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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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贾平凹 |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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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丨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5月5日，《朗读者》第二季开播。第一辑的主题是『初心』。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受邀作为嘉宾朗读了自己最新长篇小说《山本》后记中的片段。
➤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精装版）,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董卿 X 贾平凹
『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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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卿：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贾平凹：大家好，我只能用陕西话在这讲话，因为普通话我也讲不了，曾经自己给自己打圆场，说是，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
董卿：我终于知道了，我为什么这么普通。《山本》已经是您第16部长篇小说了。
贾平凹：对对。
董卿：这近十年来，您几乎每两年就写一部长篇，这样的创作力让大家惊叹，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
贾平凹：老觉得自己写的还不满意吧，老寄希望于下一部东西吧，能写的更好一点。这就像50年代60年代，我在乡下的时候，见过好多人家的子女特别多，都是女孩，我见过七个女儿的一个家庭。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他就想要一个男孩。
董卿：那这个《山本》，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贾平凹：对我来讲，把每个孩子生出来都觉得他特别好。
董卿：起码是个好孩子。您现在还是用手写吗？
贾平凹：基本上还是用手写，起码写三遍，豪华笔记本上面先打草稿。
董卿：为啥在豪华笔记本上？
贾平凹：我觉得写作，尤其是第一稿，初稿，是很庄严的事情。
董卿：那您还会挑个日子吗？
贾平凹：一般还挑日子的，还挑日子。
董卿：这个书我也是三天前拿到的，我当时在想，“山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贾平凹：十多年来，我的长篇都是两个字，我喜欢两个字，是感觉两个字好一点，《山本》就是写山的这本书，或是山的根本，山的本来面目，山的最初是什么样子……
董卿：其实我们说初心，初心也是本心。
贾平凹：对对。
董卿：从《秦腔》到《古炉》到《老生》到《带灯》，都是秦岭和商洛的故事。《山本》也依然是这样。
贾平凹：对。
董卿：写秦岭似乎就成了您的一个，写作的宿命了。
贾平凹：有一句老话，叫“你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故乡就是你的血地，出血、流血的那个地方。我一旦离开农村，到了西安，或者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回头看我这个老家，它感觉不一样了。
站在老家这个地方再看全中国，又是看到另一种景象。所以就是两种距离不停的参照着，你才能认识这个社会吧。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一九六几年，1969年到1970年这个时候，我那儿连续大旱，那个时候特别苦，大家没钱，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哪能得到，能吃饱或者能吃好一点。
董卿：但在那么穷的时候，您还爱看书吗？
贾平凹：在我小时候，在乡下基本上就没有书，文学的土壤特别贫瘠，就是一个村一个村儿就流行那几本书，《红旗谱》，《林海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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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着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我到县城去我姨家去，要走30里路吧，到她家去，突然发现几本特别厚的书，特别硬皮的书，那个书就是《红楼梦》，我觉得真有意思，就走的时候偷偷把它拿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读《红楼梦》，它一共四本，我拿走两本。
董卿：那您为啥不四本都拿回来呢？
贾平凹：那个书啊，特别厚，是精装的，你从怀里这样揣上，容易暴露的。（笑）
董卿：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好多都是大学生，有清华的，北大的，还有西北大学的。你们都不知道，当年贾老师为了要考西北大学，那有多困难。
贾平凹：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被打成这个反革命，当然是被诬陷的，招工招兵那都轮不到我，民办教师当然也不要你。
后来因为我在修水库的时候，我贫下中农嘛，（大家）觉得这个孩子做活特别踏实，我就给我那个大队支书记去申请，我说我要上大学，人家说上大学，你能上就上。大家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大家推荐的时候就把我推荐上大学。
董卿：您希望写作，希望自己写的字能够变成铅字是从大学开始的吗？
贾平凹：我当年修水库的时候，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模仿人家，比如给周围的人，比如给董卿写一段儿，给张三写一段，给李四写一段，写完后给大家念，大家兴奋的哈哈大笑，人，有时候要不停的鼓动的，这你要说他写得好，他就不停的给你写开了。就写了那么厚一本子。
董卿：那您这种写作的特长是不是进大学之后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还是并没有被人发现？
贾平凹：那个时候也没人教你，就是无师，就是慢慢摸索，在学校这三年半时间，完全就凭志趣来学习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干什么，我就开始搞创作，那个时候写东西源源不断的给别人投过去，源源不断的就退回来了，退回来。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光那个手稿装了两大箱子，退稿。大学生都是七、八个人一个宿舍，那个是退稿信，同学们就把它撕开了，一看是发表了，大家都不言说，一看是退稿信，就故意给你拿出来。（笑）那个退稿信，在我那个架子床上、旁边都贴着，鼓励自己说：老退稿，老发表不了。
董卿：那不每天看着难受吗？
贾平凹：那叫激励嘛，那个时候是每天晚上，我说是像母鸡要下蛋一样，转过来转过去睡不着。我记得第一次报纸上发了之后，我去买报纸去了，卖报纸的人不卖给我，他以为我是小孩子，回去要包辣子面的，我又不好意思说那是我写的，上面有我的文章，后来是人家勉强给了你几张报纸。
我往学校走的时候，看所有人都对我笑呢，其实人家并不是对我笑。自己一个人坐在校园那个树林子里面的时候，把那个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种高兴劲儿，就像跑赛跑一样，开头刚一起跑，给你掌声或者给你嘘声，都不在意，你只能是无限的往前跑，不停的跑，到最后，获得了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董卿：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您说“我就像是土命，平时我穿着人的衣服，可一到写作，我就披上了牛的皮”。写作时候的贾平凹，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贾平凹，是同一个人吗？
贾平凹：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胆小的一个人，很少说话的，能不让我说话就不说话，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完全不顾及什么条条框框，也不迎合读者，我觉得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觉得一个作家实际上一直在写自己，如果写到社会上不好的东西，或者写到人性里边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是给社会来排毒的。我经常说一句话，写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与神相会的地方，全神贯注，或者说聚精会神。你聚精才能见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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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卿：说得好！很多人可能会在走出了自己原来那个村子之后，不会像您这样，这么频繁地再把它当成像庇护所一样，再回到那个地方去，重新校正自己的位置。您的下一步作品还会写秦岭吗？
贾平凹：肯定还是能写秦岭。中国的大部分的历史，实际上都发生在秦岭的南北。因为最早我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是见啥写啥，我把那一段儿叫“流寇”，写作流寇，到后来是觉得应该先建立个革命根据地，起码是文学根据地，我才回到老家。
董卿：就像贾老师说的，写作说到底就是在写自己，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自己的秦岭，在创伤时给予我们修补，在迷途时给予我们方向。
《山本》后记
文 | 贾平凹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
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都是收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一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
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
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
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
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
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二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
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
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
初稿完成到2016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会是那么多呀！）就在屋里写作。
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了，脚指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
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摊死水。
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源和后现代源，承接过建国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
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
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
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站在此岸，泅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
三
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是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是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它们的原因。
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
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哪是虫子和苔藓。
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挂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
秦岭的山川沟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
读到了李尔纳的话：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头里，而非十字架上。《山本》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观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
四
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
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
一次去了一个寨子，那里久旱，男人们竟然还去龙王庙祈雨，先是祭猪头，烧高香，再是用刀自伤，后来干脆就把龙王像抬出庙，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
而女人们在家里也竟然还能把门前屋后的石崖、松柏、泉水，封为X X神、X X公、X X君，一一磕过头了，嘴里念叨着祈雨歌：天爷爷，地大大，不为大人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风调雨顺长庄稼。
一次去太白山顶看老爷池，池里没有水族，却常放五色光、万字光、珠光、油光，池边有着一种鸟，如画眉，比画眉小，毛色花纹可爱，声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叶寸荑，它必衔去，人称之为净池鸟。这些这些，或许就是《山本》人物的德性。
在秦岭里，可以把那些峰认作是挺拔英伟之气所结，可以把那些潭认作是阴凉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片的树林子，最能让我成晌地注视着。
每棵树都是一个建筑，各种枝股的形态那是为了平衡，树与树的交错节奏，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呼应，使我知道了这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更使我懂得了时间的表情。这或许又是《山本》的布局。
五
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然能看到像《山海经》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
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另一种让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论是耳房或是草屋，绝对都有天窗，不在房屋顶，装在门上端，问过那里的老少，全在说平日通风走烟，人死时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山本》里，我是一腾出手来就想开这样的天窗。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
《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
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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