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先生诞生120周年 | 学术研究的“八不主义”
——学术研究方法的自我剖析
姜亮夫（1902.5.19—1995.12.4）,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古文献学家。名寅清，以字行。
云南昭通人。1921年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学习。1926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王国维指导下完成论文《诗骚联绵字考》。毕业后曾在上海、四川、云南等地多所大学任教。1952年调入浙江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杭州大学），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1983年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所长，并被推举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学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
姜亮夫的学术研究，大抵以小学立根基，以史学致宏大，而尤湛深于楚辞学与敦煌学。在楚辞学方面的著作有《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学论文集》《楚辞今绎讲录》等，对《楚辞》从字词到目录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广泛征引。楚辞学名家汤炳正则以之与郭沫若、闻一多、游国恩并立为现代楚辞学四大家。楚辞论著之外，姜亮夫还著有《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莫高窟年表》《瀛涯敦煌韵辑》《敦煌学论文集》《古史学论文集》《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等文史论著多种，由后人汇编为《姜亮夫全集》24卷。（傅杰/撰）
原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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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回忆一段我的学术研究方法同我老师的关系，用的是章太炎先生的《谢本师》这个题目。不过我这篇内容范围要扩大一些，不是一位老师，而是好几位老师。有四川的林山腴、龚向农先生、北京的王国维、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吴检斋诸先生，另外还有一位是南方的章太炎先生，这许多先生我都要谢，因为我一生的学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同这几位先生都有关系，道路是他们给我指引的，目标也是他们给我定的，等我走上道了，我就吸收了当前学术界许多新资料、新观点进我的思想体系中来，形成自己学术研究思想体系，但他们指引我的基本思想体系未变，这就是我要写《谢本师》的因缘。
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一般都是围绕着他们的教训，走我自己愿意走的路。其中林山腴和龚向农两位先生教我的是基础知识，根柢哲学，有了坚实的基础，我才能向其它方向发展。后来到了北京，王国维先生教我甲骨金文，甚至帮我改词，我当然感激他。不过王国维先生的甲骨金文，以《说文》为基础，以《说文》为根柢，《说文》以外的东西他就不讲了。我研究甲骨金文也是以此为基础，再寻找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其它有关资料，渗入《说文》，来解决甲骨文里的许多问题。如我在古史研究同古汉语研究里，同时遇到“示”字，“示”在《说文》说：“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我把甲骨金文中所有“示”字，综合起来看，根本说不上“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的意思，因此我就应用了国外一些讲古代社会的有关资料，来确定一个“示”字是中国古代大石文化时期的一种崇拜，我把分布在山东、四川、河南、云南诸省里关于大石文化大事列出来，并一直找到印度尼西亚。后来看到印尼的一位学者，也讲到这个大石文化是中国文化传过去的文章，至少他们也承认大石文化是中国传过去的事实。因此我把这个“示”字当成大石文化来讲的。又如“中”字，我有一种文字上的发现，有些汉字有同形异意。“中”字是日当中谓之中。但在甲骨金文的中字，是上下有斿的。到了小篆的中字，上下的斿就去掉了，于是“中”字就有三个意思：一是日中谓中；二是伯仲叔的仲为中；三是社中砥为中。这三种意思都是从一个圆圈上面，穿过一个十字出来的，我在甲骨金文里找了许多例证，证明这个“中”字就是“社”的意思，就是古代社会的“社”。所以日中谓中，类似这样的字我在《说文》找了三四十个。我再用民族学来证明，用其它历史上的材料来证明，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反对不了的。有关“中”字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只有一位是反对我的说法的（静安先生的学生），但他说不出理由。
总之关于王国维先生的学说，我是用了许多古代的社会资料来加以充实。
关于太炎先生的学术，他第一件事就是反对我研究甲骨文，他说：“你何必搞甲骨文呢？研究这东西对于整个文化是否有太大的关系呢？”我不同意他这话，但他是老师，我不能正面反对，我只好把写出的文章发表以后寄给他去看，他看了笑笑地说：“亮夫这脑子里装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太多了，他这样来证，不仅甲骨文要被他证成，金文也要被他证成，他就不晓得甲骨文是罗振玉假造的。”我只能再解释说：“先生，罗振玉假造甲骨文可能是有，但我亲自到安阳去看过、发掘过，从地质学的观点来看，甲骨文确是殷代人的东西，并不是后人造的。甲骨文中所记载的殷家帝王一个也不错，所以甲骨文不仅仅没有损伤我们的历史资料，而且还丰富我们的历史资料，因此甲骨文应该研究的。”后来一位同门孙思昉，就写文章批评我，我就写文章反驳他，一连三篇登载在《国闻周报》上，我明确表示假如我分析错了，你们可以拿出证据反驳我，如拿不出理由，就应该承认我。所以到最后太炎先生还是这样说：“甲骨文可以研究，不过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你既然研究历史，历史上还有许多东西多留心深入研究。”太炎先生出于关心，我也完全理解。
关于我研究历史这件事，同太炎先生有关，同吴检斋先生、黄季刚先生、静安先生都有关。我在历史学研究中，有些观点我几乎否定了前人的结论。我连《史记》、《汉书》上的有些材料也加以否定，形成我自己的研究系统。这系统来自于我对整个人类的古代史社会发展的认识，我研究的古代史观点是以“光明崇拜”开始，每个民族古代都有“光明崇拜”这件事，经过“光明崇拜”后渐渐地进入社会的“社”祗。“社”就是说人居住在一起，出了一个氏族，或者这一民族的基本，这是“社”。社字我是说某地生了什么族，人就在这个族底下团结，所以这个民族就叫什么社。此话国内学术界也都这样说，所以没有太大的异议。到了“社”以后，然后才有所谓的政治。我们政治应该要从夏商起，夏以前的社会都还是“社”的社会。甚至于我们有女性中心社会，女性中心社会时期就是以女娲为主。中国历史上说伏羲以后就是女娲。但是到了春秋战国以后，说女娲是伏羲的妻子，到最后说女娲是伏羲的妹子。说妻子似乎大家无异议，说妹子大家都反对。我认为说妹子并不为奇，古代本来有所谓亚血族结婚，就是兄弟姐妹之间是可以结婚的，因为那时人类的往来还是很随便的，还无所谓礼。因此女娲即使以妹子嫁结伏羲，在古代社会也会有的，尤其是女性中心社会里是必然有的。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姓”用女字旁，如“姚”、“姬”、“姜”，可以说明这是女性中心社会里的事，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而存在最早最长的是周，周家姓姬，可是周家的亲戚经常与姜家结合，所以姬、姜两姓是世代为婚的，一直到战国时期，姬、姜两姓都还各娶对方的姑娘为妻。这在春秋十二公里有十一公是如此，春秋里许多贵族大夫也是如此，那就说明女性中心的传递一直到周代还未衰退，这是我说的女性为中心的理由。到了有政治组织时代，最早从夏代开始，夏禹是什么人呢？我认为夏禹就是夏家的图腾。图腾是个什么？图腾是个宗神，这时候宗教色彩还存在，夏传了儿子以后，宗教的色彩渐渐地消退了，然后家族制度代替了宗教。所以殷之后，渐渐地家族已经成立了，到了周代，然后才有所谓的宗法社会。我说宗法社会就是从家族制度中推演出来的。这个观点被中央大学唐文焕所承认，他们承认我说的夏禹是个图腾，也承认我所说周、姜两姓世代为婚是女性社会的遗痕。到了东周以后这情况改变了，因此我这些关于古代史学术观点同王静安先生、同章太炎先生、同吴检斋先生都相同。
对于陈寅恪先生，我是极为尊崇的。因为他不仅懂中国的东西，外国的知识也懂得多，他懂十二国的语言，有些我听都未听到过，所以我对寅恪先生不敢有一个字的异议，对他我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尊敬的，这也是我对我几位先生的印象，这印象直到现在还很深。
回国以后，抗战起了，我带回来的外国书都散失了。因此从抗战开始到现在四十多年来，我还是紧紧守着我在四十多年前所得的那些旧知识，为此我的知识已老。不过我没有忘记要看些外国书和杂志，及时充实我的知识，但毕竟我的视力太差，汲取新的学术观点较少，这是我的缺点。
我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是，把人文科学领域里与我研究范围相关的内容注意收集、综合、分析，同时也注意自然科学相关资料收集，以至于宗教方面的材料给予适当运用。如大石文化这问题，我也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里得出来的。用新名词来说，大概勉强可以用“综合研究”四字来代表。这“综合研究”四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本身材料的科学综合：二是指与其它边缘科学结合研究。两者的结合方能算综合，这是我治学的重要点。为了更一步阐明“综合研究”的实质及方法，作如下具体的说明。
我五十多年来在学术上的研究经过若干次变迁。在四十岁左右，听了太炎先生的一名话“你应该从语言同历史两个角度来打定你的桩子，这个桩不打定、不深固，学术研究始终是漂浮的”，这话对我教训很大。我也看了陈寅恪先生许多文章，我觉得他的根柢深厚得很，我是万万不能及的。因此我就想到人间的事物没有两样事物是绝对分离的、绝对不相干的。我曾想天上星宿的微光对我们的影响绝对不如太阳对人类的影响，后来我看了一位法国科学家关于星宿对人类的关系一文后，我承认我原先的想法是错误的，又如人是普通生物的一种，不过在进化中“记忆”发展尤快，逐步与兽类分离，有了记忆，人脑中就积累了千万个概念，或者说是形象。形象产生了思维、联想，我们就能发现人类的事同世界的一切都会发生关系。
我主要是研究中国文化史上的问题，因此我的考证、论证以及解释方面也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绝不轻易泛滥到中国文化以外去，一方面中国文化以外的东西有许多我是看不懂，不懂不能冒充内行。既然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那末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东西、先秦诸子的东西、两汉经学家的东西是我基本使用的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发现比较适合于现代人思想的东西。我们历史上的尘垢是很多的，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好像今天人类科技进步后，污染也很多的，我只想把尘垢如何清除。清除的办法就是“综合治理”，如何做到综合治理呢？即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与这事的周围上下四方，正面反面，以及它的来龙去脉去从多角度地观察它、研究它，从一面看不出的污染处，就从多面观察、分析就可以发现污染及其形成的根源。如从“女娲”这件事的缝隙里，观察到古代本来有个女性社会时期；从姓氏多以“女”旁为材料的事实，看到女性社会时代有贵族出现，因为有贵族才有姓，因此这些女旁是贵族，所以当时是一个女性社会时期，这是整个世界人类各民族共有的习惯。但在上述材料分析时，或作出结论时，我并不大使用“阶级”、“阶级斗争”、“奴隶社会制度”等名称，因为有些名称是外国人定的，到底我们中国民族适用否？例如“奴隶”一词，外国有奴隶，中国也有奴隶，可是中国的“奴隶”是指战败了的战俘，外国的奴隶除了战俘以外，还有一种民族把另一民族看成是下贱一等的人。如印度把一个民族分成四个等级，最下等的民就是奴隶，我们中国没有这种情况。中国人民之中只分士、农、工、商，按职业来分，没有按贵贱来分。所以“奴隶”这词在中国社会似乎不大好使用，使用起来要加注意，所以我从不轻易用“奴隶”二字，避免与外国人对此两字概念的混淆，这就是我所以说我是用中国的资料。在我的古史研究系统里，原始时期我用日月光华、日月崇拜、光明崇拜这些概念来叙述我们中国最原始的风俗习惯。中国的宗教就是从日月衍生出来的，火也是我们宗教崇拜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光明崇拜同外国的光明崇拜也不相同，外国的光明崇拜并不是以日月为基础的。在研究“光明崇拜”这个问题时，我仍然是用中国古代的资料为基础，虽然中国古代资料里有许多被汉儒污染了，因此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应特别注意。如《尚书大传》云：“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首诗肯定是到了有文字以后慢慢地修改成的，而它所反映的是最原始的初民情愫：青云绕绕缦缦而繁长，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大家欢歌跳舞，日月的光华，把大地照得这样光明，旦复一旦，希望每个早晨你都来。这些资料不必到外国材料里去取证，只要用我们中国材料就能说明白。又如讲“六博”，古代的赌博，中国历史上的“六博”究竟是怎样的？我化了很多精力去考证，最后它的源流明白了。还如中国民间流传说人死了后，灵魂要上天。“灵魂上天说”世界各国均有，但我不引用外国的资料，我就用马王堆发现的帛画上资料证明如何上天，上天还有天门，门口还有鬼、虎、豹、土神把守，这些我都只用中国的材料说明。
但有时我也用“外国”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尤其是治学方法。有很多是向国外“抄袭”来的，当然不是单纯抄，抄了以后我还用自己的观点给予提炼。如抄敦煌卷子，我用六种方法抄，这六种方法非常复杂。仅抄《瀛涯敦煌韵辑》一书，就抄了一年多，而考证又化了一年多，化三年才把这部在国外抄的书写好，所以我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的资料也抄，外国好的研究方法我也“抄袭”，结合旧的中国老先生们教我的方法，形成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所以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有时用国外的方法及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不是用外国人的资料来解决中国人的问题。因此我研究学术的方法和观点，严谨说来是奉行“八不主义”：即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汉不唐、不心不物。
不中不西：不是中国的，也有中国的；不是西洋的，也有西洋的。
不古不今：不是完全古代的，也有古代的；不是完全现代的，也有现代的。
不汉不唐：不完全根据汉代人注，也不完全根据唐代人的注释。
不心不物：我既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
我对自己的书斋有时自嘲为“八不斋”，我是“八不斋主”。
综上所述，我从欧洲回来后，就有一个“野心”，要想在历史学与语言学方面建立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客观的、综合的体系。但从现在来看，这决心没有做到。原因有二：一是我刚从欧洲回国的头十年，即我三十六岁至四十六岁这十年间，没有书籍供应我作研究之用，全国在抗战，连安定的生活都难以做到，根本不可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在四川三台，我虽然完成了关于敦煌韵书的整理，但这些还不能列入我的系统之中，我只不过是将材料整理交代，如此而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又起，生活相当坎坷。我想在昆明工作三年后转到清华去，谁知清华去不成，连到杭州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那需要先解决资料、人员、经费三大难题，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很困难的。
原因之二是遇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把我自己抄录的大批笔记，以及三四十万张的卡片和百篇以上的短文都一扫而光！我对建立自己的学术系统思想彻底绝望了。但我还是想局部研究、专题研究，能做一分就一分，我不想每一专题都做得很完整，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每天都在危机中，而且还经常遭到批判，曾记得文革中把我的《屈原赋校注》拿去批判，有人写了好几万字的批判文章，想把其中的“精品”送北京报纸发表，结果稿件不登。后来又批判我的《瀛涯敦煌韵辑》一书，那更是笑话百出，批判者连这本书的书名也讲不通，书里主要内容也讲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我很懊悔，懊悔当初不跟定一位先生指引的路走，无论是静安先生、太炎先生、寅恪先生，任何一位都可以，继承他们一个人的事业，也许这样可以系统地流传一点成就。我得了各位先生的教益，而没有达到各位先生们的要求，到现在我年老，不能再工作，悔也无用！在这悔恨之中，向先生们说一句：“感谢先生们教我，我虽然不成器，先生教我的知识，我还能懂，很多研究方法都沿袭先生们指引的路前进。”所以我这个谢本师是一种潜在的意识，是多谢先生们的教导，人家说“通”“立”思师，我是个不通不立而思师，是向老师悔恨、谴责、忏悔！谢师说的正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