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丨新刊鲜读

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现象就会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现象，为了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上，正如此前的英国和美国，同样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便自然而然就会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者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林毅夫在《北大金融评论》发表文章表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一是要研究本土的实际问题，二是了解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随着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必然会转移到中国来。

1995年，在《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之际，期刊编辑部邀请我撰文祝贺，我用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作为文章的标题。文章倡议我国的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界通用的规范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并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会增加人类社会的知识而具有国际性的影响。我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为199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的论文，该文便是使用了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这篇文章于1993年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并在国际经济学界被广泛引用，2000年出版S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院颁给了该文经典引文奖，同时，这篇文章也是这次当代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授予我这个奖项的主要理由之一。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一文还做了两个当时被认为非常大胆的预测：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从国际上来看，1995年时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华裔经济学家不会超过5位，从国内来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刚刚创办于1994年，除了这个中心的6位教师之外，全国其他各大学尚没有从国外回来的受过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老师，中国的经济学界才刚处于引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阶段。我的预测当时被国内外许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我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根据经济学发展史与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做出的论断。

从国家的重要性到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单独的社会学科。研读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30年代，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国家不是没有，但是凤毛麟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同样，其他国家若有，也仅仅凤毛麟角。

为什么经济学大师产生的国家会有这种时空的相对集中性？我想这是由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经济学的每个理论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而且这个逻辑应该是越简单越好。

既然因果逻辑越简单越好，那么，如何判定哪一位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更为重要？这不取决于逻辑本身，而是取决于该逻辑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是重要的现象？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

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776年，英国已经是欧洲最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又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在那时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影响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大师研究的都是他们所观察到的英国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经济学家要从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抽丝剥茧以抽象出一两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身处现象发生地的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所以，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它就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同样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就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逐渐转移到美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绝大多数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在1995年时中国是一个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只有61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经济总量只是美国的9.6%，在全世界的占比只有2.4%，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有6.1%，而且那时才刚刚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教育，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大的底气去预测21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会在中国辈出呢？

因为在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时，我还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根据这本书的研究，我们预测如果我国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进改革，沿着当时采取的渐进双轨的道路前进，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发挥比较优势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经济就可以取得长期快速的增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15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则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即使到那时，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5%-30%，因而中国还会有后来者优势，经济仍可以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世界的经济增长会主要来自中国，世界经济中心也会转移到中国。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现象就会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现象，为了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中国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上，正如此前的英国和美国，同样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便自然而然就会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或者是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关键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时要把握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

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太乐观了，但实际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各个经济发展研究机构的共识。那么，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这两点，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在我看来，关键仍然是1995年那篇文章所强调的“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不过在做规范化研究时必须把握经济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

中国本土问题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提高而提高，同时，在研究本土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之便，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并且，可以从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有关中国现象的研究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数量越来越多可以得到印证。但是，目前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样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引领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新思潮。

中国经济学家要想从研究中国经济现象中创新理论以引领经济学的新思潮，需要在进行规范化研究时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是内生的，以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经济体系中存在许多扭曲，这些扭曲也是内生的。现代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以来近250年的发展已经枝繁叶茂，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有成熟的理论，如果对上述的两个内生性没有高度的自觉，发生在中国的许多现象似乎都有现成的理论涉及，很容易对号入座，难于摆脱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现有理论的窠臼而无所创新。反之，若能把握住上述两个内生性，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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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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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1年第2期（总第7期）

本文编辑：唐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