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两次战争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分离的形势。谁知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入朝参与是由于“莫斯科施加的压力”，被斯大林拖下水的结果，而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上的考虑” 。事实并不是这样。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 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 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实在是太不通政略”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事实上，早在朝鲜战争爆发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东北亚和平问题。1949年5月14日，金日成特使金一曾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双方谈到并评估了朝鲜北方对南方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建议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毛泽东还帮助金日成分析其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毛泽东话锋一转说：“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 显然，当时朝鲜形势的稳定与否，是新政权能否避免李自成甲申年哺立即亡的悲剧的关键因素，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
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回答周恩来“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恰恰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基础上的考虑”而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6月美国出兵东北亚；在此，值得我们留意学习的是：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并在金日成的邀请下出兵抗美援朝，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抗美援朝”的正确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柏坡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 。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 ，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和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而1955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高超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博大的胸怀和长远的历史眼光是紧密相联的。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些作法也有怨气，斯大林也有对不住中国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仍能准确地把握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曾在战争期间说过：“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向我的坟墓抛垃圾的。但历史之风会残酷无情地将它吹掉！” 斯大林去世后，就在其坟墓上堆其越来越多的“垃圾”的同时，中国却涌动起“历史之风”：就在苏联政府摘下斯大林画像并在全苏联“声讨”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的画像还是始终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斯大林如果地下有知，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对毛泽东感激万分的”。中国学者袁南生认为：“实实在在地说，死后的斯大林最大的、真正的知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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