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初中时，一个同学盯着我默默看了好久，吐出一句话：“有人说过你和孙燕姿长得有些相像吗？”别笑。那时姑娘有一张还算消瘦的脸，开心时会露出两枚兔牙。可青春都献给了埋头苦读，哪里认识什么新出道的歌手。孙燕姿是谁？到底跟我有多像？某天夜里，我带着满脑子的疑问，特地听了电视里那首写给汽车品牌的广告曲，终于认识了在急促吉他声里呐喊“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的短发姑娘，元气满满又爆发力十足，情绪强烈又态度鲜明——就此，她成了我这辈子唯一喜爱过的一位小胸少女。再后来我矫情到整个高中时期只听3个人的歌，孙燕姿、周杰伦和后街男孩。抽屉里塞满了小县城的盗版集散地三眼桥买来的卡带。班里4个有趣的男生还成立了一支名叫“困难组合”的乐队，元旦晚会时翻唱了《get another boyfriend》，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但还是引发阵阵尖叫。在众多娱乐方式还没有出现的年代，那些透明塑料壳包裹黑色磁条的卡带，就是通往新世界的一个入口。我们用被包装歌手的样子，来标榜自己某些隐秘的个性。比如，众人眼中的乖巧学霸，骨子里却总想着高考后要远离父母、彻底解放天性——那句“用我自己的步伐”，太符合心意了；进入大学，失恋时坐在梅园操场的台阶上，唱“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就是完美情境——呃，原谅我年轻时活的这么戏剧化。再后来，我才逐渐了解，流行音乐从音像出版社编辑制进入所谓的唱片公司包装制，到这一类模式发展壮大，恰好发生在我的少女时代。华纳掌舵，新加坡歌手＋台湾制作＋大陆发行的路数，李偲菘、李伟菘这对天才创作人的加盟，让声线独特的孙燕姿的每一张专辑，成为唱片公司掌舵下的工业流水线上的精品。一组关于孙燕姿的数据是：2000年出道，自此与周杰伦并驾齐驱，台湾专辑一年的销售量，两人的四张专辑能占到近40%。即便是在唱片行业并不景气的2004年，隐退后的她发布新专辑，在亚洲仍然售出了220万张。2002年的亚洲周刊，甚至用十页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孙燕姿现象”：新加坡的天真少女，在台湾专业的包装下，攻占大中华的音乐市场。一个歌手成为一个现象，不仅代表流行文化的力量提升为左右人心的力量，也因为这是跨地域、跨文化、跨市场的整合，分进合击，突破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限制。孙燕姿顶着被精心“炮制”出的明星光环，而我也是那个现象精准的中标者，就此拥有了一段被“炮制”的青春。电影《致青春》里的阮莞说，她最大的梦想是青春不朽。可被“炮制”的青春，哪有什么不朽呢。2014年，带着《克卜勒》再次归来的孙燕姿，已经展示出要跟过去告别的姿态。曾经由唱片公司设定好的、那些迎合受众的鲜明情绪不见了，她实现了诺言：“不会选分手这类惨烈的歌，也不会唱太阳春的芭乐情歌。”她就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现在，头发是我的、生活是我的、音乐是我的……我真的很喜欢做歌手，可以唱歌，还可以赚钱，把兴趣当成工作很难，但我可以做到。”眼看她起高楼，宴宾客，数次隐退，数次归来，新专辑受争议，到蓄起长发，安然结婚生子，我也从不用看歌词能唱每一首歌的粉丝，成为远远观望、理性告别的人。可终归还是有一点儿爱她的私心，套用作家史航的话：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歌唱得好，我心安理得赞颂，歌唱得不好，我陪你忍辱负重。孙燕姿，祝你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