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金融狗上一堂政治经济学课，否则你都不知道在这个冬天是怎么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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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一：
金融从业狗A：昨天的通知你看了吗？
金融从业狗B：我擦，这么搞，不就死了吗？
金融从业狗C：这下子没得玩了，年底的奖金算泡汤了。
金融从业狗D：你们这些锅架队的还好了，反正最后也有人罩着，我们这些草根，那才叫一个惨啊。想哭一场，都TM找不到坟头。
金融专家狗E：我昨晚刚跟***会一个局长吃完饭，从他话里，我分析上面应该是这个意思……
金融媒体狗F：是起一个标题“泼油漆、骚扰电话 暴力催债卷土重来”好呢，还是起一个“深夜客厅响起电话铃 再不还债扒皮抽筋”的标题好呢？
如今的北方，虽未银装素裹也是寒意渐深。
金融狗们的日子已经不是渐深了，而是进入了深深的寒冬，冷彻骨髓的寒冬。
很多人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拥护“去杠杆”、我们拥护“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们拥护“治理市场乱象”……
可是，脖子上的绳索还是越勒越紧，甚至直接窒息而死。从资本市场、互联网金融、现金贷、银行资管……
东风夜放花千树，
宝马雕车香满路。
一夜西风凋碧树，
望尽天涯，路在何处？
What？Why？
不是要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吗，难道刚刚进入“新时代”，我们金融狗的日子就混不下去了？！
So，金融狗们，你们现在除了会赚钞票，搞小三。今天也要好好上一堂政治经济学课吧，否则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嗯，这课从哪里开始呢？咱们还要追溯到40多年前，故事的发生是这样：
一、引子
情景二：
……
毛：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否少做点简报呢？若把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形式上的讨论向其他人简报，你认为好吗？
尼：毛主席尽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这就好。
尼：举例而言，我希望和周总理以及稍后和毛主席就台湾、越南、朝鲜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唯有我们著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力，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
尼：举例来说，毛主席有一件有趣的现象你应该注意到了，大部分国家都同意我们今天的会面，但苏联有异议，日本则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印度也不赞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决定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以便因应全球以及眼前南北韩、越南、当然还有台湾问题。
毛：是的，我同意。
……
OK，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毛，就是毛泽东，尼，就是尼克松。
What？你一个月赚一二十亿就感觉很难受？
在我眼里，那都是毛毛雨啦！
全球70亿人，究竟由谁来主导？
资源和权力应该在全球如何分配？
究竟谁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老大？
这才是真正让人睡不着觉的烦恼啊！
当一个人登上顶峰的时候，视野所及，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商人，也只好谈谈钱喽，但是对政治家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
曾经风云一时的明天系肖老板，据说已经平安着落。你那点事，在老百姓看来，都应该千刀万剐，其实都是毛毛雨啦。配合调查，交代问题，好好干，为新时代做点贡献，别瞎惨呼别的事。
话再转回来，虽然尼克松跑来给你谈谈如何分配世界的管理权限，那时候中国是没有资格的，不过是美国人干不过苏联了，来拉一个小弟，给你客套一番。
特别是在苏联模式完蛋之后，美国更是登上了顶峰，简直辉煌的不行不行的。美国道路那是全世界学习的楷模，追捧的榜样。包括中国也是紧着美国模式学。
那什么是美国道路呢？金融狗看清了，跟你们相关的东西要来了。
100年来，美国最大的TOP10公司
现在看清美国100年的发展道路了吗？
在1917年的时候，美国最大的公司是美国钢铁公司，第三名是做石油的，第四名还是做钢铁的，第十名是美国橡胶公司。反正都是以资源取胜的公司。
时间嗖的一声，过去了50年。美国最大的公司成了IBM，美国钢铁公司已经不见了踪影。制造业崛起了，柯达排到第三名，通用汽车第四，通用电气第八。制造业鼎盛时期啊。
时间嗖的一声，又过去了50年。美国最大的公司前四名全都是互联网公司，第九和第十名是金融公司。
产业逐渐从传统的粗放型比如钢铁厂、橡胶厂——精细化工业比如自动化机器厂商、电影行业、零售行业——服务型的科技公司、金融公司。
百年十大顶尖公司市值变迁背后，就是美国的发展道路。除了科技行业，金融行业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产业，而制造业消失了。
在航空母舰的保护下，美国凭借美元，从全球各个国家攫取资源，供自己吃喝玩乐。
我擦，只要印印钞票，就能活得如此滋润。而要想这样活得滋润，自然要大力发展金融业了，发展金融业那就要学美国模式啦。
看看山姆大叔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哦。咱们金融业还不发达哦，要远远落后于美国大哥啊，要加快发展呀，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啊，没有金融，那经济可是不行滴……
怎么发展？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不断加杠杆……
So，不过，这一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发现不对劲了，原来美国佬不是万能的，而且美国佬根本靠不住，一见有事情，自己撒腿就跑了。
经过08年金融危机，有人不仅仅开始对美国道路产生了怀疑、动摇。而且对美国是否有资格继续当世界老大，提出了质疑。
在紧要关头，曾任丹麦首相的拉斯穆森及时站了出来：
“2009年12月出访莫斯科期间，我感觉到，普京总统正在挑战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如此成功地创建的世界秩序。从2014年开始，他入侵了乌克兰，并在叙利亚采取了军事行动。
从我担任丹麦首相和北约秘书长的过往经历中，我了解到美国的领导角色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世界就需要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只有美国才能提供这样一位有能力、可信赖且符合要求的人选。”
“这不仅仅是手段的问题，也关乎道义。只有美国具备遏止当前局势滑向混乱局面的物力，也只有美国具备这种力挽狂澜的道义情怀，不是为了强权，而是为了和平”（摘自华尔街日报）
其实不仅仅普京想挑战美国的地位。风水轮流转，凭啥你就一直当老大？尼姑的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而且，更重要的是，咱已经不是40年前的中国了啊。我们不仅仅扛过了金融危机，还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力量在此消彼长，现在我们应该说说，究竟应该谁来当世界老大了，究竟谁的道路更适合全球70亿人，或者，至少我们应该一起来讨论讨论了，是不是大家应该平起平坐了吧？
（摘自光明日报）
2014年3月，最高层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到“中国方案”。“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出场
注意，现在，一个人要登场了。
201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最高层会晤。最高层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2012年第5期《比较》杂志上，刊登了刘鹤的一篇文章，体现了刘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观点。也是这篇文章，在2015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文章就是《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刘鹤通过比较三十年代大危机和08年金融危机，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两次大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每次危机发生之前，“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
“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这句话的定性实在有点狠啊，金融不是经济的润滑剂，是制造麻烦的根源，所以金融问题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管住的问题。）
这本书其实就是对美国道路的否定，也是对长期以来，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否定。
美国这种放任金融自由化，给全球带来两次大规模经济危机，你们还说美国模式好？
金融带来的贪婪和浮躁使人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蔓延全球的两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金融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要彻底抛弃美国走的这条道路，不能让金融机构最后超越了制造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社会经济进入一种泡沫空转之中，最后不可控制的导致危机的到来。
So，金融业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它必须服从服务于制造业。没有制造业繁荣，仅仅是金融业的膨胀，最后不会有好事发生。这叫服务于实体经济。
现在，金融狗明白了吧，其实，在那个时候，你们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只是还没到跟你清算的时候。
你们有好日子过，是因为那时候美国道路还看上去比较吃香。
现在没有好日子了，也是因为美国道路已经被我们抛弃了，我们要有自己的道路自信。
在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特色”道路，将越擦越亮、越来越显著！
这种思路，不仅限于中国国内的需要，更是从中国面对全球竞争格局的战略考量，是要给全球输出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雄安新区、去杠杆……，这是中国给全球的解决方案。
三、牙齿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提出2016年主要工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去产能和去库存摆在前两位。2016年的去产能、去库存，让人们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结构调整之痛，喊了那么多年，这次终于来了。
今年12月8日政治局会议部署了2018年三大攻坚战：防范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金融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
在解决了去产能和去库存的工作之后，现在回头重点解决去杠杆的问题。
美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采取的“自由放任主义”，导致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是金融危机发生重要原因。
“这场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
“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在2016年，刘鹤公开推荐了一本书，并且特意给这本书做了序言，实属罕见，这本书的名字就叫《21世纪金融监管》。这本书你可以不读，但是，这个序言，你是一定要读的。
这个序言提出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鉴于目前是金融危机多发期，而且危害巨大，所以金融监管要“长牙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
今天，牙齿终于咬下来了，而且只会越要越狠，不要抱有幻想。
股市崩盘的时候，我笑了；
P2P被清算的时候，我笑了；
现金贷被清算的时候，我笑了；
资管产品被清算的时候，我笑了；
下一个是谁？只要你在金融链条上，总有你哭的一天。
So，不要去费心解释这个是现金贷，这个不算现金贷；或者我这个方法没有违规，他的方法才算违规。或者想法设法披上一个牌照的外衣。
即使今天没有咬到你，也不要侥幸，迟早都会来到，只是早晚的问题。
当然，不是说要消灭金融业，而是说金融业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个行业已经被定性为总是会惹事，你还指望在里面过得舒服？
这事，真的跟一个月能不能赚一二十亿无关，而是跟中国能不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有关。
这叫伟大的复兴！（完）
作者：科技金融在线首席分析师 黄实
《21世纪金融监管》序言
文／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持续3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和实体经济的下行形成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的深度衰退。危机爆发已经7年多，全球经济金融尽管有所恢复，但依然笼罩在危机的深度阴霾下，这使我们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再次感悟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危机都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在思想上和战略上要有充分的准备。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际上平均每年会发生6场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
这些争议既是我们对危机认识不断深化的必要过程，也在反复让我们品味金德尔伯格所作的论断：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接受“危机无法预测，更无法预防”的悲观论调？
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基于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
资产价格大幅上升
债务负担加剧
经济增长率波动
经常账户赤字等。
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历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像一个钟摆，总是在政府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发挥最大合力。
危机前美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危机后格林斯潘承认，自由市场理论的缺陷和金融机构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难以置信”。分析和认识这次大危机，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深刻的大背景出发。
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我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美国国会对此次危机的调查结论是，这场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
面对来自国内政治、社会的巨大压力，美欧大幅提高金融监管标准，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在充分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被强化了的监管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引发难以预料的、更猛烈的监管规避。金融发展很可能继续沿着“危机—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过度创新—新的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演进。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三条：
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
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
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从衡量金融发展的四个维度——深度、效率、可获得性、稳定性来看，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和监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要靠深化金融改革。由于金融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整体性，金融改革需要特别注重单兵突进和整体协调的关系，防止改革部门化、碎片化。仅在单个领域推进某项改革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可信度。
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通过协同推进金融布局、金融机构、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实体经济领域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金融自身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
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
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
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
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
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
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关于监管者如何更好地实施监管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往往少见于著述。晓朴同志翻译的《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国际上十余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监管专家对全球金融监管中的一些体制机制和技术性、操作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些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有些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具备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金融从业者和经济工作者都应当读一读。衷心希望本书能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提供有益借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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