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匠人在电影里，中国匠人都在新闻里？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人物》杂志
以及《北京青年报》报道
这世上，有比编辞典更无聊的事吗？就算有，估计也不太多吧。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人居然把编辞典的过程，拍成了一部有趣的电影：《编舟记》
1995年，日本东京。
马缔光也，语言学研究生，沉默寡言，不擅交际，情商几乎为0，被同事称为“认真君”。
马缔的工作，是编撰一本名叫“大渡海”的辞典。
为什么叫“大渡海”呢？主编说：语言的海洋广阔无边，辞典就是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人们乘着它在海上漂泊，寻找表达心意最准确的词汇。
编辞典，是一件漫长的事。老编辑拿起一本小字典说：这本从策划到问世，编了7年。《大辞林》则花了整整28年。
小编辑回道：那也就是说，搞不好您活不到“大渡海”问世的那天？
除了耗时，编辞典还耗体力。由于每天翻看大量书籍、纸片、词卡，长年累月，编者连指纹都被磨平。老编辑还美其名曰：这是用指尖触碰每一个词汇。
时光荏苒，马缔缩在小小的编辑部里，从一个小文青变成了中年大叔。在此期间，他谈了一场有趣的恋爱，经历了编辑部的人事变动，熬更守夜、通宵达旦，一遍遍校对，一遍遍查漏补缺，他消耗掉了自己全部的青春…
邻家少女已为人妇，翩翩少年变成了中年大叔，中年大叔变成了垂暮老人，人们的手机都从诺基亚变成了iPhone…
就连玄武书店的老板，都几乎忘记了公司还有几个在编辞典的年轻人。13年过去了。老编辑退休了，主编去世了…“大渡海”辞典终于完成了。
这部《编舟记》曾在2013年代表日本电影，参与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豆瓣8.5分，IMDb7.1分，和《入殓师》相似，是又一部在枯燥事业中找寻意义的日本电影。
几年前，我看过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我觉得比《编舟记》更精彩。
1975年的时候，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组织编撰一本很冷门的辞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何为普什图语？那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大约有30%的阿富汗人在使用普什图语。
编撰《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国家任务”，被分配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车洪才老师手中。
当时，车老师乐观的认为：两三年可以编完。
年轻时的车洪才
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车洪才整理了超过10万词汇卡，编撰工作完成了70%。
这时，车洪才被学校调去搞行政工作，几经周折，到了1992年4月，他又被派到阿富汗大使馆任外交官。车洪才本想着趁在阿富汗的机会，重启编词典的工作。没想到，没过几个月，阿富汗就爆发内战…
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还有一枚火箭弹卡在屋顶上没炸。迫不得已，中方工作人员全部撤离，此时车洪才在想：原来命运不是由我支配的。
车洪才回国后发现，已经没人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写了。学校的领导已经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
他手上的“国家任务”，国家已经忘记了。
2008年，72岁的车洪才叫上当年的老伙计，重新开始编词典。又经过了四年，《普什图语汉语辞词典》终于编撰完成，距当年车洪才接到任务，已经过去了36年。
去交稿那天，车洪才特意洗了个头，穿了一件棕色的皮夹克。他从中国传媒大学搭公交来到商务印书馆，车洪才对门卫说：我要出一本书。
编辑室的小姑娘问车洪才，全书大概多少字。车洪才回答：200多万字。
小姑娘吓了一跳，赶紧找来编辑室主任。主任和车洪才聊了半个多小时，才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她跑去资料室查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个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一部日本电影，一个中国新闻，不同的时空，却有同样的故事。
马缔光也和车洪才这样的人，是痴人，是一旦痴心于某项事业中，就会坚持到底，绝不放手的那种人。
我曾经问过，假如乌鸦的这个公众号的大部分读者都跑了，只剩下一个读者，还要不要继续写下去？我想，我肯定会放弃。
换做是马缔光也和车洪才，他们或许会说：再坚持一下吧，再过10年，就成功了。
有趣的是，我们能在日本的影视作品里看到入殓师的故事，寿司师傅的故事，漫画家的故事，厨师的故事，以及编字典的故事...
但我们的银幕（荧幕）却被魔王鬼怪、仙女妖狐、神将公子、争风吃醋、宫帷秘史、外星怪物给霸占着。偶尔有一个吹唢呐的电影，还得制片人下跪才增加了一点排片。
为什么在日本编字典的故事可以走进电影院，而我们编字典的故事就只能在新闻里？究竟是观众不愿意看，还是电影公司不愿意拍？
都说中国的影视产业多么多么的大，却留不出一点空间，给一些不普通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