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迷思还是现实？（上）
本文作者：杨恕 宛程
本文刊登于《国际安全研究》实体期刊2017年第1期
对于“伊斯兰国”是否会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如何，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存在诸多分歧。“伊斯兰国”通过招募中亚地区的人员和对各国的边界进行袭扰，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扩大其价值观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等方式，的确对该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不过，“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下，地面作战部队被限制在叙利亚-伊拉克境内，无法在中亚地区开展直接的攻击。此外，由于中亚伊斯兰特殊的发展经历，使“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在当地缺乏群众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该地区部分极端势力思想的进一步激进化或激励部分恐怖分子发起“独狼式”恐怖活动等。随着“伊斯兰国”的战场失利，部分“圣战”分子回流中亚，需要对“伊斯兰国”与中亚安全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更多关注，并尽早研究对策。
引言
“伊斯兰国”(theIslamic State, IS)势力在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的出现使外界产生了其对该区域威胁的认知。2016年6月5日，哈萨克斯坦阿克托别州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造成了六名军人和平民死亡，事后据哈内务部称，这起事件是活跃于中亚地区的“圣战”派萨拉菲分子在“伊斯兰国”唆使下所为，这一事件似乎证实和强化了外界的认知。本文的目的即是通过对“伊斯兰国”活动和意识形态特征的考察，来验证这种认知是否具有现实基础。本文的验证通过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考察中亚国家和域外大国对“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威胁的不同认知以及“伊斯兰国”内部的战略分歧；对比“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同中亚本土伊斯兰认同和恐怖极端主义目标的差别；分析“伊斯兰国”在战略实施中的能力不足并预测其在中亚可能采取的行动模式。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验证，本文认为外界对“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威胁的认知，既有被夸大的神话成分，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一、中亚国家与域外大国对“伊斯兰国”威胁的认知
“伊斯兰国”自成立以来不断向中亚地区渗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在“伊斯兰国”对中亚国家的安全威胁认知问题上，无论是域外主要行为体还是中亚国家都存在较大差别。具体看来，在主要域外行为体中，美俄两国观点差异较大，俄罗斯表达了对“伊斯兰国”向中亚渗透的担忧且加强了相关的应对措施，美国则认为“伊斯兰国”目前并不对中亚地区构成实质性威胁。欧盟虽然较少表达对中亚地区安全的观点，但它自身极为重视“伊斯兰国”带来的安全威胁。中亚国家政界和部分学者普遍认为“伊斯兰国”极具威胁，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此外，“伊斯兰国”内部也存在着进行国际战略还是地区战略的分歧。
（一）“伊斯兰国”“哈里发工程”威胁下的中亚
“伊斯兰国”自2011年于中东动乱中成立以来，迅速攻城略地，在两河流域（Tigris and Euphrates）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进展。2014年6月28日，“伊斯兰国”头目阿布·伯克尔·巴格达迪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巴格达迪也开始以“哈里发”自居，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对他进行效忠和支持。在宣布建立“哈里发”后，“伊斯兰国”继续在两河流域开展攻势并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以实现其全球性“哈里发工程”（the Caliphate Project）。这一用语源自2004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的一份名为《塑造全球未来》的报告，其中在“源于伊斯兰世界的威胁”这一部分中提到了哈里发工程，内容主要是对2020年中东局势的预测，称届时一个新的“哈里发国”将会出现在从西地中海沿岸至中亚和东南亚的领土范围内，并且该“哈里发国”的出现将会对西方的民主和价值观产生威胁。从“伊斯兰国”实施“哈里发工程”的策略上讲，近敌是它攻击的首要对象。在对人的身份进行归类时，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恪守严格的二元划分方式，即将人的身份固化为“信士”和“不信道者”，而“不信道者”包括无神论者、多神教徒、叛教者或伪信士等，都是它们必须予以消灭的对象。而在选择首要攻击目标上，不同的极端组织秉承的理念有所不同。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主义组织在这一问题上受恐怖主义者阿布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的影响，认为西方及其盟友是“圣战”予以打击和消灭的对象。而“伊斯兰国”在选择优先攻击目标的偏好上与“基地”组织截然相反，主张内部的敌人（即叛教者和伪信士）以及压迫穆斯林的暴君，是应该消灭的首要目标。所以，在这种认知主导下，即使“伊斯兰国”同时在北美、西欧和俄罗斯等非伊斯兰地区和国家实施恐怖袭击，但在宣传中还是强调了打击近敌的首要性。
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都是以伊斯兰教信徒为主体的国家，独立以来在政权建设上实施政教分离，因此可以被列入“伊斯兰国”近敌的行列。虽然在“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中并没有点名要对中亚国家进行攻击，但“伊斯兰国”在中亚已经有所行动。2014年，“伊斯兰国”的势力开始向中亚渗透。2014年5月，一伙从中亚地区（成员大部分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潜入叙利亚作战的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伙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由此“伊斯兰国”将其“哈里发工程”推广至中亚地区。同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伊斯兰国”的黑旗被挂起，在随后发布的视频中，“伊斯兰国”称已经确定了向其效忠的乌兹别克“埃米尔”埃米尔（Amīr），又译“艾米尔”，是伊斯兰国家对王公贵族、酋长或地方长官的称谓，阿拉伯语原意为“统帅”“长官”。人选。2015年1月，一伙加入“伊斯兰国”的塔吉克斯坦武装团伙煽动对塔吉克斯坦政府发动“圣战”，而在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门就抓获了试图前往叙利亚作战的暴恐疑犯。同年4月，曾经担任塔吉克斯坦总统内务部特警部队指挥官的古尔穆罗德·哈利莫夫（Gulmurod Khalimov）突然下落不明，5月27日，他出现在一段“伊斯兰国”发布的视频中。在视频中，哈利莫夫声明已经加入“伊斯兰国”，并号召对美国和俄罗斯发动“圣战”。目前，受“伊斯兰国”的煽动，已有来自中亚五国的大批人员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参战。11月25日，“伊斯兰国”发布了名为《刻不容缓》（No Respite）的视频，在视频中公布了60个国家和地区为“反‘伊斯兰国’全球同盟”。
isis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展示黑旗
除此之外，“伊斯兰国”的势力出现在阿富汗，也导致中亚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2014年9月，一伙原隶属于塔利班的武装团伙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他们攻下了位于阿基里斯塔特的警察哨所后，对俘虏进行了斩首并升起了“伊斯兰国”的黑旗。之后，巴基斯坦塔利班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并称愿助其建成全球性“哈里发国”。2015年3月，“伊斯兰国”宣布成立呼罗珊舒拉委员会（the Khorasan Shura），其成员大部分由前巴基斯坦塔利班高级成员组成，用来领导和协调“伊斯兰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作战部署。虽然阿富汗塔利班仍然宣布效忠于穆罕默德·奥马尔(Mohammad Omar)，但在“伊斯兰国”的运作下，已有一些阿富汗塔利班的骨干力量向“伊斯兰国”投诚。其中，身份较为特殊的是被任命为呼罗珊省省长的哈菲兹·赛义德·汗（Hafiz Saeed Khan）和他的副手阿卜杜·拉夫·卡迪姆（Abdul Ruf Khadim）。卡迪姆曾在阿富汗塔利班中担任奥马尔的军事顾问，于2014年前往叙利亚参加作战，回国后在赫尔曼德和法拉两省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目前卡迪姆和其组织已经宣布加入“伊斯兰国”，据称“伊斯兰国”给予卡迪姆大量资金用于招募武装人员。毛拉卡迪姆已于2015年1月9日美国对赫尔曼德省发动的空袭中丧生，但他留下的武装组织依然存在。空袭发生后，萨义德·汗宣布将会展开复仇。
除了巴基斯坦塔利班外，目前还有部分中亚本土极端主义组织宣布归附于“伊斯兰国”，其中包括名声较大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以下简称“乌伊运”）（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t, IMU）。除了“乌伊运”外，“东突”恐怖势力中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等极端组织也宣布向“伊斯兰国”投诚。
（二）域外行为体和中亚国家对“伊斯兰国”威胁中亚地区的认知
随着“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趋于频繁，国际社会也展开了关于“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造成威胁的论证。这其中既包括中亚国家，也包括美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域外行为体。虽然它们一致认为“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对中亚的安全形势造成了威胁，但对于这一威胁的程度、威胁的性质以及“伊斯兰国”的战略走向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此外，“伊斯兰国”内部在战略走向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首先，俄美对于“伊斯兰国”对中亚威胁程度的认识迥异。俄罗斯认为从目前“伊斯兰国”的活动情况来看，其对中亚地区构成了严峻的安全威胁，并且这一认知在俄的学界、政界和军界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学界，与俄国防部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战略与战术分析中心（Center for Analysis of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CAST）研究员瓦西里·卡什金（VasilyKashin）称，“中亚目前已经处于‘伊斯兰国’攻击的最前沿”。但遗憾的是卡什金并没有给出相关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与俄学者并无二致。在2015年10月16日，普京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国家领导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见面会上称：“目前的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各种各样的恐怖分子都在增强影响力，他们并没有隐瞒进一步扩张势力的野心，他们的一个重要图谋就是闯入中亚地区”。此外，普京还称目前独联体国家在“伊斯兰国”方面作战的人数在5 000-7 000人，必须确保他们不能将在叙利亚作战时获得的经验带回国内。为了应对可能的威胁，俄罗斯表示将增加其在塔吉克斯坦的驻军人数至9 000人，并向艾尼（Ayni）空军基地增派一支直升机编队。此外，集安组织还于2015年末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军演人数达到了9.5万人，士兵基本上来自俄罗斯。对于这次军演的目的，俄中央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鲁德尼特斯基（Vladimir Rudnitskiy）称是“在中亚战略沿线上限制国际武装冲突”。
独联体国家对于“伊斯兰国”对中亚造成威胁的认识与俄罗斯基本相同。2015年初，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宗教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伊斯兰国”对中亚国家威胁巨大。此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法院分别判定“伊斯兰国”为恐怖极端组织，并禁止其在两国活动。201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集安组织峰会上，集安组织轮值主席、亚美尼亚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与其他成员国首脑一致认为“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安全威胁在增加，并称“伊斯兰国”试图在中亚建立某种极端主义的地下王国。会议期间，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称之前由其国家前任国防部副部长制造的恐怖袭击同“伊斯兰国”联系极为密切，并称塔国内极端分子同“伊斯兰国”目标一致。
相比于俄罗斯或中亚国家，美国对“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威胁认知与上述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别。与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对“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活动的高度关注相比，美国对“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并不特别在意。而对于“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威胁，美国国防部称虽然“伊斯兰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但其势力还处于不成熟阶段。
由于遭受“伊斯兰国”的多次恐怖袭击，同为西方世界的欧盟普遍认为“伊斯兰国”的安全威胁极大。卡内基欧洲中心访问学者马克·皮尔里尼（Marc Pierini）于2014年10月撰文指出，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国”的威胁没有做出及时评估，在制定相关应对战略时更是拖沓延宕。他认为，“伊斯兰国”的特点有别于“基地”组织等其他恐怖组织，除了占有一定的领土、善于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之外，还在于该组织已经将势力深入到西欧、马格里布、土耳其以及中东等地区，“伊斯兰国”能够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和移民群体中招募到一定数量的“圣战者”（Mujahedeen）。因此，“伊斯兰国”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极大。鉴于这种状况，皮尔里尼认为欧盟应当及时制定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并在加强反恐合作、截流“伊斯兰国”的资金、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加强政治对话以及进行长期政策改革等五个领域开展工作。皮尔里尼的观点在欧洲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但是他们认为“伊斯兰国”的安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该组织对目标国或目标地区公民或移民团体的招募。由于中亚国家目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公民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为极端组织作战，根据皮尔里尼等人的观点，这种状况显然是具有威胁性的。此外，欧洲学者较少对“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威胁进行评估和判断，其原因在于欧洲目前深受“伊斯兰国”的严重危害，因此欧洲学者对域内问题的关注度自然要高于域外地区。在政策层面，欧盟于2015年2月宣布将在反恐行动中追加10亿欧元的资金，这笔资金主要用于截流“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打击为“伊斯兰国”作战的外籍战士以及用于去激进化项目和为伊拉克和叙利亚提供淡水援助等。
其次，中亚政界和学术界对“伊斯兰国”的安全认知。总体上讲，中亚国家政界对“伊斯兰国”的认知较为一致，即都认为其对中亚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安全威胁。具体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认知较为强烈。2014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在同到访的俄总统普京会面时就敦促俄出兵中亚以保卫中亚地区安全。他称“可代表‘伊斯兰国’的多种迹象都表明，该组织正不断从伊拉克和叙利亚向阿富汗渗透，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防御性措施。军事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在中亚领土和域外地区的迅速扩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出现是保障该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重要因素。”2014年7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称中亚国家目前面临着自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安全威胁；12月，拉赫蒙在对“伊斯兰国”发表的看法中称其为“现代瘟疫”，对全世界都存在着安全威胁。此外，他还称从战场上返回的年轻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为极端组织招募人员，因此对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存在严重威胁。哈萨克斯坦对“伊斯兰国”的认识更为理性。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虽然也认为“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存在安全威胁，但他强调“伊斯兰国”并不能代表伊斯兰教，而是对宗教文明的亵渎。2014年10月10日，哈外长叶尔兰·伊德里索夫（Erlan Idrissov）在同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会面后表示哈会支持美国对“伊斯兰国”的联合打击行动。他还称恐怖主义并不认同国家边界，是一种全球性威胁，因此对“伊斯兰国”进行联合打击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时的一种明智且降低成本的选择。此外，2015年6月4日，伊德里索夫向上海合作组织建议在上海合作组织和其地区反恐机构框架内成立反恐专家工作组，加强对“伊斯兰国”现象的研究。吉尔吉斯斯坦政界对“伊斯兰国”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应要滞后于上述三国，但在认定威胁之后，将主要工作集中在减少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上。201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将“伊斯兰国”定性为恐怖组织。2015年7月16日，比什凯克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6名持枪恐怖嫌疑人被全部击毙。17日，吉内政部安全部队长官拉克哈特·苏莱曼诺夫认定这6名恐袭嫌疑犯全部来自“伊斯兰国”组织。之后，吉尔吉斯斯坦加强了对国内支持“伊斯兰国”势力的打击和控制。2015年10月，吉南部卡拉苏镇伊玛目拉肖特·卡马洛夫以传播宗教仇恨和散布极端资料之名，被当地法院判处5年监禁。
与中亚政界相比，中亚学术界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认知并不一致，主要有“真实威胁论”和“虚假威胁论”两种主张。在持“真实威胁论”的学者中，哈萨克斯坦政治分析家、危机评估组织的领导人多西姆·萨特帕耶夫（Dosym Satpayev）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接受《大都市》（Magapolis）的采访时称“伊斯兰哈里发国”的威胁是非常现实的，这些威胁首先针对的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但是“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开始逐个点名了。在谈到“伊斯兰国”对中亚威胁的具体内容时，萨特帕耶夫重点强调了“圣战”回归者带来的威胁，他称：“有来自这些所谓圣战者的一些信息，他们都接受过一定的作战训练，有些正打算回到母国。特别是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些状况。当谈到我们的那些加入到‘伊斯兰国’或塔利班的公民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影响时，这些分析主要是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之上，即他们的回归会使权利的天平向着极端化一方倾斜。”
在“持虚假威胁论”的中亚学者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艾达伊·马萨卡诺娃（Aidai Masylkanova）博士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她主要分析了2015年6月16日发生在比什凯克的暴恐活动，并对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定性提出了质疑。她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恐怖活动都有其政治目的，而这次事件中袭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任何口号，因此她认为这次事件的性质只不过是犯罪团伙所进行的一次刑事犯罪活动，而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恰巧具有宗教极端倾向。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分析之后，马萨卡诺娃否认了吉官方提出的“伊斯兰国”将对吉发生恐怖袭击的判断，她认为虽然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中的极端化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且有一定数量的吉国公民在外国领土加入极端组织作战。但是极端组织对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判断没有什么依据，这是因为不仅是在吉发动恐袭的政治目的并不明确，而且从中所获收益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吉国还不存在宗教极端化的社会基础，吉公民也不会支持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此外，马萨卡诺娃也并不认为恐怖袭击会削弱吉国世俗政权的公信力，因为吉公民对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本身的信任度就不高。她得出结论称这次吉安全部门的定性只不过是吉安全部门为了赢得公信力的一次努力，吉国激进化的公民在国外加入恐怖组织作战的可能性很大，但在吉国内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并不大。
ISIS绘制的“哈里发国家地图”
最后，“伊斯兰国”内部对“全球哈里发工程”战略的实施步骤上也存在着分歧。目前“伊斯兰国”对于如何实施“全球哈里发工程”，根据不同的战略要求，分化为区域战略派和全球战略派。区域战略派以“伊斯兰国”中的前阿拉伯复兴党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为代表，在战略实施步骤上主张以稳固目前占领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主，反对将有效的兵力过于分散。此外，他们还强调目前被“伊斯兰国”所占领的拉卡和摩苏尔两城市所拥有的重要的历史及战略地位，主张未来的战略部署要围绕着这两座城市展开。因此，在这种战略部署下，中亚自然就不在“伊斯兰国”的主要战略考虑之内。而国际战略派主张将战争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实施战略中不被敌人压制。而自2015年年末的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这也加剧了“伊斯兰国”内部持不同战略意见者的分歧。在此种情况下，中亚目前在“伊斯兰国”的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三）“伊斯兰国”影响中亚安全的方式——领土威胁还是意识形态渗透？
目前“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趋于频繁，也有一些活跃于中亚的极端组织宣布向“伊斯兰国”效忠，这都增加了中亚被“伊斯兰国”直接攻击的危险性，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而在应对策略上，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代表的俄罗斯、中亚等国家也都从防范暴力恐怖活动方面采取了相关的预防措施，由此可见集安组织高度重视“伊斯兰国”对中亚领土安全的威胁。但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意识形态渗透上的危险性也在增加。因为“伊斯兰国”不同于一般的极端组织，它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一定的领土，成为一个准国家或假国家，而且它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宣传方面已经大大超出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极端组织。除此之外，“伊斯兰国”还通过行动来实践这些极端思想，并将其行动制作成各种类型的宣传品并通过网络大肆传播。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人群激进化的危险性。在对“伊斯兰国”的威胁进行评论时，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夏迪·哈米德（Shadi Hamid）称，“‘伊斯兰国’的实体并不重要，因为它在进行的是一场宣传战争”。
此外，中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于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颇为有利。从这一方面来看，中亚国家在极端主义思想的扩散方面具有天然的脆弱性。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而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环境。在个人投奔极端主义组织的案例中，经济动机往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中亚国家较低的收入相比，极端主义提供的工资具有相当的诱惑力，这也成为一些人加入极端主义组织的主要动机。除此之外，中亚国家政治发展不稳定，又存在着腐败和专权的现象，这也加剧了中亚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而在极端主义组织的煽动蛊惑下，通过加入极端主义组织从事反社会行为很有可能成为一些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在中亚活动的极端主义组织如“伊扎布特”“乌伊运”等在宣传上都通过揭露统治者的腐败、专权等来获得民众的认同。
中亚穆斯林是否认同“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伊斯兰国”在极端化扩散程度上对中亚的影响程度。历史的经验表明，每当中亚国家的安全环境面临较强的极端主义势力威胁时（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阿富汗和当今的“伊斯兰国”），这一地区的前途——即是否会成为极端主义所控制的“失败国家”——就成为国际社会忧虑的焦点。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此做了悲观的预测，但都没有成为现实。在对比中亚同“失败国家”的共同点时，同为伊斯兰国家的属性和政治经济发展落后的相似性成为中亚地区走向极端主义的论据。虽然政治经济发展的落后能为激进化的发生提供一定的说服力，但同为伊斯兰国家的属性却忽视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对宗教文化内核的塑造，而这在决定不同地区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下接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