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先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作者：阎守诚先生
中国古代经济史是宁可先生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教学上，宁先生长期以来一直给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隋唐五代经济史》和《<资本论>选读》等课程。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宁先生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室为依托，培养和组织了一支学术水平优良、年龄结构合理、科研成果丰富的队伍，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成为国内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术重镇之一。在科研上，宁先生多次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科研项目并获奖，现正主持《中华大典·经济典》的编撰。宁先生曾发表多篇经济史方面的极富创见、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很有影响的论文，还主编了五卷本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和《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此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宁先生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甘泉、经济所的方行等先生共同倡导和推动下，以在京的教学和研究单位为主，组成了“中国经济史论坛”。该论坛每年举行一次或数次小型的专题研讨会。由于会议规模不大，议题明确，准备充分，参加会议的又都是学养有素的专家，所以每次讨论都使相关论题的认识有所进展，对推动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有良好的作用。宁先生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文主要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简要介绍宁先生所写有关经济史论文的内容和观点。先生的观点基本用先生自己的表述，仅此说明。同时，也谈谈我对先生治学特点的认识。
关于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或者说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是，建国30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史学界基本不涉及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以免被扣上资产阶级观点的帽子。改革开放后，这个重要问题才得以展开研究和讨论。宁先生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理环境和中国文化》以及《关于区域文化研究》等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宁先生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一文后，记有“1956年初稿，1984年5月五稿”，可见在极“左”思潮盛行之时，宁先生并不受其影响，已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近30年研究，数易其稿，才公开发表。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宁先生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论述，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我们应该深入领会的：
第一，地理环境从它与人类社会活动交互起作用来看是一个历史范畴。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的，并且要通过对自然物质的调整、控制和改造，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地理环境不单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背景或旁观者，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参与者，是这种活动的对象和材料。地理环境因自身原因发生的变化是缓慢的，但它终究会对人类社会发生一定影响。至于局部地区、短暂时间内地理环境因自身原因发生的剧烈变化，如地震、水灾、大旱等自然灾害，对该地区会发生重大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更多的是依赖自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改造和支配自然的能力、规模和程度日益加大、加深，地理环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因人类活动而改变的地理环境又会给活动于其间的人类以巨大的影响和提出前所未有的问题。由此可见，地理环境的范围、深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不相同的，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的，是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的产物。因此，与人类社会活动交互作用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范畴。我想，宁先生这一重要论断，是我们领会有关地理环境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基础。
第二，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生产上。生产、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作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的生产力则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力的物的因素中，劳动对象包括没有经过劳动加工的自然物，以及经过劳动加工的原材料；而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条件，也都是由经过加工或未经加工的自然物构成的。可见，地理环境是作为基本的实体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力之中的。此外，地理环境也可以作为间接的因素作用于生产力，或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因素在一定时候起作用。正因为如此，地理环境与生产力发展不仅表现为一种数量关系，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促使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不平衡性，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性质和特点发生影响。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不同的人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运动各具特色，从而使生产力及其结构也各具特色。生产力的不同特点，就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经济生活各具特色，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我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骨干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就是由我国地理环境影响和决定的。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从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影响去理解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第三，地理环境通过对生产力的影响而对生产关系以及其它一切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间接起作用。以西欧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相比较而言，西欧长期实行封建领主制，而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地主经济，除去其它因素外，地理环境的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西欧自然条件优越，农业采取粗放的耕作方式，对生产技术要求较低，生产带有一定的集体性，封建主可以进行直接管理，因此其生产关系是以徭役劳动为特色的庄园农奴制。中国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农业采取精耕细作的集约化耕作制度，对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生产技术的要求较高，封建生产只能采取个体的、分散的、细小的方式进行，封建地主把土地分租给农民经营，形成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以不同特色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又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政治制度。西欧在庄园农奴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领主制，而中国则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地理环境不仅通过生产力间接作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特点、民族关系、文化、建筑、绘画等等。宁先生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例如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一文中，他指出古代中国可以分为东部、北部、东北、西南、西部、西北等六个地理区域，这些区域既是历史上的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也是历史上的民族区域和政治区域。在进行具体论述之后，宁先生又指出：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使我国古代历史发展具有早熟性而又有延续性，具有很大独立性而又没有孤立性，使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多样性而又带有共同性。在《地理环境和中国文化》一文中他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大陆集约型农业基础上形成社会，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现世性、实用性、经验性、重视人事等特点。
第四，要辩证地看待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忽视了人和劳动的作用。斯大林贬低或否定地理环境的作用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把地理环境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宁先生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化。在局部地区和一段时间里，自然条件有时可以起决定性作用。越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越大。
关于地理环境，宁先生不仅在理论上作了如上深入的阐述，而且在实践上，大力倡导史学工作者除了钻研历史文献之外，还应该多出去走走，对过去人们借以创造历史的地理环境和遗留下来的痕迹进行历史考察，使我们更加接近客观历史的真知。为此，宁先生曾组织了三次大型的、学术水平良好的历史考察。第一次是1981年7月15日至9月9日的丝绸之路考察，参加者包括l6个教学科研单位的22人。第二次是1982年7月10日至8月18日的河东两京考察，参加者有17个单位的32人。第三次是1984年7月14日至8月25日的唐宋运河考察，参加者有27个单位的47人。前两次都是由宁先生亲自担任考察队长，第三次是由北京大学的田余庆先生任考察队长，宁先生虽然因故没有参加，但他同样为这次考察的筹备、组织和总结做了大量工作。这三次考察行经10个省104个市、县，行程约2万公里，编写有详细的考察纪程。考察队一路走来，在进行实地考察的同时，不仅和沿途各地的高校、文化馆、博物馆、地方史志及研究院所等专业工作者进行座谈、讨论和学术交流，而且考察队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学术交流。每次考察结束，宁先生都要求出一本论文集，先后出版了《丝路访古》、《晋秦豫访古》和《运河访古》三本论文集，共收录发表论文75篇。我有幸参加了这三次考察，深感历史考察不但使我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而且还加深了我们对伟大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增强了我们研究祖国历史文化的兴趣和责任感。我想，每一个考察队员都在活动中受益匪浅，终身难忘。2001年8月，部分考察队员自动在京集会，纪念考察活动20周年。
在丝绸之路考察结束后，宁先生写了《河西怀古》一文，这既是一篇文辞优美的历史文化散文，也是一篇内涵丰富的历史地理论文。宁先生认为，河西的确是一条祁连山下壮伟瑰丽的历史走廊，是一个对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地区，是一个值得史学工作者倾注心力探究的领域。同时，他根据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经验，指出水在河西的重要作用。流水所至，生趣盎然，水所不及则荒漠无际。因此，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有效而谨慎地利用水这一巨大财富，使河西的发展建立在稳固基础之上，应当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中央号召开发大西北的今天，回顾宁先生27年前指出的问题，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封建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体制特征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根本问题，也是经济史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宁先生对这个问题有着多年的思考和研究，近两年连续发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要考虑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宁先生认为，我们常说中国封建经济是一种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话不错，但不完整。因为很早以前人们就有了分工，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这是封建经济的两大部门。两大部门的产品要交换，这种交换终归会发展到以商品交换为其重要形式，于是有了第三个部门——商业，而且越来越重要。所以，封建经济并非是一个绝对封闭静止的系统，它靠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运转，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活动性，商品经济就是这种开放性、活动性的因素。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封建经济的基础和主干是个体小生产农业。个体小生产农业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集约化，在小块土地上投入较多劳力，精耕细作，以期获得较高单产，高投入高产出；二是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独立从事生产的全过程；三是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小块的，最适合的形式是劳动者自己占有或使用。个体小生产农业虽然单产高，但其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并不很高，这种农业发展的速度是很缓慢的。手工业作为封建经济的生产力的另一个部门，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按其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手工业可以划分为三类，即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包括官监民营的)以及私营手工业(包括个体小手工业者、手工业作坊和大手工业作坊)。其中私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成分最高。但是这三类手工业都受到农业的制约与影响，是农业的增长带动了手工业的增长，也带动了手工业的组织管理和技术改进。
在个体小生产农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地主和农民。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说，农民可以分成小自耕农、佃农、依附农(类同佃农)、雇农。其中自耕农完全占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对个体小生产农业来说，“土地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其他各类农民相比，自耕农与土地的关系是比较接近于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是劳动力与土地紧密结合的最好形式，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封建社会，凡是自耕农比重大，或有利于从农奴、依附农、佃农等对土地的实际所有向自耕农对土地的自由所有权前进的每一步变化，都有助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地主经济是建立在个体小生产农业基础之上的，在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地主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由农民独立经营，地主收取地租。地主不参加劳动，基本上不从事土地的经营管理，主要靠坐食地租。地主中也有一类经营地主，他们往往直接组织、经营和管理生产，多从事商品性经济作物经营。这类地主一般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仍属少数。由于地主要把地租投入市场，换取其他的生活资料与积累财富，他们与市场的关系一般要比农民多些。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租佃关系；二是实物地租为主，农民有支配其部分产品的权力；三是土地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三个特点的内涵在不断变化。
在农民与地主之上，还有封建国家。国家权力既是一种政治力量，也具有经济力量，在经济领域起着程度不等的作用。首先，封建国家向民众征取赋税和徭役，这是封建地租的转化形式，是封建国家在国民收入上行使国家主权与地主分割地租。赋役的征收主要用以保证国家的行政经费、军费等财政支出的需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其次，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人民实行严密控制，国家的行政管理和政策法规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意识形态，都对社会经济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封建国家还有很重要的经济职能，包括对经济的直接营运和管理，这是中国封建国家职能的突出特点。其中，官营工商业和官监民营的工商业是最为突出的。因此，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封建经济是由农民、地主和国家三大板块构成的。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诸要素的运转从农村开始，农产品大部分自行消费，然后进行再生产，这是一个小循环。其剩余产品和一部分必要产品循两条路线运行：一条经过封建国家赋役而注入其他地区和部门，这是非商品性活动，或基本上是非商品性活动；另一条是经过市场进入城市手工业领域，然后再回到市场、再进入农村，最终完成消费，这是一个大循环。小循环以中国的气候及农作物生长周期即一年为运转周期，其损耗是小的，效率是高的，但经济效益却不算高。至于大循环，运转周期难以一年为率，循环过程很缓慢，损耗也不小，经济效益也不算高，但还是有的。
宁先生认为，商品经济对于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商品经济可以区分为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封建经济中的当然是简单商品经济。对此我体会，宁先生很重视、也要求我们重视以下四点：
第一，要深刻理解商品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部门，是封建经济生产的基础和交换、流通的源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是农业经济的通例，也是个体小生产农业运转和发展的自发的、内在的需要。每个农民进行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虽然是很有限的、很小量的，但农民的人口数量极大，涓涓细流汇总起来，整个社会总的商品流通数量和总的交易额并不小。这也许是商品经济整体中最重要的、决定性的部分，它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的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我想，这一点是理解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关键所在。
第二，要充分重视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封建经济结构中，农业和手工业所形成的生产力，经过商品交换能趋向于较好的资源配置，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能够刺激和推动封建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体上反映了同时期封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对封建经济或者起着衰减作用，或者起着促进作用，要视具体历史条件而定，但更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到了后期。新的超越封建经济的经济因素总是在工商业和城市中率先产生，而不是在封建经济的基础和主干——农业经济中产生，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
第三，城市和货币，既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与西方完全不同之处，也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两个突出特点。在中世纪西欧，城市主要是经济性的，城乡是对立的，城市居民对农村的领主而言是有相对自由的，在他们当中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市民和资产阶级从一出现就是同封建领主相对立的。中国最早的城市则是生活性的、军事性的和政治性的，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和商品经济繁荣，城市的经济职能才开始凸显，作为军事性、政治性职能的一种补充。秦汉以来，由于实行官僚制度，各级政府机构都设在城市，城市形成封建统治的网络。也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对工商业的控制和干预，乃至自己经营工商业，中国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不是一种与封建地主经济对抗的力量。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同官府的关系是合作和服从，即收税、承役及传达命令。货币是商品经济运转的媒介。在其他地区或国家，主币一开始就是金或银这样的贵金属铸币，而且一直长久保持和流通。而在中国古代，铸币从一开始直到明清都主要是铜币，金银等贵金属则长期处于主币铜币的辅助地位或者折值地位。还有，中国纸币的出现和使用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自宋以后使用纸币成为普遍现象，但是纸币始终没有代替银和铜钱，只是作为一种辅助货币，也没能发展到现代纸币，没能发展成为信用货币。城市和货币的这些特点，凸显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值得思考和研究。
第四，在商品交换中，值得重视的是生产、生活用品贸易和奢侈品贸易，这不仅涉及到它们本身的成本、运输、市场等一系列问题，而且要注意它们对整个封建经济的影响。如奢侈品的生产往往消耗劳动多、物料价格贵、技术要求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财富的浪费。地主对奢侈品消费需求的增长，奢侈品贸易的扩大，往往是以农民地租和国家赋税加重为前提的，这就必然危害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导致农业的危机，甚至整个社会的危机。因此，商业和城市的畸形繁荣是一种不正常的超前现象，并不完全标志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反，往往是社会危机的征兆。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
以上是宁先生对封建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基本观点。我想，宁先生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即中国封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以个体小生产农业为生产力主干；封建经济的运转包括大小两个循环；封建经济结构由农民、地主和封建国家三个板块组成；封建经济中的商品经济有四个方面应予重视。宁先生的这些观点是在对两千年来经济发展的史实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出发，宁先生对经济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有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封建社会能不能走向资本主义?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宁先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最早可以在宋代找到，但是很微弱，同时也是脆弱的、软弱的，旋生旋灭，不成气候，后来的发展也很有限；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在与世隔绝、没有外来作用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的话，那恐怕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对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宁先生从个体小生产农业、地主经济和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三个方面进行说明，并指出缺乏原始积累和人口压力也是阻碍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两个原因。宁先生不用“资本主义萌芽”一词，而是用“资本主义因素”，我想，是因为“因素”较“萌芽”内涵更广泛一些。
二、关于李约瑟难题。所谓“李约瑟难题”，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原先比较先进，近代却落后于西方，原因是什么?阻力是什么?学者们对此做出了种种解释：有人认为是民族因素或外力作用；有人认为是政治制度，尤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僵化保守和倒行逆施，封闭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和成长，例如明初及清朝的海禁妨碍了对外贸易，也使中国人缺失一种世界性眼光；还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尊崇儒家，宣扬理学，重农轻商乃至贱商，行科举制、倡八股文和兴文字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宁先生在分析上述意见之后，认为这些意见无论是执其一端，或是综合言之，都有一些薄弱之感。他认为，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来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原先发展后来停滞的原因，固然应该考虑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但是尤其应该注重内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因素的作用，长时性而非一时性(如政策)因素的作用，并且对此进行了论述。
三、关于封建社会。“文革”之后，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必经的途径，以及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提出了诸多质疑和争论。目前较有影响的意见是，五种经济形态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途径；封建主义是指先秦“封诸侯建同姓”的那种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已不再是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了；对于秦以后的社会形态，人们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如“专制主义”、“集权社会”、“帝国时代”、“小农社会”、“家国同构”、“亚细亚社会”等等。宁先生认为，这种种称呼似乎过多地从政治或社会组织着眼，而忽视了这种社会形态首先是一种经济形态；如果认真地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从经济形态角度进行比较，二者虽然有别，但相似之处也不少，那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大土地所有制；所以，我们不妨在找到更好的术语之前，暂先遵从习惯，把战国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称之为封建社会。
几个具体问题
宁先生对经济史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值得摘其要者予以介绍。
一、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1979年4月10日，宁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汉代农业生产漫谈》(简称《漫谈》)一文，后来又写了《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对《漫谈》中列举的数字进行考释与说明。《漫谈》从三个数字谈起，即汉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多高?劳动者对于粮食的个人需要有多大?当时全国人均占有多少粮食?其中，第一个数字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可以拿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量来表示。经过推算，这三个数字分别是2000斤、486斤和640斤。宁先生指出：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代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数仍然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但是，虽然如此，却不能说我国农业两千年来没有发展。我国农业发展的途径，在汉代已经形成，一方面依靠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传统农业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从宋代以后，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增长的速度，农业生产的发展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至解放前，基本上走到了它的尽头。《漫谈》还分析了传统农业的局限性，如单纯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忽视了畜牧业；忽视林业和水土保持，造成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平衡等等。宁先生在文章的最后提出，要在批判继承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形成适合我国具体条件的新的农业发展道路。《漫谈》发表后，引起经济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亩产量、农业劳动生产率、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等问题成为此后经济史学界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讨论的情况，李根蟠先生有所介绍，他认为：“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受到重视，宁可的有关论文开风气之先。”
二、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宁先生曾经撰写了《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两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文章认为：封建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是由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从这个基本矛盾的一个侧面——个体小生产农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看，通过人口增殖以获得大量劳动力，是个体小生产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因此是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另一个侧面——地主阶级，从控制更多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出发，一般也是要求人口增长的。但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又会造成劳动人口下降；而优裕奢侈的生活，使地主阶级的人口和为其服务的人口迅速增长，这些非劳动人口的增加，归根结底会导致社会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因此，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人口大量增长的要求，受到个体小生产农业，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本身的抑制，造成了人口增长极其缓慢，这就是封建生产方式下的基本人口规律。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口的周期性大波动。大体上说，在历史上一些主要王朝初期，人口迅速增长，大约到王朝中期达到高峰，而后停滞，到新旧王朝交替时期则急剧下降。波动的原因，在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另一个特点是人口的台阶式“跃迁”。所谓“跃迁”，是说人口增长经过一段较长的停滞时期后，在短时期内迅速增长，而后又停滞下来。战国中期人口大约为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这是第一级台阶；从汉到唐，人口似乎没有超过六七千万，这是第二级台阶；从北宋后期起，人口增长到大约一亿左右，这是第三级台阶；从清代乾隆初年开始，短短100年间，人口从一亿多猛增到四亿，这是第四级台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封建生产关系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发生局部变化、人口布局发生变化以及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的扩大四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跃迁”，往往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标志。
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能够养活一定限度的最大人口量，是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关联的，因此，人口增长对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汉唐时期，人口的增长对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了促进的作用。宋以后，情况逐渐变化，人口的增长逐渐转变成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人口问题严重起来。到了近代，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了。目前，我国人口已经跃迁到了历史上的第五个台阶，如何把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使人口增长不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三、宋代的圩田与唐代的户等。《宋代的圩田》(简称《圩田》)和《唐前期农民赋役负担与户等的关系》(简称《户等》)两篇论文是宁先生研究经济史的早期成果。《圩田》一文主要是对两宋圩田在江淮地区的发展、分布、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说明，分析了圩田的兴盛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利弊，指出圩田这种水利田，其兴起是出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劳动人民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但终于成为地主阶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其对农业生产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后果，则为人始料未及。圩田的大量兴建，使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水道发生变化，加剧了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我认为，宁先生在文章中指出的这一历史经验，在今天依然是值得重视的。
关于唐前期农民的赋役负担，岑仲勉先生和韩国磐先生认为，实际可以按户等高下而有所增减。《户等》一文不同意岑、韩二位先生的意见，认为是按丁征取而不计户等高低。但是宁先生在文章中也指出，户等高低确实与人民负担轻重有关，主要表现在作为征取户税的标准，曾一度作为地税即义仓粟米征取的标准，作为授田先后的标准，作为正役与杂徭负担先后的标准，作为蠲免赋役的标准，作为赈贷标准以及与是否服兵役有关等等方面。宁先生的文章运用史料娴熟，分析精当，特别是运用敦煌资料制成三个表格，进行了数量的统计，很有说服力。
通过上述对宁可先生经济史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简要介绍，我深切地体会到，宁先生的治学有三个特点：一是宁先生有高深的理论素养和渊博的历史学识，因此学术视野开阔，所论问题往往纵横数千年，从长时段的具体的历史进程(包括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中，揭示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发前人未发之覆。二是宁先生善于从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互动中，辨证地分析和思考问题。比如经济领域的问题，既考虑与其外部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等方面的联系互动，也考虑其内部诸因素，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各经济部门、经济政策法令等等的相互影响；这样，对问题的探究就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直至问题核心。正因为如此，宁先生的论文思路缜密，论证周到，表述清晰，结论自然令人心悦诚服。三是宁先生的研究选题，既重视其理论意义，也重视其现实意义。无论是关于地理环境、封建经济，还是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人口问题等等，都既是经济史中的重大问题，同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都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从而对现实的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我在宁先生身边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多年，常受先生教诲，获益良多。只是由于自己天性愚钝，才疏学浅，成绩平平，实在愧对先生。对先生治学的境界，自己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本文对先生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介绍，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先生指正，也祈望同行诸君批评。
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已经删除注释，引用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阎守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本期编辑：悟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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