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伟/为什么说私有财产是道德之神

在我个人50岁之后至今这场长达二十多年的价值观念转型中，美国哲人安·兰德的思想给了我很大帮助。

她所宣扬的个人主义精神、理性利己主义，与我原来信奉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了鲜明对照和尖锐冲突。

我先后读了《自私的德性》《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

她的书没有拗口和深奥的专业知识障碍，逻辑关系也相对简单明了，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有一定社会经历，但缺乏专业训练的人阅读。

阅读中我感觉到，她所说的，正是我所困惑的。

兰德女士指出：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把自私等同于罪恶，在人们想象中唤起的是一个恶棍的形象，旨在让人能接受两种非人的信条：

一、任何关心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都是罪恶，不管这些利益是什么。

二、自私的行为事实上只对他自己有利。

她对集体主义这种传统道德观的批评，常常让我有一种很会意的感觉。

想起自己小时候，每当接受诸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等等，这种道德训诫时，内心都会产生一种敌意。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照样去做，很多时候也许会得到老师和父母的表扬，但在实际上除了付出自己时间精力或利益的损失，结果是一无所获。

反过来，如果我也希望别人像我做的那样，偶尔为我的利益牺牲一次他们自己，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会获得痛苦。

这种虚假的道德对于双方都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彼此愉悦。

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声称，为他人的利益而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善的，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恶的。

于是，谁是行动的受益者就成为道德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为了个人利益，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可耻的；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为了集体利益，那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值得赞扬肯定的。

正是在一些形形色色的理想价值的掩饰下，骇人听闻的道德败坏，长时期的不公，怪异的双重标准，以及无法解决的冲突和矛盾，以致大面积的体制性腐败的发生，成为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这个社会的特征。

在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掩饰下，甚至那些为了名义上的公益和虚幻的理想社会进行抢劫，都成了有德的行为。

兰德批评道：利他主义不允许人自重自立，不允许人靠自己的努力，而必须靠牺牲自己来支撑其生活。这意味着利他主义只允许人成为献祭的动物，和从献祭中获利的投机者，也就是成为受害者和寄生虫。

它不允许人类彼此仁爱共存，它不允许公正存在。

于是人们发现在现实中，大多数人的生命都是这种愤世嫉俗和内疚的丑恶混合体。

愤世嫉俗是因为，他们既不甘心实践也不接受利他主义道德；内疚是因为他们又不敢拒绝利他主义道德。

人格的纠结扭曲和虚伪也就这样产生。

兰德指出，要反抗如此具有毁灭性的罪恶，就不得不反抗其基本前提；要救赎人类和道德，就不得不重新建立“自私”的概念。

如何重建？兰德说，每个人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

她特别强调：人必须受益于自己的道德行为。

兰德认为，某些人对另一些人所做的牺牲，行动者对非行动者所做的牺牲，道德对不道德所做的牺牲，都是由于行动者和受益者之间的分裂造成的，这是不公正的。

兰德的这些理念，促使我最终抛弃了原来持守的传统道德理念，学习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伦理学？

道德不是树立一个虚幻的道德圣人，或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社会，从而引出一套高大上的道德准则，强迫人们完全不顾自己的利益，去机械的遵奉。

相反，道德应该是一套能够在每天的世俗生活中，从自己利益最优化最大化的理性考量出发，指导人们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价值规范。

“我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而是从他们的自利打算中得到。我们唤起的是他们的利己心，而非利他心。不是我们所需，而是他们所要。”

这正是市场上每项交易的意义：人们通过这种交换，彼此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亚当·斯密《国富论》）

这些选择和行动让人们习得了一些规则，并由此决定着这个人的生活目标和道路。

我把这种理性自私的规则概括为：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也要—— 

1.守规则；

2.讲信用；

3.顾及别人的感受。

因此兰德宣布：

行动者必须总是成为行动的受益者，人必须为自己的理性自私而行动。每个人这样做的权利来自于他作为人的天性，来自于道德价值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能。

这也就是说，人的私利不能取决于盲目的欲望，或者随意的奇想，而必须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找到和实现私利。

这就是兰德所提倡的理性自私的道德。

就像某位著名经济学家说的：早先我也不懂得为什么说私有财产是道德之神；财产公有不符合道德。后来慢慢懂得，赞成财产公有的人并不是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给大家，而是想让别人的财产通过公有，自己也有一份。

于是尊重别人的财产私有，并神圣不可侵犯，才符合道德。所谓公有，其实是一种非分之想。

在兰德的影响下，我发现在当下，人们需要做的不是回归道德，而是发现一种新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