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凡：世界不是全球化，而是金融化（含精彩视频）

读者很容易被吴伯凡带入到他的思维世界里。作为资深媒体人，他的脑海里像是有一个巨大的棋盘，从“基督教思想”走到“经济学”，他清楚地知道中间的棋路是什么，然后用最轻松的方式讲述出来，听者不禁发出一声“噢，原来是这样”的感叹。 但读者很难“抓”住吴伯凡。在他的公众号“伯凡时间”里，谈论的话题从深度学习到商业模式，从认知盲区到婚姻和子女教育，从企业营销到病毒的阴谋……不知道他读过多少本书，也很难了解他的知识边界，但在接触过程中会慢慢发现，正是这般天马行空，这般挥洒自如，才是吴伯凡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个春日的午后，《北大金融评论》记者到吴伯凡家中小坐。他品着茶，聊了聊金融，谈了谈技术与人文，说了说新商业模式。本文即将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8期。

“传统的犹太-基督教认定有一个排他性的上帝在掌管、运筹这个世界，而运筹的法则就是Economy，即‘神圣救恩计划’或上帝的‘经世济民之道’。进入现代世界后，相信有一个有形的上帝用他万能的手掌管这个世界的人越来越少，但不少哲学家仍然相信自然和社会是在某种Economy的支配下运行的，即使不存在超越尘世的‘上帝之手’，也存在着一只存在于尘世之中的‘看不见的手’。关于Economy的学问（即‘经济学’）不再具有宗教色彩，但由亚当·斯密开启的这门世俗科学似乎仍然带有几丝‘神学’的色彩。一方面，它始终关注某种最终支配个体行为和命运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另一方面，它关注个体（Ego）的行为、利益与整体（Eco）的秩序、福利的关系。换言之，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同时包含着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视角。 亚当·斯密的这种经济与伦理合二为一的理论视角影响深远。有‘德国的亚当·斯密’之称的马克斯·韦伯对经济（如‘资本主义精神’）与伦理（如‘新教伦理’）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追溯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动机。 常常被忽视因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斯密理论的影响力早就超越经济和社会，进入到自然领域。达尔文自称是斯密的信徒，他不认为生物是被‘造物主’的手造出来的，而是在一种无形的力量的驱使下不断自我完善而成的，他把这种过程称为通过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进化’。特定环境下的物种间和物种内的竞争和淘汰，不仅塑造了生物个体的性状和形态，而且最终形成了某种稳定的秩序，制约引导并重新塑造着个体与种群、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这种秩序和关系我们今天习惯地称之为生态（Eco）。经济学（Economics）与生态学（Ecology）都是关于Eco的科学，是本质相通的。同时，这两门学科都与伦理学（Ethics）有内在而非表面的关联，个体利益与总体福利，个体行为与整体秩序的关系，既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始终要面对的话题。”
读者很容易被吴伯凡带入到他的思维世界里。作为资深媒体人，他的脑海里像是有一个巨大的棋盘，从“基督教思想”走到“经济学”，他清楚地知道中间的棋路是什么，然后用最轻松的方式讲述出来，听者不禁发出一声“噢，原来是这样”的感叹。 但读者很难“抓”住吴伯凡。在他的公众号“伯凡时间”里，谈论的话题从深度学习到商业模式，从认知盲区到婚姻和子女教育，从企业营销到病毒的阴谋……不知道他读过多少本书，也很难了解他的知识边界，但在接触过程中会慢慢发现，正是这般天马行空，这般挥洒自如，才是吴伯凡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吴伯凡在中国社科院读研期间学习西方哲学和比较哲学，那时的他在思考“好玩”的哲学问题——当莱布尼兹发明二进制的时候，早就熟悉了“二进制”（阴阳）和“五进制”（五行）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假如苏格拉底能与孔子对话，他们最可能讨论什么？ 他说自己颇受苏格拉底哲学方法的影响。苏格拉底的哲学方法其实很简单，是Dialogue（对话），正式的说法叫Dialectics（通过对话来显现、通过争辩来证明，即“辩证法”）。真正的对话是把对话者从已知带到未知，通达新知的过程，得出让对话者都感到新奇和惊喜的结论。 10多年前，担任《21世纪商业评论》出品人的吴伯凡与原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冬一同打造了一档商业脱口秀广播节目——《冬吴相对论》（现改名为《冬吴同学会》）。听友评价说，“这档两个男人‘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的广播节目，是我最早的商学启蒙课”。他们用轻松而睿智的口吻，从生活的视角解读经济事件的玄机，吸粉无数，有一年甚至收到了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粉丝来信。 这些年，吴伯凡写书、讲课、办私塾，涉及的领域涵盖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等，把毫不关联的知识之间背后的深切关联一一揭示。罗振宇评价他是“打通了知识边界”的自媒体人。 不论是在节目里，还是在讲课中，吴伯凡常用讲故事而非说教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认知与观点。他喜欢引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深切的言说，总能让说话者自己不知不觉走进自我的深处，说话者不知不觉转变成自身的倾听者，并诧异于自己的所说和所能说。” 一个春日的午后，《北大金融评论》记者到吴伯凡家中小坐。他品着茶，聊了聊金融，谈了谈技术与人文，说了说新商业模式。从这些看似碎片化的知识与思考中，我们或许只能管中窥豹，但不论如何，正如吴伯凡在《伯凡·日知录》给同学们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我既不讲干货，也不讲那些形不散而神散的东西，我希望，也一直在努力讲一些有湿度和温度，有一种内在的生机，看上去好像很散，但是彼此之间又能够形成呼应与协同的内容。这些看似零碎的内容，当整体呈现在大家面前时，我希望大家能够像玩拼图游戏一样，拼出一张属于自己的知识地图。”“世界不是全球化，是金融化” 《北大金融评论》：从英国脱欧，到中美贸易摩擦，再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化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 吴伯凡：当下，“金融化”正在慢慢替代“全球化”，成为世界的一大趋势。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可以以此来类比世界的等级划分：美国就好比是婆罗门，掌握着金融和核心技术，为世界制定规则，输出价值观；日本、德国等国家处于刹帝利阶层，负责制造；中国原来处于首陀罗阶层，输出低廉的劳动力。 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每个国家内部的阶层也开始分化，新兴市场也有了“婆罗门”，发达国家也有了“首陀罗”。设计“产业种姓”的“婆罗门”们突然发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新种姓”，并面对着“吠舍”和“首陀罗”们的声讨和围攻。这就有了首先出现在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只是逆全球化的初期表征。 《北大金融评论》：这是一个有趣的视角，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世界的金融化？ 吴伯凡：人类文明的发展与金融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金融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行为一直在虚拟化。“曹冲称象”的故事就体现了金融的基本逻辑，曹冲将大象的重量用其他等量物来代替，本质上是一种虚拟化。最重要的是，相比于实体，虚拟有时候反而显得更有力量。 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金属本质是自带虚拟化的金属。在古代世界，黄金的实用价值微乎其微，其价值主要是符号性、象征性的。黄金是比重最大的金属，我们知道，金属的比重越大，在地球形成过程中沉入地壳深处的可能性就越大，只有在火山、地震等地质运动中，黄金才可能再度回到表面（金矿丰富的地方往往多地震或火山）。所以，黄金的物理属性（比重最高）决定了它的第一个重要特性——高度稀缺性（不可复制，不可过量供给）。黄金的第二个特性是由它的化学属性决定的。黄金是一种几乎完全不与其他元素发生化学反应的惰性金属，这种化学属性决定了没有别的物质比它更能作为恒定性的象征了。 如果要选一种物质作为价值交换的通用凭据，同时具备稀缺性和恒定性，黄金是首选。换言之，黄金是天然具有超越实体趋向虚拟、最具符号性的物质，或者说是最适合于作凭据和价值符号（稀缺性和恒定性）的物质。 货币形态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不断脱实向虚、不断“去原子化”的过程。在数字货币出现之前，我们总是以各种物质（如金属、贝壳和纸）作为货币的介质，但介质只是符号的载体，货币的本质是体现价值共识的流通符号，货币的任何物质形态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必需的。金币、银币被纸币替代，纸币被信用卡替代，信用卡又被电子账户替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数字账户。一个账户由两大要素组成：一个是ID（身份，确认“你是谁”），一个是Files（档案记录，确认你的行为踪迹）。 凭着ID与Files这两个维度，就可以识别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下的个体。银行是最早用包含这两个维度的凭证（存折或银行卡）来识别和界定一个个体的。与存折和银行卡相比，通常用于识别身份的证件（身份证）就缺失了一个维度（档案记录），用它只能进行浅度识别，在诸多场景下都不适用，疫情以来的一年多我们对此深有感受。健康码、行程码等电子证件比身份证多出了一个维度——包含详细时空数据的档案，因而可以用于对一个人深度识别。 将个体的身份和行为进行数据化的同步存储，让个体初步具备一个数据化的孪生体，并以之作为身份识别和价值交换的固定流程，就是经济和社会的金融化。不过，在数字化技术还没有成为通用技术之前，数据孪生化长期只存在于金融领域和部分的医疗领域（病历也可以看作是个体的数据孪生体）。即使是在经济领域，大量的价值交换都是“无计名消费”的方式进行的。 数字技术让数据的生成、存储和挖掘的成本不断降低，个体的所有状态、行为自动成为数据。过去，几乎只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扮演数据库的角色；今天，所有的机构、平台都成为数据库，个体每时每刻都在同步刷新着自己的数据（字）孪生体。起源于金融业的数据孪生化成为通行的手段和规则，这个过程就叫金融化。 今天，我们的任何行为，都被自然而然地金融化了，不论是刷脸支付，还是疫情期间的健康码通行，或是乘车、搭地铁，没有数字账户或者ID，一个人将寸步难行。这就意味着，我们生活的社会和其中的每个人，都已经被金融化了。 《北大金融评论》：金融化时代的信用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伯凡：金融体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曾说，“一切的信任和信用都起源于重逢。在没有重逢的地方就不会有信用，也不会有信任。” 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最后之所以能够翻盘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社会上积累了信用，或者称其为“社会资本”。儒家家族式社区的发展也基于信用。例如，六朝望族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起初都是通过家族内部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建立了融资社区，这是因为家族内部的信用成本更低。 家族式社区的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以温州“抬会”事件为代表，但最后却出现资金断裂、崩盘的情况，温州陷入空前混乱。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不是家族社会了，而且逃逸的成本变得非常低。 过去，我们的社会契约中需要有中介人来做担保，但当前，智能合约的发展解决了这个问题。智能合约一旦编写好就可以被用户信赖，合约条款不能被改变，因此合约是不可更改的，大大降低了信用风险。 未来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智能世界，建立在通信协议的基础之上。即使将来有新兴技术替代智能合约，但从信息互联网转向信用互联网的大致发展趋势是不变的。

鲨鱼的演化与人类内心的变化 《北大金融评论》：你曾说，今天的技术会改变我们的内心。这句话如何理解？ 吴伯凡：世界上有500多种鲨鱼，其中最小的鲨鱼大小和人的手掌一样。这是因为，在潮起潮落变化很大的地区，鲨鱼在海边觅食，潮水褪去之后，体型大的鲨鱼不能及时回到海里，只有体型小的鲨鱼可以免于被搁浅，体型小反而成了优势，特定的场景优势导致了这一物种。 所有生物都有各种各样的性状，环境变化会使得不同性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装”成不同的物种。技术对人的改变也是如此——技术导致环境的改变，环境以看不见的手改变人的各种性状的组合，“组装”成新的“人种”。 人的内心也由很多种“性状”组合在一起，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的“性状”被保留，有的则被删除。同时，一个人既是一个物种，也是一种“环境”，不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说环境的改变，久而久之会使人变成新的“物种”。 《北大金融评论》：你如何看待未来的技术颠覆？ 吴伯凡：谁都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技术，但是从趋势上来看，技术一定会有自身的演化逻辑，这与生物的演化异曲同工。这个观点最早是由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他说，人的头脑不过是“技术的生殖器官”，借助于大脑出生之后，技术就有了自身的生长逻辑，其演化的路径往往就不受人的控制了。它会不断出现新的形态，其发展、迭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也不可能去阻止新技术的产生。这就好比孩子借助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因你而生”，但并非“为你而生”。 在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中，人是“薪”，技术是“火”，人一代一代地出现并被替代，“薪尽火传”，火越烧越旺。 《北大金融评论》：舆论近期讨论“文科生是不是太多了”的问题，在以科技为代表的主流文化中，人文精神是怎样的？ 吴伯凡：1776年出现了三件大事：瓦特成功改造蒸汽机、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美国正式建国。蒸汽机的改造毫无疑问是技术创新，《国富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建国之后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技术和制度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技术是要素性的，制度是结构性的，就好比肌肉和骨架的关系。举个例子，如果没有阿拉伯数字，没有0这个特殊的数字和观念，没有代数，发生在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是难以想象的。这几样东西通常被归功于阿拉伯人，但其实都是印度人的发明。正如很多史家都同意的，人类文明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发明中，0的发明可以排在前10名中。在没有发明0之前，人类没有“数位”的概念。3这个数的数值到底是多少？取决于它在什么数位中，如果它在百位上，它就代表300，在万位上，它就代表30000，就像一个人在国王的位置上它就是国王，在乞丐的位置上就是乞丐。印度人发明了0，用它来标志数位。它就像是一个空位，一方面是“无”（上面没有坐人），一方面是“有”（位置是存在的）。如何精确而又简明地表示“3万”这个数字呢？那就把它放在万位上。怎么表示它在万位上呢？那就把4个0放在它右边，分别代表个、十、百、千4个数位，那3所在的数位就是万的位置。在二进制中，只有0和1。0代表两个意思：这是一个数位，这个数位上没有值（无）。1也代表两个意思：这是一个数位，这个数位上有值（有）。 我们说我们今天处在“数字”时代（Digital Age），Digital准确的说法就该是“数位”，因为这里所谓“数字”不是指1、2、3、4、5、6、7，而是指只有两种可能（有值和无值）的数位0和1。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上面谈的这些是理科的内容还是文科的内容？很多人会脱口而出：这当然是理科的内容。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典型的文科的内容。0这个概念起源于佛学。如果要你说一个佛学的概念，你会脱口而出：“空”。佛学可以说就是一种关于“空”的哲学。空同时包含两个意思：首先，它是“无”——空无一物，同时它是“有”——它是一个上面空无一物的“空位”。 古希腊有发达的数学和哲学，但0这个极其重要的数学概念不是古希腊人发明的。原因很简单，古希腊没有释迦牟尼这样的“文科生”。 有一个词你一定听说过——“文艺复兴”。我总觉得把Renaissance翻译成“文艺复兴”有添足之嫌。这个词本义就是“复兴”，与“文艺”无关。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内容远超越于文艺之上的“复兴”，至少可以说它是科学与文艺的双重复兴。被誉为“文艺复兴三巨匠”之首的达芬奇，本身是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画家不仅不是他唯一的而且不是他主要的身份。他在给米兰公爵的自荐信中，列出了他的十大专长，在信末加了一句：“另外，我也会画画。”恩格斯说这是一个呼唤巨人并出现了众多巨人的时代，这个时期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塑造了近代欧洲和世界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科学与人文充分交汇的时代，是一个“生物多样性”进一步催生“生物多样性”、出现“美第奇效应”和“Lollapalooza效应”的时代。没有人会问达芬奇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我非常赞同乔布斯的观点：创造力出现在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处。所以，在一个真正的“创新力社会”里，在一个解决关于创新的真问题的语境里，人们往往不大关心是“文科生重要还是理科生重要”这样的问题。
碳中和：从环保负担到“点绿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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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1年第3期（总第8期）
采写：都闻心、本力，唐学鹏、辛继召亦有贡献原标题：吴伯凡：“无边界”的思想者本文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