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有为 | 笔顺小议
史有為
写完《书法随感》，觉得还有一些话可以再说说。于是，就续了这么一篇。
文字书写至少有两种顺序，一是文字排列的“字顺”，另一种是每个文字单位（汉字、字母）内部的笔画顺序，也即“笔顺”。笔顺，不过就是笔画的先后书写顺序。笔顺，也是一种习惯，没有多少玄奥。
所有的文字，大都是以右利者的手顺决定的。右利者最顺手的次序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等等。这是字顺与笔顺的共性，也是蕴含于许多文字书写中的共性。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有笔顺问题，但只有汉字的笔顺特别突出。因为汉字的构件太多，结构复杂。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也有字母书写的训练，在四条横线里摆字母的位置，用箭头表示哪里起头，然后走到哪里，最后收笔于何处。这也就是笔顺，比汉字简单得不知多少。
拼音文字有两种，一种是连写的，一种是分写的。
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体系的文字是连写的，其字顺是由左向右。蒙文、满文也是连写的，其字顺是右上向下。这二者都符合右利者的手顺。
为了连写，就不得不放弃在中间停留中断，所有不能连写的符点，只能在一个连写词最后写完后，回头再加上。因此，例如英文t、x、i、j里的－／·都是后加的，并形成字母单写时这些符点也后写的习惯。蒙文、满文，也有类似情况。
阿拉伯字母系统（包括维吾尔文字母）是既有可连写，也有不可连写的，根据字母的性质决定。有的可以连写，连写后再回来补符点；有的不能连写，但也是在主体写完后再补上符点。
阿拉伯字母系统最有特点的是，它们的字顺都是从右向左。这显然不符合右利机制。阿拉伯文字的始祖是腓尼基文字。腓尼基文字的字顺是从右向左写的。它同时也是西方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斯拉夫字母）的始祖。后二者都改成了从左到右的字顺。唯独阿拉伯文字继承了腓尼基文字的老习惯，不愿更改。但为什么腓尼基文字会从右向左呢？为什么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都改了方向，而阿拉伯字母坚持不改？也许与字母的左向设计有关。这些都是谜，至今没有找到谜底。很可能这链条里缺失了一个环节，导致解不了谜。
藏文的字母是借鉴古印度的天城体字母再创造而来，每个字母都分写，字顺是从左向右。彝文、日本假名、朝鲜谚文的文字单位也都是分写的。彝文、假名、谚文因为受汉字影响，传统的字顺也是从上向下。其笔顺也与汉字相似，只是更单一，没有汉字复杂。这些都符合右利机制。
汉文传统字顺是由上向下。但如果要横写，传统字顺则成为从右向左，与阿拉伯文字相同。左向（即从右向左）与由上向下是冲突的。这显然是一种机制冲突，即与右利机制存在冲突。为什么会这样？
据考察，这与古代书写竹简木简的习惯有关。竹木简都是竖写的，每简一行字，写完一支简，放在一边，再拿第二支简来写，不会发生衣袖将前一支简的文字擦拭污漫的情况。多支简用绳子或皮绳（韦）穿编成册（/篇），平时卷起来成为卷册，阅读时展开。右手是主导肢，左手是辅助肢。右手持卷之首，右手就是注视的焦点，是一种主导行为。左手帮着徐徐向左展开，则是辅助行为。这种展卷方式是完全适合右利者的行为。成语“韦编三绝”，以及竹简成编的考古实物，都很好地说明了古人的习惯。
因此，人们便有意识地将竹简按顺序由右向左排列成编，而此时人们看到的当然就是先右后左的字列顺序。这就出现了第三个顺序概念：“列顺”，字列的顺序。竹简的列顺几乎是古代文字横向排列的唯一表现，具有强势地位。因此。受左向“列顺”的影响，在汉字万一要横写时（比如匾额），也就遵照左向“列顺”来安排“字顺”，造成古代有限的横写也定为左向“字顺”。 从来都是先有字顺，才有列顺；这一回却是先定位列顺，最后定位横向“字顺”。这显然是一种“逆定位”。反过来从竹简成卷，展卷阅读的习惯看来，却是符合右利机制的。因此，后世字顺、列顺与笔顺的二元冲突，却在发生层次上得到了统一。
汉字有多种字体，各种字体出于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尽相同的笔顺。其中最通行于现代的是楷书。楷书的笔顺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基础。楷书的笔顺其实有两个主要出发点：
一个是为了写得快而顺。这是基于右利者“顺手”的需求。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最后封底，等等，都是从右利者手顺出发的结果。这当然是一种自然主义。例如：“十、王、主、参、田、格、野、岸、霜、赵、退”等大部分汉字均属此。
第二个是为了写得好而美。这是基于结构安排“匀称”的需求，为了便于安排结构，调整比例，使得整字更有均匀而平衡之感。用现代人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出于审美需要。比如，先中间后两边，或先主干后枝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中间或主干安排好了，那两旁的枝叶就有了依靠，也更容易调整它们的远近长短比例，使整字更容易平衡、美观。例如：“丞、承、燕、水、永、乘、女”等都属于此。
至于“弋、戈、成、求、龙”里右上的“点”，以及“玉”字的右下的“点”，由于其孤立性，无论从顺手还是匀称角度看，它们都应该安排在最后一笔。
掌握以上两点，就可以网住绝大部分汉字。
一般汉字都只有一种合乎以上要求的笔顺，并因此形成习惯。当然，总会有少数例外：
或者是被历时的构造因素所左右，
或者是出于不同理解而出现多种不同合理性的笔顺。
前者例如“方、止”；
后者“必、火”即是。
请看下文。
在“方”在甲骨文里本是象并行两船之形，
本义为并舟，因而泛指并列、并行。“方”在小篆里是
现今的“点”与“折钩”是连成一笔的，是隶变把这一笔几乎切断成两截，
出头的那部分越来越像是一颗脑袋，到楷书把这颗长在脖子上的脑袋，终于斩首分离，成为第一笔“点”，虽然接下去插入了一横，但这个折钩仍然保住了以前的优先地位，成为第三笔，
于是，那一“撇”只能乖乖地垫底了。但是草书却反楷书而行之，仍然维持隶书的笔画，将这一点和折钩连成一笔，作为第二笔。
楷书“方”这么一来，其他与此有关的字形，都变成折钩先行了，例如传承字的“万、別、敖”。
“止”在甲骨文里是：
象脚掌几个大脚趾张开之形，本义是脚趾。
金文、小篆都是左竖与下横连成一笔，
隶变后这竖折横一笔已经开始有脱开的意思。
演化到楷书，终于分离成两笔，但书写时依然留有分离前是一笔的痕迹，殿后，成为最后两笔：
与“止”相关的“正、足”以及“⻊、正”旁也都依此安排笔顺。
“必”的本义是兵器的柄，后来泛指长柄勺。“必”在甲骨文里就是长柄勺的象形，有的在杓的两旁还加了两笔平行的短竖，
有人将这两笔解释成“八”，是声旁。在金文里长柄勺已经变形，像“弋”或“戈”，成为。
小篆继承了金文的形体，成为。
可见“必”与“心”完全无关。
“心”在甲骨、金文、小篆是完全的心脏象形。
即使隶变后，隶书“必” 也与隶书“心”大不一样。
只是到了楷书才开始在形体上与“心”真正混淆起来。
因此，“必”的笔顺就有了两个源头：
一个是约略保持隶书时的笔顺，如简化字“义”和草书所显示的，从中间的点开始，成为：
这个源头还促成了另一种笔顺，如行书所显示，以撇为首笔，成为：
另一个源头是附丽“心”字，先写完“心”的大半，第四笔才是那一撇。
这三种笔顺，前两种略显文化素养，而末一种显得流俗，但都可以成立。
“火”是另一种情况。“火”本是火焰的象形。金文和小篆，都是完全对称的：
楷书“火”，左右变成两个方向不同的点和短撇。基于手顺，第一笔都是左面的点。但第二笔开始就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基于匀称的考虑，第二笔写右面的短撇：
另一种是基于手顺，第二笔写更近的长撇：
接着下去的第三笔当然也就完全不同。第一种得到草书的支持，因此使用者也更多些。
笔顺是一种成字动态过程，而且是一种非常具有弹性的成字过程。从来都是习字时老师或家长通过手把手传授的，后世则利用红模子传习，在碑帖和传统字典上都无法表现。书法家往往因个人的喜好或对某些汉字构造的理解而有不同笔顺，并因此而影响大众。笔顺可以比较优劣长短，但很难硬性规定对错正误。因此，从来书家都尊重不同笔顺习惯，避谈笔顺的对错正误。文字只有成字后的形体正误，只有笔顺的多用与少用，从来避免书面笔顺的规范。
1988年，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总署规定了7000字的“规范笔顺”。经过修改，1997年正式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以后一些出版社还出版小学生笔顺规范字帖或字典。在笔者看来，一则以喜，一则以惊，一则又以忧。
喜的是，笔顺有了一个书面依据，对于国内和国际的中文教育，都具有历史意义。
惊的是，笔顺一向只是写法的优劣与使用者的多少，谈不上正误，如今加上“规范”二字，突然变成了硬性规定，有了正误。这不得不让人吃惊。
忧的是，“规范”二字把长短优劣变成了正误，成为不论场合判决的依据，有些过犹不及。忧的又是，制定规范者可能学养不足，少见多怪，反而弄巧成拙。
“火”字笔顺即是一例，早先把定为标准，
遭到公众质疑批评，很快地就改成了。
其实呢，后面这一种也并非错了，只是比较起来不那么好，用的人少而已。
与此类似，竖心旁“忄”，也有两种笔顺：
现在硬性规定前一种为“正”，其实也并不合适。
必须明白，笔顺与汉字结构笔画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不能过分强调，更不能都戴一顶“规范”的帽子。笔者觉得，手写的笔顺应该使用“推荐”或“提倡”更合适些。
真书家对笔顺是宽容的。这种宽容在今天看来却是超前的，具有现代性。宽容的扩大就是“容错”。而“容错”恰恰是当代应用学科的特点，具有时代性。因此，在笔顺上更适宜推荐或提倡一种，而宽容另一种。希望笔顺检字法甚至汉字排序能够体现“宽容”或“容错”的理念。
笔顺其实并不玄奥，也不复杂。如果红模子加上勤练习，汉字的笔顺，并不难养成。例外总是有的，但也总不会多。千万不要把汉字笔顺说得玄而又玄，难上加难，让外国人望而却步。
以上仅一孔之见，小议而已。
2020.8.12于亦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