讲明。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国务院知青办许世平谈话时指出：“最早提出插队的邓小平同志，是在60年代初那样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方针，是可能做到的。你们的责任是讲明这种可能性。”
这是中央层面的领导首次严肃地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
所以，胡耀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要明确责任，“讲明这种可能性”。
言简意赅：上山下乡这个路走不通，必须废止。
领导层的意见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渐渐地向一致方向靠近。就在当月，时任最高领导的华国锋在同胡耀邦的一次谈话中也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能不下乡就不搞下乡，每年花20个亿，农民还不欢迎，认为是争饭吃，城市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邓小平的意见被大家接受了。
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涉及这个事关千家万户的问题，都在巧妙地避开对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都在从发展生产解决就业问题上寻找新的渠道。
上山下乡的路将要走到尽头!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会议将研究解决一些问题。《通知》在继续要批“四人帮”和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下，从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广开门路，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安置知青的问题，逐步做到少下或不下甚至不搞上山下乡而自行安排。尤其是要加快解决还在农村的800万知识青年问题。
《通知》明确地在传达一个意见：知青上山下乡逐步收缩，逐步结束。
怎样做，高层继续在讨论之中。
“文革”中被毛泽东发现并被提任到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位子上的纪登奎表态说，总的方针要稳住，“逐步做到不搞上山下乡”的提法要考虑。要在坚持上山下乡的方针下，以求安定团结，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下，做到不下。不宣传上山下乡就是不能安定，就要乱套，也会给下边造成困难。农场要稳住，这也是个方针。
还是一个坚持的观点，生怕以否定会引发稳定问题。“宣传下，做到不下”的说法，在事实上承认了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上山下乡造成了动员城市不满意、农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国家每年还要花20个亿。这“四个不满意”的说法来自李先念。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胆地在否定这个上山下乡。所以这位久经沙场的人物在随后的一次会议里还是来了一番抽象的肯定：“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
话锋一转，李先念立即指出：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大作用的，不肯定这一条这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国营企业总是说人多了，整个工业多了2000万人，有些行业人不够，特别是服务行业不够。现实状况是城市多了2000万人，城市毕业生容纳不下。关键在于多了2000万人，就多吃100亿斤商品粮。粮食问题涉及城乡的一个大问题，牵扯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生产，把知识青年统统搞下去对不对?我看不对，管得多了，不管什么人都搞下去，今后要集中管好190个大、中城市。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我们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四人帮”认为要消灭城乡差别，就要把城市青年放下去，然后把农民再招进城。不从发展经济着眼，城乡差别怎么缩小?
上山下乡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出力不讨好”，生动又形象，一言道破了这是一个不得人心的运动。
号称“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对于上山下乡的看法更加理性一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口号不完全，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是去就业就要研究上山下乡的就业问题。如果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妥，那么多农民不能建设?农村也不缺劳动力，上山下乡实际上是过渡的。不能说没有目的，至少没有归宿。如果把插队作为就业来处理，在群众中通不过。解决这个问题，要用教育结合起来，多数人不能升大学，所以就有就业教育。
习惯于理论工作的他是从分析口号入手，指出了上山下乡实际是一种就业的过渡。
认识在逐渐统一，上山下乡这条路确实是走不通了。1978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汇报提纲》。几位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可见上山下乡问题足以引起高层的重视。会议原则上同意《汇报提纲》中有关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措施。
华国锋的思路是要办好国营农场留住知青。他认为农场潜力很大。现在农场搞的不好是造成知青回城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的想法还是要加快发展。他认为现在下乡的路子越来越窄，总得想办法才行。他提出能不能想办法搞卫星城镇。他举例说，彭冲同志打算在上海周围建10个卫星城镇。北京人口集中也可搞卫星城镇。邓小平的结论点是：我们要真正解放思想、广开门路。
李先念强调：上山下乡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对于过去的成绩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要不然800万人闹事谁受得了呀!插队的也要肯定成绩，但今后要改变办法。“三个集中一个分散”的办法我不放心。
李先念讲的很具体。他承认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这位副总理还说：对女孩子，母亲都担心，实际上也出了不少问题。在处理上如果不肯定成绩，首先是下面受不了。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要讲经济效果。首先要把农场办好，否则稳定不下来。我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广开门路。如绿化、植树造林。总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
叶剑英、聂荣臻、乌兰夫、韦国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纪登奎在疾呼：知识青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现在城里的不想下去，农村的800万都想回来。都呆在城里没事做，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积极因素，搞不好是影响安定团结的，搞不下去，可以组织办农场安知识青年。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3万，还有8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
事实上已经出事了。
就在这一天，云南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一场“我们要回家”的知青大返城即将开场了。
六、转折关口的一次中央会议
还是纪登奎，他告诉中央的同事们：下面都在等着，到了必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会造成大问题。现在社会上有各种舆论。总的是说不下乡了，动员单位不动员了，社会上几百万人安排不下去，在乡的几百万要回来。浙江、辽宁发生上千人闹事。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对当前大好形势会产生消极影响，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还下不下?城市招工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平衡好，可不下。如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西藏、山东、广西都可以不下。需要劳力多，故意把人放下去，又把农民招上来，这是最糟糕的政策。二是在乡的800万怎么办?城市1000万人要安排，无论从商品粮还是城市就业分配，两三年内都无能为力。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搞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要使青年、家长都满意。
是啊，1978年的时候上山下乡在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已经风声鹤唳了。在纪登奎的话里透露的是知青们等不及了，会出大事的。城市一下子又无法吸纳如此多的上山下乡知青。毛泽东留给他们的遗产，真的是很难接手啊!
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
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
这段批示其实很矛盾。既要肯定先前的成绩，又要否定实际的做法。估计了今后可能还要上山下乡，又强调了要改变做法。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当时何止李先念一个人。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牵扯到的人是以千万计算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啊!
从1973年到1978年，这个五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大事。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起航都在这一刻。在间隔了五年以后，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那时，全国还留在农村的知青们把关注的目光都焦距在北京，都在期盼着这次会议能够给知青们带来春天的信息。
那时在“广阔天地”里，大撤退已经在静悄悄地进行中。纪登奎说下面都在等，这是指没有任何门路可以回城的知青们。
1977年恢复了高考，走掉了一批真才实学的知青。这些知青中的“精英”虽然占了极少数，但是能量不可小看。在无法无天的年代，这些人是坚持读书学习的人，是有着思考的人。
靠着病退、困退等等在当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回城的人正在累积放大。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装疯卖傻，自残生命……为的就是一张回城的户口迁移证。为了回城，可以出卖身体，出卖灵魂，出卖仅存的一切。
二十世纪初的1918年，鲁迅曾经写下了这样惊世之句——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
60年后的1977年，作家刘心武写了一部小说《班主任》，发出了这样相同的惊世之句——
“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账算到了“四人帮”的身上。这笔账是属于谁的?大家都明白是谁欠的!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在林彪、“四人帮”的身上!叫孩子们去上山下乡，林彪都认为是“变相劳改”，江青都批了“走后门”。这些历史的事实，到了某些时刻就会故意糊涂。
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老干部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官复原职了;“地、富、反、坏、右”们都被摘掉了帽子，恢复了一个人的尊严;从1949年开始造成的冤假错案一个个被还原了真相，那些已经屈死的冤魂终于得到了安息……。
那么，还有860万从城市被流放到农村，现在依旧还在农村的孩子们谁来管?他们该不该一辈子留在那里?这个上山下乡究竟对不对?
在关键时刻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上，两种意见尖锐对立。
不许否定的意见认为，过去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不能离开历史的具体条件去看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从根本上否定，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还在农村的860万人回城是做不到的。
不许肯定的意见认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1949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丧失人心。一是精简下放(指“大跃进”失败后将大批城市职工和居民下放农村);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为荒唐的是 “文化大革命”以来，城市青年下乡1500多万，从农村又进城1000多万人，那么有何必要上山下乡?花了60多亿元，买了“四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为了维护稳定，宁可继续让860万知青继续留下农村。这就是代价。这样的代价，是需要付出的。也是换遭到报应的。
至于今后还要不要搞上山下乡?面对着如此激烈的分歧，只好寻求一种折中：今后若干年内上山下乡还要实行，但是提法要改变。
交锋以后达到了某种妥协，牺牲的是860万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在最后通过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里继续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
会议的基调是：
上山下乡运动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都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会议通过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最后形成中发〔1978〕74号文件，传达到全国。会议对上山下乡政策作了的调整。
限于当时的局限，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有着其积极的、进步的地方。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方针，中止使用插队落户这一安置下乡知青的主导形式，改为举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和工厂等等从客观上结束了“文革”期间那种强迫的、带有政治色彩的上山下乡运动。提出了在城市中广开门路，为扩大留城面、缩小下乡面创造条件，实质上是在为结束上山下乡创造条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出“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收场的明确信号。
但是还是来的迟了一些。全国知青要求返城回家的请愿、静坐、上访持续不断，大有燎原之火之势。还在会议召开之际，从遥远的云南就开始了知青大返城风潮。这股风潮的掀起从某种层度上讲是中央的这一个会议引发了的。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里这样记载：“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
1978年12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消息。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
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当事人回忆说：“你见过马蜂炸窝时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一百倍。‘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青名份都没了。’‘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缅甸打游击去!’‘对，我们有这么多人了，怕谁?’” 一时间，群情激愤，沸沸扬扬，我敢说那些举手通过决议的人如在这里的话，非被当场扯成碎片不可。这次中央明显犯了错误，当年，号召上山下乡把大家当作知青敲锣打鼓地送往边疆，现在转过身来不认帐。翻手雨覆手云，兔子急了都会咬人啊!天天说要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口口声声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知青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岂能当儿戏?几十个人关门开会，就决定了千万人的命运?事先征求过知青和家长们的意见吗?……当我冷静下来时，感到中央可能受到蒙蔽，各级地方长期以来隐瞒真相，报喜不报忧(这当然是“四人帮”的流毒未能肃清所致，)使得中央判断失误，决策失准。这就需要我们尽快赶赴北京，直接向中央面陈实情，表达知青的真实愿望，协助中央纠正错误重新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利于安定团结，共建四化大业。” (见丁惠民《在激流与漩涡的中心》)
会议精神下达后，云南的知青们说：“你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是让我们回去，二是派兵镇压，没有其他办法。”“不回家是死路一条”、“宁可杀头，也要回家”。
在云南知青掀起的大返城的浪潮下，这次会议和制定的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这样的结果是会议的参加者们所无法预计的。
七、云南国营农场爆发了大返城浪潮
“文革”期间开始的上山下乡浪潮把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10万知青席卷到了云南军垦兵团(后改为农场)。
不到十年，1978年的时候还有7万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等地的知青留在农场。
3万人走了，留下的7万人人心浮动。
全国呢?还有860万啊!
1978年10月18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10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写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目前，我们知青当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一是知青感到生活枯燥，思想内心空虚。二是多数知青逐渐消沉下去，对生活和前程失去信心。三是有的知青草率早婚，把自己圈在小家庭内，以期得到慰藉。四是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这里，纷纷到外面匆忙寻找对象结婚，使农场男女比率失衡，出现男知青难以找对象的状况，引起他们思想的波动。五是有的知青擅离农场，一去不返，长期呆在家中靠父母生活，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六是有的知青生活热情日减，终日谈回家之事，消极怠工。
怎么办?丁惠民在《公开信》中说：要改变这一状况，不言而喻，最好的办法是采纳知识青年梦寐以求的宿愿——回到自己的家乡。总之，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数百万，如果知青问题能早日妥善得到解决的话，那么把我们这批青年力量以及父母亲人为操心而分散掉的精力用到建设“四化”上去，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推动作用啊!相反，让这种知青不安心、家长不放心的不堪局面继续下去，会给实现“四化”带来什么影响呢?为此，我们农场知识青年以最诚挚的心情向您——邓副总理恳切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我们深信，您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及这一正当的要求，也一定会采取适当措施解决知识青年的具体问题及困难。
丁惠民的信是否交到了邓小平的手里，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样的信要送到邓小平的手里，比登天还难!事实上，知青们希望云南的知青办代为转交的信已经石城大海了：根本没有转交，也不可能转交。
终于有人出来说话了!终于有人敢于出来说话了!
这封出自于知青之手的信在很短的时间内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就是我们埋藏在心灵深处已8年之久的呼声——今天终于发出来了!”
“滴水成海，心齐山移，邓副总理会听见我们正当的呼声。知青们，快行动起来吧!”
知青们在呼吁，在呐喊!
知青们只能再次把《公开信》寄往《中国青年报》并写信反映他们的诉求受到压制的情况。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其群众工作部编的《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上印发了景洪农场10分场部分知青这封来信。
知青们的信是这样写的：今年10月中旬，我们农场一名上海知青受大家委托，执笔起草了一封表达广大知青意愿的给邓副主席的联名信。在这封信中我们汇报了目前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坦率地表明想回家的愿望，恳请邓副主席能酌情帮助解决。按理来说给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是件很平常的事，何况又是公开信，是合法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联名写信过程中，竟遇到了本单位领导的种种非议，甚至干涉。联名信刚发出的第二天，农场派来调查小组，专程调查联名信的来龙去脉。一系列对写联名信青年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流言蜚语也自此盛行起来，给这些青年在精神上造成极大压力。我们不知这种做法与《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通信权利的精神是否一致。我们真不明白给邓副主席写信究竟罪在何处?为此想请编辑同志给予指教。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针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加快解决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并将《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连同丁惠民等知青《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齐呈送邓小平。
中国青年报社在向邓小平报告里披露了这样的事实：
云南景洪农场10分场知识青年写给邓小平的信是先寄给云南省知青办负责同志。但是知青办的官员没有将信转呈给邓小平，压在赴京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云南省知青办人员手里。中国青年报的人员在这次知青会议上，曾向参加会议的云南省知青办主任崔勇、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吉来喜询问：这封信如何处理?什么时候转给邓副主席?崔、吉二人回答说：“信没必要往上转了，省里已派调查组解决去了。”
为此，中国青年报认为，知识青年联名写信向邓小平反映情况是正当的，是宪法允许的。而云南省知青办将知青的联名信扣压则是错误的。“为了使知识青年的呼声能够传到您那里，也为了使您了解这件事的有关情况，我们特将《青年来信摘编》送上，请您一阅。”
这封信就是这样转呈到了邓小平那里。
就在云南省的某些官员认为自己能够解决的时候，在西双版纳的各个农场里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返城浪潮。知青们都行动起来了，集会游行、罢工示威、准备北上请愿。
事态的发展已经不是省知青办所言：“信没必要往上转了，省里已派调查组解决去了。”
省调查组在各个农场遭遇了空前的抵抗，这是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估计到一封信居然能够掀起如此大浪，知青们要求回家的要求以一种视死如归的决心表达出来。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是一群人!在这些人的背后是在城市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12月2日，邓小平在家中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起草问题。邓小平挤出时间看了送来的《中国青年报》写给他的信。邓小平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
在接到当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邓小平的批示以后，云南省委不敢懈怠了，再也不说“信没必要往上转了，省里已派调查组解决去了。”这类的话了，而是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导工作”的方针，再派出工作组到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工作。
这时，知青们冲破了重重阻拦来到了昆明，他们的目标是上北京告状。
围追、堵截，早就在那时就发明了。今日对付上访的这一套早在那时就实行了。当第一批北上请愿的知青在昆明被围堵在旅店、车站的时候，已经绝望的知青代表们无奈采取了卧轨的举动，中断了昆明与北京的铁路。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惊动了北京：不许中断列车运行。当然，可以允许知青派出代表来北京反映情况。
知青来到昆明的目的就是要上火车到北京去。这也是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强行阻拦符合哪一条宪法、党纪呢?从一开始就允许知青上北京，会有铁路中断的事件吗?
如果中央的会议没有堵死农场知青回城的路的规定，这样的闹剧还会存生吗?
再向前追寻，如果没有上山下乡?
再向前探讨，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
这个烂摊子使得北京的新领导们伤透脑经。不解决吧，过不了这道坎。要解决吧，唯一的出路是让这些孩子回城。但是整个国家在十年下来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一下子拿不出几百万个岗位安置这些回城知青。继续迫使他们留在农村，也许类似的卧轨事件将会不断上演。
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积重难返!
就在这样混乱之际，另一队北上请愿的知青们绕开了昆明，取到一个叫读书铺的小站上了火车，来到了北京。
知青的越轨行动逼的北京立刻作出了反应。国务院从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和农场知青原籍地的四川、北京、上海等省、市抽专人组成调查组，由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亲任组长赴云南，再分成两个工作组到农场知青事发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州开展调查工作，就地充分听取农场知青的意见。
事后证明，幸亏来了赵凡!
八、错综复杂的上山下乡
当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被改变了。如果说1977年的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出现的这个变化，在意味着那个时代已经结束。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中国在否定中进发，在改变中前行。
后来叫做改革!
远在天涯的知青们隐隐约约感受着这些变化。终于，1978年秋天，还留在云南农场的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知青7万余人，在云南农场生活了十年之久以后，再也不愿意忍受这没完没了的上山下乡了，他们行动了，他们奋起了，掀起了震惊全国的知青大返城浪潮。
为什么是云南农场的知青?
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云南农场早就闻名全国了。在那段时期里发生的事件来说，唯有云南的知青上山下乡引起了北京最高当局注意。周恩来活着的时候有过措辞严厉的长段批示，足以证明云南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的典型性。足以说明在1978年秋天爆发的云南知青大返城不是偶然之举。
其实，问题早就发生了。只是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谁敢大张旗鼓地说呢?
当年，云南军垦的建制里有一个水利建设兵团，主要任务时建设水利设施等。在组建水利兵团的初期，干部们对大量来到的知青们许下诺言，谁先修完工程，就分谁去城市工作。用这样的许诺来安定知青们的情绪，加快工程的建设。天真的知青们在这样的许诺面前信以为真，咬紧牙关苦干了几年。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分配到城市工作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了。1974年，当知青们得知水利建设兵团解散，全部知识青年去橄榄坝农场的时候，一种被欺骗的愤怒爆发为集体拒绝。
承诺失信的结果是在以后4年里，知青们集体怠工，在原地驻扎不走。水利兵团成为一个无人敢管辖的“独立王国”。知青们自由自在地对抗着一批批前来说服教育的领导们，根本不把这些领导们放在眼里，橄榄坝农场党委副书记去动员，被软禁了14天。水利兵团在当时被人称作“小香港”。那时，这样的事件使绝对不会再新闻媒体里得到公开的报道的。
事情拖了两年。到了1976年7月的时候，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这些问题发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警告。
在1976年7月，这个调查组预言：“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
但是，这些警告没有引起重视，也不敢重视。即使是重视了，你又有什么办法解决呢?那时，全国都在进行所谓的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谁敢去碰知青上山下乡这个烫山芋啊，弄不好会上挂邓小平，下联你自己，戴上一顶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整个国家都存于一种无序的混乱之中，在深山老林里的知青只有仰天长叹的份!
不出所料，两年后大事终于发生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觉醒的序幕。等不及的云南知青们渴望抓住机遇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切终于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回家!
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主席华国锋，但《联名信》却避开他，直接写给第二位的邓小平。
什么原因呢?最主要的还是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一再被打倒。邓小平传奇一般的坎坷经历沉浮，足以被千百万受过“文革”迫害的人们把他视作自己人。尤其是1975年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大刀阔斧地直指“文革”的积弊赘疣，使他的形象里充满着勇气、魄力。
1978年10月底，景洪农场的部分知识青年率先发起，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联名信》开头写道：“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一席话，正是知青心态的真实表露。
让一位刚刚被走上十亿人大国最高领袖位子的华国锋，立马来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其一，华国锋面临的是毛泽东留下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烂摊子。十年一场浩劫，甚至可以追述到更久，无论如何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巨变的。
其二，与邓小平一比，无论是在执政的经验还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手腕上，华国锋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只属于中生代的。在毛泽东几次三番选择接班人失败的情况下，作为左右都能接受的人物被动地推上了历史舞台。
其三，要维系自己的形象，华国锋只有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一条路。是毛泽东给了他一个机遇，不说感恩，就是维系也不得不在肯定毛泽东的前提下，稍作改进。仅此而已。
放在当时历史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理解并原谅这位前领导人。是华国锋决定抓捕“四人帮”的，没有这一招，哪有邓小平的再次出山呢。
知青们在信中委婉地表示了对“文革”结束以来知青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的失望：“一年，两年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过了;可是，可是我们知青问题却不见动静，音信杳然，八年了，这还不够吗?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残剩两三年了，还能无端地消磨下去吗?”
知青们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的身上。
其实，邓小平也是上山下乡的支持者。
早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50年代中期就有了上山下乡。只是那时上山下乡的人都是在城市里接受完中等教育，家在农村的学生的“回乡知青”。一直到了三年大饥荒以后的1962年，国家才正式把动员城市毕业生上山下乡列为国家计划。
五十年代中国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最为典型的是 “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下的中国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什么事情都由国家大包大揽。包括青年学生的就业安排。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全部由国家作主安排，容不得你有半点自由。极“左”与急于求成形成的大跃进，造成的结果是经济萧条和大饥荒。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多的青年学生怎么安排成为一件大事。唯有上山下乡是一条出路。在那个年代，毛泽东以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赞同者，支持者、推动者。
60年代初，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困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
1963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转了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批语中说:“久居城镇的人口到农村插队是否可能?到农村以后能不能巩固下来?是不是只能安置劳动力而不能安置家属和其他辅助劳动力?是不是只有土地多、劳动力少的地方可以安置，土地少的地方就不能安置?这些问题，嘉兴县委的报告都已作了很好的回答。”
据记载，邓小平在审阅这份报告后认为，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他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
事后邓小平指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一年有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他说，安置要集中，不要分散。每个省选若干个县，土地有潜力、山区有潜力的地方，成批安置青年，结合治山治水治碱，投点资也合算。这样，就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了。他还说，一个公社安置百把人，就是一个势力。据下乡的同志反映，农村有三股力量，一是本土干部，二是复员军人，三是下乡知识青年。这三股势力合作得好，就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好。扭不在一起，就会搞坏事。集中一点的办法，关心他们也好关心，容易巩固，容易组织起来搞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业余学习;报刊也好供应;也好搞科学试验。这样花钱(投资)也可以集中，效果也容易看得见。南方人口少的地方，像大别山也可选为一个点，安置青年去治山。选择这样一些地区，知识青年也好发挥作用。给青年以理想，去改造自然，就有了奔头。总之，城市青年下去，不搞理想，单是当个农民，是巩固不下来的。
对于邓小平的谈话，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关于下乡的组织形式，主要要搞好插队。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最终写入了这一文件。在实际工作中，插队也成为知青的主要安置方向。
那时国家经济困难。(为何会困难时另外一个话题)国家有困难，年轻人就应该分担，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到农村去。当然在宣传上不是讲苦难的，而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做社会主义的新式农民啊等等。只是到了“文革”期间，这些都变味了。极左思想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地暴露。
为啥要动员(强迫)学生上山下乡呢?
按照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这样一些理由：
首先，这些学生都是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学生，怎么能够接班?所以需要进行“再教育”。
其次，由于发动了“文革”，将近1000万学生既出不了学校，又无法进入高一级的学校继续读书，积压在学校里成为一个承重的负担。在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唯一的出路只有“广阔天地”。
其三，把上山下乡高度“政治化”。如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等等。谁反对上山下乡，就会被视为对抗毛泽东的指示。
当这一切都在1976年9月9日以后烟消云散后，让曾经与毛泽东一起赞同过上山下乡的邓小平来拨乱反正，邓小平需要慎重考虑。
不能否定，但是要解决。这是在考验政治家的智慧。
九、邓小平解决知青问题的思路
邓小平坦诚：“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一句话，都有份。但是，责任有大有小。
每个人都有局限性，伟大人物也是如此。毛泽东、邓小平都有他们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度过劫波的邓小平不可能一下子从毛泽东思想里走出来的。他的局限性也许就是从自身曾经的经历里寻找到必须纠正的东西。但是，毛泽东是绝对不许否定的。
邓小平在当时就认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
面对着千百万知青，尤其是面对着从“文革”浩劫里死而复生的人民，新的领导人需要做出令人信服的决策。
所有在“文革”中遭受冤屈的人统统平反;所有的“地富反坏右”统统摘帽;反右斗争中99·99%的人都平反;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了;等等。
那么，知青上山下乡呢?没说。
继续用毛主席老人家肯定过的说法来遮盖上山下乡的不是，已经无法持续下去了。
云南5万知青开始写信给邓小平了。全国各地的知青们纷纷寻求各自的出路逃回了城市。上山下乡还要继续下去吗?上山下乡究竟对不对?
邓小平没有回答。
那时，大家都清楚，所有的问题都绕不过毛泽东这个人!
邓小平的聪明之处就在另辟蹊径。他在重新出山以后，就有意识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上：让人民吃饱。
毛泽东在世的中国是一个人民吃不饱的时代。把最低的生存需求作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切入口，采取多种办法来让人民吃饱，无疑是邓小平的杰作。
从吃不饱到吃得饱，直至吃得好，这样的杰作怎么不会赢得人民的尊重呢。吃饱了才可以干事嘛。
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只是让大家“站了起来”，但没有吃饱，还饿死了许多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则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耗子就是好猫。”在继续“高举旗帜”的口号中，开始在实际行动上否定前任的种种做法，叫做“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的观点是：“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邓小平语)
就是要做，不要争论。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知青的上山下乡问题怎么办?
毛泽东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邓小平不去涉及毛泽东的指示是否正确，他的着眼点是在如何解决眼下几百万需要回城的知青。他不提什么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只讲这是一个就业问题。他善于在乱麻中理清头绪，直指问题的实质。
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
1978年3月28日，他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谈到如何使城市容纳更多的劳动力问题时说：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城市的发展不能局限于重工业，而是要在各个领域里寻找再次就业的机会，来安置如此众多的、需要就业的知青。在“开辟新的领域”的构想里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心里已经开始筹划如何安置这些将要回城的知青。
让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实际上是对于“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的一种否定。那么这个由毛泽东发起的上山下乡究竟如何来评介呢。邓小平还是讲的比较客气的。
邓小平认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实际上是同农民抢饭吃。
邓小平以“农民不欢迎”为由，五个字就将上山下乡否定的清清楚楚。农民不欢迎，怎么可能请农民对知青进行“再教育”呢。不去讲知青如何，知青的家长如何，只讲上山下乡的接受者的感受，五个字平实无华，切中了要害。既然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农民“不欢迎”，我们就改!一个复杂的问题，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变得很简单。至于说，这是老人家生前定的事情，不去涉及，只讲现实。因为农民反对，就让知青回城。回城以后如何安置，“开辟新的领域”。简简单单，一目了然。解决涉及几千万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回避了敏感的话题，也许这是后来邓小平那个“不争论”观点的一个实践。
那时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有这样的魄力、权威、资格。
1978年4月13日，中央对于上山下乡问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调整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把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由国家劳动总局党组领导。
这个组织上的措施在表面，动员安置上山下乡知青的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劳动部门接受此事，意味着以后的任务主要是如何在城市中重新解决知青的劳动就业问题。
邓小平在1978年不断阐述自己这些看法，力图从就业这个切入口入手来解决好知青回城的问题。8月19日邓小平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行业总是上山下乡，行业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邓小平提出，要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
邓小平在不断地唤起人们对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如何解决重视，以其尽快来解决好这个毛泽东留下的棘手问题。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算的是经济账：不但国家要拿出十几个亿，知青还要同农民争口粮。他是注重结果的人，看到了上山下乡折腾了将近十年以后“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就此可以作出了结论，上山下乡该结束了，知青该回城了，这代人再次就业要广开门路。这与邓小平在“文革”前提出的回乡知青解决办法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从经济角度出发，先解决老百姓的基本就业生活的必须。不是空喊什么“再教育”、“培养接班人”这样的口号，把本该是就业问题政治化。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为召开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报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就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解决勾勒了大体清晰的轮廓：一个是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卫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卫星城镇。一个是发展轻工业，开辟新的行业领域。再一个是广开门路，要千方百计、大大地发展各种服务行业。教育也是服务行业。现在有些行业还不成为行业，有些行业还没有建立。中医是我们的国宝，这一项就可以增加很多人就业。商业人员也可以增加很多。要农、林、牧、副、渔、工业全面发展。同时，邓小平还指示：要把劳动指标搞活点，控制太死了不好调节。应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由一家包起来。
今天，我们来看邓小平的这些新思路，感觉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不纠缠于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寻找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要害环节，猛击一掌，推翻先前的决定。随即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办法。
在那次会议上形成了一个突破性的决定：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并通过从各方面广开就业门路，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
知青回城的希望就此开始了。上山下乡终于要终结了。
但，不会一帆风顺。
十、中央知青工作会议的一个败笔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在农村的知青们回城的。
凡是派们认为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生前肯定的，理应坚持不动摇。毛主席决策的事情怎么能够否定?在“两个凡是”观点的支撑下，这样的观点大有市场。
新上任的掌权者也有反对的，主要的理由是已经拥挤不堪的城市无法接纳这么多的知青回城。城市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以后，百业凋零，积重难返。例如当时的上海市的领导人。
也有坚决支持的。例如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在知青掀起的大返城浪潮以后说了一句话，不愿意留下的(指知青)，都回去!这可能是被知青闹的焦头烂额了才下了如此决心。
不管怎么说，“文革”结束了，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也应该结束了。这是当时许多知青们盼望的事情。
尽管邓小平已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是真正执行起来也不是一马平川的。
那时，云南的知青已经起事了，但是让北京知道，还有一段路要走。
知青们也在等待。他们寄希望于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
在各个领域里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知青们认为是到了该解决回城的问题了。对于将近十年的上山下乡应该给一个说法了。
1978年12月15日，全国的知青和他们的家人们终于等到了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消息。
用失望了形容还在农场的知青心情是比较客气的一个说法，甚至可以说是愤怒。为什么?
其一，会议决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也就是说毛泽东发起的上山下乡还是要肯定的。这等于说，知青还应该留在农村，继续!
其二，为什么留在农场的知青尤为愤怒。因为会议通过的“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营、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 。这就是说，不仅“知青”这个特殊的身份也就此被取消了，而且不再被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不再享受知青应有的政策。
其三，公布的知青政策中，人为地划分了插队知青与农场知青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插队的知青，继续给有“知青”的名分，而留在农场的知青从此成为了“职工”。要回城必须走“调动”之路。这是一条管卡重重的路。这等于断了留在农场知青回家的路。
在结束“文革”以后，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事情一直在反反复复中前行。
如此败笔既有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更是祸起于那场骇人听闻的十年浩劫。也许还可以追述到更远。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这样的上山下乡。没有带着政治色彩的上山下乡，就不会殃及几千万人，也不会产生只有中国大地上才有的所谓知青问题。更不需要毛泽东的继任者们较紧脑汁来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
“文革”的始作俑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1978年，接手者既不愿意否定毛泽东的“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试图部分纠正这些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既要继续高举所谓的旗帜，又要在实质上“拨乱反正”，既想稳定大局，让留在农村的近千万知青继续“扎根”，又深知知青人心浮动，思乡回城。
都明白邓小平讲的很对，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的难度超过了预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知青返城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就业机会少之又少，造成如此局面的竟然也有知青们自己的一份责任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在伟大领袖大手一挥之后，红卫兵们起来造反，大破 “四旧”。其中之一就有驱赶私营、个体工商业者。把这些原本可以吸纳许多人就业的机会都铲除了，剩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国营企业。由于“文革”的破坏，连这些国企都自身难保，哪有容纳学生(红卫兵)就业的机会呢。
当年的红卫兵们是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造反，对城镇经济的破坏导致了两年后他们必须离开城市。无法安置是一个原因，巨大的失业人群(红卫兵们)留在城市里，骨子里蕴藏着“造反”的细胞，无疑是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统统送到农村去，是毛泽东当时的选择。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红卫兵闹够了，知青上山下乡受够了，有点咎由自取啊。
十年之后，知青要回城，依旧是个就业问题。城市在十年的浩劫后百业凋零了。种下的苦果只有自己尝了。始作俑者已经驾崩西去，留下的难题只能自己来解决了。
所以邓小平会说：“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
“文革”的大败笔造成了整个中国大地的浩劫。发生在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只是大败笔中的一笔。
难以理解的是在结束了“文革”以后，1978年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败笔——国营农场的知青从此不再具有知青身份了。
当年文件的起草者真实的动机是没有记载的。但是这个会议认为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虽然还要坚持上山下乡，但这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搞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动员下乡;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等等。
这是突破!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就此开始，上山下乡渐渐走向了它的终点站。到1980年，中国基本结束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会议以后如何贯彻落实?
当时的云南农场的知青已经用罢工、北上请愿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为充分听取知青们的意见，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国务院同意知青选派部分代表赴京，并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
会前没有认真听取知青的意见，尤其是农场知青的意见，结果留下了一个败笔，引发了知青的起事。事后的补救措施是国务院知青办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意见：
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一报告。
留在农场的知青们一对照，这个6条基本涵盖了需要回城的知青们的需求。只要符合其中一条，你就可以从此告别农场回城了。
农场知青回城的大门就是这样打开的。招工、调动、顶替、病退，“条条大道通罗马”。一个大返城的高潮由此开始，这是后话。
幸亏上山下乡只有十年。如果时间再长一点，十五年、二十年，也绝非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结局，解决起来的难度会更大。
《中国知青史——大潮》的作者刘小萌教授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里指出：“如果始作俑者继续‘万寿无疆’的话。可是那样的话，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为了那场‘革命’殉了自己的一生，并且搭上自己的子女。劫后余生，即便是在文革收场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仍不能不庆幸1976年10年浩劫的结束。”
庆幸之余，我们需要更多的反思!
这种反思就是追查制造“败笔”的根本原因。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
作者：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