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菲利普·阿吉翁：高通胀会对“创造性破坏”产生不利影响

今天，法国经济学家似乎整体上已占据世界经济学舞台的中央部分。研究全球宏观经济的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是IMF首席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是研究全球避税问题的顶尖好手；更不用说因为研究反贫困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丝特·迪弗洛了，当然，她现已加入美国籍。很显然，无论是研究不平等、反贫困还是套利性避税，都符合我们对法国的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带有左翼精神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永恒的气质。

《北大金融评论》编辑部本次专访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他和托马斯·皮凯蒂被认为是法国经济学界的旗手级人物。我们发现阿吉翁是具有很强的生物进化思想的经济学人，他不会像奥地利学派一样先验地规定人的本性，不会像芝加哥学派无时无刻确认市场的有效性，也不会像或旧或新的凯恩斯主义者那样为政府的各种管制、加税政策辩护。他似乎更像一个爱德华·威尔逊主义者，像一个相信“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经济学者。

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他的同胞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被认为是法国经济学界的旗手级人物。阿吉翁是研究经济增长中最具“灵性”部分的话题：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增长；而皮凯蒂则研究“21世纪更加不平等化”的根源，提出了在自然资本主义状态下“资本回报必然大于劳动回报”的核心判断，他的书籍《21世纪资本论》原本是一本极其晦涩难读的著作，但却成了全世界的畅销书，因为它成为一种时代的“符号”，人们购买它，放在书架上，就像给自己的阅读刻上时代的痕迹一样。

其实不仅仅是阿吉翁与皮凯蒂，法国经济学家整体上已经占据了世界经济学舞台的中央部分。研究全球宏观经济的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Pierre-Olivier Gourinchas）是IMF的首席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是研究全球避税问题的顶尖好手；更不用说对发展经济学具有突出贡献的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了。当然，她现在已经加入为美国籍，她因为研究反贫困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该奖得主“唯二”的女经济学家之一。很显然，无论是研究不平等、反贫困还是套利性避税，都符合我们对法国的理解，因为这是一个带有左翼精神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永恒的气质。

独特的阿吉翁

但是，菲利普·阿吉翁是一个“异数”。

因为他研究的是增长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他研究的是接近奥地利学派而非卢梭式的古老话题（熊彼特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者）。但是，在菲利普·阿吉翁的“创造性破坏”研究中，又能发现某些“政府援助”的左翼理念，尤其是破坏造成了“不适应新技术的失业”，政府必须有责任来舒缓这一“破坏的波动”，以及当最早的创新者变成了垄断者，从而妨碍新进入者做“创造性破坏”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对此做出行动。

很自然带来一个问题，菲利普·阿吉翁是不是一个所谓“中间派”？他赞成熊彼特式的破坏性，但是又要让政府出面来舒缓“创造性破坏”的坏处。既鼓励充分竞争，但又要政府出来规制那些既得利益垄断者，因为他们会用各种方法阻碍后进者的“破坏性创新”，弄得政府“既要这，又要那，什么都要，哪哪都管”。

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菲利普·阿吉翁是具有很强的生物进化思想的经济学人，他不会像奥地利学派一样先验地规定人的本性，不会像芝加哥学派无时无刻确认市场的有效性，也不会像或旧或新的凯恩斯主义者那样为政府的各种管制、加税政策辩护。他似乎更像一个爱德华·威尔逊主义者，像一个相信“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经济学者。基因代表着自私的基因，象征着个体的理性和独特性；而文化则是因为竞争不仅仅存在个人，也存在于公司、村落、族群和国家，往往群体竞争获胜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也有更大几率“存活”下来，所以群体主义就变得非常重要，即反映在文化功能上。人们相信部落、相信元老、相信政府、甚至相信宗教……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人们希望在群体的帮助下，有很好的社群关系，能够更容易活下来。

阿吉翁在最新出版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里，谈到了3个核心观点：

第一，阿吉翁对“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熊彼特尽管首提“创造性破坏”，但是他是悲观的，他没有看到“创造性破坏”是一种生物式进化，而且是极速进化。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很停滞的，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幅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速度处于不断加速状态，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第二，阿吉翁认为，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大家都喝彩、大家都受惠的，而是受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或漠视、或打击、或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创新是带着“伤痕”、带着“委屈”、带着“白眼”出场的，它千方百计来“贬低”“摧毁”和“拆散”旧的东西。

第三，为了让“创造性破坏”有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这时候政府就要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基本原理。政府应当鼓励基因带来的自发的野蛮竞争力、创新力和破坏力，但同时，也要对失败者或者出局者给予一定的“安抚”，让他们不成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暴徒”，或者社会不安定因素。也就是说，要从社会的层面来理解、帮助和促进“创造性破坏”。

试举几个例子。阿吉翁曾是法国总统奥朗德的支持者。奥朗德最著名的改革就是“劳工改革”。众所周知，法国的工人雇佣制度是非常僵化的，工人是非常强势的。当然这同悠久的工人联盟文化有关。奥朗德听从了阿吉翁等经济学家的意见，不仅让公司更容易解雇工人，同时也让工人更容易换工作。简单地说，就是法国公司在经济困难时，可以临时削减工人工资，并且降低公司被工人诉讼的成本。显然，这是有利于资方的。但是，奥朗德引入了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工人在工作变动中的保险福利不减反增，也就是说，员工失业后，会获得更多的健康保险或者援助费用，前提条件是，他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新的工作。如果一直“躺平”的话，那么工人将无法获得这些比较不错的保险收入。于是，工资可以更弹性，但福利保障更加有连续的韧性。这其实增强了工人对未来的信心，从而降低了对现在变动的恐惧。

再比如，法国一直有对资本收入征税过重的传统。老凯恩斯分子、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非常赞赏这一传统。但是阿吉翁专门反击克鲁格曼对于政府加税的偏爱，他认为法国必须要降低税率，因为法国的问题就是“僵化的社团主义和不鼓励资本创新的低增长”，所以，法国应当学习瑞典的改革。瑞典原本是北欧福利国家重税的样本，现在正在激进地改变为一个愿意为企业降税和推动“创造性破坏”的新型国家。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机器替代人类变得非常接近现实。那么，是否要对机器人征税？阿吉翁当然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首先一定要让“创造性破坏”发生，这是一种生物进化上的必然。如果机器人造成大规模失业，那么就必须接受这种失业。机器人并不是错误的根源，它们是创新的结果。国家应当对失业人群提供必须的帮助。总之，国家应当保证创新在市场中自由进入，承担失业的一些成本，并且提供培训让“这些大活人们”能够适应新的世界。

阿吉翁非常感谢我们提及了他的母亲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她是著名女装品牌“Chloé”的创始人设计师。与常规的命名法不同，比如欧洲著名的品牌例如迪奥、香奈儿、普拉达都是创始人设计师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但是Gaby Aghion却选择了最好的朋友Chloé Huymans的名字来命名她创立的品牌，因为她觉得这是“为朋友做的衣服和品牌”。时尚界最伟大的名字之一“老佛爷”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曾是加比的下属和伙伴，他经常和加比发生争论，但却配合得异常密切。而加比则在这样的社群关系和朋友网络中发动了一场“女性成衣革命”，将办公室的职业女装从高级定制的昂贵和繁琐中解放出来，走向更为民主和平民的成衣方式。让职业女性穿得更加舒服、拥有独特的高级感。重要的是，让职业女性能够在经济上负担得起，能够买的数量更多。

加比发动的高级成衣时尚革命被认为既保证了职业女性的风格独特性，也保证了女性的社会普遍性，就像协同进化、创造性破坏。所以，菲利普·阿吉翁愿意对我们说：“我很感动，你找到了我和我妈妈之间的联系。”

与阿吉翁的对话

《北大金融评论》：阿吉翁教授，恭喜您的书《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已经有了中文版。我想问的是，目前非常高的通胀是不是也是创造性破坏的一部分代价，因为创新需要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而创新在某个阶段反而造成总产出下降，从而引发停滞与通胀？

菲利普·阿吉翁：高通胀是新冠全球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的共同结果。

新冠大流行以及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人员流动措施，不仅限制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而且还破坏了全球供应链。另外，乌克兰战争推高了全球的能源价格。

如果我们让高通胀时间持续得太久，高通胀就会对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为高通胀会促使利率提高，最终阻碍长期投资，特别是在科技研发方面。

目前的高通胀主要由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所致，（各国）货币政策（尤其是调节利率）需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加快全球向清洁能源过渡，并消除供应链中的瓶颈，增加全球的商品和服务供应。

《北大金融评论》：全世界都被“不平等”这一问题所困扰。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此，您怎么看待最近中国的一些以共同富裕为核心的经济调整行为，比如驯服互联网巨头的无需扩张，您觉得这是平缓“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效果吗？

菲利普·阿吉翁：“创造性破坏”形成的创新力不会增加全球不平等。原因是这样的：“创造性破坏”意味着新的行业进入者不断取代老势力企业，这反过来提高了社会流动性。正如我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第5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当老势力公司（昨日创新者）阻止新的创新者进入行业时，不平等确实会加剧。也就是说，当老势力公司成功防止后进者的“创造性破坏”时，社会反而更加不平等了。

所以，这是一对矛盾，但这也是“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真正原理。我们需要创新租金来鼓励后进者进行研发投资，从而增加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可能。但是，后进者如果胜利了，他们就像老势力一样，很想利用这些创新租金（例如专利权）来阻止后进者的创新，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受到创造性破坏，步老势力的后尘。我的解决方案是将产权保护与积极的竞争政策结合起来，我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的第6章中进行了讨论。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对您去年发表的论文《监管对创新的影响》非常感兴趣。因为您非常动态地刻画了监管是否会影响创新。现在中国也处于强监管状态，无论是对科技巨头还是金融巨头，整体的监管强度非常大，这是不是会影响未来创新？但有一种看法是，对巨头的监管有反垄断的效果，这会促进小企业的创新，你觉得呢？

菲利普·阿吉翁：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很类似。政府监管行业巨头，应该是减轻“老巨头们”对新创新公司进入行业的“逼退风险”。当然，这个要权衡。正如我在那篇论文中所说的那样，过多的监管也可能会吓住新的创新者。

《北大金融评论》：《发明家的社会起源》是一篇我们反复阅读的论文，您认为父母的收入对孩子的智商和未来是影响非常大，其中父亲的收入尤其如此。那么，您是否觉得“反不平等性社会政策”帮助了未来的创新，因为中产阶级的壮大，让父母的收入都变得更好，从而让孩子变成创新天才的机会更大？

菲利普·阿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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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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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2年第4期（总第13期）

采写：费戈、钟龙军

本文编辑：钟龙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