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野南工团回忆（1950年）

编者按：

四野军人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10-30年代，至今算下来，年纪最大的有100多岁，最小的也有80多岁了。四野对于他们而言，是青春，是激情，是广阔的天地！

四野子弟的血液里，流淌着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奋斗……

欢迎子弟为前辈保留记忆，分享记忆！“四野子弟”将尽绵薄之力配合。

张健忠前辈于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四野子弟”分四次连载他的回忆文章，请大家一起感受前辈的青春记忆。

感谢子弟张延华、张静华对“四野子弟”的信任！

记录在，记忆就在。

记录在传播，记忆就在传承。 

一月：

大连面朝大海，风景优美，街道整齐，高楼林立，山城秀丽，水陆交通方便。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由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接管，国民党军队没能进入（普兰店为界），所以整个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军队纪律严明，百姓安居乐业，体现了老解放区的素养。对于前期到达大连的部队，老百姓是非常尊重。走在大连的街道上，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和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神圣！在上级的安排下，我们参观了旅顺口要塞和苏联红军防地。

四月：

根据上级指示，我所在的大连公安部队要在苏联红军的指导下按正规军训练，地点在大连货运站月台和广场。期间，我向苏联红军请教，学会了很多俄语，并担任扫盲文化教员（部队战士很多是文盲）。

六月：

朝鲜战争爆发，严重威胁到我国的边境安全，大连就成为军事物资中转站。部队白天加紧训练，夜间加强警卫，战争气氛紧张，主要车站、码头、机场全部由部队把守，高炮、战机一律指向朝鲜半岛。

七月：

部队每天装运军事物资十分繁忙。在一次运送过程中，由于天黑，指挥不当，出了事故，我从火车顶上摔下来，头部着地，不省人事，当即被首长用消防指挥车送往中苏合办的“关东医院”抢救。因为我是四野的，加上姜首长的关怀，所以抢救及时，经过中苏双方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我脱离了威胁（严重脑震荡），住进特护病房，头上打着石膏，日夜有专人看护。后来我立了二等功，并光荣入团。

九月：

美军在仁川登陆，大连的临战气氛日益紧张。当时，我头部的伤还没有好，头上绑着绷带，还抬不起来。上级指示：在大连的所有军人立即返回原部队驻地待命。我头缠绷带，连出院证明和团员关系都来不及到大连公安部队办好，就紧急返回姜首长身边了。（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不胜枚举，但是给后来自己的人生道路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十月：

在大连，我和姜首长、崔县长（大连县长、四野政治部政治处处长，后调往广西指挥剿匪）等一起度过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不久，我们告别美丽的大连，乘军事专列到沈阳，再通过组织程序转换，由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派专列护送我们到北京。中央组织部安排我们住在前门外鲜鱼口大街的中国旅行社，修整了半个月，我头上的纱布才拆除，头部开始慢慢活动，担任了驻地的临时扫盲工作。

十一月：

姜首长报请上级批准，派我到山东济南老家接孩子金铁鹰和保育员荆玉珍回北京团聚。我顺利完成任务之后申请回家看望亲人，但是人去屋空，全家人下落不明！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年迈的父亲及家人已返回延庆老家。我想请假回延庆探亲，但此时间，长城至张家口一带闹瘟疫（战后多发），国家采取强有力的“隔离”措施，断绝了交通，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没能报答养育之恩！遗憾终身！

十二月：

姜首长在北京的一切工作完毕，准备回武汉。这时候，接到金首长在广西完成剿匪任务返回武汉的电报，大家十分高兴。我们又相聚武汉！金首长参加革命前是北平的大学生，所以他担任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燃料工业管理总局局长，配吉普车一辆。

我们一行四人乘火车南下返回武汉，在大智门火车站受到中南工业部曾志部长、金首长和惠怀英及南工团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大家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和难过。我和惠怀英更是激动不已，拥抱握手，久久不愿松开！首长们一家团聚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由于一路劳顿，不分昼夜保卫首长一家人的安全，加上我头部的伤还没有彻底愈合，回武汉后，我休整了一段时间。

姜首长为表彰我的工作成绩，经金首长同意，报中南工业部保卫处批准，提升我为警卫员（排长待遇）。我的三八手枪换成了两把大镜面手枪，服装也换成了干部服。1951年，在中南工业部基建处定级别的时候，我仍是排级。当时是纪永江同志负责此项工作，姜首长、周云、马绍祖等同志见证。（未完待续）

四野军人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10-30年代，至今算下来，年纪最大的有100多岁，最小的也有80多岁了。四野对于他们而言，是青春，是激情，是广阔的天地！

四野子弟的血液里，流淌着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奋斗……

欢迎子弟为前辈保留记忆，分享记忆！“四野子弟”将尽绵薄之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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