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耕田 | 发展哲学的五大前沿问题
邱耕田，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四个一批”理论人才，长期从事社会发展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发展哲学导论》等论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所发文章被二次文献全文转载转摘50余篇次。
本文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发展哲学的五大前沿问题
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发展哲学的生长点，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发展哲学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而结合当前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形势，发展哲学应高度关注五个方面的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及国外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挖掘利用问题、发展的意义问题、发展的关系问题、发展的受动性问题和中国发展的问题等。关注和研究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无疑会成为发展哲学结合发展实践而进一步发展的“新生点”。
发展哲学； 马克思主义； 差异性原理； 自我中心主义
一、引 言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有对社会发展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具体的发展学科如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等，但仍然需要一门科学对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般问题进行形而上的学理性研究，而且这种研究是任何其他具体的发展学科所无法胜任也无法替代的，这就是发展哲学。
作为一门具体的应用性哲学，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整体，它要对社会发展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概括，透过极为复杂的发展现象揭示出深藏其中的发展的本质、规律、意义、价值目的等。发展哲学有着丰富的涵义，从发展哲学和发展观的关系看，发展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发展观；从发展哲学和具体的发展学科的关系看，发展哲学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及人的发展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从发展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看，发展哲学是以最一般的概念、逻辑的形式反映社会发展存在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国内发展哲学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演进到今天，其学科框架已相对成熟，学科内容也日臻系统。当前，人们在将发展哲学运用于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趋向：一是发展哲学相关理论观点的政策化、实践化的现象，一是发展哲学与其他相关发展学科的渗透化、交叉化的现象。
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发展哲学的生长点，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动力。发展哲学要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很多，而结合当前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形势，发展哲学应高度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的前沿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及国外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挖掘利用问题
发展哲学既是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高层次，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兴起，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走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实践的结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发展哲学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要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营养，以增强其科学性和理论说服力。
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应该包括两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基本论断，这 27 42883 27 11866 0 0 3281 0 0:00:13 0:00:03 0:00:10 3280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世界的物质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世界上的事物、现象尽管纷繁复杂，却在物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而世界的物质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着重回答的是物质世界“怎么样”的问题，即物质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世界。所谓差异性原理，是在大量观察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总结概括而得出的关于普遍存在于物质世界及其运动发展中的差异现象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在差异性原理看来，差异具有多样性，其中就包括正向差异和负向差异等。正向差异在方向上是向前或向上的，在内容上是积极的或有益的；负向差异在方向上是向下或向后的，在内容上则是消极的或有害的。基于发展哲学的视角分析，所谓正向差异，其实就是一种积极的进步性差异，即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领域、某一要素经过发展而表现出与自己既往或与别人不同的具有正向意义的差别；所谓负向差异，其实是一种消极的落后性或倒退性差异，即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领域、某一要素由于没有实现发展或发展得不好，而在与其他发展主体或自身以往的比较中所表现出的具有负向意义的差别。可见，在社会领域，所谓“进步”，其实表现的是具有正向意义的或积极向上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一个“求差”的过程，即打破原来的平衡格局而取得一种“正向差异”。在这里，差异性原理成为了我们把握社会何以发展、社会怎样发展的一种独特视角。在差异性原理看来，我们在发展中所应采取的合理策略是：其一，尊重和关照差异，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其二，关注和防范差异的消极性，追求社会有序运行；其三，消除差异的凝固化，实现由负向差异向正向差异的转化，等。
再如，我们在发展中所坚持的人民主体地位原则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略，都能从唯物史观的历史合力论中找到新的理论支持。首先，合力论是我们实行共享发展或包容性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因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遵循人民主体地位原则，力争让发展成果为广大民众共享。事实上，让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主张和做法完全可以由合力论予以解释或支持。“合力”，顾名思义，就是无数人力量的集合。既然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参与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都对社会发展有贡献，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因而，我们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持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共享性。其次，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力论，虽然社会的多种因素都对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一种合力，但在这种合力中，经济因素毕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②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进程虽然是在多种力量和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但其中的经济运动才是最强有力和最有决定性的，我们不能因其他力量或要素的存在而否定经济发展这一最根本的要素。
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性原理和历史合力论，需要我们在发展哲学的视阈内进一步把握其理论价值，并做好挖掘整理工作。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掘，推进发展哲学研究还需要关注国外社会发展理论，借鉴和学习他们有益的研究观点和方法。例如，在关于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理念原因的分析中，学界普遍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导致生态危机的“价值罪魁”而使其成为了备受挞伐的“精神对象”。然而，其一，人类中心主义本身是无法否定的，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的价值取向；其二，把生态危机发生发展的价值根源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无法全面准确说明或反映生态危机发生演变的真实原因。事实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早已摒弃了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抽象地考察生态危机的做法，它坚持了一条“自我中心主义”的分析进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简单而笼统地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支配，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而这种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英国学者卡利尼科斯指出：“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贫穷、社会上的不公正、经济波动、环境破坏、战争，来自同一个根源——资本主义制度。”③在《反资本主义宣言》一书中，卡利尼科斯反复强调：“世界正变得危机四伏，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无论从短期的政治角度还是长期的生态角度，资本主义都在威胁着我们的星球。”④第三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福斯特也认为：“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⑤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因为它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并且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生态危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具有了必然性。“这种把经济增长和利润放在首要关注位置的目光短浅的行为，其后果当然是严重的，因为这将使整个世界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根本变化使人类历史走到了重大转折点。”⑥“总体来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也反对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而是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只有立足于制度维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科学技术对生态危机的影响。”⑦这样一种坚持“自我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以说明生态危机深层或主要原因的做法，就把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具体化和准确化了。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原因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三、发展的意义问题
当前，人类面临着种种严重的危机和问题，这一切其实都与意义危机有关，可以说，当代人类所遭遇的最大危机，正是发展的意义危机。而发展的意义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一味追求发展的物的意义，从而遮蔽了发展的人的意义。发展的意义何在？在于物的创造和积累吗？或者说发展的意义是其创造物质财富的功利性意义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还面临着那么严重的精神信仰方面的问题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感觉不到人生的快乐和意义呢？可见，发展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或主要是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因为发展中的物的价值并不是发展的最核心的价值，物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中介性、服务性的价值，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种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物的创造背后所体现的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的意义，是人对自身自由和幸福的追寻，是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或者说，发展的人的意义才是发展的本真意义、核心意义。在发展中，人的意义支配着物的意义，即支配着对物的意义的创造、评价和选择。但不幸的是，现实中人们选择了一条唯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使得人们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被大大地异化和“矮化”，即在发展手段上人被异化为一种“工具人”，在发展目的上人被异化为一种“经济人”，同时社会发展也被异变成了一个冰冷、枯燥甚至残酷追逐功利、满足人的本能欲望的纯功利化的过程。人们创造了财富，却感受不到创造的乐趣；人们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却体验不出进步的欢乐；人们“寻寻觅觅”，却发现自己被“冷冷清清”的压抑所包围，于是大发“凄凄惨惨戚戚”的感慨。当人的意义被物的价值所遮蔽，人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被发展的物化追求所销蚀的时候，这无疑是一种最大的发展意义危机。
第二，将追求“小我”发展的意义凌驾于追求“大我”发展的意义之上，从而造成了“小我”发展的意义与“大我”发展的意义的严重对立和冲突。“小我”是局部的，“大我”是全局的；“小我”是具体的，“大我”是整体的；“小我”是眼前的或今天的，“大我”是长远的或明天的。我们既要关注和尊重“小我”的发展意义，更要关注和尊重“大我”的发展意义。由于发展主体是一种多样性的社会存在，发展活动具有横向的局域性和纵向的阶段性的特征，因而，对特定的“当事性”发展主体有意义的发展活动或发展模式则不一定对其他的发展主体有意义，对今天的发展有意义的，也不一定对明天的发展有意义。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源于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如果从世界范围内来考量则不具有其价值意义的普适性。还有在当今发展实践中相当盛行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显然不能适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时常存在着为了追求“小我”的发展意义而损害了“大我”的发展意义的情况。例如，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不受欢迎，是因为这种模式将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利益之上，其弊端不仅在于实现利益的手段往往是对抗性的，更在于其意义的追求是极端利己性或自私性的。再以当前我们谈论得较多的“大国崛起”为例，一个成功崛起的国家，应当是指成功地解决了自身和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国家。对于谋求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并拥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而言，这意味着置于国家战略首位的，不仅仅是对硬实力的追求，还主要是对软实力的追求，是对解决问题智慧的追求，一句话，是对自身所进行的发展的世界性意义的追求。可见，只有既追求“小我”同时也对“大我”有价值意义的发展模式或发展活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也是值得提倡、普及和传承的。绿色发展模式以及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等主张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的反响或广泛的响应、追求，是因为它们对“小我”和“大我”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蕴含着解决世界性重大发展难题的独特智慧。
第三，人们对发展意义特别是对发展的物的意义的创造采取了一种不合理的高代价的发展模式，从而加剧了发展的意义危机。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模式在总体上讲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尽管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实现了人的阶段性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发展代价问题，而一系列代价的出现，不仅加剧了社会发展物化追求的消极后果，更使人们在日益严重的发展代价的重压下，对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产生了疑问：人们孜孜以求的发展活动，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吗？社会发展的真正希望和出路在哪里？面对日益严重的发展代价和步履维艰的发展进程，人们感到困惑、茫然和无所适从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这其实正是一种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支撑的表现，是一种找不到应有的方向感的表现。物欲横流的社会似乎变成了一架发了疯的钢琴，而人们则在混乱嘈杂的音响的冲击下晕头转向。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世界“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⑧
总之，在发展的意义问题上，我们应当在认识上进行这样两种必要的提升或超越：第一种提升，要从“小我”的价值意义跃升到“大我”的价值意义；第二种提升要从发展的物的意义跃升到发展的人的意义。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发展的意义问题获得一种完整、准确和深刻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为我们消除发展的意义危机，追求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认识论基础。
四、发展的关系问题
从20世纪60-70年代起，国际社会就在想方设法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发展问题。学者及政客们看到了“增长的极限”的危险，发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呐喊，表达了“多少算够”的担忧，惊诧于“失控的世界”，要求“以自由看待发展”，主张优化“人类的素质”，呼吁重建“我们共同的未来”。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似乎日益严重。这些发展问题除了“形而上”的发展意义的陷落或发展精神的受污（如利欲熏心或利令智昏）等问题之外，还面临着两大“形而下”的较为具体的发展问题：一是发展“不够”的问题；二是发展“不和”的问题。
所谓“不够”，是指发展的数量、规模及其水平、质量等还没有达到能满足所有人基本需求的地步。“小小寰球”，呈现出了严重贫富不均的景象：一些人锦食玉衣，为过度肥胖而发愁；另一些人则饥寒交迫，他们“风雨不遮，食不果腹；求告无门，疾病缠身”⑨。所谓“不和”，是指发展中诸多关系的不和谐、不协调。发展的不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人”关系的不和，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不和；二是“人—天”关系的不和，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这种不和的具体表现；三是人的“身—心”关系的不和，由此导致了人的畸形化、片面化发展的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不和的问题主要是在传统的竞争性发展中造成的。所谓竞争性发展，是指依托于竞争、并通过竞争来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从而导致了大量发展问题的一种发展模式。竞争性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因竞争本身所具有的“血淋淋”的“丛林法则”而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粗野性——具体而言，发展的种种“不和”问题，更多的就是竞争性发展的负效应的现实表现。
发展的两大问题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为因果。一方面，不够可以导致不和，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会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这样，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不和又会加剧并严重妨碍不够问题的解决。当社会陷入内耗、冲突、动荡等“病态”之中的时候，不但会破坏既有的发展成果，而且会阻碍新的发展成果的创造，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那么，该如何同时解决发展的不够与不和的问题呢？这需要从转变发展模式入手，具体而言，要选择一种新的竞和性的发展模式，通过竞和性发展，既解决发展不够的问题，更解决发展不和的问题。
所谓竞和性发展，是指在和谐中发展并通过发展既“谋利”更“促和”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在“竞和性发展”这一范畴中，“竞和”是关键词。“竞和”一词由“竞”与“和”二字组合而成。“竞”系动词，有三层涵义：其一，就其本意而言是指竞争、竞赛；其二，在“竞和”中，“竞”是手段、方法、途径；其三，就其引申意义而言，它是动力、效率、财富，代表着开拓创新、积极进取，把自我做大做强的涵义。“和”为形容词，表达的是和谐、和平、协调一类的意思。就“竞”与“和”的关系来看，竞是前提和手段，没有竞就没有和或无以实现和，因为竞为和提供着强大的动力以及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和是价值取向和目的，没有和，竞就会失去目标和方向，失去约束和意义。总之，“和”因“竞”而生，“竞”因“和”而得以升华。
竞争能否与和谐相统一？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竞争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社会性的活动。竞争不仅要谋取、创造财富，推动竞争目标的实现，还承担着建立以及变革、改善社会关系的重任。如果竞争只是一种自我中心化的博取目标的进程，那么，这样一种适者生存甚至损人利己性质的过度竞争，在恶化的或紧张、对抗的社会关系中，一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极大的风险性。因此，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在竞争中就必须引入相应的“和”的价值因素，以促使竞争向“竞和”升华、促使竞争性发展向竞和性发展转变。
在哲学的视阈内，竞争主要体现着矛盾的斗争性。在竞争性发展中，矛盾的斗争性即互相否定、互相反对、互相限制、互相分化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竞和既体现着矛盾的斗争性，因为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又体现着矛盾的同一性，因为没有同一就没有发展所需的稳定有序的条件。当把矛盾的这两个方面都有机统一起来的时候——具体而言，当把竞争性因素与和谐性因素内在地统一于社会发展进程从而开展竞和性发展的时候，就会在极大的程度上避免社会发展的种种极端化、失序化、片面化的弊端或现象。
由于将竞争与和谐统一于自身，竞和性发展显然要优于或高于竞争性发展。竞和性发展的先进性离不开它的价值理念基础，这种价值理念基础就是共生主义。“共生”首先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在自然界特别是在生物界，既有生存竞争的一面，还有协同共生的一面。或者说，生物体之间、生物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协同共生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竞争主要为生物的进化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动力，而生物的进化只有在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的共生环境中才能进行，共生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基本方式。同样，在社会领域及其发展进程中，既有竞争的法则，还有共生的规律。所谓共生主义，是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互利共荣、协同发展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式的一种观念反映。共生主义是我们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存在的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打破了认识社会系统及其运行发展的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要求以整体论的思维方法观察认识人天、人际、人的身心之间的共存、共在、共利、共进的应然关系，采取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⑩的共进法、双赢法；排斥的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一方打倒另一方的单一法、利我法，从而为竞和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与价值理念基础。
五、发展的受动性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运用日趋先进的科技工具，在改天换地的实践进程中，恣意张扬着自己的主动性或能动性。这种率性而为、几乎不受约束的“本质力量”，既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发展问题。但人类既有主动性或能动性，更有受动性或受制性，而这种主动性和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恰恰是发展哲学要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发展哲学既要关注发展的主动性如创新、变革之类的问题，还要关注人的发展行为的受动性即受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等制约的问题。这种对发展受动性的研究在当下的发展背景下更有现实意义。发展哲学要深究发展受动性的根据、意义及其一般的方法论等内容。例如，根据发展受动性的内在机理，人类要因时制宜、适时而动，采取一种适度的发展。
适度发展主要是从发展的速度、规模等外在属性方面对发展所进行的把握，它是指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为了取得人与人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而采取的一种有节制的发展。适度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口上的适度增长、生产上的适度进步、生活上的适度消费。
适度发展是针对传统发展如竞争性发展而提出来的。传统发展的“关键词”是速度、规模、以物为本、高代价等。首先，传统发展是一种速度型发展，认为快的都是好的，视经济发展为开运动会，跑得越快越好；其次，传统发展是一种扩张型发展，主要追求规模和数量；再次，传统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以物为本，所追求的主要是GDP的增加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等，它鼓励或刺激人们高消费，着重满足人们的奢侈型需求，如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开越豪华等；最后，传统发展有着强大的驱动力，但缺少平衡力，导致了严重的发展问题，属于高代价发展，是发展成就和发展问题同步增长的一种发展。
适度发展主要有这样一些表现：适速型——即适当的速度，适度发展认为发展如同开车，在路况好、车辆少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快一点，但在路况差、车辆多的情况下，就必须控制速度，否则，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自律型或内敛型——是人们对自身发展行为所进行的一种规范、修正和约束，适度发展强调在适当缩减发展规模和数量的基础上，要特别注重发展效益的提高；基本需求满足型——适度发展主要着眼于对人在衣食住行医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即合理需求的满足；平衡型——适度发展是一种平衡型发展，它集驱动性机制和平衡性机制内涵于一身，既强调发展，更强调适度性，即通过适当的速度和规模等来约束发展，以缓解发展问题，实现人与人特别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平衡。
发展的适度性之所以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被提出来，关键在于传统发展因自身的高耗、低效、重污染等的缺陷而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样，我们倡导并实施适度发展，实际上是建设生态文明、缓解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一种基本策略和基本做法。在传统发展中，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成果被用来维持我们的基本需求，另外三分之二的成果则被用来维持一部分人的奢侈需求。与此相反，适度发展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全体国民的基本需求和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它绝不会鼓励人们无视现实国情的种种反发展的行为。它鼓励人们创造财富，但不会倡导拜金主义的风气；它引导人们过上有尊严、有体面的生活，但不会鼓励人们高消费或炫耀式消费；它引导人们要营建万紫千红、鸟语花香的春天，但不会鼓励人们去制造一个“寂静的春天”；等等。只有实行适度发展，我们才有可能步入一个安全的未来。
关于“适度发展”或发展的适度性，我们并不陌生，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讨论首先是从对人类自身行为的约束控制开始的，如控制人口增长、节制消费、限制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如实施清洁生产、发展低碳经济等。换言之，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发展的适度性或自律性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有限制增长的鲜明思想（《增长的极限》实际上阐明了一种抑制增长的思想）。在“全球均衡状态”一章中，明确提出了可供人们选择的三个方案：一是不受限制的增长；二是由人们自己对增长加以限制；三是由自然对增长加以限制，它所特别强调的观点，乃是“自觉抑制增长”⑪。当代法国著名的种群遗传学家和人口学家阿尔贝·雅卡尔在其代表作《“有限世界”时代的来临》中，也谈到了地球资源对人类的物质生产特别是人口生产的限制性问题，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在进行推理的时候，好像可以不存在任何限制。今天，人类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存在限制。”⑫在雅卡尔看来，这种限制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空间上的界限是很明显的——我们脚下的星球并不大，而我们的足迹已遍布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极限也快被我们达到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地球可以忍耐我们行为后果的极限。总之，适度发展是关于人的实践受动性的发展模式的现实反映，它通过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限制，为人类开辟了通往光明和安全未来的可靠路径。
六、中国发展的问题
发展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或国别性；同样，发展哲学所分析的问题、所服务的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或国别性。换言之，我们所谈论的发展哲学必须是面向中国发展的发展哲学，它要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而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地上生机勃勃的发展创造，为发展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最生动、最具价值的“现实素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所出现的最具根本性和深远意义的变化，就是正在发生从要素性发展向整体性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众所周知，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社会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要素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组成的并与自然环境发生密切互动关系的有机整体。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社会发展基本上都是一种要素性发展。这种要素性发展主要有两点表现：其一，只重视社会系统的某一要素或方面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非协调化现象；其二，只重视当前或眼下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化现象。这表明，具有片面性和断代性等特征或缺陷的要素性发展，把注意力只集中于特定时空的具体的“点”和“时”上，呈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在，不见未来”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发展问题的发生和恶化。
整体性发展是对要素性发展的扬弃和超越。所谓社会的整体性发展，简而言之，是指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发展，具体而言，是指构成社会系统的静态的要素间（如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等）和动态的阶段之间的关联性发展。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是沿着纵横两个“坐标”展开或推进的。这样，从内容上看，整体性发展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子内容或“子发展”。从横向的维度看：基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视角，表现为共同发展；基于关系的视角，表现为和谐发展；基于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或领域的视角，表现为协调发展，即构成社会系统的诸要素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的全面和相对均衡的发展进步。从纵向的维度看，表现为代际间或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是指不同的发展阶段之间紧密传承、关系优化、相互照应的一种发展，从而确保发展能不断地持续下去。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导致了整体发展观或整体性发展思想的形成，而整体发展观是全面揭示当今社会存在状态及其发展样式包括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特别是揭示我国社会发展本质、规律、趋势的观点和方法的总和。在整体发展观看来，整体性应当是中国发展的最高和最有价值的特性。整体性作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本质属性，是现阶段中国发展与传统发展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我们把握现阶段特别是未来中国发展走向的根本切入点。用整体发展观来考察当今中国的发展，可以获得如下两个方面的重要认识：第一，从本体论的视角看，整体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属性或根本特征，因为中国发展所要追求的人本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等都要从整体性中引申、衍生、阐释。换言之，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都是整体性发展的不同角度或方面的具体表现。整体性发展的先进性或多维表现，使其代表了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而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在有效克服严重的发展问题的实践中，把世界和中国引向光明和安全的未来。可见，当今中国的发展，在一种应然的意义上，必须要以整体的形象出现，表现为一系列的整体性。第二，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整体性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方法，我们要从整体性视角来把握、分析、评价和解决发展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审视发展现实、解决发展问题、重塑发展未来，都需要一种整体视野，从而整体性的观念和实践方法成为我们从事发展实践的重要的方法论武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目标的整体性。这种目标就表现为“中国梦”。中国梦的整体性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作为发展目标，中国梦本身具有整体性。即我们实现中国梦，不是实现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子内容，而是包括着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到人民幸福的多维内容的全面实现。如果只是实现了其中一个方面的内容或子目标，那就不成其为中国梦了。其二，作为发展目标，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具有整体性，即实现中国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近代，正在实现于当下。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梦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都具有整体性的导引作用。或者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具有一以贯之、总括全局、涉及长远的统领性。“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我们要紧紧扭住这个总任务，一代一代锲而不舍干下去。”⑬
第二，发展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整体性。这种根本的政治制度上的整体性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根本的制度属性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因而，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是实践、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发展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既要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要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要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正是在这种实践、理论和制度的协同互动中，既促进了实践，又发展了理论，从而在整体上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三，发展任务的整体性。这表现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⑮这五种建设都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属于中国发展的具体内容或具体任务。没有这五种建设就没有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又不能只归结到其中的一两种建设上，只有上述五种建设的全面推进、协同联动，才能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第四，发展的战略布局的整体性。这表现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相互联系上。“全面”本身就具有整体性的含义，它在空间上包括着方方面面，具有极大的覆盖性；在时间上涉及未来，具有长期性。“四个全面”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整体，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同时，“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自身又都具有子系统的性能。我国发展战略布局的整体性，体现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所体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也更加完整。
第五，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都体现或蕴藏着鲜明的整体性的思维理念，或者说，习近平总书记实际上是用整体发展观来规划中国的发展，来治国理政，并认识世界的。这表现为：一，整体性的发展理念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与之相对应，在实践中出现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五种具体的发展形式。事实上，无论是五大发展理念还是五种具体的发展形式，都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因而我们需要用整体性的思维去看待和实施它们，切不可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机械对待它们。二，整体性的“改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要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⑯三，整体性的生态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⑰四，整体性的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他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安全体系。”⑱五，整体性的国际观，即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谓命运共同体，是指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习总书记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差异观和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统一观。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差异观强调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而这种差异观具体又表现为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相互尊重原则、民主协商原则和中国声音、中国主张等；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统一观表达着当今国际社会的统一性和共性，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⑲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的整体发展观的内容十分丰富，而这是切合当今中国发展实际并指导中国发展进步的新的发展理论。直面发展问题特别是中国发展问题的发展哲学就应当高度关注当今时代的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发展思想。
注释：
巫文武
微信平台编辑：马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