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精神分析诊断》 第11章 抑郁和躁狂型人格（2）
作者：南希·麦克威廉斯
译者：鲁小华 郑诚等
抑郁者的防御和适应机制
望文生义，内摄型抑郁者使用最多的防御显然是内摄。理解这一防御机制的运作将有利于临床上减轻抑郁者的痛苦，修正他们的抑郁倾向。随着精神分析临床治疗的发展，人们开始用向内攻击和向外攻击这样简便的概念来表述防御的内在机制，逐渐代替了弗洛伊德早期形容为“哀伤与忧郁”（1917a）和Abraham（1911）形容为抑郁者的“对丧失重要客体的认同”。分析治疗开始强调内外整合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时（Bibring，1953；Blatt，1974；Jacobson，1971；Klein，1940；Rado，1928），对抑郁者防御机制的理解，无疑会极大增强针对抑郁治疗的疗效。
在治疗内摄型抑郁患者时，治疗师往往是在和他们的内化客体对话。若来访者说，“这一定是因为我太自私，”治疗师可以问，“谁说的？”他会回答，“我妈说的”（或是爸爸、祖父母、哥哥姐姐，或是其他任何内摄的批判者）。治疗师仿佛是在和幽灵对话，为了保证治疗效果，就不得不先行“驱魔”。上述案例中，抑郁者是潜意识地对早年所爱客体的令人厌恶的特质进行内化——内摄。这些客体的优良品质可能在抑郁者的意识层面已被仿效，而其负面特征则被他们潜意识地感知为自身的缺陷（Klein，1940）。
如同我在第二章所言，来访者的内化客体即使并无敌对、挑剔或渎职的特征（尽管这种特征十分普遍，会给心理治疗带来额外负担），来访者也会如此感知并内化这些特质。如果某位深爱孩子的父亲不得不额外加班来平衡收支，或是忽然被调外地，再或突然罹患重病。孩子都会感到原先慈爱的父亲离他而去，继而产生怨恨，但又难抵对父爱的渴望，并为自己没能珍惜父亲曾经的陪伴而深深自责。孩子进一步将这些情绪投射到离开他们的客体身上，想象他们是因为愤恨自己才毅然离去。这些想象会令孩子痛苦难忍，加之盼望与所爱客体重修旧好，因此儿童会潜意识地确信，只有改变自己的错误，才能改变所有的一切。
孩子可能会一方面将丧失的客体理想化，一方面将所有针对他们的负性情感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深深陷入创伤体验或早年丧失造成的内疚痛苦之中。这类抑郁驱力十分常见，它导致儿童自认为罪孽深重，遭人唾弃。因此他们竭力掩饰自己的缺点，以免再次遭人抛弃。读者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与转向内部的愤怒大同小异；它也能够说明为何有些人惯用这种方式处理自己的愤怒和敌意。如果个体认为是自己的过去导致所爱客体离去，那么所爱客体应该是无可挑剔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抑郁者很难向他人表达敌意与批评，他们若与冷漠自私或有暴力倾向的同伴生活在一起，只会相信自己需要做得足够好，才能避免招致对方的暴虐。
自我攻击（A.Freud，1936；Laughlin，1967）是与内摄型抑郁密切相关的一种防御机制，也是个体在抑郁驱力影响下产生的差强人意的应对方式。内摄这一概念意味着：客体丧失带来的自我不完整感，使个体通过吸纳丧失客体来填补自我，也包括同时吸纳对丧失客体排斥的部分（丧失客体造成的痛苦体验或恶劣心境）。攻击自我可以有效降低焦虑，尤其是与丧失客体的分离焦虑，将对丧失客体的排斥和愤怒转向自己，可以有效降低被丧失客体抛弃的可能。这样不仅安全，同时还能增强自己的力量感——假使错在于我，那么我就能改变错误而扭转困境。
儿童需要依赖他人才能存活。如果他们必须依赖的客体并不可靠或不怀好意，儿童就必须在接受现实和否认现实之间做出选择。若选择接受，可能会因此而觉得生活空虚而无意义，长期陷入缺憾、渴求、徒劳以及绝望的感觉，这便是情感依赖型抑郁。反之，若因为无法生活在恐惧中而选择否认，就只能将抱怨指向自身，然后期待通过独善其身来改变命运。即认为：如果能足够优秀、斩尽私念、克己奉公，生活就能柳暗花明（Fairbairn，1943）。这便是内摄型抑郁。临床经验表明，人们大多倾向于选择毫无理由的自责（否认），而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接受）。内摄型抑郁者情绪悲戚，但这种悲戚却包含力量；而情感依附型抑郁者却凄凉被动，逆来顺受。
理想化也是抑郁者的一种重要防御机制。由于他们的自尊感已在长期的消极体验（内心空虚或暗自神伤）中被消磨殆尽，自然对他人的敬仰油然而生。他们总是抬举别人，然后自惭形秽，用追随理想客体来填补自身缺憾，同时又感到与理想客体相形见绌，如此循环往复。这种理想化与自恋者的理想化有所不同，抑郁者的理想化关乎道德，而非地位或权势。
抑郁者的关系模式
上文对抑郁者自我的描述揭示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几个重要主题。首先是早年丧亲或接连丧失对客体造成的影响。抑郁和哀伤这两个过程在情感上前后呼应，这一事实促使弗洛伊德等人不断追溯来访者的早年经历，探究早年与客体分离对心境恶劣的驱动作用。这类早年丧失的体验在抑郁者的经历中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经历的体验可能已经模糊，也很难重新观察和验证（如，亲人去世的影响）；但它们可能更多是形成了内心深层的心理成分，比如前文例子中的儿童，在情感没有充分准备好之前，也会迫于外界客体的压力而改变依恋方式，选择独立。
Erna Furman（1982）在文章《渐行渐远的母亲》（Mothers Have to Be There toBe Left）中探讨了客体分离的第二类丧失。她鞭辟入里地指出：应该由婴儿选择何时从心理上断奶。只要条件允许，儿童应能做到这一点。争取独立与祈盼依赖对于儿童都是必须的。重要的是如果儿童每当需要退行回依赖或“补充能量”的时候，父母自会守护在旁，那么分离就会变得比较容易（Mahler，1972a，1972b）。Furman遵循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重新诠释了儿童分离的过程，这撼动了西方由来已久的观念，原先陈旧的精神分析思想和畅销育儿书籍中都反复强调，父母必须适度挫败婴儿，因为任凭儿童自己，必然会选择退行性满足。
根据Furman（1982）的观点，母亲在孩子断奶时也会体验到丧失感——本能的愉悦感和满足感的丧失，在其他分离状况下也大致相同。她们一面对孩子的独立感到快乐和骄傲，一面又不禁黯然神伤。通常孩子能感受到分离的悲伤，并能预期父母会在他们第一天上学、第一次舞会和毕业典礼上挥泪祝福。Furman还相信，如果母亲特别割舍不下，她们要么牢牢抓住孩子，使之产生内疚（“没有你我会很孤独”），要么为免自己伤心而推开他们（“你就不能独立一点？！”），分离—个体化过程会充满抑郁性张力。前一种情形会让儿童感到自己的独立愿望会伤害客体；后者则开始厌恶自己自然的依赖需求。无论哪种情况，都会让他们认为自己的某些部分是不受欢迎的。
导致抑郁的因素除了早年丧亲，还有儿童无法理喻的真实事件，以及不能正常哀伤的情境。如，两岁的婴儿尚无法完全理解死亡的意义和原因，也不能识别复杂的人际关系，诸如“爸爸很爱你，但是他和妈妈不能在一起，所以他要搬走”。婴幼儿的世界非常单纯、绝对，遇事只分好坏。父亲或母亲突然消失会令蹒跚学步的孩子感到是自己的过错，理智的解释是无济于事的。分离—个体化过程中丧失重要亲人，必然会导致个体的抑郁倾向。
其他导致抑郁的情境包括：当儿童陷入困境时，家庭成员视而不见；或当儿童需要成人对他们的自我判断和道德评判进行指导时，家人却置若罔闻。Judith Wallerstein 对离婚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纵向研究（Wallerstein和Blakeslee，1989；Wallerstein和Lewis，2004），结果表明：父母离婚后，防止儿童进入抑郁状态的有效措施，即无监护权的一方也应对孩子不离不弃，尽可能地给孩子一个容易接受的解释，以抵消孩子对事件的片面解释。
忌讳表达哀伤的家庭氛围也会导致抑郁倾向。当双亲和其他养育者率先否认自己的伤痛，或坚称某一客体的离去（比如父母吵架离婚之后），家中的生活会过得更好，或反复阻止孩子表示痛苦，以此阻止自己的悲伤。于是哀伤可能被抑制，最终令儿童误以为错在自身。甚至有时候儿童会有强烈的愿望，要去保护情绪低落的父母不再陷入更深的悲伤，觉得自己承认伤痛就会万劫不复。他们也从此认为哀伤是一种危险的感受，需要被抚慰也是一种难以启齿的要求。
有时家庭的主流道德观会把哀伤及其他形式的自我安慰看做“自私自利”或“自我放纵”，甚至为此“深表遗憾”，仿佛这些行为就是缺乏应有的道德修养。这种主流道德观连带相关的斥责，都会培养出孩子的内疚感，对孩子悲伤的不恰当的呵斥，对孩子求助的冷嘲热讽，都可能令他们渐渐习惯隐藏自己的脆弱，并开始认同严厉的父母，对自身的柔软产生憎恶。我的很多抑郁型来访者都是如此，他们小时候遇到困难，只要出现自然退行导致的相应行为，必然遭到痛斥；长大成人后，但凡畏难退缩之时，便在心中对自己做出同样的惩罚。
父母过度严苛，会在情感上导致儿童产生被遗弃的感受，从而形成抑郁倾向。我的一位来访者11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从那之后父亲经常喋喋不休地抱怨，称来访者的郁郁寡欢加重了他的溃疡，会让他也不久人世。另一位来访者经常哭泣，被妈妈戏称“爱哭精”，因为4岁时她曾被送到寄宿托尔所中待了好几周，养成了哭泣的习惯。还有一位男性抑郁患者，他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情绪，没能在童年时给予他情感关怀，而且对他抱怨不断、嫌他占用了她的时间，不断声称他应该感激她没将他送去孤儿院。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孩子之所以对父母的情感虐待做出较少反应，是因为他们正尽可能地避免被遗弃的风险。
有些抑郁型来访者似乎是家庭中情感最丰富的成员。遇到痛苦情境时，当其他家庭成员都倾向于运用否认时，他们却表现得异常敏感，因而常被看做“过度敏感”或“反应过激”。久而久之，他们对自己的敏感感到自卑。根据Alice Miller（1975）的观察，家庭成员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孩子的情感天赋，使这些孩子的情感价值服务于某种特定的家庭功能。如果孩子的悲伤情感不幸受到蔑视或被视为病态，那么情感敏感的价值就会化为乌有，孩子将会发展出强烈的抑郁情绪。
最后，父母之中患有重性抑郁症是导致儿童抑郁倾向的另一重要因素。一个重性抑郁的母亲如果没有合适的帮助，哪怕她很想引领孩子走入美好的生活，但也常常在情感上爱莫能助。对婴儿的研究表明，早年经历对于儿童形成基本的态度和预期非常关键（Beebe等人，2010；Cassidy和Shaver，2010；M.Lweis和Haviland-Jones，2004；D.N.Stern，2000）。儿童深受父母抑郁状态的影响；对严重抑郁的父母提出正常要求，难免会使自己感到愧疚，认为自己的需求会令家人疲惫不堪。总之，重性抑郁的亲人对儿童的影响越早，儿童也就越容易遭受情感剥夺。
造成抑郁的因素不胜枚举，家庭氛围无论是充满爱意还是包含仇恨，都可能孕育出抑郁之果。丧失总是无时无刻地发生，而如果家庭成员间的哀伤过程不足，就有可能酿成恶果。在当今社会，亲子之间互动日渐减少，居所频繁迁移，婚姻破裂普遍，情感的伤痛常常依赖药物疗伤。因此人群的抑郁和自杀率一路飙升，处方药成瘾、肥胖症、赌博成瘾等由于抵抗抑郁而产生的强迫行为也逐年增加。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人们也在不断寻求出路，“迷茫青年”和“内在小孩”重获关注，减轻孤独和自责的自助团体也随处可见。但人类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似乎天生教人无所适从。
（待续）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阅读连载（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