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以“双循环”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化的未来
2020年，在经济潜在增速持续放缓、中美经贸摩擦继续演进、新冠疫情突然暴发的三重不利冲击下，中国政府出台重大结构性改革文件的频率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这些文件中，以要素流动、区域一体化、都市圈与城市群为代表的改革方向占据了重要篇幅。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解读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他认为在未来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将涌现出五个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增长前景的区域，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与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
宏观政策里的区域规划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这一文件提出要加快土地、户籍、人才、金融、科技、数据等要素的价格市场化以及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而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背景下，以区域经济体一体化为核心的都市圈建设与城市群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该文件指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很可能成为贯穿“十四五”“十五五”规划时期的结构性改革总方向。笔者认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至少有三大政策支柱：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三是要素流动与区域一体化。换言之，区域一体化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
在2020年10月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
区域一体化的中国实践
事实上，从2018年第2季度起，我就带着平安证券宏观团队，开展了“新时代中国区域一体化”系列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专题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区域先行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策略之一。“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继珠三角、长三角成功崛起之后，其他的区域发展概念（例如京津冀、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似乎都没有前两者那么成功。总体而言，我国的区域经济规划存在重东部轻西部、重沿海轻内陆的特征，这与中国经济长期的外向型特征有关，也与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有关。区域自身特征与政策支持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长期性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将主要在国内，而如何实施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可能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等概念的提出，背后都折射出区域一体化或区域联动的新思路。
第三，从资源集约与市场趋势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都应该推进城市化而非城镇化。但在目前限制超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城市集群的发展无疑是大势所趋。
五大城市群形成阶梯发展的雁阵模式
我们认为，在未来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将涌现出五个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增长前景的区域，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与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优势在于，该区域是五大区域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金融和科创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最大特色，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版的硅谷。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最均衡的区域，而且还是目前上述五个区域中区域发展程度一体化最强的。京津冀区域的特点在于它是我国资源分布的中心，同时还具有比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优势，尤其是北京。从地理位置来看，中三角区域是五大区域的地理中心，未来必然成为物流大通道和国内生产链上的核心环节，郑州、合肥和武汉这三个城市也是高铁时代的最大受益者。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西三角具有较强的科技和研发实力，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可以比较好地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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