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湖北旅行史、接触史的悬案，“病毒捕手”怎样侦破的？

15日上午9时许，经由政府部门官微、权威媒体，成都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况进行了新一天的更新。

“截至2月14日24时，成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9人，累计出院44人，死亡1人，其余94人（其中危重11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1470例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是这份数据的提供方。

疫情爆发初期，作为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岳勇每天要接到来自各级疾控中心、医疗机构、社区、居民的约200个电话。电话一响，岳勇会以最快速度问清最核心问题：“是否有疑似或确诊病例”。

随后，他和同事们开始“追凶”。通过问询、追踪、画图、大数据等手段，把疑似或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传染案例画成关系图，分析全市所有确诊病例传染路径、地区分布、人群特点，最终形成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提出合理的预防对策和健康服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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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14天行踪

绘成一张关系网

虽有诸多高科技可应用，但面对复杂琐碎的线索、感染者刻意或无意的隐瞒、监控录像保存时间不足等问题，流调组成员的工作，仍普遍以最传统的询问方式进行推演，从可能被遗漏的“蛛丝马迹”中，还原出新冠病毒感染的途径。

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分为三十多支现场流调小分队，两人一队。如果某一区县报告疑似病例，小分队会与属地疾控部门、社区汇合，完成采样复检，开展问询。

过去14天内每天的行动轨迹是什么？搭乘了哪些交通工具？接触了哪些人？去过哪些人员密集地？

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更多细节问题，比如，每天吃饭时跟谁在一起，分别在哪儿？外出散步时跟谁说过话，说了多久？

问询结束，流调组成员会带着这些信息，回到武侯区龙祥路4号市疾控中心所在地，比对更多流调组成员带回的信息，画出该疑似病例的关系网。

▲岳勇（左）与同事画“关系图”

基于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成立的流调组，科室办公室最显眼的是一面比人高的支架式写字板，上面密密麻麻画着确诊病例的关系图谱，以核心病例的发病时间为放射线，往前推算14天内，所有大型聚会接触到的人，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等等。

“八卦”一次聚会

完成一组拼图

岳勇说，问一个疑似病例的情况，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一时长会根据疑似人员的社会交往情况延长。如果通过实验室给出的报告证实疑似已转为确诊，流调组则需要细化完善信息，并通过询问其密切接触者佐证各种信息的合理性，直到过去14天内，确诊病例的行动图谱基本“靠谱”。这一过程中，流调组人员还要同步排查密切接触者的行动轨迹，以筛查需要医学隔离的人员，并进行下一步确诊。

▲岳勇（左）与同事讨论工作

在岳勇撰写的新冠肺炎病例分析报告中，涉及聚集性疫情的至少占病例总数的五成。

1月31日，郁某确诊。2月7日，来自眉山的徐某确诊。两例病例看似“悬案”：没有湖北旅行史、可疑人员接触史、没有食用过野生动物。直到在对1月27日确诊的袁某进行流调后，才发现他们之间的病毒传播可能因为一次聚餐。

袁某从合肥到成都，在汉口停留5小时，1月17日回到成都后即出现发热、咳嗽，1月27日到医院就诊随后确诊。在此之前，袁某组了个局，请了五家人。郁某是其中一家，同餐的另一家沈某也在2月初确诊。而徐某则很可能是在沈某组织的家庭聚餐中被传染的。

“我们在对袁某的流调中，发现其周边有多位确诊病例，此后袁某才回忆有聚餐这条线索。”岳勇说，流调组成员会通过提问方式打听“八卦”，引导对方回忆各种生活细节，但迫于人的记忆差别太大，流调组成员还需要进一步筛选信息的可信度、可用度，复杂而琐碎。

岳勇此前参与流调的一个案例，一对夫妻开车到大医院看病，而后两人被确诊。在对此前14天的行动轨迹问询中，两人刻意隐瞒，关键时间点只说“开会、办事”。为了筛选信息的可信度，流调组成员请他们列出开会人员名单，一一问询。见瞒不过，这对夫妻才说出从武汉回来的经过。最终，两人被定为输入性病例。

但往往，这些本身费时的工作，时效要求却很高。完成问询、采样送检等程序后，关于他们的流调报告要在一天内完成，以便及时为相关部门在管控、医治、预防等工作环节提供重要参考。

“脑补”一些画面

追踪每一种可能

很难确定病毒是从什么时候找上A大爷的。80多岁的退休老人，住家、楼下遛弯、买菜，三点一线，生活轨迹相对规律。2月5日A大爷被确诊后，流调组随即对他展开询问。

“过去14天内你每天都做些什么？”

“没做什么。”

“1月20日这天，你干什么了？”

“哎呀，我哪记得嘛。”

“1月21日，你做了什么？”

“你问这么多咋子？”

最初，流调组成员与A大爷的对话在无效询问中循环。

由于流调人员没有执法权，只能帮助确诊病例舒缓情绪，引导他们自己说出生活轨迹。面对“A大爷”们，岳勇需要“脑补”一些画面。

比如，大爷每天肯定会去买菜，过去14天买菜接触过什么人？大爷可能会去亲戚家串门，过去14天去过哪些亲戚家串门？大爷可能会去医院看病，过去又去了哪些医院，搭乘了什么交通工具？

一项项的排查还好，可遇到A大爷因记忆偏差提供的无效信息又如何？流调还需要进行交叉对比。

A大爷说某天他曾去了亲戚家串门，流调组成员又对其亲戚展开询问佐证，但这一说法又被否认了，“没有，没来啊。”无奈，流调组成员只得请来公安机关协助询问，并借助大数据清晰画出A大爷的行动轨迹。可目前，“A大爷”这一病例仍然是个悬案：找不到传染源，无湖北旅游史，无有说明力的湖北接触史。或者某一天，这样的病例“孤岛”会和另一个病例“孤岛”联系起来，成片、结网。

2月2日起，市卫健委的官方微信平台列出的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更加明确，包括常住地、发病症状、基本行动轨迹、确诊时间以及治疗进展。2月6日，成都首次公布68个确诊病人曾停留地点，此后每天更新。在岳勇看来，公开透明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舒缓市民压力，有利于流调工作。

不是“一锤子买卖”

有时靠的是时间

完美的流行病学调查是可以追溯到零号病人，即第一个感染并开始散播病毒的病患，继而将病患串联成一个源头或多个源头的传播网络。但这并不适用于新发传染病，当一份新发传染病的流调结果被呈现出来时，绝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零号病人”，但其实这样的报告是需要不断被验证或者纠偏的。

让岳勇感到“压力”的除了繁杂的流调工作，还有其他原因。“一些政府官员会比较依赖流调结果，觉得活动轨迹清楚了，人锁定了，就什么都能搞明白了。”他理解政府的依赖，“不同的流调结果，会影响这一地区的防控等级。”岳勇反复强调一个客观事实：流调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做判断，即使流调结束，也不能打包票说把真正问题都搞清楚了。

比如一起家族聚集性病例，中年女性户主最先发病，继而是其侄女，侄女的婆婆，侄女三个月大的儿子，该名妇女的婆婆。但经过流调，他们均无疫区旅行史，没接触过野生动物，与辖区内确诊患者也并不相识。唯一被高度怀疑的线索是，该名中年妇女的女儿近期从武汉回到成都，但其本人并无任何不适症状，且经过四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此时的流调仅以散发案例处理，“没有有力证据证明这是输入性，那是否是本地源发？”岳勇说，如果是本地源发，当时成都的防控等级一定会升级。直到4天后，该女子核酸检测呈阳性。这起家族聚集性病例的感染路线才最终刻画清晰。

岳勇说，决定流调报告质量的外部因素有很多。采样环境、取样技术，以及在与社区、医疗机构、公安机关等密切配合时，一些条件限制等。人是流动的，传染源也是流动的，所以流调需要方方面面，社会各个层面的配合，才能确保流调尽量做到准确。

现场调查的小分队奔波于医院、隔离病房、小区住宅等各种确诊病例、疑似患者所在地，各种存在已知和未知感染风险的危险地带，为的就是将防控关口从医院前移至社区，从病人前移至一般人群，及早发现疫情中存在的病例增量，减轻病例临床治疗压力，从而提高病例治愈率，减少死亡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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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城政事记者 王垚 白茹 摄影记者 吕国应

编辑 周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