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不是你想叫就能叫

“领导”，已经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称呼，原来主要用于称呼党政部门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后来，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成为社会上对职务比自己高，或者掌握了自己所需资源的人的一种尊称。当然，也有戏称配偶为领导的。

可是，被称为领导的人，以及自愿或者不自愿使用这个称呼的人，是否思考过这个称呼背后的含义呢？

领导，顾名思义，就是引领和指导。现在所说的“领导”，其实是“领导者”的简称，即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的人。

在革命战争时代，对领导的要求——是“抛头颅、洒热血”的先锋，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模范，即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战场上是“跟我冲”，在生活中是“一起苦”，在分配上是“你先来”。

否则，何来的引领，何来的指导呢？因为，如果没有精神感召力和过人才能，那么谁还会跟着你干呢？不仅不跟，对某些道貌岸然者还会予以鄙视，甚至对着干呢。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行为。因此，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自愿的前提下，从被称呼为“领导”的人的类型，就可以猜测出称呼者的类型。

有些称呼者纯粹就是“有奶便是娘”心态——“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捞了就走！”有求时亲热地“领导”个没完，没求了影儿都不见一个。面对这种情况，曾被称为“领导”的人也不必自怨自艾“人走茶凉”，倒不妨思考一下：我当年怎么了？

当某个人被任命为某个职务之后，Ta并不会自动获得这个职务所须具备的品格、能力和经验。

有些“领导”，辱没了这个词还得意洋洋；有些“领导”，则自知、坦诚、可敬、可爱。

胡耀邦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

1982年9月，胡耀邦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表态：“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后来，他提醒新获提拔的领导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

胡耀邦极其厌恶特殊化及特权化，为了自省和省人，他常常说：“共产党人一定要廉洁”。外出视察，面对当地的盛情接待，他能说服节俭的尽量说服，一旦说服不了，就设法回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曾送他一套《辞海》，他当即付了钱。并一再告诫身边人，人家送的东西不要往家里拿。

胡耀邦干起工作来几乎是到了不要命的程度，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

田纪云回忆，胡耀邦生活非常简朴，衣着很随便，粗衣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常常四个菜刚上了两个，就吃完饭离座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抓紧时间吃饱，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

当他得知全国的公款宴请数额巨大且俨然常态时，愤然作诗：“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胡耀邦对家人和亲属要求非常严格，越是位高权重，越是要求他们夹着尾巴做人：“共产党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他就任总书记后召开家庭会议，明确表态：“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他的侄子让某县领导帮忙找工作，胡耀邦获悉后大为生气，要求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他对这位领导说：“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回忆：他教导我们要诚实，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唯唯诺诺。文革对我们整个家庭冲击很大。在1975年，文革中他恢复了科学院的工作，当时传出了批水浒，说是“宋江架空了晁盖”，当时文革还没结束，说出来批水浒，我们当然很慌张，就告诉了我的父亲。他当时找出一本列宁的书《纪念葛伊甸伯爵》，说：认识了自己奴隶地位的奴隶是革命者，自己是奴隶但还是拼命赞美主子的仁慈，这是奴才。父亲说，那些浑浑噩噩过日子的，才是真正的奴隶，你们不要那么惊慌，应该有些自己的见解。

今年，胡耀邦逝世三十周年。这些年来，纪念他的文章一直不断。

“领导”，不会永远是“领导”。

在岗时令人信服，离岗后令人怀念，这，才叫领导！ 

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省之人，会反思：是否换位思考了？是否公正无私了？是否礼貌待人了？是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是否缺乏良知了？是否底线太低了？……

让我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

自省之人，当被称为“领导”时，不由自主地一惊，扪心自问：我，配吗？！

让我们，为这样的“自省”，鼓劲儿！

而那些不会自省的，本身就是一场闹剧，不必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