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挂在衣架，鞋子成对系起，他们用心记下摆放位置，避免再穿上时发生混乱。3000人移动至宽敞明亮的房间，这里没有长椅，只有无数通向天花板的铁皮管，管子四面有气孔。所有人惊惶地疯狂上爬，彼此踩踏，孩子、妇女、老人被挤在下面，爬在最顶上的人也不过是延缓一到两分钟再死亡。不需要太久，绝望的嚎叫消失了，裸露的尸体上遍布抓痕淤青，面孔扭曲，屎尿乱流，因为人在死亡瞬间会不自觉排泄。衣服与鞋子，作为分发给平民的物资；头发剃下，可用在定时炸弹上；扒开嘴，金制假牙与牙套被撬下，贴身首饰被撸下。以上细节，出自《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决定的过程“冷静、平和”，甚至称得上“严谨、优雅”。最晚在复活节，就能拿下莫斯科；而在英美向德国宣战后，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质的价值。对于这项计划，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已经同意，罗马尼亚同意希望较大......而且马上就可以向元首希特勒献上犹太人清零的塞尔维亚。有人认为凡有犹太血统皆为下等，区分纯犹太人、半犹太人毫无意义；
有人提出将其划分等级，二分之一犹太血统为一级，四分之一犹太血统为二级。“二分之一也好，四分之一也罢，如果看他鼻子不顺眼，他就足以是犹太人。”
比起犹太混血，更棘手的是曾代表德国参加一战的犹太人。于是众人同意，65岁以上因参战负重伤或得到过嘉奖的犹太人，不会被直接清走，而是转移到老年人隔离区。在警方那登记、报到、分组，统一收押，交出住所钥匙，在同意国家接收资产申报表上签字。会议主持者出来调停，这些钱将用于支付将犹太人运往东部的铁路费用，当然会有剩余。谁都没有表现出异常，只在责任划分时有些辩论，谁都想先清理掉自己管辖区的犹太人，谁都想占有自己管辖区的犹太人财产。他们中途甚至吃了顿简餐，聊到这里竟然能吃到三文鱼，伙食不错啊，还喝了咖啡和酒。
他们唯一关心的道德问题，是执行人也就是自己人受到的精神伤害。参照此前对33771名犹太人的处理速度，每小时处理938人，按1100万这个数推算，大约需要11270小时，也就是488天。当回顾整场，他们未提到“屠杀”“灭绝”“杀害”“消灭”这样的字眼，他们用的是“清理”“解决”。而发生在森林里的枪杀被称作“散散步”，造坑填尸被当作一门手艺活。“这下跟孙辈们有的讲了，有多少人能说自己如此近距离见证过世界历史呢。”
二战结束后，上文提到的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将其抓捕，并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一名军官立下拥军爱国的誓言，若违背这个誓言，他就是无赖。”
事实是，1937年至1942年间，大部分犹太人运送与屠杀计划经由他的双手制定实施。遵守誓言和法律我做错了吗？从没有人提醒我我做错了。希特勒是由民选上台，屠杀犹太人是许多德国平民达成的共识，更有哲学家海德格尔背书：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我们可以看许多反法西斯电影，从《辛德勒的名单》到《美丽人生》，再到《钢琴师》，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到《乔乔的异想世界》，一再试图展现崩塌时人性的幽光。庸常的人为屠杀投出了一票，甚至可以说屠杀是“民主”的决定。
我当然要再次声明：屠杀是罪恶的，坚决不为屠杀洗白。
艾希曼平庸肤浅、完全像个小人物，但就是这样的小人物，却犯下了滔天的恶，当阿伦特写下她的观察，立马遭到围攻。
因为她重新诉说了纳粹的形象，不是超乎常人的邪恶，而是普通的庸常的。同样，在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可以看到希特勒这样的魔头，竟然疲惫时双手也会发抖，关心下属，严格吃素......参加万湖会议的15位高官，8人有博士学位，他们是知识精英，有学识，但他们制定屠杀报表、规划进程与学术研究并没有不同。而在《党卫军》一书中记载，纳粹中虐待狂是少数，真正病态的主动犯罪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甚至其中不乏正直和道德的公民。所以“平庸之恶”一词并不准确，准确的是“恶的庸常”。大部分的电影与书写乃至纳粹审判，是为了确定普通人离成为纳粹很远，是为了确认普通人不会犯下滔天的恶。但《浪潮》背后的真实实验证明了，制造极权所需要的时间——
宏大叙事的煽情，仇恨式意识形态，简单的利益逻辑可以压倒一切，普通人坚定地成为倾轧齿轮的一环，
或许犹太大屠杀值得一看再看，也或许根本无法直视这面人类之镜。有人回到家，继续做幸福家庭中的儿子、丈夫、父亲，有人相约会所，准备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