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社会体制改革目标设计及配套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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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社会保障30人论坛成员，国家民政部咨询专家，国家公共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出版《中国社会建设：战略思路和基本对策》等著作20余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300余篇；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课题、国际组织课题十余项。
本文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社会体制改革目标设计及配套政策研究
摘要：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化解变革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推动社会有序发展。换句话说，社会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和文化上如何界定、各种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居民如何参与，以及基于居民参与活动和方式形成的社会关系状况。中国社会当前呈现的多元趋势要求社会秩序重建和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必须采取组合的政策选择，市场方法引入社会领域的创新无论是从历史惯性还是基于人们当前生活现状都已经不可避免，要鼓励和支持类似社会企业建设，但必须坚守社会的秉性与规律。同时，网络的广泛使用以及大数据分析的可能性使社会学习方式在激发社会活力中的作用更加凸显。
关键词： 社会体制目标； 改革； 配套政策； 设计
一
社会体制改革及其目标
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设计和安排出最大限度影响人们社会行为的制度，规范和激励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之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要求，要紧紧围绕着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①。在这里，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目标，围绕这个目标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制度设计。
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下探索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与配套政策，首先，要使社会体制改革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工作。其次，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构建合理的利益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再次，在社会领域要大胆创新，适应经济新常态，积极探索社会发展的新模式。第四，要把社会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努力实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通过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推动实现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并使社会体制与包容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支撑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世界范围内而言，社会体制问题由于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不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正如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所说，“资本主义目前在一些地区处于主导地位，21世纪结束之前，技术对中产阶级的取代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这些地区的衰亡。这个过程和平与否还有待于考察”②。在沃勒斯坦等思想家看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昭示着西方社会体制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他们认为全球格局在未来几十年肯定会变，但是如何变，自己也还没有看清楚。这就为探索中国社会体制改革预留了广阔的视野和无限想象的空间。
二
社会体制改革及其目标的理论视角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探索新的发展动力，社会因素若不被提上议程，就难以形成奏效的一揽子办法。对于复杂的问题，只有依循脉络，开展宏观分析，才能在整体上搞清楚来龙去脉。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所说，“解释世界不平等仍然需要经济学了解不同类型的政策和社会安排如何影响经济激励和行为”③。经济行为的解释离不开社会学，同样，要理解社会行为，没有经济学的帮助也会非常困难。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呈现不同的发展结果、取得不同的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作为长时段因素影响着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世界上不会有完全相似的经济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具有共同特征。有利于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基本标准是如何创造动员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激励机制。
中国历史和文化意境下的社会体制，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外延，至少包括了西方意境下的社会结构、公众参与、社会文化、社会分层、社会关系、社区发展与社会组织等，需要开展深入比较研究。在当下中国，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体制改革，需要弄清楚改革行为的主要类型。社会改革最基本的要素由三种基本模式构成。每一种模式之目标的动态特征和表现形式都不一样。第一种模式强调代表大多数群体的利益进行改革，被认为是改革的主流模式，主流模式包括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这种发展模式，在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看来，是一种能够促进持续稳定发展的制度设计，或者叫作包容性的体制。第二种模式是代表特殊群体的利益，有一部分人会被排除在改革主流之外。这种发展模式，在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看来，是一种不能够促进持续稳定发展的制度设计，或者叫作汲取性的体制。他们二人利用这种视角对数千年来国家发展的兴衰进行了分析，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未必全对。第三种模式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通常我们将其称为“休克疗法”。从实践的历程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显然更类似前者，即第一种模式，但又不尽相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苏联，以及后来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选择了后者，即第三种模式。历史对这样的选择做出了判断：中国的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前苏联和俄罗斯遭受了巨大波折。事情往往都会有两面性，当前，一些社会成员对民间投资表现出来的态度，不能与国有资本一视同仁，更需要我们坚持一贯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汲取。
三
社会体制改革总体目标设计
（一）衔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社会体制改革目标设计的核心是如何建立起激励机制。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它将面临经济衰退和社会懈怠，甚至像纯粹的计划经济造成的那种停滞。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换档期，这个换档不仅仅是增加技术含量，还要调整发展目标和指标，建立和完善配套的体制机制，长期增长最大化不应当成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持续健康发展才是首选目标。在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当提到公共政策议程上来。政府官员的责任感、人民群众的坚定信念、合乎社会预期的行为规范，都应当提上议事议程。“一旦最大化经济增长不再是目标，最小化经济衰退就成了一个经济重要的目标。确保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管理至关重要，而追求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宏观政策就远不那么重要。”④当经济发展由追求单纯的GDP转向追求人民生活品质时，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就必然应运而生，在经济领域包括金融监管、执行能力、产业布局、技术创新、气候变化、地方发展考核体系、发展规划；在社会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社会治理的方式也需要进行适度调整。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及其配套政策不能离开总体的经济社会环境，不能离开当前中国的发展和面临的各类问题。只有这样，进一步的发展获得的才是“良性增长”，而不是“恶性增长”。全面深化改革要重新理解改革。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可笑，但确实值得深度思考。在进行了38年的发展之后开始反思发展的内涵，反思GDP，讨论幸福指数，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初期理解和进行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例如，先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商品经济，减少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让农民进行市场交易，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的发展活力。到1985年，整个农业除棉花和少量农产品外，基本实现了市场调节。伴随着农村的发展和繁荣，乡镇企业、个体工商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之外逐步培育出一个市场经济来，目前，它就是人们看到的、经常议论的民营经济，这也是共和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另外，国家还针对计划经济本身进行改革，诸如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价格改革、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制、财政体制改革等。这是20多年前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做法。
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是进一步推动未完成的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还要对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制定的改革政策中的那些已经不适应当前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改革。例如，完善财税体制就是要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为分税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的要求。除此之外，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宏观调控、金融体制、土地制度以及户籍制度都需要深化改革。所以，当前的改革与30多年前的那场改革相比较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难了。换句话说，在计划外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规范，也需要创新，更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计划体制内未完成的改革需要继续，难度可想而知。
改革最初的目标是针对计划体制的，但如果把目前的改革统统视为对传统的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改革可能就不全面了。改革开放38年，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适应形势需要的政策现在变得不适应了，就需要对这些政策进行调整，需要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这就是改革。所以，确切地说，改革就是对现行政策、体制机制不适应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以使其适应发展的需要。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
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改革的目标永远是依附于发展目标的。确定改革目标首先一定要确定发展目标。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是因为人类历史和中国建设改革的经验表明，市场体制是迄今为止人们看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改革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发展活力，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要做好这样几项工作：提升社会资源动员和汲取能力、培育国家认同和社会价值观的教化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再分配能力、处置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力、吸纳人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协调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
现阶段的中国改革实际上需要考虑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社会和文化中阻碍发展改革开放的因素。例如，官本位是亟须改革的一个领域，它使等级制度和观念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社会歧视和社会懈怠，破坏了社会和谐和公共参与的基本价值——平等，挫伤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前的中国是从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演变而来的，历尽艰难，饱经沧桑。历经各种运动和改革开放发展38年的历程，传统社会和文化中固有的很多糟粕和阻碍现代化的因素并没有消失，经常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甚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选择和体制机制运行。二是计划经济中那些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诸如土地产权不明晰、户籍制度、国有企业垄断、重要资源的定价、行政审批制度、官员作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建立的经济体制不是简单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添加了诸多中国元素。1952年的土地制度改革，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逐步确立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明确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扩大国有制范围，把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解放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在农村废除农民个体私有制，建立农村合作社。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建立起的“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并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在城市，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有化。到1955年，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几乎成为国民经济的唯一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体制的特点是，国有企业为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人、财、物、供、产、销全部由国家计划决定。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占整个国家经济的80%，其他20%是集体经济。三是过去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借鉴了西方和其他国家经验中又被当代西方国家视为发展阻力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我们在哪里的问题，例如，福利制度，我们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但并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实施这些政策的初始条件。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实践中由于初始条件发生了变化，市场机制、政府管制、社会福利制度等诸多问题暴露出来，类似不公平和不可持续问题等，这些也影响到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政府职能履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等。西方国家正在改革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甚至是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当前也要及早考虑这些问题。四是由于过去在实践过程中认识的局限造成了对当前工作阻碍的因素。曾几何时，人们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手段和最佳选择，忽视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在教育卫生等领域推行产业化，结果导致了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住房难、上学难等一系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进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恢复基本教育和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的公益性质。再如贫富差距，有人将其视为改革的结果，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世界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还有城乡差距，主要是户籍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不过200多万，若是当时就着手解决户籍制度问题并进行新型城镇规划，一定比现在解决2亿多人的问题要容易得多，这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当时人们对中国城镇化、人口布局、工业化以及未来发展的选择没有认识得像现在这么清楚。历史不能假设，人类的认识永远都具有局限性。五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和人民群众在发展中形成的新期待，要求变革现行的体制机制，以适应眼下的发展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目前，世界范围内都在讨论第三次产业革命，新的产业变革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为核心，要求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观念和行政治理模式的变革，换句话说，需要更加深层次的全面改革。
（三）围绕当前社会问题设计社会体制改革总体目标
社会体制改革如何使居民能够尽可能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实现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和社区自治。居民通过自身的感受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要比政府替他们做好得多，也会降低政府的投入，提高服务效率，这样会使他们真正体验到获得感和满足感。
在当代中国，研究社会体制改革，不能回避这样几个中国面临的，同时也是世界性的问题，诸如高结构性失业率、不良就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生活不健全、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再加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引发的新问题。美国、欧洲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迎接和适应这场革命。中国如何面对这样的形势和挑战，当然需要深思。
研究社会体制改革，要关注的是，社会上对特权和社会分化的非议，还有通常所说的利益集团问题、代际之间的资源争夺、老龄化带来的家庭与服务问题、无处不在的互联网、超级大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公共卫生制度中的个人健康、政府的角色等问题。三十余年来，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但一些老百姓对现状不满意的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对于利益格局不合理现象的不满还比较突出。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问题。经济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要求社会生活质量提升。
改善居民生活需要居民参与公共决策。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有关科学决策和自我治理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建立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要求改革和完善社会体制。中国面临着老百姓日益感受并越来越需要迫切解决的生态环境压力，这也是一些仁人志士关注中国的焦点之一，甚至有人认为，若是处理不好这个问题，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会大打折扣。改革现状不仅需要技术进步，也需要体制变革，尤其是需要对干部考核制度、政绩考核体制、发展观等一系列根本性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
（四）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相适应的价值体系
任何一个制度背后都有一个价值体系在支撑，人们的心态决定人们的行为。必须“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⑤。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这三个“倡导”，勾绘出整个国家的价值内核、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全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共鸣。社会体制改革如何通过实现社会价值规范影响人们的行为？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实属关键。从目前看，信用体制的完善已经关乎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运行和效率，甚至成败。不仅对中国是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例如，有美国学者评论道，“若缺乏基本的社会信任，社会将难以为继；若缺乏有组织的、制度化的不信任，民主将难以为继”⑥。谈到美国，迈克尔·舒德森写到，“显然，美国还没有实现这样的理想。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被种族或民族对立弄得四分五裂的社会，一个贫富差距大到荒谬的程度而且还在扩大的社会，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改变命运的社会，一个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也为不安全感所困的社会”⑦。这些都要求我们引以为戒。
四
实现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目标的配套政策
（一）创新制度环境
首先，明确社会进步、社会秩序、社会和谐是社会宏观管理的目标。社会宏观管理的手段包括发展规划、公共财政、社会规范、社会动员、慈善捐赠，以及行政手段等。总体来看，中央政府在社会领域宏观管理问题上的责任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确定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社会和企业参与社会事务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则负责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基层组织、社会动员、公民参与等具体社会事务。在这个框架内，地方和基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空间会得到较大提升。其次，明确顶层设计的主要任务是谋划社会进步的目标、原则、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手段。把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实施手段交给地方和基层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不断发掘符合本地特点和居民需求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并在中央政府规定的目标和原则框架下推动社会进步。要突破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不能走出的怪圈：中央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细致周密，地方政府政策粗糙无序。在经济领域，政府要围绕着国家经济稳定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的宏观管理措施，把具体的经济运行交给市场去调节；在社会领域，政府要围绕着社会稳定有序和国家统一研究社会发展的宏观管理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把具体的社会事务交给基层政府和社会去解决；在文化领域，政府要围绕着加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建设核心价值体系，把具体的文化活动组织与实施依据性质和类型交给社会和市场运作，逐步潜移默化成为社会凝聚力。最后，要努力提升多元治理的艺术水平。社会是特定的制度组合，也是教化和居民文化培育的过程，它通过人的自治能力锻炼，自治纽带形成，增进个人责任、公民意识、社会自主性，使多元治理制度成为可能。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显示出社会需求、公共资源、多元治理之间衔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当然，还需要不断提升这种衔接的环境和手段。各级政府也应创造条件使其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完善多元治理，需要创造四个基本条件：其一，公民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的培育，它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培育社会价值需要一个较经济发展更长的历程，甚至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必须从现在做起，而且需要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其二，完善法治和政策环境，是多元治理的规则和规范基础，这些在现阶段是可以做到的。其三，个人权利保障。确保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社会的理性基础，也需要一个过程，它也需要每个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便能够承担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二）建构社会体制的运行机制
第一，优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包括个人收入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阶层收入或利益集团关系等，它们通过工资、财政收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体现出来。在社会体制的建设和完善上，政府最应当做的是，构建合理的利益格局，激发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活力和激情。只有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真正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和人们的合法利益，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才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关注公共事务，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整个社会秩序才能够较快建立起来。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通过打破“特殊利益集团”来深化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尤其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约束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通过合理的制度驾驭资本，铲除权贵资本产生和传播的土壤，建立官民之间“亲”与“清”的关系。
第二，在中央政府层面进一步厘顺的关系包括有关社会发展的财税体制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慈善捐赠体制、国际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等一揽子问题。引导公众关注和参与社会生活，需要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等一道努力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政府既要帮助市场把蛋糕做大，又要指导市场把蛋糕切好。个人、企业、甚至包括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中央政府要最大限度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这就是宏观社会管理，也是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
第三，再造社会治理的微观主体。在当代中国，所谓微观治理主要是指事业单位、企业、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组织、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包括它们自身的绩效和问责性。再造社会治理的微观主体，其一，事业单位在去掉两头之后，中间部分进入社会组织，就应按社会组织的要求，对服务对象、资助机构问责，同时考量其投入产出。其二，企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作用主要是考核其社会责任。其三，人民团体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其自身也面临着改革创新，有的地方和部门已经启动这样的改革，如共青团、工会等。其四，把社会组织交给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由志愿者领导人组成的理事会去治理。其五，农村基层组织和城市社区居委会要探索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方法。社会的最终责任主体是公民个人，每个公民为自己负责，也为社会负责。要形成以村民自治与社区自治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从基层着手建设社会，各地迈出了不同的步伐，应当鼓励、支持、引导、提升，从中探索中国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其六，从搞活微观机制入手还要努力培养社会企业家。热情、大胆的社会企业家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所必需的力量，要创造条件加以培养。要把培养社会企业家摆在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位置。从国际经验看，活跃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企业家不受年龄、职业、性别等因素限制，有些甚至是退休人员，但还是创造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引领了社会风尚。
第四，创新社会体制的运行方式。其一，创新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要明确，政府参与社会与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社会组织和公众自己不能创造价值，或者只能创造少量的价值，除非募捐和允许开展经营活动。这样，它们就需要政府的法律支持，由此就产生了对慈善法律和法规的需求以及对社会组织管理的需求。社会发展离不开政府。所以现实的政府社会治理中，政府往往容易自己把财政收入分发给社会的弱势群体，直接介入社会生活。许多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限于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化，不能提供公众需要的社会服务，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在社会领域做得越多，问题越大。社会对政府的需求越多，若是政府稍有不慎，都可能陷入舆论的漩涡，结果会陷入“凡事找政府”的恶性循环。其二，社会组织往往过分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忽视了自己对政府的需求。凡此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澄清。其三，进一步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公共参与包括民主参与决策、参与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和基层生活的各种事务。公共参与的根本目的是确保自身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所以，公共参与过程也包含了利益博弈和利益分享。这些，都需要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五，积极推动社会创新。其一，“创新”应当包括政府如何进行自身社会治理职能的改革和创新。政府要全心全意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根本职责，要部分地承担社会治理责任，所谓部分承担，就是社会治理的另外一部分责任实际上需要居民自己负责。其二，鼓励社会组织以有效模式来提供社会服务，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三，通过发挥社会成员的创造性，以新的方式解决住房、青少年、农民工、老年人、刑释解教、公共服务、社区管理、无家可归者、残疾人等社会问题。鼓励社会企业家把公共部门延伸到市场领域，或者说把市场手段引入到公共领域，使传统的慈善事业等非营利活动走向制度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社会企业家的培养和项目的开发，努力克服当前社区居民、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冷漠症”以及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社会参与主体单一等一系列疑难问题。
五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社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化解变革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推动社会有序发展。换句话说，社会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律和文化上如何界定、各种社会活动的组织方式、居民如何参与，以及基于居民参与活动和方式形成的社会关系状况。在现代社会，基于微信和互联网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认知对于社会关系的融洽是非常重要的，引发的问题也有新特点，必须将其纳入社会体制创新中一并考量，并提出对策和措施。
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还在于，努力实现社会创新和促进社会进步，建设人民健康的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和活动方式，能够激起社会组织之间的碰撞，激发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来自于社会内部全体社会成员价值坚守和行为互动的多元与统一。
中国社会当前呈现的多元趋势要求社会秩序重建和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必须采取组合的政策选择，市场方法引入社会领域的创新无论是从历史惯性还是基于人们当前生活现状都已经不可避免，要鼓励和支持类似社会企业建设，但必须坚守社会的秉性与规律。同时，网络的广泛使用以及大数据分析的可能性使社会学习方式在激发社会活力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利用社会学习来重塑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前景一定非常广阔。
注释：
①本书编写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③[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
④[英]阿代尔·特纳：《危机后的经济学——目标和手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⑤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⑥⑦[美]迈克尔·舒德森：《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268页。
巫文武
主 编李建军微信平台编辑：马瑞雪、吴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