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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探索》2010年第10期
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 黄志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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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9日，钱学森先生回到了祖国，揭开了共和国导弹和航天发展的历程，也影响了我的一生。1956年，我在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上三年级。教我们空气动力学的是女教授陆士嘉先生。在放暑假前，在校园里，我遇到了陆先生。她亲切地告诉我，学校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并热情地动员我去这个新专业学习。在当时同学中，由于刚回国不久的钱老，是在美国研究空气动力学而闻名于世的，因此，大家都很十分愿意学习这个专业，我也欣然表示同意。于是，我在大四时就转到了这个新专业。北航设立气动专业，就与钱学森先生回国有关，他回国后不久，就建议北航要设立气动专业。实际上，陆先生和钱先生是小学同学，而且师出同门。陆先生是德国著名流体力学家普朗特的唯一的一位女学生。钱先生却是普朗特的大弟子冯•卡门的得意弟子。
1958年，由陆先生推荐，我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空气动力学研究室工作。在庄逢甘院士的指导下，相继从事跨超声速风洞的建设和导弹气动布局等研究工作。有几次，随庄逢甘院士向钱老汇报过工作进展。记得钱老向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要我们发扬空气动力学要努力为型号服务的理念，一定要我们急型号之急。他多次谈到他的导师冯•卡门，常常交给他一些型号部门在设计中遇到的难题，要求他在一周时间内给出答案。钱老说，他每次都能够准时完成任务，并受到冯•卡门的赞赏。他还说有的时候，在这些问题有了初步解答之后，又经过一番更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写成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钱老认为能够完成这种应急任务，是一个力学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几个主要大国，为了发展航空航天事业，相继建成了国家级的空气动力研究试验中心。我国的的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建设，是在中央的领导下，特别是在聂荣臻元帅的直接关怀下，由钱学森先生先生具体领导和组织实施的。从1964年成立国防科委空气动力专业组(第16专业组）到1979年正式成立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先后经历长达15年的建设阶段。历史证明：建设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是我国空气动力学发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战略决策。
1964年年初，为了团结我国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促进气动研究试验工作的发展，特别是促进全国性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的建设，聂荣臻元帅批准成立了国防科委空气动力专业组。由钱学森先生先生任组长，沈元、庄逢甘等四人任副组长。专业组下设试验技术分组和理论分组。试验技术分组由马明德教授任组长，理论分组由沈元教授任组长。专业组办公室由吴宝光任主任，路史光任副主任，主管日常工作。办公室的秘书有唐进倬、邓述初、陈承厚、李森、黄志澄、王文恩和贺长胜等7人。唐进倬负责试验技术分组，黄志澄负责理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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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技术分组的任务是对全国的风洞进行统一的规划，为建设我国的气动中心作准备。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的建设，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技术高度复杂，而且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因此，只有统一规划、集中建设，才能确保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综合利用能源和充分发挥效益。
理论分组的主要活动是组织过两次飞机气动问题研讨会，并结合飞机和导弹研制中的气动问题，落实全国力学规划中有关空气动力学的研究课题。在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老曾布置我去整理弹道式导弹研制工作中存在的气动问题，要求我写出一份报告来。1965年，中国航空学会将举行全国空气动力学学术讨论会，特邀钱老作这方面的报告，钱老却推荐了我去讲。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学术秘书，年仅28岁。由这件事可见，钱老对我们这样的年青人，充满着期待，并无私地给予帮助和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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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此时，我国气动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反映了要求集中力量，建设气动中心的愿望。1967年7月20日，国防科委作出了成立空气动力研究院（十七院）筹备组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空气动力研究工作是国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飞行器型号设计的先行和基础，为适应型号研制的需要，必须将这方面有限而分散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拟成立空气动力研究院，以便统一规划，加速建设，促进空气动力学迅速发展，更好地为型号研制服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文件还决定，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郭永怀等为副组长的筹备组。当时，钱老就决定在科学院力学所的他的办公室内，立即开始筹备工作。我和贺长胜就在这个办公室开始上班。晚上，我就住在这间办公室内。后来，筹备组相继迁至解放军政治学院招待所和友谊宾馆办公。1968年2月，空气动力研究院（十七院）正式成立，1968年7月，院部迁至北京商学院内的一座楼房办公。在当时的筹备组内，由唐进倬负责体制组，成员有贺长胜、陈承厚等。由黄志澄负责规划组、成员有张柏华、王存增等。
1967年8月到1968年年底，筹备组在钱学森、郭永怀等的直接领导下，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对一系列风洞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决策。在这阶段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先生和郭先生深厚的友谊。早在美国的时候，钱先生就在权威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介绍郭先生的学术成就。回国后，他们两人在学术发展上的认识完全一致，在工作上更是互相支持。在研究中心筹备组工作期间，钱先生总是先和郭先生进行详细讨论。由于他们两人白天工作都很忙，这种讨论经常安排在晚上进行，有时甚至会讨论到深夜。记得在友谊宾馆办公期间，几乎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讨论。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多半是两人讨论之后，钱先生再给郭先生写信，提出最后的意见，然后由郭先生转达给我们。在讨论时能够聆听和记录这两位力学大师的意见，真是我三生有幸，定将让我终生受益。
后来，在我们搬到商学院办公之后，因为离钱老日常办公地点很近，他来我们办公室指导工作的时间更多。这时候，不仅谈论过中心的建设，也谈论过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观点。钱老经常要我去街头为他买多种红卫兵的小报，供他参考。在我的记忆中，当时钱老最关心的，就是他一生都在关注的我国教育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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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中国气动中心的过程中，钱老讲得最多的，是他曾就读和工作过的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学术传统和创新环境。这里的学术传统就是所谓的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传统。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于20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从高斯时代起，哥廷根大学就有将数学应用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优良传统。19世纪末，哥廷根大学出了一位知名的数学家菲利克斯·克莱因，大力提倡应用数学，成为哥廷根学派的领袖。克莱因认为，“工科大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还要真正懂得科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家也要具备一些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哥廷根学派的学风，在于它提倡一种平等的学术交流环境。后来，冯·卡门把这种哥廷根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
后来，我总结了跟随钱老参加中国气动中心建设的种种体会，在《力学进展》1983年第4期上，发表了《哥廷根学派与我国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一文。我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钱老和导师卡门之间不拘型式的讨论，钱老常常和卡门为一个问题而激烈的争论起来，当时卡门也可能非常固执，但第二天当他发现自己错了时，他立即登门向钱学森道歉。在这篇文章中，我也详细介绍了钱学森和郭永怀对我国空气动力学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钱老看到这篇文章后，在1983年12月27日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钱老写道：“感到文章的内容是好的，但把我太突出了，我感到很难受。”
实际上，在气动中心的规划工作中，钱学森和郭永怀在继承力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空气动力学学科的发展和我国的国情，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首先他们提出，对不同速度范围（低速、高速、超高速）内规划的风洞，将按照不同类型的风洞对能量的不同要求进行布置。将连续式风洞，要求低压、中压的暂冲式风洞和要求高压气源和直流电源的脉冲式设备、电弧加热设备和其它特种设备，分别集中建设在三个不同地区。这样的布局，既节省了投资，又可以综合利用能源，充分体现了集中建设风洞的优点。
其次，重点论证了为航天服务的超高速设备。除了发展常规高超声速风洞和高温热结构风洞外，还决定发展三类设备，包括主要用于防热试验和低密度试验的电弧加热器和电弧风洞，兼顾气动力试验和气动物理试验的自由飞弹道靶和各种类型的脉冲式设备（包括激波管、膨胀管、激波风洞、磁流体加加速的脉冲风洞等）。在这部分设备中，讨论得最充分的是脉冲式设备。1967年8月17日，钱学森先生先生在给郭永怀先生的信中指出：“这部分吹风设备工作时间约为几毫秒至十几毫秒，是为解决再入飞行器的全部气动问题的，但应能模拟第二宇宙速度的再入。”1967年9月4日，钱学森先生先生在给郭永怀先生的信中指出：“炮风洞（Gun Tunnel），即长脉冲，约0.1秒以上的风洞不搞，下决心走短脉冲（几毫秒至几十毫秒）的道路，以节约投资。”
在风洞规划的基础上。钱学森和郭永怀又从解决空气动力学有三种手段，即风洞试验、模型自由飞试验和理论计算的角度，对气动研究试验基地作了全面规划，并指出这三种手段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验证的。钱学森先生先生当时就明确指出，为了综合各种类型的风洞取得的数据和从上述三种手段取得的数据，解决型号研制中的气动问题，必须加强气动总体工作。这些思想，对日后气动研究试验基地的建设，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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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动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对中心的发展，大到体制，小到引进一个具体的人才，钱老都关怀备至。1978年5月，钱老又在中心住了一段时间，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中心今后的发展，特别是开展科研系统工程和加强总体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1979年1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此时，规划中的大部分风洞已相继建成，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试验工作。它已建成为一个亚洲最大，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大型气动中心，为我国航空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