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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由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等11个国家在2018年签署。今年2月初，英国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并希望能够说服美国重新加入该集团。
此前，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辉耀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文指出，中国加入CPTPP的主要技术性障碍在于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数据安全、国企地位等五个方面。中国尽快开启加入CPTPP谈判，有望为中美两国增添新的对话平台，同时，中美若在CPTPP框架内达成框架性经贸协议，还可为WTO改革提供借鉴。当前，中国正在处于构建改革开放新格局的关键时期。2021年是中国加入WTO 20周年，20年里，中国的GDP翻了12倍，目前已成为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2020年中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CAI）谈判，中国在加速融入世界经贸体系。
从RCEP、CAI到CPTPP，中国加速改革和开放RCEP的签署，意味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诞生。协议覆盖人口22.6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9.7%，GDP超过2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3%，区域内贸易额达到10.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贸易额的27.4%。RCEP最初由东盟发起，现在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与中、日、韩、澳、新。中、日、韩之间原本没有自贸协定，但有了RCEP后，某种意义上中国与日本、韩国有了自贸协定，这对区域贸易有非常大的帮助。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场谈判版本和级别很高，特别是在投资方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着眼于制度型开放。协议涉及领域远远超越传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果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的内容。过去关于争端解决，WTO有上诉机制，现在CAI里面也加入了争端解决机制。而且协议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中方首次在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作出承诺，实现与《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全面对接。2021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CAI市场准入清单。市场准入清单的公布代表着该协定向通过和批准程序进一步迈进。这些文件为政治审议和公开辩论提供了基础。中国是欧盟关键贸易伙伴，该协议将为欧洲企业、投资者在这一拥有14亿消费者和迅速发展的市场提供更高的法律确定性、更大的市场准入和更公平的接触规则。CPTPP和RCEP的区别在于：一是涵盖领域不同，RCEP侧重传统的货物贸易关税，CPTPP包括服务贸易、数据流动等迅速发展的领域，标准更高；二是组织模式不同，RCEP灵活度较高，CPTPP准入门槛较高。目前，中国加入CPTPP的主要技术性障碍在于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数据安全、国企地位等五个方面。但这些障碍都并非不能克服，例如在知识产权方面，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及《外商投资法》落实推进，加大了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数据流动方面，数字经济目前占中国GDP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中国海外数据数量庞大，字节跳动、阿里、百度、华为等数据公司、技术公司纷纷走向世界并在国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一定要抢占先机，参与游戏规则制定，使中外数据科技公司可在中国及国际市场开展业务。在环境保护方面，“十三五”期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了党章，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越来越多地方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机遇和重要抓手。中国已提出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未来中国绿色发展意识及技术水平都将大大提升。在劳工标准方面，可以通过达成更多与其他国家的协议（如CAI），提升中国与CPTPP标准的对接。在国企改革方面，中国正在加紧推进相关改革以实现竞争中立，扫除加入CPTPP的障碍。如今，RCEP签署后美国呼吁拜登政府重回CPTPP的声音增强。中国尽快开启加入CPTPP谈判有望为中美两国增添一个新的对话平台，可促进中美关系回暖，并为中美建立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新平台。同时，中美若在CPTPP框架内达成框架性经贸协议，还可为WTO改革提供借鉴。目前WTO的问题在于成员国过多，协商一致原则使得只要有国家反对，任何决议都难以推进，特别是美国表现得不积极之后，WTO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而CPTPP只有十多个成员国，相对灵活高效，是一个小型WTO，但比WTO更容易达成新的标准，更容易尝试新的规则。由于RCEP和CPTPP在诸多贸易领域有重叠，未来可能实现相互整合，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形成广阔的亚太自贸区（FTAAP）。有了经济自贸区的联系，彼此之间利益绑得更紧，发生军事冲突、地缘政治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减小。2020年10月15日，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提出，要在后疫情时代建设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和更加包容的世界”。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开放格局应遵循以下方式：强调以多边主义的方式推进全球资本治理架构的革新；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是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一定要变成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成为国际公共产品。例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设立“一带一路”常设机构以及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年会等。二是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参与，使“一带一路”倡议更具包容性。其中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三是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同时,推进中国、投资所在国和发达经济体及其他经济体企业之间的第三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四是拓展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对象，建立“一带一路”与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下主要治理机构的联系。例如，由亚投行牵头，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打造一个以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为主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贷款共同体，形成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贷款、共同发包、共同招标的国际化、规范化、公开透明运作体系。在理想情况下，可将亚投行升级为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填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困难。“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巨额贷款，中国的信贷如能更加透明化，更加贴近国际通行规则，则可大大降低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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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美可在全球抗疫、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WTO改革、“一带一路”多边化发展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具体到中美关系本身，中美官方可适时恢复及创建双边高层次多渠道对话沟通机制；针对经贸及科技摩擦，中美应取消单边贸易关税、互相放宽企业准入及市场竞争机制；考虑均加入CPTPP，并以加入CPTPP谈判为契机推动WTO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合作，可在友好城市框架下加强省州市地方政府间合作；恢复并放宽留学、媒体等人文交流，并使其更具民间化、市场化特点等。改革方向在于：发挥成员国的作用，增加WTO的协调一致；增加秘书处的作用，提升其权威性；从局部形成突破，带动全局的改变，例如从海洋塑料治理带动合作，从数字经济标准制定带动合作等。此外，针对当前全球挑战，各国可以考虑共同建立国际性气候变化组织、全球碳组织、国际数据联盟、国际性税收协调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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