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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交出你的财产

汉交会资讯



本文来源:历史新编,参考:网易对章乃器之子采访,《中国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公众号时拾史事,图片来源:新华社


1953年。这一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的大潮来得算晚的,在这一年的一月15日,2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北京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


著名经济学家,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为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之一,50年代曾任粮食部长,后又发起成立全国工商联。


民建主要是民族工商工业者的一个团体,49年以后,他又参与创建工商联。


他是国家干部,同时又是民建和工商联的负责人,他从政府的角度来发表一些对国家政策的解释和观点,但是他自己并不是所有都接受,涉及到公私合营,他在40年代就主张国企民企相互配合互补,工业要立体发展而非平面发展,国企和民企不要平面竞争,而是要有机结合。但是他也同意将来有一天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时候资本家把企业交给国家。


1953年底、1954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下,不少私营工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自愿合营要求。从1953年底到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私营工业企业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甚具行业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业。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东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等等。


一些企业在一次申请没有批准后又接着申请,以致终于被列入1954年扩展合营。如广勤纱厂早在1953年12月6日股东会通过争取公私合营决议后,次日即由董事长携三位股东会代表前往华东纺织管理局面陈合营请求;之后“因时隔已久”,又在1954年7月16日再次正式备函呈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请求早日批准公私合营,终获允准。



按今天的市场经济考察,原来是私人资本,然后有公股结构,然后变成了一个公私合营公司。但经营不是以公司分红的方式,而是以定息方式来支付,以年息5%给私股股东支付股息。这种方式当时叫做赎买,赎买的概念其实和公私合营的概念是有冲突的。赎买是说到时这个股份就不给你了。当时全国各个公司的股份做了一个评估,总共是24.2亿,领取定息的股东114.2万人。但是全国私企到底值多少钱,则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 


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一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



为什么“资本家”们这么积极?


在这之前搞了三反五反运动,把全体私营企业主分成了完全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完全守法户,很多档次,这个运动整到一半就整不下去了,一个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多,一个是全国经济滑坡,正常的生产和经营都没法进行了。


据记录,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


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利是图;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更会被认定是落后、反动。如某机器厂资方为高级统战人士,对公私合营求之不得。工作组即认为其是“要求合营是表示进步,以进步来取得党与政府信任和巩固其地位。所以想处处走在别人前头。这样,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难,真是两全其美,名利双收。”


这个运动是1952年一月份开始的,等到四、五月的时候就开始纠偏了,到十月就停止了,停止是因为当时地方上很多主管的大员向中央告急,市面都非常萧条了,生产都停顿了,这也打击了资本家继续经营的信心。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是1955年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的,他们的“自愿”有着非常实际的动机。1953年起,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食油、棉布等都进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国外的东西进不来,国营批发部又限制数量,永安公司的货架上很快就空空荡荡,无货可卖。1954年相比上年,永安的营业额降了一多半,到1955年2月,他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永安采取了“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扶持永安公司,永安的批购比例达到了80%,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轨道。


当年秋天,永安的老板郭琳爽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11月底获批。经过50多天的准备,1956年1月14日,永安宣布“公私合营”。仪式当天,郭琳爽握着公方代表的手说:“我是在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公私合营双方的代表、工会主席和若干员工在大门口迎候,祝贺的队伍捧上大红喜报,几乎都是热情地说:“祝贺你们一马当先,跨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


这一天,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门楼上的老招牌“永安百货”卸了下来,在热烈的掌声中装上髙达五丈八尺的“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霓虹灯。


网易新闻有一篇对章立凡的采访文章,名为《国企民企可互补——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谈公私合营》,以下对话摘录自该文章:


网易新闻: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开搞全行业公私合营,实际上公私合营在56年开始谈,但在56年以前就开始搞了。这前后从公司管理的角度看有什么不同?


章:不一样的地方在“私方有管理权”,而且这些企业都是有比较高利润的企业,所以股东股息也给得比较高。像民生公司,合营以后股息是8%,高于后来的5%,其他的情况可能还需要调查。


网易新闻:公股代表进来以后对公司管理有什么影响?


章:这些人大部分没有搞过管理,就是从部队从政府机构调过去的干部,并不尊重原来私方管理人员的管理经验和知识,按自己的意志来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很普遍。公股代表有很多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所以利用阶Ji斗争方式发动工人职员对私方施加压力,私方失去了原有的管理权发言权,民生公司后来的总经理谈到这里就说卢作孚概念里的公私合营和我们的不一样,卢作孚是认为公方资金进来,管理还是他们,但是我们要把民生公司引入社会主义,国家要控制起来,最终达到的就是在所有的跟国计民生有关的行业里面国家的全面垄断全面负责。


网易新闻:实际上,公私合营是建国以后的一贯政策吧?


章:49年就已经开始公私合营了,到55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公私合营,56年叫做全行业公私合营,无论大小、盈亏,都公私合营,这就有人欢喜有人愁了,欢喜的人可能觉得原来的经营太难了,年年亏损,还不如合营了拿点股息,有的人觉得自己经营那么多年一下子都不是自己的了,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着老婆哭,上海永安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讲,每个月评下来定息就几块钱,真正的大老板可能会比较多,几百上千的,但是90%多的工商业者每个月就是几块钱。



1966年,永安百货改成“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1969年时再度更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商店”;1988年,永安第三度改名,改为“华联商厦”;到了2005年,又回到了永安百货的店名。


永安百货的老板郭琳爽在公私合营后,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后来还曾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等。文革开始后仍因资本家身份遭到批斗,1974年心脏病发作病逝。


时至今日,公私合营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于社会中。如数年前的“王老吉”品牌之争,就是公私合营时非物质资产未明确导致的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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