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的读书时光
1946年到1948年，正当解放战争的火焰燃遍了祖国大地的时候，我考上了北大。从先修班到大二，足足渡过了整整两年时光。
两年时光不比一张纸厚，也不过在历史的浓云中撑开一条小缝隙。可就在这两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我也在时代潮流的激荡推动下，从一个不解世事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的青年，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进入了一生的拐点。
1946年秋天，我到北平，学校还未开学，寄住在高中同学家里。我上高中时喜欢天文学，读了好些书，可数学老不及格，只好放弃学天文的志愿，改为搞天文学史。考北大我报考了历史，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大学还没有进，已经设想把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中国天文初期史》。乍到北平，更是如饥似渴地去书店搜罗有关的书，跑遍了琉璃厂的商务印书馆和旧书店，一无所获。到是在东安市场旧书店发现了日本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研究》，道林纸精装一厚册，沈璿译，中华学艺社出版。有英文本的莫尔顿的《天文初阶》（Introduction of Astronomy），真是如获至宝。还有中国天文学家张钰哲的科普文集《宇宙丛谈》，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道林纸印，有彩图，真是高兴极了，价钱也不算贵，比我抗战时在重庆辛苦搜罗来的土纸本书，相去何可以道理计。
那时正是国共开始大打的时候，再加上美国驻军横行霸道，暴行迭出，北平气氛紧张得很。六部口斜对面的一栋邮电局楼里好象办有一个中外出版社，一楼卖点进步书，也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被禁的《北平解放报》的馆址。可没几天中外出版社也被特务捣毁了。西长安街一带就只剩下西单路口南面的世界日报社和再南边一些的傅作义系的平民日报社，还在那里矗立着。而南河沿路口的翠明庄，那里是军统特务接收了的励志社的所在地，又给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宿舍。每当路过那里，总觉得来往于门里门外的人中难免有特务觊觎，心中不免惴然，紧张一番。
这年的十二月初，北大先修班开学了。地点在宣武门内的国会街四院。那里原是北洋政府的国会众议院的会所。1928年国民党北伐结束，李石曾主管大学，学法国的模式，把北平改为大学区，统一了过去北京的几所国立大学，统称国立北平大学。国会街国会旧址成了北平大学的法学院。日伪时期，那里是伪新民会培训干部的新民学院。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北大回到了北京，接收过来，顺理成章。沙滩红楼的一院（文法学院），松公府的二院（理学院），北河沿的三院（宿舍）之外，国会街的楼舍称为四院。顺国会街往西还有一个第五院，是原北洋国会参议院旧址，那时是北大印刷厂和教师宿舍。解放以后，北大四院成了新华社址，老的国会会场和图书馆，还有教室楼的工字楼，宿舍的口字楼，会场后的园楼，会场东边的两座以仁义礼智四字为号的二层男生宿舍，以及学生饭厅，还保留着，只是各楼经过了装修改建，过去格局还保留着，面目尚依稀可见。
图书馆是单独一栋房子，阅览室有一二百平方米，从房顶上两侧采光，是西方建筑的所谓伯西利卡式，里面摆了几排较宽大的阅览桌，桌面中间隆起以便搁书，还有绿色的台灯。藏书不算少，大约有几万册的样子，大多盖有北平大学的图章。有卡片柜，检索目录和借书都很方便。在久处抗战后方的我们看起来已经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了。
一个初雪的晴天，我们三个原来高中的同学搬进了仁字楼十一号宿舍，六人一室，随即被新来的同学住满，从此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
我们几个高中同学，原来有一个小小的社团，叫文拓社，这时也扩大了队伍，恢复了活动。主要是出壁报“文拓”，还有请教授讲演，办唱片音乐欣赏会，颇为热闹。这期间也有一些读书活动，那时每晚读书做笔记，熬夜要到一二点钟才睡，时不时要做个报告，轮流讲讲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得我那时候作的一个报告题目是《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正好那时在旧书店买到一部伍建光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反复看了多次，连带上传记作家斯特拉彻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路德维奇的《俾斯麦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心有所感，准备了一段时间就开讲了，至于讲了什么，已经全然记不得了。
那时我们几个人热衷于读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看了傅雷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郭沫若译歌德的《浮士德》。更多的是俄国文学作品，学生里流行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诗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时常留在口头，尼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被辱与被损害的》、《白痴》、《卡那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高尔基的《克里萨姆金的一生》，还有《希腊的神与英雄》，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郑振铎翻译的《希腊神话爱情故事》。这些文学作品向我揭示了外国社会的黑暗、人情的险恶，也昭示了纯洁崇高的爱情、温暖的人性，激发了我对光明前途的憧憬和理想的追求。我们的口头禅是莎士比亚的“罪恶啊，你的名字是女人”，浮士德的“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
但青春也有世俗的一面。有一小段时间，我们轮流看一些租来的武侠小说，有《十二金钱镖》、《鹰爪王》、《蜀山剑侠传》等。但那只是一阵子，不久，热情就消退了。还到旧书店里买了一套三十年代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这是一部杂志式的书，每月一册，一年十二册，以后就改出单行本了。我买的那套书是纸面精装，已经重新装过，黄布封面，毛笔字魏碑体书脊，看来还整齐。那些刊载的作品，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中国的有王维诗集、元杂剧，笔记小说，《剪灯新话》、《警世通言》、《金瓶梅词话》，外国的有《简爱》、《冰岛渔夫》、《死魂灵》、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琐罗亚斯德如是说》等等。多是闻所未闻，受用不浅。这套书存至1958年，因为缺钱，把它卖了60元，回想起来，还是依依不舍。
当时还努力地读了一些时事政局和社会科学书籍。那时很关心时局政局，国民党办的报纸通篇谎言不大理会，只对上海的苏商《时代日报》有兴趣，那是一份以苏联领事馆名义办的四开小报，报道国共战局颇为详实，消息可靠，评论公正，字里行间也暗示了国共之争谁是谁非。最初是由同学在沙滩民主广场墙上以壁报形式摘录，每期一出，观者如堵，后来干脆把原报张贴在墙上，我们就成了那堵墙边的常客了。再有就是香港出的中共的刊物《群众》，当时为避邮检用字典纸印，薄薄几页，没有刊名，没有刊期，不知其所由来，只是在同学之间偷偷传阅。我很欣赏署名“乔木”的文章，后来才知道那是乔冠华的笔名，也知道还有另一个乔木，那就是解放区的胡乔木了。
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也看了不少，当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书。这类书的来源有五个，第一个是在书店书摊上买，国民党禁令很严，在六部口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里还是能买到，那是一些延安翻译的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哲学著作，象米丁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译），哲学选辑（艾思奇等译），狄慈根《辩证法的逻辑》、《反杜林论》（吴黎平译），苏联哲学论文集四册（署名高烈译），据说是秦邦宪等人）还有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当时没有出齐，好象只出了第一册。这些书是躲开了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以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
第二个途径是在学校沙滩的传达室或者红楼的传达室和学生办的孑民图书馆里出售的书。
第三个途径是从四院图书馆借那里三十年代出的书，我借到的侯外庐、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还有郭沫若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第四个途径是在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旧书摊里淘，那也是三十年代的书。记得有神州国光社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文集四大本，长久摆在书架上，看来是长期滞销了。
第五个途径是同学之间的互相交流。记得的有王敬宜（宋柏）给我的一本小册子，封面是什么记不清楚了，里面是《新民主主义论》。看了一遍还给了他，没有说什么，大概有失他的期望吧，以后也不再传递给我什么了。另外一本小册子题目是《方生未死之间》，讲国共斗争形势的，这倒让我看出了中国的前途，也让我去思考自己的前途。还有本小书大概叫《山那边》吧，是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借用了一个歌唱解放区的歌词：“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收的谷子堆满仓”，那也给了我们不少憧憬。另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知通过什么途经见到了，那是认真地读了一遍。此外，同学高元宏（现名高放）手里拿过一本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我要来翻一下，那是苏联莫斯科外文翻译局翻译出版的，布面精装一厚册，里面讲斯大林创造列宁主义，为反托洛斯基写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书。只有高放这样的同学才有兴趣有毅力去读，我是无力问津的，只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贪残腐败，也参加了学生运动和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感性也理性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时除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价值观），逐步地引导我将要走上革命的道路。
1947年秋季，先修班结业，我进入了北大史学系一年级，上课地点仍在北大四院工字楼，宿舍也仍在仁字楼十一号，室友仍是六个，调换了几个，其中有杜翼全（后改名杜攻，已故）、林道茂（现名杜光）。
又进入一个学习的新天地，我开始热衷于历史的学习，原先喜好的天文学已经渐渐地淡化或者已边缘化了。
那时北大史学系一共四个年级，每个年级号称四十人，在文学院里可称实力雄厚。教师阵营也很整齐，名册中共十二人，计有教授八位、副教授一位、助教三位。邓广铭先生在课堂上说过：“史学系是北大的马奇诺防线”，我们也以此为荣。见到一些出名的高班学生象漆侠和张守常（他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如《曹子建某诗作于建安四年非三年辩》，及《某诗作于建安五年非四年辩》之类），令我这样的“新毛头”freshman称羡不已。
那时读书主要是结合上课，以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提到的论著一本本一篇篇找来看。北大史学系那时进行了课程改革，大一不再教一年的中国通史，而是改成中国历史上两年，外国历史上一年，第二年起再选断代史和专史，教学内容丰富起来了。
第一学期上上古－先秦史，老师是张政烺先生。张先生学识渊博，几乎无所不晓，上课内容非常丰富，随口一讲，就是史学界的重要成果。我除了悉心听课，几乎逐字逐句地把他讲的内容全记下来，课下再整理或核对笔记，还到处找他提到的书籍、论文，王国维《观堂集林》中的甲骨文、金文论述，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文集》上的董作宾的《甲骨断代释例》，和考古所集刊第一到四册的论文都看了一遍，还读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和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于中国远古的部落集团，无论是东西方的夷、夏，还是河洛、海岱、江汉三个民族集团，还是炎黄、风偃、苗蛮集团，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记忆。又对王国维的《释史》发生了兴趣，也把《蔡元培六十五岁庆祝文集》中丁山的《释中史》读了几遍，兴致上来，也试着写了一篇“述史”，把已有著录的甲骨文金文全抄了一遍，写了万把字，连丁福保的《金文大辞典》的“史”字都用上了，真是兴致盎然。但归根到底也没有弄清楚“史”字到底是什么，收不了摊了。
第二学期是余逊先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我用同张先生课一样的劲头和精力去听他的课，顾颉刚的《汉代州制考》对我印象至深。那时又在《大学》杂志上看到翦伯赞写的东晋北朝的坞屯壁垒论文，他认为那是农民起义的据点。我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地主武装，为此又起意要写篇文章。跑到北平图书馆阅览室查遍了开明版的二十五史，抄了不少材料，自然也是没有成篇，不了了之，连草稿也没有留下来。
这一年我也关注到一些当代进步学者的著作，买到了延安出的范文澜、尹达、佟冬、金灿然合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解放后出了两个修订本），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对这两本书悉心作了批注，指出其硬伤及不妥之处，他的《中国史论集》一、二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也都找来看了，除了郭沫若之外，那些学者多半是持西周封建说的，而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说法变化最多，从最早的所谓普那鲁亚家族时代，到商和西周奴隶制论，到东周封建说等，而侯外庐似乎主张秦封建论。再加上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些带总结性的著作，计有：侯外庐《苏联哲学诸争论问题解答》，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何干之《中国社会史论战》、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吴泽《中国社会史教程》等，还有邓初民的一本题材相类的书（书名记不得了）。如此多的说法，真让人眼花缭乱，有无所适从之感。不过，有兴趣的同学课下议论起来，却也是一道话题。
再就是近代史了。首先是钱亦石的《中国怎样降到了半殖民地》，郑鹤声的《中国近百年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此外，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资料辑要》、左舜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及史料，也在搜罗之列。当然最使人震撼的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看来爱不释手，惊撼于其选材之精当与分析的透辟。还有本开明书店版署名蒲韧的《二千年间》，也是一本疏理中国历史重大问题的书。这些书归在一起，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从此，加上教师教导与指点，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开始知道一点学史与治史的门径，虽然那是零碎的、感性的。 。
又是一年秋风起，1948学年第一学期，我进了二年级，上课地点改在沙滩，宿舍也搬到了三院的口字楼，眼界更开阔了一些。
1948年宁可先生在北大四院大门国会街
这个新学年，中国史继续由邓广铭先生教授唐宋史。他先介绍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一共有三个因素。然后又讲影响隋唐历史至巨的关陇集团。我赶着去看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顺便也在旧书店里买到陶希圣、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和鞠清远的《唐代财政史》，还有《刘晏评传》，陶希圣主编《隋唐经济史丛辑》的《唐代土地制度》和《唐代交通》。
大二开始了世界史的讲授，由杨人楩先生主讲，一上来他就指定了参考书，罗斯托夫采夫的两部《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一是布莱斯替德（J.H.Breasted）作的《古代史》（《Acienf Times:AHistoryof The Early world》。我立刻访求，在东安市场见到了。多是1916年的第一版，由专门影印外文原版书的龙门联合书局影印。碰巧遇上的另一部是的第二版，文字浅显，是美国大学的课本。罗斯托夫采夫的书找遍了旧书店也没有，终于在北平图书馆找到了，不能借出，只好找到下午有空去阅览室看，那书的导言真让我震惊，讲的是古代东方诸国历史形成的诸多条件，其中地理环境一节尤其让我叹服，以我有限的英语水平吃力地阅下来，从此培养了我对历史地理的兴趣。学期中举行了一次考试，两道大题任选其一，其中一道题就是这个，另一道题是关于犹太民族和宗教的，大概也是出于这书吧，我还没有读到，就选了地理环境对古代东方历史的影响这道题，我结果得最高分，终身难忘。
从二年级开始，另一件令我兴奋的事，就是从此可以选修课。面对密密麻麻的选修课表，二年级每人只限选两门，一时无从选择，最后只好选张政烺先生的两门，大概是“金石学”和“古器物铭学”吧。另外的则采取旁听的办法，尽量错开听课时间，以期多听几门课，有些实在躲不开，只好随时选听了。这样选了两门，其他的加在一起，现在回忆起来的共有十门，其印象最深的是梁思成的建筑史。
梁思成先生的建筑史。那是一个下午，教室全用黑窗帘遮起来，原来是打着幻灯演示教学，第一次两节课讲了导言，讲到了全世界建筑，条理分明，简明扼要。至今还记得那讲课时的内容。先讲什么是建筑，西方建筑是有系统建筑，东方建筑（包括中国）是无系统建筑。建筑结构有三大类型——梁柱式、法圈（拱）式、混凝式。中国建筑是梁柱式木构建筑，不同于古埃及、古希腊的梁柱式石构建筑。何以如此，与建筑材料和当地气候有关。两河流域缺乏木石料建材，只好用河流冲击土做的泥砖，结构也就成了拱式。西北欧多雨多雪，屋顶就做成很陡峭的斜坡，以便排水，防渗漏及被积雪压塌。多年以后，我照搬着去讲课，乃被同学叹为“真有学问”。
梁柱式木构建筑，墙壁无需承重，内部空间可以自由布置。从四无遮拦的亭、廊，到采光充分的大屋，再到密闭的仓库。而斗拱不单有支撑的作用，而且是建筑结构的最基本的单元，后来各类木构建筑的尺度都要以它为基准。
讲课中，梁先生不断用幻灯片演示，从古埃及、两河流域、希腊式、罗马式、罗马风式、拜占庭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式一直到现代建筑，每种风格的著名建筑演示两三张幻灯片，寥寥数语，提要钩玄，精粹迭出，使听者在很短时间内掌握要领，终生受益。
梁先生还介绍了弗赖歇尔（B·Fletcher）的《建筑史》。那是一本建筑系学生必备的名著。课后立即跑到东安市场去搜寻，可是龙门联合书局的盗版翻印本质量太劣，图片和所注文字都不清楚。后来又托人到北大工学院找到了一部摘编中译本，还算差强人意。2002年到美国探亲，在社区图书馆见到一本，那已经是第20版了，因为是新版书不能借出，托人买了回来，摩娑久之，不胜感慨。听了梁先生的课以后，我虽不学建筑，也不懂建筑，更没有造过房子，但对建筑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目前架上有关中外建筑史的书籍不下三十多种。但那些书上梁先生讲到的东西两大建筑类型已经都被放弃了。
邵循正先生的中国近代史 每周一次，没有讲稿和讲课提纲、资料卡片，只带一本翻得破破烂烂的马士原版《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边翻边讲。这书始终没有亲眼见过，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有译本。
向达先生的中印交通史 向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是出了名的，选课的同学有十几位，上课前先领油印讲义，却发现向先生是照讲义念，几乎一字不改。于是同学偷巧，领到讲义就溜走了。我也如法炮制。那十几篇讲义，保留了近三十年，但在上个世纪“文革”抄家浪潮中“迷失”了。
裴文中先生的考古学 讲旧石器时代，上课时会拿出一些发掘的实物来演示，可惜没有见到北京人头骨，连模型也没有。只见到几块打击的细石器和一个锯齿状的鱼叉头。
唐兰先生的文字学和周祖谟先生的文字学史 两门课时间冲突。唐先生的课听了一次就放弃了，专听周先生的课。选课的同学只有二位，都在高班，但他们循规蹈矩、尊师重道，周先生一进讲堂，立刻必恭必敬地起立行礼。下课亦复如是。我这个唯一的旁听生随着也行礼如仪。尽管课堂只有三人，周先生也还是一丝不苟，讲课十分认真，板书非常工整，就好像面前有几十个人听课一样。好在大学学生不多，有些课人少不足怪。听说清华新成立了人类学系，是一个“三一系”（一位教授——吴汝康，一位助教和一个学生）。毛子水先生可算“资深”，那年选课单上开列了六七门课，什么史学要籍、史料目录学、《史记》选读、《汉书》选读等等。同学因他当图书馆长时花了八百万元为胡适买了半部《水经注》。而却不肯订一份《大公报》，正对他十分不满，也就不去选他的课。只有一位选了，选修课规定可以试听两周再决定选课与否，这位同学听了一次缺席了，于是毛先生的六七门课也就停开了。
韩寿萱先生的博物馆学 韩先生长期留学美国，学的就是博物馆学。他上课开始讲到博物馆的设置、馆址的选择、展室的要求、采光、通风、温湿的要求、展品的选择等等。韩先生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那地址在图书馆西的一座四合院里，三间北房，中间一间陈列了一些文物，两侧是库房和办公室。有天我去那里参观，因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与一位高班同学略有争执。我说那字应为“旅”。正好韩先生陪陈梦家先生来博物馆，问及此事，我的释文得到陈先生的肯定，也受到韩先生的赞赏。他对我说，以后可以随便来办公室看书查书。果然，我那里找到两本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土纸石印本，抗战时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的，印工粗糙。前言里指出居延汉简出土后曾把照片送到香港商务印书馆，只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才未出。这里的录文是根据抢救出来的反转片录下来的。云云。
胡适的《水经注》 抗战胜利后，北大花了八百万元从天津买来了半部整理抄本。有考据癖的胡适在沙滩北楼一层大教室开了这门课。上课时果然热闹非凡，可容一百人的教室早就坐满了，连窗台上也坐着学生。据高年级同学说，抗战前胡适讲课，要到三院礼堂去讲，三百多人的礼堂挤得满满的。此时时局正紧，学生忙着搞学运，胡适也不复当年威望，讲课也不及当年盛况了。但是课还是很热闹的。胡适讲到《水经注》本的因缘。听了半天，也不清楚是全祖望抄了赵一清的，还是赵一清抄了全祖望的。这其间又插进了一个戴东原，成了三国演义。至于杨守敬，那是后话，还没有讲到，我就离校了。
大二还有一门必修课史学概论。原定是姚从吾先生讲授，可这时姚先生不知是去了美国还是台湾，所以列了十个题目，由各位教授分别主讲。第一讲是胡适，什么内容记不得了。史料目录学一题由赵万里先生主讲，他讲完后专门领我们去了北平图书馆，参观了图书馆大楼地下室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各色祾子书套，非常精美，可谓大开眼界。
这两年的读书场所，除了宿舍以外，就是图书馆。图书馆我去过三个。第一个是北大四院图书馆，地点和规模如前所述。我去这里还借到了敌伪时期上海所出的周予同论经学的书。连史纸石印精印，字小而工整。有日本人编的东洋文化史大系八册，当时算是好的。还有郑振铎抗战时在上海编印出版的《中国历史图谱》，比日本人印得要差，用大封套装着，一张八开道林纸上共印有好几张图，另各印有说明一小册，好像也还没有出全。
第二个是沙滩的北大图书馆。据说藏书达四十余万册，阅览室陈设还可以，大书架上是一些老旧的工具书和大套的百科全书。楼后二楼有一排小屋，是专辟的研究室，教授可以申请。张政烺先生带我去过，那真是个安静的所在。可惜自己不够资格，只有望室兴叹了。
第三个就是北平图书馆，阅览室宽大，可惜光线不大好，书可以借来在阅览室看，但不能对外出借。阅览室四周是一圈矮书架，摆着各种工具书和百科全书。有丁福保的金石大辞典，开明版二十五史，罗斯托夫采夫的古代东方就是在那里借出来看的。那时每逢有暇，尤其是暑假，都要跑到那里去看书。1948年还专门搭了一顿中饭，饭厅是阅览楼西边的一所平房，每餐饭一汤一菜，不能吃饱，但比学校的窝头食堂好点。
那时还参加了读书会，一个是腊月社，原来在西南联大时就有，1948年12月恢复，成员有哲学系的黄枬森，那时已是助教，史学系的李克珍，还有王敬直、汤一介等人，每周活动一次，讨论《反杜林论》，在汤用彤先生的家里举行，活动了两次就停止了。据说那时院子里的人反映我们有共产党地下电台活动的嫌疑，有人告诉了汤老先生，他就让汤一介把活动暂时停止了。
另一次是在1948年秋，北大剧艺社要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大家买了《论演员的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准备自学，活动了两次，我就离开了学校，下文如何就不清楚了。
也就在1948年夏秋，内战日趋白热化。七月份东北逃亡学生在北京游行，遭到镇压，死伤多人，八月十九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宣布成立特刑庭，公布黑名单，要大肆逮捕，名单上有名的同学纷纷撤退到解放区，国民党没抓到几个。到了初冬，继济南解放之后，辽沈战役我军大获全胜，东北大军大举入关在即。我那时参加打杂跑腿的一个公开发行的诗刊，听到了要受到迫害的风声，心想这真回到了抗战前夕华北学联宣言：“华北之大，已摆不下一张课桌”的局面。这时很多同学纷纷走向解放区，每天吃饭，饭桌上人总要少几个。于是同几位同学一起，找上地下党的关系，结伴化装投奔解放区去了。从北平经天津南下到陈官屯，越过封锁线，四天三夜到达了泊头的华北地工部，进了为训练入城干部的干部培训班，准备迎接平津解放。从此结束了两年的大学生活，揭开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两年的大学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一是开辟了追求光明、走向革命的道路；一是为我这个大学只读了一年又半个学期的青年大学生为以后的从事历史工作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兴趣。记得在北大最后一天上课内容是，邓广铭先生在下课时写下的下节课的题目是：“耶律阿保机之雄图”。杨人楩先生下课前说：“希腊不是奴隶制社会”。就此一别，再也没机会听到老师们讲耶律阿保机的雄图是什么，希腊为什么不是奴隶制社会了。但我学习探究历史的愿望和兴趣却永久保留下来了。
出处：宁可著,宁欣、杨仁毅编：《师道师说·宁可卷》,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有删减，引用请看原文。感谢宁欣教授授权转载。
本期编辑：悟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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