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畅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实质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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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实质与危害
摘 要：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是中亚极端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是中亚极端势力的理论工具之一。中亚泛伊斯兰主义是结合了古典泛伊斯兰主义和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具有中亚地区历史与政治特征的思潮，是在外部伊斯兰政治势力推动的背景下，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对发展道路迂回考虑形成的社会政治思潮。文本把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新泛伊斯兰主义”统称为“中亚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是中亚各国“去俄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彰显外部某些政治势力借其推动在中亚影响力的企图。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被活跃在本地区的各种势力利用，推动民间伊斯兰激进思潮高涨、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丰富中亚极端主义的内涵，继而促进中亚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政治伊斯兰势力向极端势力蜕变。近年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又有抬头之势，对地区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思潮在中亚国家独立前后曾盛行一时，它们与中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道，在中亚激进势力向政治伊斯兰发展，并最终蜕变为极端势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在中亚极端主义形势受到外部世界影响持续加强的情况下，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思想仍有不少拥趸，与中亚地区的极端思想交汇变异，推动极端主义的继续演变、发展。本文主要探讨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变异、演化，成为具有“中亚特色”思潮的实质与危害，尝试分析其与中亚极端主义的关联；并强调的是，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是中亚极端势力重要思想基础之一，是中亚极端势力拿来用作宣传极端思想、扩大群众基础的理论工具中的一种。
一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实质
泛伊斯兰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和运动，1884年由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倡导伊斯兰教改革、以“圣战”方式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一种思想主张。泛伊斯兰主义强调一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应当结成一个整体，建立统一哈里发国家，与西方基督教国家抗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基础。
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是历史时代的产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其产生的作用和性质也逐渐发生着变化。泛伊斯兰主义在反西方殖民时期具有明显的政治思潮色彩，成为当时穆斯林国家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核心之一。但是随着伊斯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泛伊斯兰主义的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宗教观越来越激进。特别是这种思潮被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封建上层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实行侵略扩张和分裂他国的工具，已非纯宗教伦理思潮，实质成为一种以宗教为掩护的偏激宗教政治思潮，不仅背离了伊斯兰教和平、顺从、宽容的中道思想，而且还把伊斯兰教引向了极端①。
二战后，泛伊斯兰思想发展为新泛伊斯兰主义，主张“以维护伊斯兰传统信仰的价值，从其宗教文化遗产中吸取思想滋养，并以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净化伊斯兰社会，反对反伊斯兰教的异端邪说和外来影响为宗旨”。新泛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主张，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社会领域的复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纲领是，伊斯兰国家应“维护并实现伊斯兰的团结、协作和统一”，而不再主张建立哈里发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为此，它要从事政治、宗教等不同领域的活动。伊斯兰世界的泛伊斯兰组织有三个：伊斯兰教大会、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均是具有国际性的组织，在世界各地进行伊斯兰教的宣传和推动伊斯兰事业的发展。1969年伊斯兰国家组织正式成立，由三个部分组成：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外长级会议和伊斯兰国家组织的常设秘书处，这一国际组织为新泛伊斯兰主义的推广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最初出现在沙俄统治时期。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伊斯兰世界的广大地区成为被奴役和掠夺的对象，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教的思想和道德价值造成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开始活跃，开始思考伊斯兰教往何处去，伊斯兰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到底应该占有什么位置，如何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等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中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沙俄的统治之下，中亚伊斯兰教也出现了一些旨在改变伊斯兰教危机现状的思潮、运动和新的宗教派别，如主张宣传科学、反对崇拜麻扎的札吉德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亚穆斯林抵抗武装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当时的布哈拉艾米尔曾亲自领导了当地的泛伊斯兰运动。
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达到高涨时期，受其影响，中亚地区开始出现伊斯兰复兴思潮的萌动，中亚伊斯兰教一些人士尝试复兴伊斯兰思想，恢复伊斯兰习俗和传统。当时中亚的一些传统宗教人士认为无神论给穆斯林传统社会“乌玛”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情绪对费尔干纳和塔什干的一些伊玛目和哈提甫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末，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宗教读物开始在中亚出现。当时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是伊斯兰复兴思潮的中心。但是，中亚的伊斯兰复兴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在前苏联时期始终处于被遏制状态。
“泛突厥主义”又称为“大突厥主义”，是最近一百多年来流行于中东至中亚广袤地域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居住在西起小亚细亚半岛、东到中亚和中国新疆这一地区的三十多个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分支语言的民族说成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所谓“突厥民族”，鼓动他们在土耳其领导下建立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大突厥帝国”②。根据现代民族理论，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而突厥人如同阿拉伯人一样，缺乏称为民族的多个要素，只是一个大的语族或种族，其从未形成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从公元6世纪至15世纪，中亚地区经历了复杂的突厥化进程。中亚突厥化进程为该地区“泛突厥主义”的衍生埋下伏笔。公元6世纪时，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开始迁到中亚，与当地居民逐步融合。操突厥语民族先后建立过伽色尼、喀喇汗、花拉子模等王朝，开始在中亚占据优势。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瓦解之时，中亚的基本居民为突厥人和塔吉克人，当地居民逐步走向定居，同时改奉伊斯兰教，完成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在漫长的突厥化历史过程中，突厥语成为诸多部落的主要通用语言，并呈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和一定的保守性，在中亚五个主要民族中，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民族的语言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些民族的族名均来源于突厥语，如哈萨克即突厥语“自由”、乌兹别克为突厥语“自己当家做主”的意思。可以说，操突厥语诸民族的共性为中亚“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泛突厥主义”是中亚各国“去俄化”的重要思想基础。从18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开始向中亚扩张，大量俄罗斯移民涌入中亚地区，与当地居民间的经济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出现“泛突厥主义”思潮。被称为“泛突厥主义”之父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马伊勒·伽思普林斯基（Исмаил Гаспринский，1851-1914年），于1878年在克里米亚创办《土库曼报》，1883年又创办《译文报》（又译为《翻译者》）杂志，广泛宣传泛突厥主义，人为创造所谓“突厥民族”，鼓吹世界上操突厥语民族联合起来建立“突厥帝国”。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沙俄征服、统治中亚时间高度契合并非偶然。在反抗沙俄统治中，中亚各民族坚持自己的传统信仰和民族渊源，泛突厥主义成为抵制沙俄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武器，当时的泛突厥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中亚泛突厥主义被反动势力利用，一度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工具。十月革命后，中亚民族主义者借泛突厥主义谋求独立。1917年12月10日，集中在浩罕的中亚民族主义者召开穆斯林非常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临时政府，史称“浩罕自治政府”。1918年2月20日，苏维埃军队攻占浩罕，自治政府垮台。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苏联政府在中亚地区进行了民族划分，先后组建了五个民族共和国。作为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逐渐沉寂。
20世纪80年代末，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影响，中亚各国民 38 38721 38 14745 0 0 7479 0 0:00:05 0:00:01 0:00:04 7477的主权意识不断上升。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信仰真空”和“思想真空”，泛突厥主义在中亚迅速抬头。在这一时期，新泛伊斯兰主义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推行新泛伊斯兰主义，伊朗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土耳其输入泛突厥主义，中亚掀起前所未有的伊斯兰复兴浪潮。
中亚国家独立后，中东地区泛伊斯兰主义等伊斯兰复兴思潮、泛突厥主义加强培育中亚伊斯兰土壤，结合新独立国家各主体民族对本民族复兴的要求，推动中亚民族主义高涨。土耳其是当代泛突厥主义的中心，中亚出现五个突厥语国家使得土耳其的一些政治势力开始重温”大突厥“美梦，在中亚推动泛突厥主义。共同的信仰为突厥语国家之间的伊斯兰教交流提供了方便。同时，为推行“大突厥斯坦”战略，土耳其的一些政治势力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努力推动中亚伊斯兰化，大力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并协助土耳其政府与中亚操突厥语的哈、吉、乌、土等国建立了“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定期会晤机制等契机，在思想文化领域向中亚大举进军。同时，土耳其某些政治势力在推行泛突厥主义的过程中，意识到仅凭民族、语言、文化的同源性来拉近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远远不够，还需要通过推动中亚伊斯兰化来扩大对中亚的影响。独立初期，伊朗、沙特等国积极向中亚输出伊斯兰思潮，抢占中亚“思想”阵地。同时，土耳其也希望中亚国家伊斯兰化，尤其是推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大国之一和中亚的伊斯兰教中心）的伊斯兰化，从而使中亚国家的世俗化发展难以超过自己，以达到成为中亚各国与西方之间的协调者和突厥联合体领袖的目的③。
新泛伊斯兰组织同样以极高的热情推动中亚的伊斯兰教复兴，提出“绿化”中亚，即推动中亚国家“伊斯兰化”，期望中亚国家如同非洲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一样，能够由世俗国家改为伊斯兰国家，从而加强伊斯兰世界力量来对抗西方。伊斯兰国家向中亚提供了大量的“宗教援助”，包括在中亚国家援建宗教设施、接收宗教人士进修，同时向中亚穆斯林社会灌输大量伊斯兰思潮，其中也裹挟着激进主义与极端思想。
在这一时期，中亚形成了具有本地区特色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二者往往可以在一个载体中呈现，如当时活跃在中亚国家的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同时也是鼓吹泛突厥主义的民族主义组织。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加速中亚伊斯兰土壤的培育，结合旧有的中亚穆斯林社会，形成了具有新时代新特征的伊斯兰社会阶层。然而，这一时期中东被称为“伊斯兰复兴”的社会现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而是某些组织或者集团以伊斯兰主义为工具进行的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社会运动④。
分析中亚泛伊斯兰主义的实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是结合了古典泛伊斯兰主义和新泛伊斯兰主义的、具有中亚国家历史与政治特征的思潮，是外部伊斯兰政治势力的推动与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内部对发展道路迂回考虑共同形成的社会政治思潮。但是仔细考量会发现，中亚的泛伊斯兰主义中还是古典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多一些，政治色彩和激进色彩多一些。中亚泛伊斯兰主义的载体众多，包括在中亚进行宣教和援助的外部伊斯兰世界泛伊斯兰组织、中亚新兴的政治伊斯兰力量、中亚瓦哈比分子、中亚伊斯兰激进组织等等。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强调中亚穆斯林社会的团结，有明确的政治使命，即谋求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伊斯兰政治制度、推动伊斯兰复兴、建立广泛的伊斯兰政治力量。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主张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哈里发国家。这是新泛伊斯兰主义的特征之一，即并非强调建立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伊斯兰国家，而是谋求在中亚出现一个伊斯兰中心。
中亚泛突厥主义的实质是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在外部某些政治势力借其推动在中亚影响力的企图的背景下，各国为达到“去俄罗斯化”的目的，重新开始寻找自己文化渊源的进程，迫切需要“本土化”的回归，需要一种把国家凝聚起来的力量。此外，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一度希望借助有着语言、宗教联系的兄弟国家获得政治、经济利益，对泛突厥主义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公开提出建立突厥联盟的构想。纳扎尔巴耶夫称，“在地中海和阿尔泰山之间居住着超过2000万的同胞，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我们将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提出，对“泛突厥主义”等问题要进行全面客观的重新评价。1994年，在第二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卡里莫夫还曾表示，“我们——突厥民族，我们的统一性应当给予我们力量。”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则呼吁，伟大的共同的突厥语文化复兴应该成为国家体制的基础。
二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危害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形形色色的激进组织、极端组织将其当成传播思想的理论工具，与其他激进思潮一道，成为中亚伊斯兰极端思想演变的重要背景。中亚国家独立初期的激进组织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其他伊斯兰激进思潮，推动民间激进思潮高涨、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丰富中亚极端主义的内涵、促使中亚伊斯兰激进势力向极端势力蜕变。
1
在民间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下，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催化，中亚传统伊斯兰社会的激进思想迅速泛起，民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高涨为之后中亚极端主义的完善、极端势力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外部伊斯兰势力的援助下，修建了大量的宗教设施，清真寺在功能上也被赋予了教育、慈善以及诉讼场所等新的含义。20世纪60年代初哈萨克加盟共和国正式登记注册的清真寺只有25座，到20世纪90年代清真寺大量增加，1999年已有5000多座清真寺，其中正式登记注册的有大约1000座⑤。许多清真寺还未经官方批准私下开设了一些经学班和经文学校，后来成为极端分子聚集和传教场地。伊斯兰习俗迅速恢复，包括各类宗教活动、赴麦加朝觐、伊斯兰传统服装开始流行，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禁止开设酒吧和妇女穿黑袍的现象。伊斯兰学生大量增加，神学成为热门专业，穆斯林能够得到各个层次的“全方位”宗教教育，包括被送到国外深造。中亚国家的这种“伊斯兰留学热”在一定程度上为培养极端分子创造了条件，一些虔诚的穆斯林被派往国外学习后，学到的不仅仅是“传统纯正”的伊斯兰知识，还深受极端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极端思潮，成为中亚极端主义的“探路者”。民间伊斯兰的复兴对于中亚穆斯林的影响非常深刻，一些极端组织利用民间伊斯兰组织传播激进思想，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培育出一批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并且这一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民间伊斯兰组织成为极端势力的主要传播工具，给中亚国家的宗教治理造成很大困难。
2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传播成为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崛起的重要背景。在其影响下，中亚伊斯兰复兴推动着伊斯兰发生量变并导致部分质变，中亚极端组织的前身——政治伊斯兰势力开始崛起
在中亚伊斯兰复兴发生量变到一定限度时，宗教中的某种偏激情绪开始产生，在独立初期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一些宗教团体开始向社会政治领域渗透，从而发生了部分伊斯兰的质变。伊斯兰激进思想逐渐演变成极端思想。这种量变和质变的过程非常迅速，这与外部伊斯兰世界向中亚大量输入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直接关联。从量变到质变，政治伊斯兰组织出现极端化、狂热化、诡秘化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中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发展很快。这些势力主要来自：1.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反对派，借伊斯兰之名吸引支持者和境外援助，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2.地方宗教势力，如费尔干纳谷地的一些民间宗教领袖，借独立初期的信仰真空期扩大影响；3.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激进主义势力，他们依靠外部支持，引入境外的宗教极端思想，如阿富汗战争老兵、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创建者尤尔达舍夫。严格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亚政治伊斯兰势力还有别于宗教极端势力。各类组织更多使用政治方式而非暴力手段谋取利益，一少部分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因此并不能把当时所有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称之为宗教极端势力，称其为政治伊斯兰势力或激进伊斯兰势力更为准确。
中亚的伊斯兰复兴带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在复兴过程中产生了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政党，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在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政治伊斯兰的特征是反对世俗政权，依赖平民的不满，以宗教党派或宗教团体的形式，采取大量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活动⑥。当时活跃在中亚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主要有“正义党”（Adolat）、“伊斯兰军”（Islom Lashkarlari）、“忏悔组织”（Tauba）、“幸福党”（Baraka）等等⑦。以及之后不断涌现出来的一些组织，如“长胡子党”（Uzum Soqol）、“光明追随者党”（Nurcular）、“劝教党”（Tablighi Jamaat）、“真主党”（Hizballah）和“阿克拉米亚党”（Akromiylar），以及“辅士党”（Hizb un-Nusrat）等等⑧。
这些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基本纲领大致相同，即主张推翻本国现行的世俗政治制度，在中亚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受到泛伊斯兰思想影响的明显表现。忏悔组织就把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行动的终极目标。随着中亚政治伊斯兰组织力量的发展与政治野心的膨胀，他们与中亚国家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张，并最终于1991年12月爆发了纳曼干暴乱，这一标志性事件成为中亚国家独立初期政治伊斯兰势力受到打压、陆续转向极端组织的开端。当时几乎所有的激进组织的目标都是反对世俗制度和建立伊斯兰国家，一些组织还急于掌握城市的“行政管理权”，号称要在中亚的城市和村庄负责治安和惩治犯罪的“工作”。这些势力与政府的对抗越来越直接。1992年初，费尔干纳盆地一度失控，成为相对独立的自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宗教领导人甚至比国家领导人享有更大的权力⑨。
3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推动中亚伊斯兰社会思潮的内生性发展，这种内生性发展对极端思想的演变起到促动作用
中亚国家独立前，地区内的伊斯兰思想基本呈静止状态，与外界的交流非常有限。独立后，地区内宗教思想流派受到外来伊斯兰思想的巨大冲击，发生复杂变化，结合民族主义、激进主义、新独立国家的政治思想等非宗教的思想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主张要求、行为活动，中亚的伊斯兰教开始发生演变，中亚的极端思想者开始要求普通穆斯林抛弃传统的民族和国家理念，灌输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结合泛突厥主义思想，强调中亚地区的穆斯林身份，强调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中亚内生性极端思想的表现之二是针对现政权的斗争性。中亚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号召推翻卡里莫夫政权，以纳曼干暴乱和安集延事件为由，指责乌兹别克斯坦当局的“侵犯人权”行为，利用人们对政权的不满情绪推动极端思想的传播。
无论披着多少外衣，中亚极端主义产生的实质是在中亚伊斯兰复兴背景下，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推动产生的宗教异化与蜕变，是某些宗教政治家为谋取政治利益，令伊斯兰教发生的偏离。宗教蜕变是信仰宗教的人的蜕变，是宗教信仰者蜕变为宗教极端分子，由这些宗教极端分子，构成宗教极端势力，他们结合而成的小社团，即宗教极端组织；其社会政治经济主张，则为宗教极端主义⑩。中亚国家独立前后建立的一些宗教组织都是受到外来思想的冲击，一步步由宗教组织演变成激进组织，再蜕变为极端组织。
4
中亚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载体——政治伊斯兰势力几经演变，发展成为极端势力
在政治伊斯兰组织林立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各种政治伊斯兰势力对政治利益的争夺十分激烈，一些政治反对派参与其中，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标，联合中亚突厥语民族，高举“双泛”旗帜，欲借助宗教力量和民族主义情绪夺取政权。泛突厥主义竭力鼓吹所谓的“突厥民族”“突厥文化”“突厥国家”，使得本地区的民族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乌兹别克斯坦的“毕尔利克”联盟、“突厥斯坦运动”组织，哈萨克斯坦的“阿拉什”联合会、“热尔扎克桑运动”组织均宣称其宗旨就是建立“伟大的突厥斯坦”，成立“独立的突厥国家联邦”。在这种情况下，新独立国家政权意识到政治伊斯兰势力的严重威胁，对政治伊斯兰组织开始由限制到严打。在复杂的地区内外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受到当局严厉打压的政治伊斯兰组织谋求政权、谋求合法化、谋求参与政治等诉求被驳斥、压制，骨干成员或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于是，这些组织一部分建立武装，与政府对抗，企图夺取政权，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与政府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最终爆发长达五年的内战；另一部分走地下武装道路，逃往境外，在阿富汗进行重组，形成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中亚极端-恐怖势力。还有一部分在各国政府打压下演变成为高举“非暴力”旗帜的宗教极端组织，如伊斯兰解放党。
有必要强调的是，中亚极端主义的思想根源主要是瓦哈比极端思想、圣战思想，并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毛杜迪思想等影响；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连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中亚极端主义发展的重要思想背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世界伊斯兰复兴的重要思潮之一，可以说这一思潮对推动中亚极端主义的形成与演变要比“双泛”所起的作用大得多。20世纪90年代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进入深入发展时期，其政治倾向更加突出。中亚的周边国家，阿富汗正是塔利班执政时期，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繁荣党也成为第一大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谋取国家最高权力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中亚国家与一些“热点及潜在的热点地区”邻近，如外高加索、克什米尔等⑪，周边形势的变化大大刺激了中亚极端势力，纯政治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很快被中亚激进穆斯林接受，被鼓动着建立有暴力色彩的宗教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几乎所有主张，包括以暴力夺取政权、在国内实行伊斯兰化、以政党形式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等都被中亚宗教极端组织奉为行动纲领。
三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前景
1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是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在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生态条件下流行一时的思潮
中亚国家独立20余年，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各国政权对发展道路的思考已远非独立最初阶段的摇摆，坚定走世俗化道路，对伊斯兰化、伊斯兰政治化十分警惕，对极端主义的治理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可以说，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社会所拥有的发展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2
中亚国家对主权意识的珍视也限制了“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和传播
中亚各国独立之初，对“泛突厥主义”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欢迎。但中亚各国领导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好不容易获得的独立国家地位被一个统一的“突厥国家”替代。近年来，中亚各国更加强调自己本国主体民族特性，加之现实的差异性远大于历史共同性，“泛突厥主义”在中亚更加难以获得支持。虽然土耳其领导人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但土耳其自身实力有限，使得中亚各国逐渐对土耳其失去兴趣，土耳其种种设想在具体实施中只能成为空谈，迄今收效甚微。在土耳其倡议下虽建立了“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定期会晤机制，但自1998年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就没有出席过突厥语国家峰会。在2001年4月的峰会上，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拍案而起，称：“为什么每次开会总要讨论那些无聊的问题？难道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说些客气话，再次重申我们之间的历史和文化的共同点？”“该结束这种官方声明了”。事实上六国元首峰会几乎每年都召开，但每次会前既无明确的研究议题和主要内容，会上也解决不了任何涉及各方重大利益的问题。峰会一直连统一的条文、章程也未确定，而与会国亦无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会上各唱各的调，会后各走各的道，决无协调行动可言。为改变这一现状，2009年10月，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国领导人在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签署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以各种理由推托未加入该组织。为适应“新形势”，土耳其又推出了“奥斯曼主义”，有学者称之为“新泛突厥主义”。其主要内涵与原来的泛突厥主义出现了很大差异，土耳其不再强调“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对主权国家起到解构作用的思想，而是尊重国家主权，强调通过传统的历史文化推动区域结盟。这一点与哈萨克斯坦追求本国历史与民族精神出现某种契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赞同突厥语国家的文化共性。
3
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是在中亚极端势力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解放党（即“伊扎布特”）思想自乌兹别克斯坦传入新疆，对新疆极端思想活跃、暴恐事件增多起到极其恶劣的作用。二是中亚作为与中国相邻的地区，其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传播、极端势力的活跃，为盘踞在中亚地区的“东突”组织提供了生存条件。20世纪90年代，“东突厥斯坦国际委员会”“维吾尔国际联盟”和“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等分裂势力在中亚都有活动。近年来，中亚各国政府对其境内“东突”组织加强治理，不允许“东突”组织在其国土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三是近年随着中东形势恶化，各种极端思潮泛滥，对中亚地区产生了新的冲击。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一些地区，包括中亚地区，又有抬头之势，“双泛”思想连同其他极端思潮一道，仍是极端势力利用的思想工具，是企图操纵穆斯林进行“圣战”的思想武器。
不过，分析当前中亚的总体形势，中亚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远不能成为地区政治与社会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是中亚国家领导人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独立初期造成的国家与社会混乱已有清醒认识，不会将其奉为“国策”。二是外来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中往往裹挟着危害政权稳定的极端思想，当前中亚国家处于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视政权稳定为国家核心问题，对威胁因素相当警惕。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在2013-2014年对土耳其的一些企业在其境内从事某些非法活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驱逐了大批土耳其企业。三是俄罗斯因素。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将是长期而深入的。俄罗斯与土耳其近期交恶，远期关系也很难改善，土耳其在中亚扩大势力必将受到俄罗斯因素的制约。
巫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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