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静止的城市：缓慢重建的秩序
四月的上海正在被敲碎。我坐在家里，能听到它片片崩落的声音。
我所在的小区在3月14日就开始进行封控，其间解封一次，但几日后又开始封闭。
而后上海宣布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西相继进入封控之中。自4月1日起，上海进入了全域封控阶段。到现在为止，这样的静默已经接近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之中发生了很多事，事情似乎有所好转，但大多数人仍不知何时才能走出小区，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2020年之前，我无法想象一个大型城市的完全静默。因为无数学者前辈告诉我们，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型系统，我们很难控制这样一个东西。2020年的武汉，人们似乎做到了；2022年的上海，我正身处这样的控制之中。
城市诞生于人类聚集和交往的需求。人们为了抵御那些来伤害他们的东西，于是筑起城墙，这就是“城”。同时，人们为了交换他们自己无法做出来的东西，于是攒起市场，这就是“市”。而英文“City”的词根来自于拉丁语Civitas，本意是“罗马公民身份”或者是“社区成员”。这个词语对应的希腊词是Polis，这个词原本是指城邦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后来引申为城邦整体。这两个词是有传承关系的，它们都强调一种政治身份。而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城市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而存在的。正因如此，我们难以想象它会静默。因为如果停止了交流和活动，城市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身在其中的人还会瞬间陷入到一种荒诞之中——人们不但丧失了意义感，还发现自己朝不保夕。
在封控的一个月之中，虽然人们足不出户，但几乎每天上海都有新闻涌出。上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景象：在无法进行自由交流的情况下，一个城市怎么运作。
我们并不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景象，至少我们在电影里就见到过非常相似的情景。比如前一阵子刚刚上映的口碑极差的新片Matrix4。
这部新片的前三部被诸多观众奉为经典，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不断地被引用、解读。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人们被封闭在营养舱里，由矩阵系统供给养料，而它们则为矩阵提供电力。这一系列电影中充满了这样类似的隐喻，在第四部中，导演更是直接透题式地以非常直白且无聊的手法提示观众这是对当下的隐喻。
没错，这部电影在二十年前是对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的警示。而今天它所警示的已经出现了。这恰恰是Matrix的第四部变得索然无味的原因：因为它的荒诞甚至比不上现实。
在这样一个静止的城市中，生活的真实感陡然降低。因为那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真实可触的东西：上街、购物、遛狗、与朋友见面、在餐厅吃饭——此刻都被禁绝。而城市唯一对我们来说可感的东西，就是屏幕上跃动的信息和数字，以及像营养输送管道一样送到门口的保供食物包。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中的人们体会到生活被系统接管的感受。这当然是一种对自由意志的否定，一种宣言式的否定：人们不需要选择，只想要安全和愉悦。然而身在上海，我们知道这两件东西系统也并非能够完全给予。
原本预期的解封时间是四月五日，但未能到来的解放和购物渠道的紧缺使得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这两个讯息告诉所有人，系统的允诺未能兑现，而一切需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自组织开始在各个小区中涌现。志愿者、团长、楼长成为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名词。团购这种具有很强迫切性的需求，让人们结成了“团”。
每个小区的具体情形显然是不一样的，但总是有规律可循。
我所在的小区是一个以多层建筑组成的老小区，最高的楼层不过是六层。小区中有五十多个单元，几百户的规模。大约在四月五号前后的时候，出于物资的紧缺，一些小规模的团购开始出现，并迅速合并成每单上百份的大型团购。这庞大的规模让团长难以应对，疏漏和紧张情绪让矛盾时有发生。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每个楼栋选出一名代表作为临时楼长，统计楼栋中所有的需求，在一个固定的群中上报给团长。由此一来，团长并不需要直接与每一户直接对接。而在单一楼栋中，买菜负责人所需要应付的不过是十几户人家，协调难度骤减。我就是其中一个临时楼长。
临时楼长往往由楼栋中热心的年轻人担任，他们可以很好地了解每一户的具体情况，诸如每户的人数，是否有老人孩子，是否有病人等等。这十几户之间往往也互相了解充分。了解充分，矛盾就会少很多。后来街道会给每户配发物资，每次每楼都会多给两箱。两箱东西分给十几户，如何做到公平？答案是无法做到完全公平。但十几户人很快就可以凝聚出一个共识：鸡蛋、牛奶和挂面优先分给有老人孩子的家庭，不宜存放太久的蔬菜分给家中人多的家庭，熟食和速食分给不开火的独居年轻人。
临时楼长的付出会得到回报，即他们获得了代表楼栋居民的权利。在一些需要商讨完成的事务中，五十多个临时楼长组成的团体会投票做出决定。而团长和志愿者作为执行者，在具体的事务上也有很大的发言权。楼长的团体可以视为民意的代表，而团长和志愿者则可以视为行动者的代表。一套得以运转的体系就这样诞生了。
在与其他朋友的交流中我发现，这样的体系总会自发地产生，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模式是相似的。我们小区的居委会一早就陷入瘫痪，所以并未在这套体系中担当什么角色，但一些小区的居委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
而随着这套体系的不断运转，矛盾也会随之产生。矛盾和冲突起因于未建立起共识。在我的观察中，绝大多数的冲突是因为信息的不通畅而造成的。
确实，在四月中下旬的时候，多数小区开始出现冲突。这一点可以通过各个社交网络上吐槽的密集出现而观察到。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这种冲突是因为立场不同。比如如何定义必要团购和非必要团购、购买物资和快递传染的风险间如何取舍等等。
但这些矛盾是人们可感、可经验、可理解的，所以往往最终总能得到解决。因为它毕竟是现实的问题，人们往往不会把定义必要和非必要团购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虽然极少数情况下真的有傻逼会这么做。
这是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下来的过程，简而言之便是：区隔让秩序崩塌，交流让秩序重建。
02：高效的居住：一个残酷的隐喻
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不同类型的居住区在自组织的过程中所达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作为建筑师真正关心的问题：居住形式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我们。
以小区为代表的中国居住区，是功效化生活的实体化表现。当你走大都市的巨型小区中时，会产生一种走进未来的错觉。比如北京天通苑，或是香港的笼屋区，那些巨大的具有压迫感的楼体，密密麻麻的窗户，构成了如Matrix里营养舱一般的隐喻。人在其中抹杀了个性，只剩下了最基本的需求。一个人复杂多样个殊的生活，被切分到一个个小隔间之中，似乎是可以复制的。
当然，任一个建筑学生都可以反驳我：这是城市化和发展的需要。这种住宅体系是高效实用的，它在过去三十年间解决了上亿中国人的住房问题。
但是，代价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只能在居无定所和这些无情的舱室之间选一个？如果在过去它是无奈之举，那么在今日我们是否还要顺着这条路一路走下去？或者说，我们究竟还有没有能力，想象出、创造出一种更好的居住方式？
我对目前的高层居住区深恶痛绝，甚至于有些偏执，我的朋友们对此甚至有些无法理解。那么这种居住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高层住区的本意就是追求效率：以容积率为指标的开发强度。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他们诉求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对于开发商来说，他们诉求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一来，居住成了一个单向度的问题。
生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这点无需我来证明：每一个读这篇文章的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多么与众不同、多么富于细节。当你自察到自己不可能被扁平化成一个标准的人时，生活在标准化的住宅中自然会极大地降低生活的真实感。这也是人们渴望走出房间，渴望离开城市，渴望接触自然和乡野的原因。想必经历了此次隔离封闭的人，对这种渴望会有更深的了解。
但高密度住区的问题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良好交往的丧失。
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步入工作之后，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都喜欢提到自己的建筑会设计出供使用者交往的空间。而似乎交往空间越多，一个建筑越好。但从未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交往空间重要。
关于这一点，杨盖尔还写过一本建筑学生必读书《交往与空间》。虽然这本书很盛行，但它的重要性仍旧被严重低估了。而且作者自己或许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提出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交往为什么重要，以及交往为什么不可被设计。
我们前面说到，系统自上而下主导的住区建设是功效主义的，那么交往需求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城市管理者对于容积率、日照等等的限制不过是为了让住区不要过分糟糕到难以接受，而如果没了这些限制，开发商会更加肆无忌惮。对于交往空间的追求似乎源于建筑师内部的某种经验和直觉沉淀下来的传统。在近些年，这种传统也开始常常被质疑。经常可以在一些学校公开答辩中听到学生的质疑：为何需要交往空间？社恐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不能各自安好独处？
事实上社恐的增多，来自于现代社会对于良好秩序的无望：好的交流减少，坏的交流增多，人们面对劣化的社会环境展开了一种自我保护。
关于交往的问题，或许要到更深的层面上寻求答案。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极权主义起源于一个丧失交往空间的社会。
极权主义是一种对社会有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制度，而它的先决条件是社会中的良好交往空间被完全挤占。阿伦特在她的书的最后一章中深入分析了孤独和孤立是如何成为极权的目标，又变成极权的土壤的。
而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又向我们揭示了系统世界如何对生活世界殖民的。这是一部冗长又晦涩的书，但我们或许没必要把书完全读透，只看他的关注：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入侵，让公共领域的形成机制遭到了破坏，共识被瓦解了。
从艰深的政治学和哲学问题回到建筑上。交往空间为何对建筑来说重要？我们可以从上述理论中看到一条解答的路径：因为居住环境是要包含人的要素在其中的，社区中的其他人是你居住环境的一部分。而居住环境中属于人的这部分，需要在交往中达成共识。这就是交往空间对于建筑的重要之处：它的好坏是可以决定建成环境的优劣的。
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把它理解为管理者和开发商。而交往空间的退缩，正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的直接体现。系统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不需要交往，可以原子化地自处。我们可以不通过身边的人，而直接从系统那里获得一切，只要我们拿出自己的价值与之等价交换。这又回到了本文最刚开始时的那个比喻——Matrix舱体的比喻。而Matrix这部电影，作为赛博朋克电影的旗帜，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权力与资本媾和而成的怪物对“人”最彻底的暴政。它不但吞噬了人社会性的一切，还直接控制了肉体。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显然离那个世界还很遥远，而现在的城市管理者和开发商也并非是Matrix。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宣传还是开发商的广告中，城市和住区中的交往空间都是重要的卖点。但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交往空间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吗？
这里就要说到高层住宅的另一个问题：它脱离了人的尺度。
人以自己为尺度衡量世界，当他面对一个小房子的时候，他可感知那是居所。而当他面对一个几百米高的大楼时，他能感知到的是什么呢？
杨盖尔提出的三种户外活动：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必要性活动是功能性的，自发性活动依托于良好的户外空间，而社会性活动是前两者间接促成的。那些在住区中大而无当的空间，人们没有去驻足的动力。那里没有集市、神庙、剧院，那里只是为空着而空着的地方，不会产生必要性活动。而被高楼环绕又缺乏阳光的僵硬绿地，对自发性活动又缺乏吸引力。综合以上两点，这些社区的广场空间更难以促成社会性活动。
在现在的住区设计中，设计师往往会规划多个广场空间，以及若干个与道路结合的开放节点。这些设计不可谓不精妙。当你以理性的观察者的身份介入这个住区，你可以从大门开始，感受住区中公共空间的组织：它自有序列与收放。但当你在其中居住的时候，我相信你并不会常常去这些地方驻足。一个稍有生活经验的人大概会意识到，自己在住区中最常活动的区域其实是楼道口。
楼道口可以看作过去住宅门前空间的变体。对于居住者来说，它才是居所的延申。楼道口是富有生机的，它是一栋楼所共有的门前空间。但高层住宅天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它超乎了人的尺度。
一个六层的一梯两户老住区，十二户人家尚可堪堪共享这个空间。楼的高度刚好，人的数量也不多。当所有人被叫出来一起做核酸时，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空间还不算太过拥挤。于是丰富的交往行为就自发地产生了。
尺度至关重要。一旦尺度过大：就像一个几百人一起参与的团购，纷争就会出现。而一个刚刚好的尺度，是维持交往的必要条件。很显然，在高层住区中设计这样的空间是很大的挑战。你很难想象一个18层高的一梯四户住宅中的几百号人能够在楼道口前说笑。对于他们来说，交往更多的区域是电梯——一个封闭逼仄的箱子，还是人们需要抢夺的运力资源。
楼道口和电梯之辨，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去很多。事实上，这次疫情之中，高层住宅区暴露出的问题未必比低层住宅多。因为在这种极端事件中，人不得不去尝试交往。但高层住宅无疑给了人更多“我可以隔绝于世”的错觉。
这个例子中，交往空间似乎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但换个视角来看，交往会发生在设计让步的地方。
一片空地，把人放上去，人们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商讨。人类建造起第一片墙体的时候，其实并非为了交往，而是为了分隔。在这里我并非是要否定设计在促进人们交流之中的作用，而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视角：交往、交流和沟通是人类的本能，而阻碍我们去交流的恰恰是我们对秩序的执念。
人类走出非洲，走入荒原，是交往让他们聚集在大地上建立起聚落。聚落变成了村庄、村庄变成了城寨、城寨变成了市镇、市镇变成了城市。当城市脱离人的尺度成了一个自我复制的系统，它反而开始隔绝人类之间的交往。它变得庞大，傲慢和盲目，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永恒运转的机器，希望每一个其中的人成为没有个性、没有思想、没有交流欲望的螺丝钉。人类的交流与区隔，是一组永恒的张力，而我们要知道在哪里停止。在这个系统力量在不断膨胀的时代，显然有些东西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
03 交往行为：一个关于建筑的伦理学视角
对城市中交往问题的洞察，建筑学和城市社会学起步很早。《交往与空间》出版于1971年，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于1961年。显然，那个年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反思很快就传递到了建筑学之上。人们开始反思功效主义下建筑和城市的问题，交往活动的重要性开始获得关注。
我们如何能够让城市和建筑承载更丰富的交往行为呢？答案是在建设和规划的过程中，就引入丰富的交往行为。
显然，交往很难被设计出来，因为它取决于人们的活动。也就是交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共识，同时它又在不断塑造新的共识。所以“共识”在建成环境，尤其是人居环境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这句话看似有些绕：共识能塑造共识。但在建筑设计中，恰恰就是这样。因为建成环境并非在建造结束的那一刻被瞬间塑造出来，建造行为只是对环境的一种介入，它只是扰动现有环境中现存共识的一个新要素。所以在建造过程中，就应当不排斥与现有环境的互动。除了现有的场地、自然条件外，还有生活在这里，或即将生活在这里的人。这便是社区与公众参与。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城市规划和住区建设中就非常重视公众参与，包括引入社区建筑师的制度。也因此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住区案例。这也是基于长久的社区传统。
但高流动的现代社会让社区中凝聚共识变得越来越难——人们很少会在一个地方长久的生活下去了。加之近些年的经济衰退压力导致的贫富分化等问题，发达国家的社区也出现了士绅化之类的问题。主要的表现是低收入群体的社区环境迅速恶化，或是原本的低收入社区在士绅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中产阶级社区，从而使得低收入人口被迫搬离。这也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的一种体现，因为公共服务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被购买和置换的资本。
这一问题在我们的身边更加复杂。由于特殊的国情，国内的住宅建设体制，并没有为公众参与预留足够的空间。在住宅建设过程中，建筑师往往直接面对政府和开发商，而未来的住户被简化成一个客群画像。这就不难理解现在住区中普遍存在的有效交流空间缺失的问题。
事实上，这一问题不单单出现在住宅之中。在所有的建筑类型中都存在。不单单是国内，在全世界范围内私人委托的建设已经越来越少，建筑师们面对的甲方多数是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建筑的委托方和使用方分离所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设计中人的尺度的丧失。
建筑师往往只能在办公室中虚构人们的需求，而缺乏在交往中塑造空间和形体的能力，这在两个世纪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过去，即便是最为自大的建筑师，也要去尝试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他们要去与工匠交流，承认自己在现实面前的无力。即便他们建造的是金字塔和教堂，他们也必须尝试建立起某种共识。
但在今日，优秀的建筑师的形象常常被描述成一个暴君。很多传记中的优秀建筑师，被刻画成一个极富控制力和控制欲的狂人，他们欲求掌握一座建筑的方方面面，从平面、外观到实际建造中的每一块砖头。他们对自己图纸的贯彻有着疯狂的执念，以一个独裁者和暴君的姿态推进自己的项目。一个项目的落地过程，往往伴随着无数的争吵和咆哮。而在另一面，建筑师又被刻画成一个无辜又无奈的工具人。他们在面对规范强条和开发商的要求时毫无话语权，要无休止地妥协。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两种状态并非对应两种不同类型的建筑师，而往往是对应着同一项目的不同阶段。可以这么说，每一个建筑师都要在一个项目中经历受虐狂和控制狂两种状态。而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因素就是设计过程中交往的丧失。
在国内，这还造成了建筑师与使用者对建筑认知的分离和错位。人们常常批评建筑师的品味区隔于大众，而建筑师则认为大众缺乏审美教育。这恰恰又是建筑设计过程中交往行为的缺位造成的共识丧失，夹在其中的是以功效主义为导向的政府与企业。
于是乎，我们看到建筑师或是寻求精英团体的审美认同，或是以创造视觉奇观和迎合文化想象为手段追求商业成功。媒体的肯定和商业的成功成为了评价一个建筑的两种手段，而在这两者中，使用者都是缺位的。
我不禁想起在学校的时候，我的老师曾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建筑。”去年秋天，接受Ask100的采访时，我又一次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太大了，以至于让人难以有勇气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过去我一直没有能够回答。今天我试图以自己这些年来的关注来尝试给出一个来自于伦理学视角答案：一个好的建筑，应当能够促成人丰富的交往行为。如此一来，它便可以让人凝聚出塑造好的建成环境的共识。为达到这个目标，在建造的过程中就应当引入丰富的交往行为，以使设计者、建造者和使用者（或许三者没有区分）之间达成良好的共识。
它看似是一个美学问题，但提问者使用了“好”这个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它隐含了一个在建筑中长期被忽视的视角，那就是建筑是需要被进行道德判断的。我们不但要问一个建筑实用不实用、美观不美观、经济不经济，还要问一个建筑“好不好”。长久以来，建筑师们希望回避这样一个视角，因为道德判断的压力何其之重。但如果回避这个视角，建筑师便只能缩回图纸之间，在暴君和奴隶之间徘徊。建筑师唯有勇敢地重拾这个道德重担，重新去寻求一种共识，才能够真正地获得自由。
在过去，当我尝试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经常会被批评过于理想主义而脱离当下的现实。
但问题在于，有没有一个抽象的、可以概括一切的“现实”存在？当我们在设计一个建筑的时候、接受到一个委托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现实？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搬进一座或许会盛放自己半生喜怒哀乐的房子时，这是不是一个现实？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牢笼一般的城市和建筑中长大、老去时，这是不是一个现实？我们的居住环境，真的走到了这所谓现实笼罩下的穷途末路了吗？我们真的丧失对一种良好的居住方式的想象了吗？
我常常在网络上翻看各类建筑案例，都是非常悦目而漂亮的房子。我也常常惊叹，建筑师在形式上的探索似乎没有极限。我想，这样的创造力同样也可以探索出一种用建筑重新链接人们的方式，虽然这是一条更难的路。但这是一条更值得走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鲜活的生活去探索它。
04：结语：城市余数的宣言
此刻我正封闭在上海的一座陋室之中，写下这篇记述自己心路历程的文章。这是我停笔重写了无数次的“城市余数”的宣言，现在仍谈不上满意。
“城市余数”关注系统之外的设计。换言之，它关注的是人们用交往和共识凝聚下来的设计。这个名字也来自于Matrix这部电影。电影中的男主角Neo所代表的是矩阵系统中一切余数的总和。系统所追求的是确定性，就像一个确定的等式。而余数是可能性，是每一个人探索自己生活可能性的自由意志。
“城市余数”就是在将这些可能性收集起来，抵抗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我希望做的，是寻找、记录和实践。虽然很少，但仍旧有很多独立建筑师在行动，在系统的缝隙中进行着尝试。他们有的在乡间与村民一起共建；有的在山野中探索人、自然和环境的关系；有的在城市中为社区设计和建造。我会不断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的实践，将他们对良好建筑的探索凝结下来。我会邀请他们一起对谈、讨论，让新的可能性在这些对话中产生。最后，我也会加入他们之中，尝试用建筑链接真实的人。
如果你也是一个余数，欢迎与我分享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