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开心？（深度好文）

2017-10-19 真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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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在中国人好像总是不快乐，学生抱怨作业多，白领抱怨工作累，妇女抱怨家务忙，官员抱怨应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一脸愁容？

现在中国人好像总是不快乐，学生抱怨作业多，白领抱怨工作累，妇女抱怨家务忙，官员抱怨应酬多，老人抱怨子女不回家......

究竟是什么，让中国人一脸愁容？

1. 缺失信仰。

为什么我们周围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领救济，甚至街头要钱度日却整天乐乐呵呵？为什么这么多华人有些人事事顺意，却仍然郁郁寡欢？

说到底是华人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

现在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驾驭快乐手段，导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选择了不快乐。

我们每个人的快乐、烦恼和痛苦都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看问题的观念和态度。

就像弥尔顿说的：“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

没有信仰就容易把价值观建立在一些外在事物上，甚至是相互比较上：

仰望别人的成功，感觉自己的卑微；
仰望别人的幸福，慨叹自己的不幸；
比较别人的得志，愤然自己的失意；
比较别人的快乐，放大自己的苦痛。

2. 爱攀比。

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用来攀比。

孩子从小就被拿来和“别人家孩子”比较，比较成绩、能力、拿的奖状多还是少，以及考上的是不是名校。

等毕业出来工作，又被比较工作够不够好、薪水优不优厚、福利多不多……

长期置于父母对自己的要求和比较之下，久而久之，自己也就习惯性地养成攀比的习惯：我比不比别人优秀？我的吃穿用度比不比别人好......

攀比成习惯，自然不快乐。

别人有了自己没有，于是要努力去拥有，拥有了如果能快乐固然好，最怕是拥有了之后发现别人又上了新的层次，从而又增烦恼。更别说有些东西是人穷尽一生都没办法拥有的。

当人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比别人更幸福时，快乐就要远离我们了。

3. 对美好的事物不感动。

东风无一事，妆出万重花。

我们可能没有创造美的能力，但对于大自然创造的美，对于他人创造的美，我们是否去欣赏了呢？

我们似乎总是脚步匆匆，对自然美、艺术美、心灵美、生活美、创造美，我们常常视而不见，浑然不觉。

如果我们能为了欣赏路边的美丽花朵而停一下匆忙的脚步，因为叶子随风摇曳飘落的美态而心头柔软，看到小孩纯真无邪的笑脸而心生喜悦......

那么，我们能感受到快乐的时刻将会多很多。

4. 不懂得施舍。

宋代张商英说“乐莫乐于好善”，一个懂得付出而不是单单索要的人才会快乐。施舍不是富人的专利。向灾区捐赠几个亿是施舍，给陌生人一个微笑也是施舍。

“大嘴美女”姚晨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的第三个年头，过去三年，她先后到过菲律宾、泰国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营。她说：每当我背起背包，到世界各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感到正能量回到了我身上，做上这份工作，有梦想成真的感觉。”

姚明则说：“我做公益、做慈善的最终目的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净化自己，使自己升华，到最后，得到帮助的是我自己，让我感觉到我对这个社会有用。”

5. 单调与规律。

中国人缺少生活的热情与娱乐，生活通常是按部就班。学生的生活是三点一线，为了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而活，人生单调得似乎只有学习和书本。职场人的生活也是上班、吃饭和睡觉，宝贵的周末时光仅用来休息也不够，而难得出去郊游或娱乐。也许到了老年，才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游玩，却是身体不争气，经不起四处出游、大吃大喝了。

为什么富士康在短短的时间内会发生多起“跳楼”事件?因为人不是灰色的蚂蚁，人生过分的单调和规律会使人失去快乐。

6. 焦虑无处不在。

中国人也无时无刻不出在焦虑之中。

焦虑社会不公、焦虑没钱没权、焦虑物价依然飙升、焦虑食品不安全、焦虑子女教育、焦虑环境污染……

似乎总有焦虑不完的事。但是，只有无忧无虑的人才会快乐。总在忧虑，哪有时间快乐？

7. 压力太大。

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责任总会或多或少地赋予到中国人的身上，形成他们的压力。中国人面对的压力非常多，工作的压力、成家的压力、抚养子女的压力、人际交往的压力等等，而在这些重压之下，他们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去缓解这些压力，日积月累，这些压力带给中国人的不仅仅是不快乐，甚至伤及他们的健康。

8. 不敢坚持做自己。

妈妈的期望、爸爸的期望、姐姐的期望......

中国人被很多人期望着，从而不能坚持做自己。

一个人要成为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爸爸、朋友的好伙伴、同事的好搭档，唯独不能成为想要的自己，自己总和自己打架，自然也很难真正的快乐。

9. 心灵的封闭。

早在1979年，美国有个学者就写过一本书《美国人心灵的封闭》，书中说美国人的心灵都关闭起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美国青年人没有了远大的理想，只是热衷于眼前繁华的物质世界，疲于奔命于琐碎的日常生活。

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也将自己的心灵关闭了呢？

要知道，即使在最穷困、最危险的境地，只要你能打开心灵，也总是可以发现使自己快乐的东西。

白岩松：我们焦虑的真正原因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事事“求快”的时代。评论要抢“沙发”，寄信要“特快专

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车选择高铁，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有的还要现房现车……这似乎就是一个个客观且真实的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人们的心头被一种求快怕慢的焦虑包围着。

有人问我：“岩松，你是不是也会有焦虑？”其实，焦虑当然会有，尤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焦虑感更强。现在也会焦虑，但更多的时候会劝解自己，努力去抑制焦虑，因为我发现焦虑并不起作用，焦虑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却往往是一个糟糕的结果。

因此，现在依然会焦虑，但慢慢地学会跟自己对话了。比如，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跟别人聊天，腿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抖动。可能很多人有这个习惯，下意识的。我是这几年慢慢跟自己对话，现在我可以做到腿不动了。

其实这是心里焦虑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进步中的痛苦，而非退步当中的痛苦。因为我们是在经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一个非常低水平的瓶颈被打破了，但是高水平新的平衡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焦虑的背后是有“求快和急功近利”的因素，但是这背后更深的背景是我们过去太慢了。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海拉尔，呼伦贝尔草原，那时候还归黑龙江管。在我小时候，我能看到的报纸是三四天以前北京的报纸。因此当很多人问我，白老师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新闻，我说对我们那儿的人来说没有“新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读到的报纸都是三四天前的，哪谈得上是“新闻”。那时候到一趟北京需要几十个小时，而且慢车偏多。没有电话，要找朋友聚会完全凭运气。比如你约了几个朋友在哪儿见面，他要是没在家，你就得在家门口等着，但是好在那时候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大多时候都能等得到。

总体来说，我们那时候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平静当中，但是改革开放迅速地来了。其实，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也在焦虑着传统的、非常低水平的慢。2007年我去日本了解到一个细节，邓小平当年去坐新干线的时候，当时日本人蹲在那儿给他介绍新干线，邓小平一直没有接话，他的思绪已经完全飞走了，他在想自己的事情，突然间他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很适合坐这个车。我们太慢了，我们走都不行，我们要跑。”

因此，中国的改革是以打破那种低水平的慢开始的。于是有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还有启动中国改革的一个著名的标语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称为“深圳速度”。

我曾做过一组节目叫“中国标语批判”，其中第一个就是这个。不是说它有什么错，而是它在过去30年是对的，但是这几年我们要重新反思，它不一定成为我们永远的标语，但是一定要记住，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进步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