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武汉,武汉
不知道什么原因,关注武汉久了就联想起“虎!虎!虎!”(一部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电影)。也许在疫情袭击武汉的情境下,大脑潜意识链接了“武松打虎”,而极端巧合的是,偷袭珍珠港和发现武汉首例病症的日期竟然都是12月8日。
不知道什么原因,关注武汉久了就联想起“虎!虎!虎!”(一部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电影)。也许在疫情袭击武汉的情境下,大脑潜意识链接了“武松打虎”,而极端巧合的是,偷袭珍珠港和发现武汉首例病症的日期竟然都是12月8日。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面积8500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是中国重要的工业、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是特大城市、湖北省省会,是湖北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交通等等方面的中心。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又名荆(棘),所以古代一般都称“楚”为“荆楚”,远古的荆州大致包含湖北湖南两省。由于当时多用荆棘作为刑具,因此,“受鞭打”又称“受楚”,“楚”字就引申有“痛苦”的意思,例如痛楚、苦楚等。
一提起湖北人,人们往往就想起“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俗语。它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说湖北人聪明、灵光;另一种则是说湖北人狡猾、奸诈。
什么是九头鸟呢?古代对九头鸟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撰写的《山海经》,最早记载了九头鸟的形象。当时的楚人认为,九头鸟是身有九首的凤,是先祖所崇拜的神鸟。楚文化中的崇“九”传统很明显,例如屈原的“九歌”。《山海经·南山经》中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与楚人的尊崇对立的是,周王朝的华夏诸国则视九头鸟为不祥之鸟,认为九头鸟原名“鬼车”,长有十个脖子、九个头,因古汉语中“九”和“鬼”音似,所以也叫做鬼鸟。古人认为如果九头鸟飞过,要吹灭灯火、放狗把它赶走。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是因为历史上双方巨大的仇恨。
周商相互攻伐的时候,荆楚部落保持中立,置身事外。周取代商之后,由于人少疆域广,于是大封宗亲功臣,派遣他们到各地建立武装殖民据点(即“国”或者“城”),保护当地重要资源且作为安全屏障。由于荆楚盛产铜矿(例如湖北省大冶市的铜绿山),是青铜器(战略物质)的主要原料地,于是周王室分封了众多同姓诸侯国(曾国、郧国、息国等)在汉水流域以提防荆楚部落。周人讲求礼制、秩序,看不起落后且不遵循礼制的荆楚部落,蔑称之为“荆蛮”。
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繁衍,生产扩大,双方生存空间的冲突益发不可调和。大约从公元前980年开始,为了遏制荆楚部落的袭扰,周王朝不断发大军讨伐。周武王的曾孙周昭王多次率军以强攻弱,大获全胜。但是荆楚部落硬是“不服周”(至今仍为武汉人的口头禅,不服气的意思),每次都卷土重来,屡败屡战。
公元前977年,周昭王再次集结大军伐楚。楚人故意留下由树胶粘接而成的船只(不愧“九头鸟”称号)。船行河中,树胶崩裂,船散人亡,包括周昭王在内的周王朝精锐之师全军覆灭。双方结下了深仇大恨。
三国时代,吴王孙权于公元221年决定建都于鄂城,并将鄂城更名为“武昌”,取“武运昌盛”之意。公元223年孙权在蛇山(今属武昌)建筑夏口城(夏水流入长江之口,称为夏口),在黄鹄矶建瞭望塔(即黄鹤楼)。
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后又更名为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
“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汉水改道之前,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故称汉阳。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此地设为沌阳县(沌水之北,龟山之南)。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改沌阳县为汉津县(津是渡口的意思)。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此时汉口并未分立。汉口,就是汉水流入长江之口的意思。
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南麓改为从北麓流入长江。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新河道北岸形成新兴的汉口镇,安徽、山西、陕西、江西等省商人纷至沓来,汉口依靠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地理优势迅速崛起。
17世纪初叶,明末清初,汉口被誉为“九省通衢,商贸重镇”,“楚中第一繁盛”,作为全国性水陆交通枢纽,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当今的武汉则是中国高速铁路的中心,乘坐高铁至北京、上海、重庆、深圳、香港等城市均在五小时左右。武汉还是中国中部航空枢纽,拥有40条境外直达航线,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四大洲的城市。交通便利,让好事坏事都快速传千里了。
明末清初的武汉三镇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各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汉口成为11个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各国外商涌入,纷纷设立工厂、洋行,促使汉口由内陆型城市向开放型国际城市转型。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上海。
特别在清朝末年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任职湖广总督期间(1889年—1894年),武汉三镇在工业、商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发展迅猛,成为“晚清新政”的典范,在国内的地位举足轻重。特别是汉阳兵工厂的汉阳造步枪,从辛亥革命直至抗美援朝都成为多数中国军人的标配,成为中国军事制造业的传奇。根据老兵回忆,建国初期的野战部队新兵或者地方部队仍然大多装备此枪。
1911年10月10日,正是由于武汉在新式物质、精神和思想资源方面的深厚积累,从而成为革命策源地。辛亥革命在武昌一举发动成功,很快席卷全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一举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
武昌起义士兵
1927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宣布,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为京兆区,合称“武汉”,作为中华民国临时首都。武汉称为武汉的历史并不长,至今不到100年。1929年武汉分治,武昌、汉阳县城划出,汉口为特别市。
1938年6月至10月,中日爆发武汉会战。妄想速战速决的侵华日军集结30万大军,直扑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武汉三镇,企图迫使中国讲和投降。中国集结110万大军,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地区逐级防守,以空间换时间,以消耗战应对敌人的速战。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虽然武汉最终失守,却遏制住了日军的迅猛势头,从此双方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中日在武汉发生了多次空战。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了纪念日本天皇“天长节”,派遣驻台湾的木根津空军大队四十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入侵武汉。中国空军在这场空战中共击落敌机二十余架。其中,陈怀民驾驶的飞机中弹着火后,仍扭转机身,向敌机猛冲过去,与日军飞机同归于尽。为了纪念抗日英雄,武汉特将一街更名为陈怀民路,以慰忠魂。
电影《无问西东》:中日空战
1949年5月,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中央人民政府将武昌市、汉口市和汉阳县城合称为武汉市,并设为中央直辖市。
1949年6月14日,林彪、邓子恢、萧克率领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直属机关从开封前往武汉,6月18日到达汉口。武汉正式成为第四野战军总部。
1949年12月4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驻地武汉市,武汉市改由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中南军政委员会下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个省的人民政府。林彪任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任副主席。
1950年1月1日,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改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1952年7月4日,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机关开始由武汉迁移广州。武汉作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的总部驻地长达3年多之久,是时间最长的地方。
1954年,武汉市改为湖北省辖的省会城市。
建国领袖毛泽东一生都很喜欢武汉。建国之前,毛泽东来过武汉6次。建国之后视察武汉40多次(远多于其他地方),每次到武汉几乎都要“畅游长江,夜宿东湖”。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1号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在武汉做出的最后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定。10月12日离开武汉后便再未回来过。
有人总结了毛泽东喜欢武汉的四个理由:
第一是乡情。毛泽东一直把湖南、湖北当做一家(湘鄂皆楚)。1955年7月,毛泽东听取贴身警卫中队成员汇报探家情况,特意点名湖南、湖北的警卫员,他说:“湖南是我的老乡,湖北也是我的老乡。坐吧,让你们久等了,我们坐下来谈谈心。”
第二是交通枢纽。武汉地处中国心脏,是南北铁路交通的大枢纽,游历大江南北都避不开它。
第三是喜爱长江。毛泽东从1956年到1966年横渡长江合计40多次。在交通便利的长江武汉段游泳既能“水击三千里”,又能“胜似闲庭信步”。
第四是感怀激情岁月。从1926年底到1927年8月,毛泽东在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居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妻子孩子一家人也难得地从湖南来欢聚一堂。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献也在此出世。
1927年2月,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暗流涌动,毛泽东携杨开慧登黄鹤楼,写下《菩萨蛮·黄鹤楼》。后来毛泽东说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菩萨蛮·黄鹤楼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中共“五大”在武昌都府堤20号召开,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农委书记的职务。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清党”,国共两党彻底分裂。8月,毛泽东离开武汉秘密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从此走上了创建新世界的新征程。
无论武汉以前的历史如何,从今往后,四封(“封口”“封城”“封省”“封家”)将和武汉联系在一起。
说起武汉和武汉疫情,不得不提起号称“亚洲第一”的武汉P4实验室(全称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它是全国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最高级别的、研究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实验室。
法国是全球病毒研究领域的领先国家,2003年,中国科学院向法国政府提出协助开设同类病毒研究中心的要求。中方的要求引发了法国政府以及病毒专家们之间的分歧,因为有的法国专家担心中方会使用法国提供的技术来研制化学武器,法国情报部门当时也向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
2018年1月,武汉P4实验室通过国家卫计委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现场评估,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内外传染病防控研究的技术平台。
武汉P4实验室是国家发改委大科学工程项目,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中法双方设计单位合作完成了实验室的设计、中国建设单位完成了实验室的建设和主要设施设备的安装。实验室原计划在2020年获得世卫组织的认证,从而使实验室全功能投入。
国家投入巨资建设和运营的武汉P4实验室,发挥应有作用了吗?
武汉疫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城到一国,甚至到国外,蝴蝶翅膀已经掀起龙卷风,全国化、全球化已经让全国、全球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人类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在突如其来的病毒面前仍然是弱者。
从这个超级重大突发事件,我们既发现超强的组织动员力,也不难发现很多乱象与狡辩、很多辛酸与无奈,因此,不难领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度反思、持续完善,已经刻不容缓!
一场大雨检验一座城市的下水道,一场疫情检验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不必担心真相、反思和问责会影响防控,它们恰恰有助于更好地防控。真相、反思和问责恰恰能够给予一线工作人员更好的安慰和支持,给予公众信心,而安慰、支持和信心,永远都是真正的维稳力量。暂时的隐瞒和欺骗不是维稳,而是乱稳。14亿人口的国家不缺人,只缺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
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2400年前提出了著名的从医誓言,西方很多行业都拿来作为行业道德的要求。如今读来,感慨尤深。乱象与狡辩的制造者们,不妨扪心自问。
“……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编者注:服务对象、公众)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一旦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请求天地诸神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全民的离群索居,一致的居家静默,会否迎来治理启蒙的契机?祈望已经发生的坏事能够成就利在千秋的好事!
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经非常惨痛了,2020年的新型疫情应对也很新手的感觉。祈望千万不要再发生“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祝愿早日打赢这场战“疫”和治理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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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大时代下,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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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siyezid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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