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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上山下乡”政策发布,你准备好了吗?

荣茂资本 李荣茂 2022-05-21

一、垦荒运动的背景


100多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几乎“不流血”的方式,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帝国主义虽然正忙着打仗,但对退出热战的苏俄的“照顾”一点也没有少。



以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出兵最多)为首的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据说当时北洋也派出了仪仗队),整个协约国阵营总兵力70余万,打着帮助沙皇老表,履行协约国同盟的旗号,分别在摩尔曼斯克和海参崴登陆,开始武装干涉苏俄内政。


不仅如此,列强们还扶持苏俄国内以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主的白匪(反对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叛乱,企图效仿凡尔赛军队抹杀巴黎公社一样,再一次把无产阶级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苏俄一时间战争四起,社会动荡不安,粮食减产,工厂倒闭,民生凋敝。失业潮和粮食荒纷至沓来......


1920年苏俄工人总数直接从1917年的260 万下降为122 万,损失过半。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1913年的21.8%,工业总产值较1913年下降85.5%,农业总产值下降21%,只有1913年30%。全俄粮食产量从战前的平均值39.81亿普特(沙俄计重单位)下降至1920年的27.6亿普特,下降了30%。


1920到1921年,苏俄又遭遇天灾,最终导致超过3000万人受灾。其中有五百万人直接死于饥饿,还有三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疾病。另外有一百多万人逃离苏俄前往欧洲其他国家,这其中不乏很大一部分的社会精英人士。


1920年苏俄粮食部长在开会时直接饿晕。1921年春,苏联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全国各地不断有民众站出来暴动,他们高喊“我们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也正是这一年开始,苏俄当局下定决心实行新经济政策。


经过三年多的奋战,苏俄最终付出了三百多万人伤亡的代价,逐步把帝国主义从苏俄本土赶了出去,当然也因为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各怀鬼胎,各取所需。


苏俄赢得战争的同时,也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这场“消耗战”导致苏俄经济损失高达390亿金卢布(苏联货币),大约是整个国家战前25%的财富,而工业产品只有战前的14%,农产品更不乐观,直接缩水一半,要知道俄国可是农业国。


帝国主义走了,留给苏俄的是个烂摊子。苏俄建立政府时所付出的代价远没有巩固政权带来的损失大。


经此一战,苏俄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提高国家的国防和经济实力,否则列强们还会卷土重来。而提升这些,就是要全面实现工业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又要有个主次,因为经济已经打烂了,所以首先要恢复国民经济,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不能让城市中干活的工人饿肚子,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全面工业化。

1922年底,苏俄首次在莫斯科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苏联成立条约》,正式宣告苏联成立,首批成员国有苏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四个加盟共和国。


后来,苏联又在中亚,将原本属于俄罗斯的领土重新规划整合,最终形成了中亚五国,并以自治国家的形式加入了苏联,随后这些国家的地位逐渐升级为加盟共和国。苏联的一顿骚操作,为日后分家时的“财产”纠纷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普京为什么会对列宁、斯大林等人不满,因为苏联为争取他国加入牺牲的多是俄罗斯人的土地,包括现在正在争夺的乌克兰。


在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苏联经济得以快速恢复。


1925年同192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加了67.2%,已经超过战前水平,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在此基础上从1926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大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那一年,苏联工业化基本完成,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尤其是重工业发达。


但苏联的工业化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尤其是重工业发达,轻工业和农业落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但对此苏联并非没有做过努力。


二、垦荒运动的成果


20世纪50年代之前,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1%,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仅增长了15%。中间再加上二战的洗礼,搞的是民不聊生,苏联的农产品根本无法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就在这时,“玉米晓夫”带着他的“玉米”来了。


玉米晓夫出生在农村,家境贫寒,很明白饿肚子是有多么难受。于是玉米晓夫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就打算进行农业改革。


不得不说,在农改这方面,赫鲁晓夫是有足够经验的。


曾经在冬小麦和春小麦之争中,晓夫同志用出色的政绩啪啪打了斯大林的脸,这也为晓夫同志的扶摇直上奠定了基础。当然,晓夫上台之后,实行“去斯大林化”,不忘初心大搞“玉米运动”,和斯大林一样照本宣科,最终导致了苏联粮食危机。


在苏联农业改革的一揽子措施中,声势浩大的要属“垦荒运动”。


玉米晓夫决定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等地方,实施大规模开垦荒地。晓夫同志认为这里土壤肥沃,地势平坦,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但劣势是气候严寒,风沙大,降水少。因此很多人反对晓夫同志,但玉米晓夫对粮食“情有独钟”。


1954年,在晓夫同志的坚持下,苏联最终通过了这一决议。决议规定,在一年之内垦荒1300万公顷,并在1955年收获2000万吨的谷物。苏联认为这又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国际上认为这是改变苏联经济结构的转折点。


目标定好了,接下来就是寻找“垦荒人”。


玉米晓夫想,如果靠“移民”,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也不能迅速提升谷物产量。于是晓夫同志想到了“动员”,从全国各地抽调人力前去拓荒(这是社会主义的“杀手锏”,如果俄罗斯也有,也不至于今天这样)。


这里面有工人、有拖拉机手,有专家,有工程师,各色工种师应有尽有。玉米晓夫的这一决策,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响应,毕竟可以吃饱饭了。玉米晓夫确实挺厉害的,除了头脑发热外,人家是当时苏联那帮高层大佬中,唯一对苏联农改迫在眉睫看得明白的人。


苏联搞垦荒前几年,就有100多万人下乡,其中有一半是青年。这些人主要来自城市和人口密集的街区,在他们的眼里这是表达爱国的最佳方式。当然,除了爱国之外,赫鲁晓夫还制订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比如工资、津贴等补贴,以及摩托、小汽车等交通工具优先分配,同时为了留住这些垦荒者,还加紧建造国营农场生活设施。


从1954到1958,四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对垦荒投资了300多亿卢布。仅第一年,苏联就投入了20多万台拖拉机,以及成千上万的收割机、货车等等。


苏联垦荒运动的结果是惊人的,从1954到1956年这三年,总共开垦3600万公顷荒地。1960年,苏联总共垦荒超过4100万公顷,大约占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而且还形成了1700多个国营农场。


1953 年,全苏谷物总产量 8250 万吨,1956年迎来粮食大丰收,产量达到1.25亿吨,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垦荒地区。1958 年达到13470 万吨,增加33%。垦荒区成为苏联谷物主要收购区,政府买到的粮食也从1953年的3110万吨,上升到了1958年的5660万吨。


这次垦荒运动,对于改变苏联农业生产结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它解决了苏联农业人口短缺的问题,缓解了苏联的粮食危机,是苏联人民创造性的劳动史册中最为光辉的篇章。苏联在全世界人民眼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效仿。


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三、中国实践——上山下乡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我们在各个方面都缺乏建设经验。在西方全面封锁中国的前提下,我们只能向苏联老大哥“取经”。



为此,从建国后到三大改造完成期间,中国派出了大量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参观学习。这其中既有组织也有个人,有干部也有技术工人,更有大量的留学生。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向苏联总共派出8000多名留学生,向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出1000多名留学生,为的是将来这些人回国建设新中国。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毛主席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演讲的第一句话,让所有留学生热血沸腾。不得不说,在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向心力”确实强的一批。



1955年4月,中央代表团再次启程,恰巧此时苏联“垦荒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代表团就对“垦荒运动”做了全面的了解,得知了苏联垦荒运动的意义——解决就业、粮食增产。回去之后立马就向中央做了全面的汇报,毛主席对此表示肯定。


当年8月,就有60名青年组织垦荒队,在黑龙江大荒原上付诸于实践。仅半个月,他们就开垦出了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随即河北、山东、浙江、上海纷纷请求“参战”。

 


如果说1968年之前的“上山下乡”,只是小范围的“试点”,那1968年之后,以知青为主力军的中国版“垦荒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而此时,我们跟老大哥的感情已经破裂,老大哥叫嚣着要给二弟做“手术”。


于是,毛主席向全国发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等一系列口号。同时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观点。



1968年之后的上山下乡不再局限于农场模式,“插队”这个词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在之后的十余年中,农村和城市人口既有大规模流入也有大规模流出的现象,但“插队”、“上山下乡”、“知青”等词语无疑成为那个时代最响亮的符号。而“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口号,也成为那个时代的光辉印记。


我相信家里很多老人谈及此处,更多的是感慨万千,没准依旧热血沸腾。

尽管在整个“上山下乡”过程中,特别是文革开始后有些负面作用,但也确实缓解了城镇中的就业压力。不得不说,大部分知识青年,奔赴广大的农村,做到了工农“打成一片”,并把自己勤劳的汗水和热血撒在了土地里。他们培养了坚韧吃苦耐劳的品格。那个时候一起插队的知青们,就像现在的战友一样,有着深厚的友情。知青下乡是一种难忘的人生经历,也改变了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


这十年间,插队的知识青年达到了1600多万,而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则达到了2000多万人,真正走了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



毛主席说过“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是他老人家对知青的期盼,希望这批新中国初生的种子,能够不忘老一辈创业的艰难,将坚韧不拔这一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毛主席的这些话永远不会过时,如今作为国人如何“炼就一颗赤子之心”响应国家号召尤为重要。这也是我们应向那个时代的知青学习的地方。


四、新时代的“上山下乡”


这段时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此文件由国家最高执行机关颁布,意义非凡。


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逼近65%,放眼全球,也处于中上游水平。而在20年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6%,后来经过黄金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了10个点。


总体来讲,中国城镇化建设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稳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但在整个推进的过程中也暴露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统筹好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以至于城乡之间差距扩大。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源配置不平衡是个重要原因,但问题的核心应该还是人。


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也就意味着大量人口会从乡村涌向城市。


然而在推进“城市化”的整个过程中,承载人口转移的主体,并不仅仅是县城和乡镇,不少的人口都涌入了市区,城镇化也就演变成了“都市化“。人口的大量流入造成了城市的拥挤,“堵”不仅仅发生在一、二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都可以看到“堵”的身影。再加上“虹吸效应”的存在,造成了小城市人才匮乏。


对于这一点,国家也早就看到了。从2014年开始后,就已经在强调“新城镇化”。新城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办法就是统筹兼顾,原则是协调一致,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了这一“路线”。


首先,搞城镇化建设,最初是为了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然后进行城市化建设,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失。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农村出身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尤其是比较偏远的乡村,劳动力流失,土地处于荒置状态,这样只会让农村与城镇的差距越拉越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鼓励“知青”回家建设自己的家乡。实际上,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一步,即使我们现在是工业大国,但农业同等重要,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和命脉所在。


其次,县城作为连接城区和乡镇的“中转站”,在这个过程中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把县城和乡镇建设好了,缓解了城区压力,也将会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我们是“粗放式”发展,因为很多时候需要先提升整个国家整体实力,而未来几十年,中国就是要改“大水漫灌”为 “精准滴灌”,在体量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回过头来去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个别问题。


再者,发展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需,将这个“超级市场”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县城乡镇市场的潜力,这一点和前段时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是呼应的。


数据显示,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亿人。其中,1472个县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然而这么大的基数,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三分之二,这就说明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


另外,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基建投资正持续走低,成为需求侧的短板。


基建投资年均增速由2010-2017年的16%,下滑至2018-2021年的2.2%,明显低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速(4.8%)。要知道中国的外号可是“基建狂魔”,基建的作用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而2020年,中国县城的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完成额为3884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0.7%左右,这就表明我国的基建投资仍有很大的空间。


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扩大内需,挖掘本国市场潜力,对于带动经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城市已经建设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县城建设,完善县城基础设施,无疑会进一步拉动我们的经济,也是对统筹城乡建设的响应。


所以你能看到在美国忙着加息应对通胀的时候,中国是反其道而行之,降准、降利率,中国所做的这一措施就是为了刺激经济,让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说完了国家层面,对于个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个人认为,以县城为中心后,县城中的就业机会肯定会大幅增加,人口也将会“逆向” 流动,政策吸引使得在县城落户的人口会更多,同时这也意味着,城市的工作岗位会减少或者说处于一种饱和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相当于新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只有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投入到县城的城镇化建设当中。


那有人可能会问,这会影响城市的建设吗?答案是会有影响,但并不大。因为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很多时候都是信息化办公,只不过给你换了个地点而已。而且随着中国产业升级,这种影响只会逐渐缩小。


除了以上这些,我们还是要把此举放在国际大背景下去看。


现在的俄乌战争已经为人类打开了“潘朵拉”魔盒。美国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消耗掉俄罗斯,然后集中所有力量对付中国,以保住自己的世界霸权。目前,美国已经完成了对小弟的内部整合。美国继冷战结束以来,又一次成功把欧洲各国绑到了自己的战船上,他们将来的进攻重点会在传统安全层面和非传统安全层面,实现高度的统一。


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要做好两手准备。


一是继续发展国内经济,整合国内资源,刺激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二是随时做好与西方切割的战略准备。在外循环受困的时候,内循环的作用不言而喻。目前,对于中国来讲,在西方目标已经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必须调动一切能够利用的资源,做好最低内循环的准备。


最后说一点,进行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是长期性的战略,国家必然要出台配套措施来保障该政策的落实和实施。比如,如何增加就业机会、如何实现县城产业转移或转型、如何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包括筹集建设资金及融资等各个方面。


说句实话,在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建设当中,很多时候县城扮演的是一种往城市“输血”的角色,但本身自我的造血能力又不强,如何在未来改变这种状况,我相信这中间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需要各位热血知青能够像“老三届”一样投入到建设自己家乡的行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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