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导读三：工人不是人，而是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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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
从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来看，资本家预付的货币资本只是潜在的可能的资本，而自然界和工人则是实际的资本，其中自然界表现为不变资本，工人表现为可变资本。马克思加注引用了霍吉斯金的话，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劳动能力被视为资本的能力：
按照霍吉斯金的看法，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工人的技能就属于他自己，只要有生产资料，工人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完全可以活下去。但正如马克思前文所指出的那样，资本的原始积累破坏了这种可能性，把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于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能力就成为资产阶级的所有物。
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关于应该把工人视为“人”，还是视为“可变资本”的争论。美国南北战争破坏了世界市场，使得英国出现了生产过剩并由此造成大量失业，但美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存在巨大缺口，因此，“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就出现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然而，这种观点遭到了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曾任曼彻斯特商会会长的波特尔在《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信，提出工人阶级是资本家的劳动力，因此必须严禁工人阶级的输出。这封信被称为“工厂主宣言”。波特尔的借口是，商业周期很短（通常约为1到2年），而人口生产的周期很长（通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机器可以很快替换，但劳动力可不是这样。按照波特尔的看法，不能光考虑工人的看法；首先必须考虑资本家的利益，“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加了一个注，说明资本家的自私自利所导致的虚伪和蛮横：
关于工人作为劳动力从属于资本家，资本家仅仅把工人视为劳动力成本即从属于他的可变资本，并要求社会也这样看，马克思说，这让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布”。按“宫廷侍卫长卡尔布”是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的人物。在第3幕第2场，卡尔布最初拒绝参与德意志一邦君的宰相所策划的阴谋。这时，宰相就以辞去宰相职位相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卡尔布的职位就要被免除，卡尔布吓死了，他叫喊说：“那我呢？——您说得倒好，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是我呢——我的上帝！如果殿下免我的职，那我怎么办呢？”波特尔的喊叫之所以让人想到“宫廷侍卫长卡尔布”就是由于他认识到，离开了雇佣工人，资本家就不成其资本家。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把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和劳动的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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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根深蒂固的物化思想：
波特尔从资本自我增殖的立场出发，把整个世界都视为资本自我增殖的“机器”。在他看来，自然界和人作为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唯一的区别在于自然界代表死的机器，工人则是活的机器。《泰晤士报》在发表波特尔的信的同时，发表了其他人的反对意见，认为工人这种“机器”正因为是活机器，因而就不能当死机器看，否则会遭到反抗，甚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这种反抗都无法镇压。因此必须通过“强大的舆论力量”来拯救“劳动力”。
马克思指出，这一想法过于简单了。统治阶级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精神力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马克思加了一个说明性的注，指出工人仍然被禁止移居国外：
一直到今天，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国家首先考虑救助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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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表明，它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之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是由于它“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资本家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相遇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它成为必然的事情，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果。现在，“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
为了说明工人在经济上对资本家的隶属地位的历史形式，马克思加了一个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的再生产。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第五章第二节所说的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就需要补充上另外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这也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4－166页）。套用《资本论》的表达方式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异化为经济人与经济人的关系，而且异化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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