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文：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开市，需要碳市场的九个转向丨新刊鲜读

7月16日，万众期待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开市，长达7年的全国碳市场建设开花结果。首批2000多家电力企业将上线交易，总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形成。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指出，碳市场制度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可以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减排成本最小化，同时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我国要形成更加有效的、流动的、稳定的而且具备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需要三个条件，简单总结为三个关键词——立法、量化、定价。本文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8期。

本期刊物还刊登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副总经理林殷等对于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精彩观点，不容错过。

中国面临发展和减碳的平衡
国际比较看，欧盟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碳达峰，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至碳中和预计需要60-70年的时间；美国和日本大约在2007年实现碳达峰，同样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预计需要40多年的时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计划在2030年碳达峰后只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碳中和，任务非常艰巨。美国、日本的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和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均出现在人均GDP超过3.5万美元之后，其中美国2007年人均GDP为4.35万美元，日本2007年人均GDP为3.72万美元，英国、德国、法国在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年份相对应的人均GDP分别为2.55万美元、2.79万美元及2.81万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刚超过1万美元，按GDP年均增长5%-6%来推算，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时，中国的人均GDP可能刚刚达到2万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碳达峰时的人均GDP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在实现减碳重任的同时还面临发展重任。有一种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有一个“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的宏观经济不可能三角，考验宏观经济调控的多目标协调与权衡。这三个目标在碳中和背景下意味着“中高速增长、绿色供应和物价稳定”的大宗商品不可能三角，要实现碳中和，就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和绿色供应，意味着碳中和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也是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一批经济专家所警示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家，2020年的能耗折合标准煤近50亿吨。中国的能源结构是“富煤、贫油、少气”，中国气候事务特使解振华主任近期指出，“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超过50%，我国单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1倍。同时，一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关键设备和工艺等仍需要进口，技术综合集成、产业化与技术转移推广能力不足。”关于能源或者电力产业发展，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即“低成本、清洁环保与安全稳定”，能源结构从某种程度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现有技术条件下，中国能源的低碳转型同样面临巨大挑战。 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近100亿吨，占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近30%。此外，中国金融机构以间接融资即银行业为主，而且主要的金融资产都与化石能源资产密切相关，资产搁浅风险极大，中国的金融效率也有待提升，这是减碳面临的不利宏观经济条件。 总之，正是因为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全局性”特点，中国要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迫，而且任务繁重。 “能源+产业+绿色金融”碳中和体系是破解“发展-减碳”两难的创举 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目前是以风光等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并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回顾历史，每一次全球工业革命都会开启一轮技术长周期带动的经济增长，大约持续60-100年，比较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形成了能源、产业和金融协同发展的经济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形成了“煤+火车+银行”体系，成长为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形成了“石油+汽车+资本市场”的体系，成长为超级大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将形成“风光新能源+电动车+碳市场”的体系，各国都在争夺这一体系的主导权。 在能源供给环节，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风光新能源生产体系，2020年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总量分别是2.81亿、2.53亿千瓦，合计5.34亿千瓦，风光装机总量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中国光伏产业具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包括上游硅片、中游电池板与下游发电站，都有巨大的优势，隆基股份去年市值已经超过神华公司。在能源传输侧，中国“长距离、大容量、低损耗”的特高压电网技术成熟，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在能源消费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与储能产业发展迅速，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累计销售550万辆，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团队分析，美国、欧盟、日本等在碳达峰时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是845、423、575辆，中国目前仅有173辆，还有很大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空间。中国比亚迪公司去年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市值的汽车公司，蔚来第六，上汽第十，去年世界前十名汽车市值公司里，中国已经占据3席。在电池方面，中国锂离子电池产量世界第一，宁德时代稳居世界首位，根据莱特定律，随着电动车销量增加，电池价格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带动储能成本下降和新能源汽车的继续增加。 在绿色金融和碳市场领域，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信贷市场。截至2020年底，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即将开启的全国电力碳交易市场年配额近40亿吨，规模将超过欧盟，居世界首位。 在本次工业革命中，按照刘世锦副主任的观点，中国已经具备了成本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与政策优势，而发达国家必须达到峰值后再替换，有沉没成本与重置成本，我们提早转型，成本低。据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最近提出：中国碳达峰每年需要2.2万亿元的投资，十年共计22万亿元；从碳达峰至碳中和每年需要3.9万亿元投资，30年需要117万亿元投资；碳达峰碳中和两项合计需要139万亿元投资。这项投资可以促进解决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促进解决中国发展与减碳的两难矛盾。

碳市场的现有定价机制是实现碳中和体系的有效经济手段 碳市场制度是解决碳排放外部性的有效经济手段，可以实现总量控制目标下减排成本最小化，同时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碳市场制度可能是破解中国发展与减碳两难矛盾，促进中国能源、产业和金融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碳市场是一个选项，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升经济效能、能源效率和资金效率。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激励机制，鼓励新能源产业或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解决减排的正外部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碳市场的约束机制，抑制化石能源产业，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必然需要大量投资，无论电力、交通等行业的碳减排，还是发展新科技，都需要新的投资。周小川提出，“吸引这么多的投资，要引导好、激励好，不酿成大亏空，显然是大事、难事。大量的投资不可能凭空而来，也不会凭号召就实现，每项投资都需要导向，需要算账，而算账必须有依据，需要一个有效的碳价格信号”。碳市场的目的是通过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现引导稀缺资源获得更好的配置，如果碳交易无法形成公平、合理、有效的价格，碳市场的功能就会大大减弱。 一条更加陡峭的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即环境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曲线”，是达到碳达峰实现碳排放曲线拐点的统计学规律，这一统计规律是建立在化石能源技术前提下的排放路径，中国的实际排放由于能源技术的变革，会超越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这一路径。 中国碳排放路径是由中国特有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决定的，只有能源技术的变革突破现有的能源供给结构制约，才可以打破宏观经济“发展、结构和物价稳定”的不可能三角。目前我国的光伏和陆上风电技术已经可以实现与化石能源电力的成本相同，这是破解发展和减排两难的法宝。由于新能源技术的快速进步，中国会加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也就是中国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会更陡峭，对比国际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中国在人均GDP约2万美元的水平实现碳达峰是可能的。 
碳市场的一价定律支撑形成有效碳价 国际金融中有个经典的“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汇率稳定、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三个变量中，一个国家只能选择两个目标。这个理论在碳市场同样有效，长期来看，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外部性，碳排放权天然具有国际自由流动属性，如果要保持国内的碳中和产业优势和低碳政策独立，则碳价一定会向国际碳市场趋平。目前欧盟、美国、韩国的碳价都远远高于中国碳价，按照目前价格对比，欧洲度电碳价大约是中国度电碳价的十倍以上。有专家认为，中国碳市场以当前平均23.5元/吨的价格水平很难起到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价格发现的作用，无法成为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的有效市场机制。长远看，中国碳价必然要打破目前的低估状态。 随着资本市场开放和全方位引进外资，外资也会进入中国碳市场，国内外巨大的碳价差异会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一旦存在套利，价格差就会消除，这是一价定律在碳市场的使然。 碳价等于排放的综合社会成本，需要全社会参与碳定价发现真实价格 我国要形成更加有效的、流动的、稳定的而且具备广度、深度与弹性的碳市场，需要三个条件，简单总结为三个关键词——立法、量化、定价。首先，立法代表了全社会的意志，通过严格的立法确定减排总量和配额分配方法，建立严格的配套政策体系，是发现真实碳价的第一步。其次，严谨量化和披露是实现社会成本的保障，也是开展透明和包容监管的前提。对各个行业的排放数据进行核查，运用现代物流网和区块链技术实现更加低成本的核算量化，建立更加科学透明的数据支撑体系。最后，定价方面，要吸纳更加多元化（具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预期、不同信息来源）、规模化的参与主体，只有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的均衡价格。同时要推出更加市场化与金融化的产品，还有更加透明化和包容性的监管以促进严肃定价。 如何从100亿吨碳排放实现碳中和？中国碳市场需要九个转向 如何让碳交易市场发挥定价功能、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反映其外部性成本或者说是综合社会成本？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比较中外碳市场，分析中国碳试点七年的历史和经验，严格立法确定减排总量、配额分配方式、核查机制、交易产品属性、交易规则等是影响中国碳试点发展的核心要素。 我们认为，需要一个有效性、流动性、稳定性，具备广度、深度和弹性，能够反映边际减排成本和外部性成本或者说综合社会成本的碳市场。为此，需要有“严格的立法、严谨的量化、严肃的定价”，而这些功能的实现，中国碳市场需要九个转向： 一是减排总量控制。从目前比较软约束的减排转向更强力度的硬约束减排或者说总量减排。 二是碳核算核查方法。从碳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转向适时增加以CEMS在线监测为代表的直接测量法，以达到可比性强、准确性高、实用度高的目的。预计中国碳市场2025年将建成碳监测评估体系，届时，监测网络范围和监测要素基本覆盖，碳源汇评估技术方法基本成熟。 三是市场主体。从控排企业为主体转向控排企业、非控排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个人并重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具体是指需要有数量足够多的、且具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预期、不同信息来源的市场主体，只有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公允合理并能够反映边际减排成本与外部性成本或者综合社会成本的碳价格。 四是产品。从现货为主转向现货、期货、衍生品并重，因为碳市场需要满足信用转换、期限转换、流动性转换等市场基本功能，这就意味着碳市场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多层次产品，不仅包括碳排放权的现货交易，而且包括更多的其他衍生品交易，提供期权、掉期、远期、期货以及其他与金融产品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服务，如抵质押、资产证券化、担保、再融资等，帮助履约企业和投资者实现跨期贴现、套期保值、合理套利与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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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8期


《北大金融评论》还邀请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撰文。他重点讲述了如何设计和论证我们所建立的碳市场，并举例说明了碳市场应如何对中长期科技研发和投资进行激励：假设有一个吸收碳的科技项目，如果逐步搞成的话，5年以后或者7年以后能够投入商业使用，这中间可能还会有风险。假设5年以后能够提供某个装置能够每月吸收一吨的二氧化碳，它的激励机制在哪里？就是要把5年以后的碳配额的预期销售价格拿过来，作为未来预期的收入，然后计算投资回报，才能使投资者有兴趣投资。

周小川：建立碳市场需要回答的若干问题

此外，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指出，随着全国碳市场纳入更多的行业和排放主体，与更多区域碳市场进行交易，现有区域碳市场的存续就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继续运行的，可能就会聚焦于特定参与主体，比如中小排放企业（单位）和个人。也可利用区域碳市场开展特定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比如自愿减排交易、碳基金、碳期货、碳期权等的探索与实践，为在更大范围的全国碳市场平稳实施积累经验。有些区域碳市场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可能就不再运行。

张中祥：构建碳市场的策略秩序丨新刊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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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1年第3期（总第8期）
本文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