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典故】恤刑慎杀

唐初的统治者对刑罚的运用，特别是对死刑的运用持慎重态度。贞观元年，唐太宗亲自规定“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贞观政要·刑法》)，始创我国封建司法制度中的“九卿议刑”制度。贞观五年，太宗又下令:“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复奏”，即死刑判决后，行刑前须向皇帝奏请三次。其后不久，太宗感到三复奏依然过于仓促，又改三复奏为五复奏，确立了对死刑的判决、推勘、复核的严格控制程序。司法官吏如有违犯，依律受惩。后来，太宗又根据执法中出现的“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的情况，感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亲手下诏:“自今门下省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贞观政要·刑法》)，”即要求官吏在审理死刑案件时须特别谨慎，不仅要据法，而且要循“情”做全面分析，不可怠忽从事，轻率擅断。

为了防止冤滥，提高断案的准确性，唐初统治者还要求司法官吏严格依法办案，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唐律疏议·断狱》)。

唐初司法领域中所建立和实行的这些制度、措施以及统治者对治狱断案的各种要求，对限制官史的专擅武断、任意出入人罪起了重要作用。史籍中有关于贞观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记载，这类记述虽不免有史宫的溢美、粉饰之词，但多少可以说明唐初统治者在司法上力行“恤刑慎杀”，确实收到不小成效。

内容来源《细说中国法律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