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岑仕：論宋代譜録著述的歷史變遷
論宋代譜録著述的歷史變遷
董岑仕*
董岑仕，文學博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
譜録是依照事物類別或系統編排記録而成的書籍。作者通過彙編與被譜之物相關的知識與訊息，編纂譜録。譜録作為一種撰述形式，主要記録事物的品類、性質、產地、歷史源流，有的還記載事物的製作和生產的過程，或攢聚相關的軼事典故與詩賦文章，間附插圖。
在宋代以前，譜録著述零星出現，不成氣候，至宋代，譜録的寫作逐漸勃興，並帶動了目録學上的變化——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第一次於目録學上設立“譜録”一類，著録了六十四部書籍，“於是別類殊名，咸歸統攝”[1]，目録學上“譜録”一類的設立，是宋代譜録撰作新風的反映。然而，對於宋代譜録著述的研究，目前學界的討論較少，往往僅在文獻的總體介紹上有所討論，或從譜録所涉對象的專門學科出發作研究時有所涉獵[2]。本文擬就宋代譜録著述的歷史變遷這一問題，做一全面的梳理與探討。[3]
一、總體寂寥的宋初譜録撰作
宋代之前，譜録寫作零星出現，北宋開國（960）到乾興元年（1022），經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譜録這一體式也沒有得到有效的關注，整體較為寂寥。
開寶年間，潘美兼廣州市舶使司，鄭熊為潘美客，攝南海主簿一職，作《番禺雜記》，並記二十種廣中荔枝為《廣中荔枝譜》[4]，這是對地方荔枝品種的最早記録。吴越國奉土入宋後不久的太平興國三年至八年間（978—983），贊寧作《筍譜》，錢昱作《竹譜》。據《宋史·錢昱傳》載：“（錢昱）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録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為《竹譜》三卷。”[5]錢昱的《竹譜》不傳，但可知這部譜録是錢昱與贊寧研討談論之時記録的，而“談竹事”的記録則可知這部《竹譜》延續了早期譜録中“類事”為主的風貌。贊寧的《筍譜》存，內容上分為五類，“一之名”録十種筍，“二之出”記九十八處產地，“三之食”記十三則食法，“四之事”考六十典故，“五之雜説”録八則，類目的體例，效法唐代陸羽的《茶經》。《遂初堂書目》中，著録了《筍譜》、《竹譜》、《續竹譜》，此三書，或即贊寧《筍譜》、戴凱之《竹譜》與錢昱所著《竹譜》。
作於雍熙三年（986）的蘇易簡《文房四譜》，是北宋早期較有影響力的譜録。作譜之時，蘇易簡充翰林學士，有感于陸羽的《茶經》與戴凱之的《竹譜》能暢談茶、竹的始末，成就一家之言，而與文士生活密切相關的紙墨筆硯，卻無譜録流傳，遂在秘府觀書時，整理有關文房的典故，並收集耳聞目及的信息，作《文房四譜》[6]。徐鉉為蘇易簡《文房四譜》作序，稱贊蘇易簡“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7]，筆硯紙墨，與蘇易簡的生活密切相關，而譜録之作“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8]《文房四譜》，為筆、硯、紙、墨各設一譜，每譜之中，均有敘事、造、雜書、辭賦諸門，將辭章納入其中，與唐代彙編典故的類書有很強的一致性，然而，單獨為文房之物獨立作譜，其流風遺韻，引發了後人競相效法，為物作譜。吴淑於端拱年間（988—989）進《一字題賦》二十卷，後奉真宗敕命，改名為《事類賦》，並加自注，至淳化四年（993），加入自注的《事類賦》成。在《事類賦》卷十五的“什物部”中，有《筆賦》、《硯賦》、《紙賦》、《墨賦》，儼然如同將蘇易簡《文房四譜》擇要改作賦體，其中典故，無不敷陳自《文房四譜》；而淳化四年中吴淑自作注，亦引蘇易簡《文房四譜》作注。從雍熙三年蘇易簡編成《文房四譜》，到端拱年間便由吴淑入賦為素材，再到淳化年間摘入自注，流傳之速可見一斑[9]；朱長文“余因讀蘇大參《文房四譜》，因取其事有禆於書者，勒成兩卷，贅乎《墨池編》之末”，亦摘引蘇易簡的譜録入《墨池編》[10]。在宋代的詩話、筆記中探討筆墨紙硯時，往往會引用《文房四譜》以為可參之理據，甚至於本非蘇易簡的《文房四譜》的辭章，也出現了張冠李戴誤題為蘇易簡的[11]。不久之後，其子蘇耆（987—1035）著《續文房四譜》[12]，便是對蘇易簡《文房四譜》的續補。
釋仲休所著的《越中牡丹花品》同樣編纂於雍熙三年（986），為越地（今紹興）三十二種牡丹作譜，從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引用仲休序中可知，北宋初年越地欣賞牡丹的熱情，並不減於洛陽，而栽培的場所，從郡齋到豪族，從佛寺到道觀，無處不有，“來賞花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而越地“梵宇道宮，池臺水榭，植之無間”[13]，作為釋氏的仲休為越地牡丹作譜，也不足為奇。雖然這部書不存，但從文獻中也足以管窺北宋早期越地牡丹的欣賞之風。
真宗朝咸平年間丁謂撰寫的《北苑茶録》（又名《建安茶録》、《北苑茶經》等），是點茶興起之後，對於採茶、製茶之法的初步總結。衢本《郡齋讀書志》如是言：
《建安茶録》三卷，右皇朝丁謂撰。建州研膏茶起于南唐，太平興國中，始進御。謂咸平中為閩漕，監督州吏，創造規模，精緻嚴謹。録其園焙之數，圖繪器具及敘採製入貢法式。盧仝譏陽羨貢茶有“安知百萬億蒼生，墜在顛崖受辛苦”之句，余於謂亦云。[14]
丁謂歷福建路轉運使，隨後遷三司戶部判官，《直齋書録解題》言《北苑茶録》“三司戶部判官丁謂謂之撰。咸平中進。”[15]此書進呈的題銜應當是丁謂咸平間除三司戶部判官時，而書中所敘，來源於他短暫擔任福建路轉運使時對於建安的北苑貢茶的瞭解。通過晁公武的敘録，可知丁謂的《北苑茶録》中記録了園焙之數，圖繪的採茶相關的器具，以及進呈入貢的法式等。這本《茶録》一定程度上，是以譜録的形式對閩茶進貢的情形進行了總結，屬於丁謂官僚生涯中的一份“交差”，與陸羽的《茶經》側重介紹飲茶與茶葉生產的歷史、源流、現狀、生產技術以及飲茶技藝、茶道原理等的私人化著述有所不同。因為宋代建安貢茶的興起與茶葉的精益求精，丁謂此録，也吸引了後來不斷的補充。
在丁謂的《北苑茶録》之後不久，便有大中祥符間知建州的周絳的補充之作——《補茶經》。據《郡齋讀書志》所載，“絳祥符初知建州，以陸羽《茶經》不載建安，故補之。又一本有陳龜注，丁謂以為茶佳不假水之助，絳則載諸名水云。”[16]宋代的採茶產地，從唐代的江浙延伸到福建，而對於福建產茶，周絳矜誇不已，其命名為“補茶經”，所補的對象是陸羽的《茶經》與丁謂的《北苑茶録》，補充的內容主要為福建茶葉與水品的記録。陸羽《茶經》“五之煮”論煎茶之水，而張又新撰《煎茶水記》，其中意見，與陸羽《茶經》略有分歧，但可以看出，記録與茶有關的水，是唐代以來的傳統，周絳的《補茶經》，正是著眼于丁謂譜録敘述的不足而開拓補充，拓寬了茶葉產地的範圍，補充了飲茶善水的知識。陳龜其人不詳，但是這部《補茶經》有陳龜注，但應當是可考的宋人注譜録中最早的一部。
這一時期，還有鄭文寶的《至道玉璽記》和陶岳的《貨泉録》。討論玉璽紋樣及傳授本末的鄭文寶《至道玉璽記》與“記五代諸侯擅改錢幣之由”[17]的《貨泉録》，是朝代嬗遞之後對於印璽樣式與錢幣鑄造變化的總結。
除了上述的譜録之外，聶崇義的《三禮圖》，對宋代金石圖譜、宋代器物之學產生了一定的奠基作用。聶崇義于五代周顯德年間奉詔參照前代六種舊圖開始編寫《三禮圖》，入宋，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詔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18]，“至道二年八月十八日（996），詔翰林畫工二人，圖《三禮》品物制度于國學講論堂之壁，以舊壁頽落，以板代之”[19]，《三禮圖》從編訂，到在國子監中立圖像，對宋代的圖繪禮器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從嚴格意義來説，《三禮圖》並非譜録著作，而是經學研究中禮學名物研究的產物，因為關乎禮制的討論、禮器的定名，在古代的書籍分類中，也一直將此書著録於“經部·禮”類，但《三禮圖》以圖像的形式、官學的樣態，考訂了不少禮器的形制，所以在後來宋代金石古器學發展時，成為被繼承的遺產與被補正的對象。《三禮圖》的器物之學與後來金石學最大的差別，在於《三禮圖》的名物之學是從經學中的禮文揣測而來，而金石學的學術根基，從對出土器物的器形、形制、自名的考訂入手進行分類考察。當時金石器物的不斷出土以及文人學者對於器物的重視，為後來金石學的不斷發展醞釀了契機，而真宗天禧元年（1017），僧湛洤根據出土的方甗銘文作考釋，作《周秦古器銘碑》[20]，就是北宋早期較早的出土文物的考釋勒碑。
總的來看，北宋早期的譜録僅有零星的作品，日常生活的濡染，宦海生涯的沉浮，都會成為譜録撰述的契機。當時的譜録編纂者，包括士大夫與釋氏。蘇易簡、丁謂等身居廟堂，對文壇有一定影響力，他們的譜録寫作，推動了後來宋代譜録的創作。譜録的撰寫體例，既受到類書彙纂典故的影響，也有陸羽《茶經》的影響。丁謂進呈的《北苑茶録》在文字之外，尚且有圖繪器具的樣式，圖文並茂的形式也影響了後來譜録的著述面貌。這一階段的譜録述作的流傳，一般以傳抄為主，早期譜録的刊刻資料，似乎很難尋到，但其中蘇易簡《文房四譜》的迅速流傳，是毋庸置疑的。
二、仁宗朝至徽宗朝：譜録寫作蔚然成風
從仁宗朝起，至徽宗朝，是宋代譜録寫作蔚然成風的時期，其中，又可以劃分為前後兩期，從仁宗朝（1023—1063），歷英宗朝（1064—1067）、神宗朝（1068—1085），迄哲宗朝（1086—1100）的近八十餘年，是宋代各類譜録寫作大增的時期，而徽宗朝時，除了士大夫的寫作以外，出現了官修的金石圖譜，與當時的復古風潮一起，影響了當時的禮制與審美。
北宋初年，端硯盛行而為人所稱譽，南唐亡國之後，原產歙地的龍尾石硯的硯石坑，一度因河流改道而停采，至景祐年間，錢仙芝知歙州而重新推考龍尾石硯所在而復采，嘉祐六年至八年，青州紅絲石硯開採，其他地區亦有硯石的開採與取斲，帶來了硯樣與產地的豐富化。至仁宗朝之後，宋人詩歌、筆記中，紙墨筆硯的探討不再僅僅局限於掌故佚事的收集，對於不同硯石的發墨效果、石質良窳的品評，也趨於細緻。在這一時期，宋代的文房譜録，主要有唐詢《硯録》、唐積《歙硯圖譜》、歐陽脩《硯譜》、蔡襄《墨譜》、米芾《硯史》、黃秉《墨譜》、李孝美《墨苑》、趙寅《墨譜》、晁説之《墨經》等，主要集中在硯譜、墨譜兩方面。硯譜的寫作，在宋代有兩種不同的角度，其一是綜合性的對於各地各種硯石的全面條録與評價，其二，是對一地之硯的採石、石病等等進行詳細探討，這兩類譜録，在北宋嘉祐治平年間，均已出現。唐詢的《硯録》（又名《北海公硯録》）[21]敘述自己與硯結緣的經歷，並品評自己經手的硯石的高低，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端硯次之。青州紅絲石硯的開採時間非常有限，經過品題後，價值倍增，唐詢的這一評價，在後來引起過不小爭議。同樣成于嘉祐治平年間的歐陽脩《硯譜》則敘述了端石、絳州角石、歸州大沱石、青州紫金石、紅絲石等硯石，逐一記録自己用過或聽聞的硯石，並予以評價；米芾的《硯史》，關注經手之物，以為“余所品，謂目擊自收經用者，聞雖多，不録以傳疑。”[22]，其中“用品”“性品”“樣品”三條為發凡起例之篇外，其餘分別討論各種硯石的品性。這些硯譜，往往以各種石硯、瓦硯的品評為主，而治平年間起開始撰述的唐積《歙硯圖譜》，則第一次將目光聚焦於一地，專敘歙州硯石，分“采發、石坑、攻取、品目、修斲、名狀、石病、道路、匠手、攻器”十門，關注一地之硯的生產流程，這一著作開啓了歙硯、端硯等一地硯譜的詳細討論。與看重材質的硯譜不同，墨譜重視采松、配膠的配比，關注合墨的匠人技藝。熙寧年間成書的黃秉《墨譜》，增補蘇易簡《文房四譜》中不載的“墨圖式樣”，來明晰墨匠的製墨源流；其後，紹聖年間的李孝美作《墨苑》，分為圖、法、式三門，一方面繼承了黃秉《墨譜》中墨圖式樣的留存，另一方面，新增了製造墨的工藝過程的配圖，並在“法”中記録合膠等方法，對瞭解宋時製墨工藝很有幫助。北宋崇寧大觀年間，另有一部佚名所編的《硯譜》，內容中彙編了北宋初期蘇易簡《文房四譜》、唐詢《硯録》、歐陽脩《硯譜》等，其中不乏錯誤，以至於陳正敏《遯齋閑覽》中因誤讀書籍而出現了訛誤[23]，但當時文房譜録的彙編風氣已經出現，是可以知曉的。在文房譜録中，唐積的《歙硯圖譜》、黃秉《墨譜》和李孝美《墨苑》，原先均有配圖。
宋代文人生活趨於精緻，焚香閱書，品石欣賞，香、錦、石之譜録，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在仁宗朝初期，丁謂作《天香傳》，率先為海南沉香作傳，隨後，沈立作《沈氏香譜》，徽宗朝，又有洪芻《香譜》與顏博文《香史》。沈立的《錦譜》，是較早的為織錦作譜的作品。杜綰《雲林石譜》，也當仰仗於北宋末期的知識積累而得以成書。其中沈立《沈氏香譜》、《錦譜》、洪芻《香譜》[24]、顏博文《香史》現已不存。丁謂貶謫崖州，為海南沉香作《天香傳》[25]，以“傳”為名的這部《天香傳》，在體例上與其他的譜録之體稍有不同，此文首敘用香來歷已久，兼及儒典、釋典、道典，次談真宗朝用香、賜香情形，後敘自己貶謫海南以來，尋訪海南香事，品評沉香產地，以黎母山為甲。隨後為香分類，列出四名十二狀，一一陳述其差別，最後參考史傳的體例，以“贊語”結尾。較之于《北苑茶録》的進呈之作，《天香傳》的寫作，私人化的品評意味夾雜其中。不過，以“傳”命名，多少也帶上了為海南沉香立傳的嚴肅性，故而這篇“傳”文，整體上仍然有嚴謹之風。成書于熙寧七年以前的沈立的《香譜》應當是最早的系統性論香之譜，其中收録了香的典故與香方。《香譜》成書之後，沈立仍然對於《香譜》記載的缺憾念念不忘，故刻石記載香方，來作《香譜》的補充[26]。黃庭堅以“香癖”自居，其甥洪芻編《香譜》，彙編香事典故，補充香方，收録了不少黃庭堅的香方與香方題跋[27]。這部譜録，在沈立《香譜》的基礎上兼收並蓄[28]。
建茶在北宋初漸漸興盛，到仁宗朝，茶譜的寫作，伴隨著建茶采焙技術的更新而不斷推陳出新。慶曆元年（1041）劉异的《北苑拾遺》，刊行時附于丁謂之書後，主要補充丁謂書中所遺漏的滌磨調品之器，並補充了不少新聞遺事[29]。蔡襄皇祐年間進貢龍茶之後，著《茶録》，詳記烹試茶法和茶器，也是對於丁謂《北苑茶經》有所不足的補充[30]。仁宗朝，葉清臣的《述煮茶泉品》，則從水的角度論述，對張又新《煎茶水記》等予以補充。熙寧年間，蘇軾作《葉嘉傳》，以俳諧體為茶作傳；曾伉編《茶總録》，除了彙編之前的譜録以外，還補充詩文[31]。其後，宋子安《東溪試茶録》又拾補丁謂、蔡襄之譜的不足，細細分析建安不同產地茶葉的細微區別[32]。元祐年間，黃儒作《品茶要録》時，已有僞茶產生，真假參差，而射利之園民對真茶的品味造成影響，而已有的茶譜之中，論述“采造”、“器用”較詳，而對其中的弊病有所不及，故黃儒作譜歷陳其弊。呂惠卿的《建安茶記》和沈括的《茶論》，也在元祐年間成書，不過兩部書均佚，具體情況不詳。唐庚的《鬥茶記》，是北宋時期對鬥茶的技藝的重要記載，不過作為記文，這篇文章在後來刊刻的叢書中，間或載為一部獨立的茶書，但在當時恐怕並不能算作一部譜録。呂仲吉的《建安茶録》，是哲宗朝之後對於建茶的記載。崇寧間，章炳文作《壑源茶録》，而大觀年間，徽宗則有御製《大觀茶論》，在繼承蔡襄《茶録》的基礎上，詳為論述，總結了北宋時期茶的產地、採製、烹試、茶器、鬥茶、品茗風尚。其中“點（茶）”一篇，敘述尤詳，而《大觀茶論》中“茶筅”出現，取代了“茶匙”作為點茶工具，也是時代新風的體現。政和年間，蔡宗顏有《茶山節對》、《茶譜遺事》，宣和元年至三年（1119—1121），又有范逵《龍焙美成茶録》。時代更迭，茶之製作，後出轉精，宣和間熊蕃作《宣和北苑貢茶録》，又於書中嗤笑元祐間黃儒之時製作的精美程度不如當下，而書中所記的內容，以采焙入貢法式為主。此外，鄭樵的《通志·藝文略》中還著録了一部一卷本的《北苑煎茶録》[33]，這部書的具體情況不詳，不過，《通志·藝文略》成于南宋初年紹興年間，而書中依賴了大量的官私目録抄撮而成，是北宋譜録的可能性比較大。
這一時段，有四部關於酒的譜録，竇苹的《酒譜》作于元豐七年（1084），之後，其後，有紹聖元年蘇軾《東坡酒經》，徽宗朝，有朱肱的《酒經》，與政和七年之後續補該書的《續北山酒經》。竇苹的《酒譜》延續了傳統的譜録撰法，拾掇往事，彙聚酒史、酒名、酒事、酒功等事，考究經史，討論與酒有關的性味、飲器、酒令，並載酒之詩、文。從彙編掌故的類事之體，轉向編排品名、詳述一物的譜録體式的轉變，是北宋初期以來譜録寫作漸漸發生的轉型，而竇苹之書，仍然有很強的過渡性。蘇軾的《東坡酒經》[34]是謫居惠州時期，別出心裁而作的一篇關於釀酒方法的文章，借用“經”來命名酒方，與一般的譜録略有不同。朱肱的《酒經》三卷[35]，以總論一文開端，隨後述不同的釀酒配方，分罨麴、風麴、䤖麴，最後補充以臥漿、陶漿、煎漿、蒸醋漉米等釀酒之法，顯現出了對於釀酒工藝的濃重興趣。《續北山酒經》有政和七年李保序，言得朱肱《酒譜》，而夢中朱肱贈李保詩，是對於《酒經》成書背景的介紹。《續北山酒經》現載於《説郛》明抄本、商務本、宛委山堂本，又有異文作“讀北山酒經”，各個版本的內容都有參差，據筆者判斷，五條“續添麴法”，四十四條“醞酒法”應當屬《續北山酒經》，內容上是朱肱《酒經》的續補，對造酒工藝有所補充，但有目無文，具體內容不得其詳[36]。
花木的譜録，在仁宗朝開始大行其道。宋代花卉園藝栽培技術的發展，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對於賞花熱情高漲，為花木譜録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為牡丹所作的譜録，有《范尚書牡丹譜》、景祐元年（1034）趙守節《冀王宮花品》、景祐二年（1035）歐陽脩《洛陽牡丹記》、慶曆五年（1045）李述的《吴中花品》（又名《慶曆花譜》），仁宗朝還有丘濬的《洛陽貴尚録》、《牡丹榮辱志》[37]。熙寧五年，沈立作《牡丹記》，元祐元年，張峋作《洛陽花譜》，都在不斷補充牡丹的介紹。為芍藥所作的譜録，有熙寧六年劉攽所作《芍藥譜》、熙寧九年王觀所作《揚州芍藥譜》、元豐三年左右孔武仲所作《芍藥譜》。這三部芍藥譜，都為揚州芍藥而譜。另外，張峋的《洛陽花譜》末，也附有《芍藥譜》，其書已佚，推測可能是簡敘洛陽芍藥。北宋的花卉譜録，還包括海棠與菊的譜録。沈立于慶曆年間，作《海棠記》；哲宗朝，文保雍作《菊譜》，是宋代最早的菊譜之作，隨後崇寧三年至五年（1104—1106），劉蒙游于龍門，作《菊譜》。景祐之前，張宗誨撰《花木録》[38]，譜已佚，也沒有提要留存，據書名來看，是一本彙編各種花木的譜録。元豐五年（1082），周師厚纂集的《洛陽花木記》，是一部全面記載洛陽各類花木的譜録，包括牡丹、菊花等各種各樣的花木，都記載其中。歐陽脩之子歐陽棐有一部四卷本的《花藥草木譜》[39]，其書不傳。另外，北宋時有一部雕板的題名為歐陽脩的《牡丹譜》，卷帙為一卷，內容上，與歐陽脩《洛陽牡丹記》前兩篇同，其後，載十四門，共計十六門，並附有丁謂（丁晉公）《續花譜》一部，萬餘言[40]，是一個托僞的本子，應當為坊刻本，雖然是托僞本，但可以看出北宋雕版印刷譜録“僞本”譜録的現象已經出現，而歐陽脩的《洛陽牡丹記》風靡一時的商業效果，才促動了這部僞本的產生。
草木蟲魚譜録中，北宋還有桐、竹、荔枝與蟹的譜録。皇祐元年至三年（1049—1051）陳翥以為“茶有經，竹有譜”，將自己則有志於植桐，將植桐的經驗寫入《桐譜》。元祐年間（1086—1094）吴良輔作《竹譜》，此書已佚，不過佚文來看，兩條佚文均為以經史訓詁出發的譜録撰作。嘉祐四年（1059），蔡襄作《荔枝譜》，譜閩中荔枝，而徐師閔幾乎同時作了一部《莆田荔枝譜》，徐師閔對於莆田荔枝的評價，與蔡襄譜中對莆田荔枝的評價，大體相同，而僅有小處差異[41]。其後，熙寧九年（1076）張宗閔作《增城荔枝譜》，曾鞏元豐元年（1078）作《荔枝録》。另外有一部作者不詳的《荔枝故事》，見於宋人目録著録，這部譜録的撰作時間不詳，最早見於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與蔡襄的《荔枝譜》一同著録，可能是後來傳抄或刊刻之時，附載于蔡襄《荔枝譜》後的，時代當不晚於南宋中期，但具體是北宋即有還有南宋的譜録，已不得詳考。宋人對於荔枝的關注，在於其食用價值，而作譜之時，卻尤其看重“賣相”，由賣相而定品類。蔡襄譜閩中荔枝，在於對故土風物的推賞，曾鞏的《荔枝録》，以地方官的身份出發，擬議將荔枝作為方物進貢，出發點不同，職方貢職的關懷，卻可洞悉。曾鞏的《荔枝録》的主體部分，是對蔡襄《荔枝録》的徵引，僅作了文字上的潤色，但加入了新出的兩款荔枝品類。嘉祐四年（1059），傅肱作《蟹譜》，對於蟹的典故和當下的風俗，都有所記録。
從花木譜録的寫作來看，牡丹譜往往以地域為限，記録一地的牡丹品種。宋初仲休所作的《越中牡丹花品》記録了越地欣賞牡丹的雅韻，北宋之時，洛陽牡丹，冠於天下，品種繁富。天聖年間，錢惟演便曾在屏風上記録了九十餘種牡丹花的品名[42]，而隨後，歐陽脩所作《洛陽牡丹記》，流播海內。張峋的《洛陽花譜》或許是當時最為完備的牡丹花譜，以千葉、多葉劃分牡丹之品類，凡一百一十九種，各載於圖，並記録品名緣由，種接養護之法於圖後。各地之牡丹，雖不及洛陽盛事，亦爭奇鬥豔。在宋人的記敘中，嫁接技術的不斷發展，給牡丹品種帶來日新月異與變態百出的效果，也進一步促成了牡丹譜的繁榮。宋時花卉品種往往有移栽，劉蒙《菊譜》所載的內容，包括自汴梁至西京、陳州、鄧州、雍州、相州、滑州、鄜州、陽翟等地的中州菊花物產，而這些菊品，都萃聚於洛陽園圑之中。
作為博學的藏書家與勤奮的著述者，沈立曾被蘇軾稱贊“公家書三萬卷，博覽強記，遇事成書，非獨牡丹也。”[43]沈立有《海棠記》（慶曆間成書）、《牡丹記》（熙寧五年）、《錦譜》（熙寧年間）、《香譜》（不晚于熙寧七年）等，譜録撰述的時間跨度較大，不同譜録間，體式也有所過渡。從《海棠記》到《牡丹記》，可以略為管窺。沈立《海棠記序》言：
蜀花稱美者，有海棠焉。然記牒多所不録，蓋恐近代有之。何者古獨棄此而取彼耶？嘗聞真宗皇帝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為章，賜近臣唱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州矣。因捜前志，惟唐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誠不虛美。近世名儒巨賢，發於歌詠，清辭麗句，往往而得。至慶曆中，為縣洪雅，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為東道主。惜其繁豔，為一隅之滯卉，為作《海棠記》，敘其大概，及編次諸公詩句於右，復率蕪，拙作五言百韻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於卷末，好事者幸無誚焉。[44]
沈立在慶曆年間所編的《海棠記》，提到了作為文人騷客所重視的海棠，大致是唐以來才有的風尚，而《海棠記》，正由在洪雅中賞觀海棠的吟詠和詩會而引發，沈立作《海棠記》，追述海棠的歷史，同時，將眾友的海棠詩會的作品均附入，並另作五言百韻詩和四言詩一首，附載集中。其中編次詩句，仍有辭章彙編之風；而《牡丹記》的編纂，如蘇軾《牡丹記敘》所述：
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沈立）觀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明日，公出所集《牡丹記》十卷以示客，凡牡丹之見於傳記與栽植培養剝治之方，古今詠歌詩賦，下至怪奇小説皆在。余既觀花之極盛，與州人共游之樂，又得觀此書之精究博備，以為三者皆可紀，而公又求余文以冠於篇。[45]
在熙寧五年成書的《牡丹記》，沈立搜求了牡丹的掌故，栽培的方法，以及有關牡丹的詩歌吟詠與怪奇小説。較之早年的《海棠記》，增添了“栽培方式”與“怪奇小説”。怪奇小説在《文房四譜》這類早期譜録中即間或見載，而“栽培方法”的增添，恐怕是仁宗朝以來對於花藝人工的關注的結果。當然，有的宋代譜録的作者，對於栽培技藝是否應當納入譜録持有懷疑的態度，如劉蒙的《菊譜》所言，“掇接治療之方，栽培灌種之宜，宜觀于方冊而問於老圃，不待余言也”[46]，故而著力關注於品類的介紹。
伴隨著宋代吉金的出土，宋代金石學逐漸興起，士大夫以學問之態度，鑽研金石古器，追索拓片，觀摩古器，而金石圖譜之作與學術考辨，也隨之發展，收藏、著録與研究銅器之風漸盛。仁宗皇祐三年（1051），楊元明作《皇祐三館古器圖》，嘉祐八年（1063），劉敞作《先秦古器圖》，歐陽脩作《集古録》（跋尾存），神宗熙寧元年（1068），胡俛作《古器圖》（佚），哲宗元祐三年四年間（1088—1089），李公麟作《考古圖》，元祐六年（1091），李公麟作《周鑒圖》，元祐七年（1092），呂大臨作《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從仁宗朝至哲宗朝，士大夫對古物興趣的高漲，誕生了一系列的金石題跋與圖譜，而呂大臨《考古圖》保存圖像與銘文，兼録考釋，是私修金石圖譜中的集大成者。至徽宗朝，金石的私人收藏逐漸向內廷靠攏，黃伯思于大觀初年撰《博古圖説》，後來多為《宣和博古圖》所用，趙九成于崇寧三年至大觀二年撰《續考古圖》，王楚於政和中編《博古圖》，王黼奉撰《宣和博古圖録》。《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都是宣和年間由官方主持編纂的。官修譜録以官方的形式總結了北宋以來的出土與金石研究的成果，而載繪圖形的《宣和博古圖》的撰成，對於宋代禮器製作與復古之風有很大的影響。在仁宗朝起，印譜也逐漸出現，最早的印譜，當為楊克一所編《印格》，宣和時期，尚有《宣和印譜》，可惜均已散佚。
沈括於元祐年間撰的《夢溪忘懷録》與曾安止于紹聖元年（1094）撰成的《禾譜》，雖然在古代大多認為是農學著作，但亦具譜録性質。《夢溪忘懷録》條陳山居的飲食之方、器用之式、種藝之法，為閒適山居生活之器作譜[47]，而曾安止《禾譜序》述“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與茶之品，為經及譜，以誇於市肆。予以為農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48]，可見其將譜禾與譜牡丹、荔枝、茶等視作性質相似的譜録撰作。
總體看來，仁宗朝、哲宗朝，迄北宋末期，這一時期有七十餘部譜録的撰述，譜録撰述的種類、關懷的地域都有擴大。著作的群體，以士大夫為主，到後期，有官修的金石圖譜與御製的《大觀茶論》產生。居官與退隱，稱揚事物、辨析名類，都會觸動譜録的撰作。伴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譜録得到傳播與閱讀，甚至出現了托僞的“印本”的面世，而時人作譜，也會將為不同事物所作的譜録聯繫在一起，故而崇寧年間，劉蒙《菊譜》在開篇即言：
夫牡丹、荔枝、香、笋、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人皆譜録，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叙于左，以列諸譜之次。[49]
這段文字爲了自己《菊譜》的寫作空間尋覓理由，也是劉蒙對于北宋譜録所涉內容的總結。在編纂體例上，受歐陽脩《洛陽牡丹記》的影響，北宋的譜録寫作，也突破了早期故事辭章的纂事譜録的範圍，不僅關注被譜之物的相關知識與典故，並出現大量的融入興寄懷抱的作品。另外，補遺性的寫作與彙編性的譜録，都有出現，其中既包括傳抄、刊刻時將一部譜録附于另一部譜録之後，如丁謂《北苑茶録》後附劉异《北苑拾遺》，《荔枝譜》後附《荔枝故事》等，也出現了佚名所編《硯譜》彙編北宋衆多硯譜的情况。
三、南渡至南宋中期：譜録寫作的地緣變遷
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至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宋廷的南渡，給宋代譜録寫作帶來的不小的影響，江山格局的變化，地緣的變遷，所譜之物因爲地方風土而發生轉變。南渡之初，時人似乎無暇顧及譜録的寫作，較之仁宗朝至徽宗朝競相爲各類事物作譜的風氣而言，創作數量直綫下降。不過，在南渡初期的筆記體寫作中，仍然有不少內容，涉及到了兩宋之際的名物、考訂，如朱弁《曲洧舊聞》中，引用張能臣“嘗記天下酒名”的《酒名記》，又載張峋《（洛陽）花譜》一事；吴曾《能改齋漫録》中，記録下了北宋李述《慶曆花品》、鄭熊《芍藥譜》、孔武仲《芍藥譜》、丘濬《牡丹榮辱志》等，何薳的《春渚紀聞》中，有集中的“記墨”一篇談墨。至中興時期，陸游、范成大等作牡丹、菊、梅的譜録，在一定程度上，才重新開啓了譜録寫作的風氣。
南宋初的文房譜録，相對寂寥。南渡初年，有《端溪硯譜》之作，然而到了淳熙年間，時人已不能知曉高宗朝時撰成的《端溪硯譜》的作者爲誰。紹興三十年，洪适任職新安，而當地正是歙硯的出産地。出于對地方物産的重視和文化的推廣，洪适重新刊刻了幾部文房、硯譜，包括蘇易簡的《文房四譜》，以及唐積的《歙硯圖譜》，《歙硯説》，《辨歙石説》等。舊書的再付梓，對于譜録的流傳，起到了推廣作用。隨後，乾道年間，李洪作《續文房四譜》，不過，此書不傳，無法瞭解李洪從什麽角度切入紙墨筆硯諸譜的續補工作。
靖康二年，僧祖秀經過汴京的艮岳舊地，作《華陽宮記》，追記北宋丘壑池館之勝，而推源故土淪陷之因，其中記録了宣和年間艮岳各石的榜題，後來被拆出爲《宣和石譜》。杜綰的《雲林石譜》，書中所用的地名有“江寧府”、“荊南府”，而江寧府之名，僅高宗建炎元年至三年（1127—1129）使用，之後改用“建康府”，荊南府之名，建炎四年（1130）置而紹興五年（1135）罷[50]，兩者似有齟齬，可能書不成于一時，在建炎元年（1127）至孔傳紹興三年（1133）作序之間成書，其中彙載了八十二個府州郡縣的産石，涉及了浙江、湖南、河南、山東、湖北、江蘇、四川等地區，而山東、河南等地的石品記録，在南渡之後已然無法觸及，所以，這部書從廣義上，也當歸爲北宋時期以來知識積累的産物。
葉庭珪在紹興二十一年（1151）任泉州軍州事，兼管舶司之事，故得以接觸外域入貢之蕃香，作《南蕃香譜》，又名《葉氏香譜》，所譜當爲南蕃進貢之香。《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録解題》都著録了一部侯氏所撰《萱堂香譜》，不過這部譜録的情况不詳，在南宋末年陳敬《新纂香譜》中亦未見徵引，可能到南宋末期便已亡佚。
茶譜方面，南宋時期的數量上明顯不及北宋。紹興年間，桑莊撰《茹芝續茶譜》，記天台茶，是宋代僅見的茶譜中記載建安以外産茶地的譜録。紹興年間，又有王端禮《茶譜》[51]，不過這部書的記載出處較晚，是否真有其書仍有存疑。熊蕃的《宣和北苑貢茶録》，由其子熊克在淳熙九年（1182）增補了團茶的圖繪形制、尺寸及熊蕃的《茶貢歌》十首之後刊刻。其後坊間又有記載南宋北苑修貢的數量、綱次的《北苑修貢録》流傳。在淳熙十三年（1186），趙汝礪取坊刻本《北苑修貢録》中的對于貢茶數量、綱次的記載，並增補內容，撰爲《北苑別録》，其中詳細記叙了南宋御園、開焙、采茶、揀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過黃的流程，録綱次，記開佘、外焙等等的內容，是南宋淳熙年間北苑茶最爲詳盡的記載。這部《北苑別録》，附刊在熊克撰、熊蕃增补的《宣和北苑貢茶録》之後。紹興二十四年成書的王灼《糖霜譜》，爲記叙遂寧冰糖製作工藝的譜録。書分七篇，原委第一，叙唐代創糖霜之事。隨後討論種蔗、造糖之器、結霜之法，糖霜或結或不結之故，及宣和中供御諸事，最後則言糖霜之性味及製食諸法也。這部關于糖霜（冰糖）工藝的譜録的著作，其述作緣由，也源自于家鄉出産的自豪感，成書之後，《糖霜譜》還被摘引入洪邁的《容齋隨筆》之中[52]。
從北宋到南宋，花木譜録的寫作重心的轉變尤其明顯。與北宋末年劉蒙《菊譜》“中州物産”萃于洛陽園圃中不同，宋廷南渡，花卉譜録所譜寫的對象，變得日益局促，往往是小園品種的記録，而難復北宋的賞花盛事。在譜録寫作對象上，北宋時期牡丹譜較多，而南宋時期，其他花卉的譜録不斷出現，牡丹譜已不復輝煌，僅有陸游《天彭牡丹譜》、胡元質的《成都牡丹記》、以及任璹的《彭門花譜》，所譜寫的，均爲蜀地成都、彭州的牡丹。其中，任璹其人不詳，此譜的寫作時間也難以考訂。陸游的《天彭牡丹譜》作于淳熙五年（1178），時范成大爲四川制置使，陸游于幕中任參議官，記蜀中牡丹風俗，以爲“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而“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將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53]來緬懷北宋承平年代的盛景，而整部譜録的寫法，效法歐陽脩的《洛陽牡丹記》，以“花品序”、“花釋名”、“風俗記”三篇命名。胡元質的《成都牡丹記》（又名《牡丹譜》）約作于淳熙年間任四川制置使時，應當是爲編纂蜀地地志的《成都古今集記》的續編《成都古今丁記》而作，故而專述蜀地牡丹的興盛歷史，兼顧了成都、彭門的牡丹起源。江南的梅花在南宋時期得到了較高的評價，范成大在淳熙年間作《梅譜》，所譜梅花爲移栽至范村的吴中地區的各種梅花的品種：
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于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于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54]
范成大《梅譜》叙述以外，紹熙五年（1194）張鎡作《玉照堂梅品》[55]，爲游戲之作，對于品評“賞梅”這一雅事作譜。菊譜在南宋的寫作，也較爲興盛，淳熙二年（1175）史正志作《史老圃菊譜》，以爲“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笋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與？”[56]其實在南渡以前，文保雍、劉蒙便已作《菊譜》，或許是因爲當時流傳不廣，史正志並未閱讀到，故而以爲自己的著述是開譜菊風氣之先，其後淳熙十三年（1186），范成大作《菊譜》，譜寫自己所居范村之菊。在南宋當時，范成大的《梅譜》與《菊譜》有以合刊本《范村梅菊譜》形式流傳的版本。《梅譜》、《菊譜》所涉均爲吴地范村的梅菊，范成大還將這兩部譜録節録收入自己編的《吴郡志》。《范村梅菊譜》中所譜，均以私園種植爲限，譜録撰寫不强求全備，是對于居所賞花怡然自得的情趣的抒發。另外，胡融的《圖形菊譜》，作爲繪圖菊譜，撰于紹熙二年（1191），但後來亡佚，只有史鑄《百菊集譜》中有部分文字摘録。淳熙十一年（1184），游九言有《麗春花譜》，爲金陵的罌粟別種麗春花立譜。
北宋之時，荔枝譜録十分繁盛，而到南宋之時，果木的譜録一度寂寥，而因爲官宦生涯，使韓彥直瞭解了本來並不熟悉的永嘉之橘，爲橘作譜。與橘邂逅的過程，韓彥直如是叙述道：
去年秋，把麾此來，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從遠游，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减荔子，荔子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有譜橘者。子愛橘甚，橘若有待于子，不可以辭。”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于歐陽公、蔡公之後，亦有以表見溫之學者，足以誇天下而不獨在夫橘爾。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彥直序。[57]
韓彥直的《永嘉橘録》，以比肩北宋荔枝、牡丹、芍藥諸譜爲目標，以平實文風載柑品八，橙品一，橘品十八，並以泥山乳相爲第一，並言種植之法，總結栽培經驗。
這一時期的農譜，則有陸游的《禾譜》與曾之謹的《農器譜》。陸游《秋懷》曾自誇“身嘗著《禾譜》，兒解讀農書。”[58]似是曾有《禾譜》一類的著述，然而此書不見書目、文集之中，如果真的撰作，則未像《天彭牡丹譜》一般收入《渭南文集》，導致了後來的亡佚。曾之謹的《農器譜》的撰述，源于曾伯祖曾安止作《禾譜》而不譜農器，而蘇軾所作的《秧馬歌》，觸動他補寫《農器譜》。
南宋以來，朝廷播遷，疆域面積的縮小，中原故土不在，金石器物的出土大爲减少，而北宋朝廷曾經擁有的禮器與金石收藏等，大多散佚，雖然南宋朝廷一直在開展古器的收集與徵召活動，但與北宋相較大大匱乏，缺乏足够的資本使得金石圖譜之著作大爲减少，宋代金石學開始轉向銘文字形研究爲主。《紹興內府古器評》是對紹興時期內府古器的簡單總結，但僅著録文字，不見圖樣[59]，而薛尚功紹興十四年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是南宋金石學轉向款識研究的體現。
總體看來，歐陽脩的《牡丹譜》、蔡襄的《荔枝譜》，在南宋已然成爲譜録中的經典。南渡以後，譜録的作者，追憶著北宋承平年代的盛事，不少譜録作者，也希望自己的譜録能比肩北宋的巨著。宋廷南渡使得文人所看到的世界發生了重要的轉變，一是整體視角從北方轉向南方，撰寫的品類更具有南方的地域性，比如花木這類譜録上就出現了明顯的重心偏移；二是占有的資料受到極大的限制，反而造成了譜録方向的轉變。
四、宋季時期：集大成的彙纂譜録高峰
從宋寧宗慶元年（1195），至南宋滅亡，是宋代彙纂集成式譜録編纂的高峰。這一時期從整體上説來，仍然有不少新的單譜的誕生，但彙總前賢譜録而成的彙纂集成式譜録在這一階段顯得十分耀眼。這種譜録的編纂有一個顯著的變化，便是在譜録中往往專設詩文類目，彙集與被譜之物相關的詩文吟咏。這種變化，使譜録回歸了類書式的辭章彙聚式的風格，而失却了北宋中期以來成一家之言曲盡物態的譜録撰寫的格調。咸淳九年（1273年）左圭刊《百川學海》，以叢書的形式收録了不少宋代譜録、筆記、詩話著作，《百川學海》的編纂，對保存宋代譜録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一階段右圖左史式的圖贊式譜録也引人注目。
在這一時期，並非彙纂體例的單譜，包括嘉定四年（1211）高似孫的《蟹略》和高似孫嘉定年間所編的《竹史》、嘉定癸未（1213）沈競《菊譜》、紹定三年（1233）趙時庚《金漳蘭譜》、淳祐二年（1242）馬揖《菊譜》、淳祐五年陳仁玉《菌譜》、淳祐七年王貴學《王氏蘭譜》、理宗朝林洪編《山家清供》、約度宗朝陳達叟編的《本心齋疏食譜》等。另外，袁説友慶元五年（1199）與僚属一起編《（慶元）成都志》時，曾撰《器物譜》、《箋紙譜》、《蜀錦譜》、《錢幣譜》、《楮幣譜》等[60]，並在《（慶元）成都志》中收入了胡元質的《牡丹譜》。周必大的《玉蕊辨證》作于慶元二年（1196），慶元四年正月，又有續補，原出自于周必大《文忠集》之《雜著》，著眼于判斷瓊花與玉蕊花是否爲一物的考證，本非譜録，後來爲毛晋刻入《津逮秘書》而單篇流傳，故《四庫全書總目》列入譜録類存目，其實與一般的譜録仍然有所區別。高似孫的《竹史》僅見于史鑄《百菊集譜》中徵引書名，而所作《蟹略》，是沿襲傅肱的《蟹譜》而加以補充，是略作分類之後，裒輯典章、詩文爲主，對傅肱《蟹譜》條目略加節略，並補充了大量與蟹相關的詩文，包括高似孫自己的作品等。沈競《菊譜》、馬揖《菊譜》，均因部分條目摘引于後來史鑄的《百菊集譜》，而得以管窺。沈競《菊譜》中有《菊名》一篇，“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有者，總九十餘品”[61]，包括潜山朱新仲所種，舒州、潜江、臨安、婺、浙、金陵、臨安等地的菊花，並且有沈競在吴門、豫章尋訪藝菊經歷的介紹。馬揖的《菊譜》中有“晚香堂品類”，馬揖另有《晚香堂菊花百咏》，不過史鑄《百菊集譜》中對馬揖《菊譜》輯録較少，且去除了與之前譜録重複的部分，較難瞭解原貌。陳仁玉《菌譜》是爲天台所産菌類作的譜録，並簡述關于菌之用和誤食毒菌解毒的事宜。趙時庚的《金漳蘭譜》叙蘭容質第一，品蘭高下第二、天下愛養第三、堅性封植第四，灌溉得宜第五；而王貴學《王氏蘭譜》設品第三等第一、灌溉之候第二、分拆之法第三、沙泥之宜第四、愛養之地第五，品蘭之産第六，這兩部《蘭譜》，都分類詳細討論以福建漳州爲主的地區的藝蘭之法，謹而有法。這些譜録的撰述之體，注重被譜之物的實際狀態，條目設置，較爲謹嚴。《山家清供》、《本心齋疏食譜》則是兩部山居食譜，前者以散文寫作，較爲散淡，後者用韵語體式，筆調凝練。這一時期，還有少量的印譜，如王厚之的《漢晋印章圖譜》、顔叔夏的《古印譜》、姜夔的《集古印譜》等。寧宗朝官修的《慶元嘉定古器圖》，是南宋館閣對古器物收集和整理中的一個總結，慶元四年（1198）與嘉定六年（1213），分兩次效法《宣和博古圖録》的方式整理館閣收藏古器物，繪畫圖形，摹寫款識而成，然而這部圖譜已經佚失，整體而言，南宋的金石學因爲古器的缺乏而無法與北宋的成就相頡頏。另外，可能成于“掌公帑者”的《百寶總珍集》一書[62]，記載了一百條宋代寶貨辨疑的韵語和説解，用語俚俗，頗具市井氣，而書中稱高、孝、光三朝廟號，當為這個時期彙品衆物的譜録。
彙纂集成式的譜録，在這一階段包括書商攢聚合刊而成的《牡丹芍藥花品》，嘉定癸未（1223）成書的高似孫的《硯箋》，初刊于淳祐二年（1242）、續補于淳祐十年（1250）史鑄編《百菊集譜》，開慶元年（1259）陳思編的《海棠譜》、宋末元初陳敬彙纂十一家書而成的《陳氏香譜》。另外，屬類書但收録了衆多花卉、果木等譜録、資料、詩文的陳景沂的《全芳備祖》，是在寶祐四年（1256）編成的，也在這一時段誕生。《牡丹芍藥花品》，據《直齋書録解題》，“録歐公及仲林等諸家《牡丹譜》、孔常甫《芍藥譜》，共爲一篇”，可見是當時書商編纂的一部彙聚之前牡丹與芍藥花譜的叢書性質的彙編本譜録。高似孫的《硯箋》，對北宋以來大量的譜録予以系統化的整理，並加入了而不少詩文、筆記的材料，依産地而列，最後留一卷專録詩文。《百菊集譜》是史鑄潜心收集各類菊譜而粹于一編的結果，而在刊刻該書的過程中，又不斷加入新收集到的譜録資料，導致該書的體例前後並不統一，但黽勉彙集的精神，却可以管窺。《海棠譜》較之于一般的譜録有所區別，這部譜録並未研討海棠的品類，而以“譜”命名，成于書商之手，薈萃了之前沈立《海棠記》和南宋以來的部分農書、筆記等。陳敬《香譜》中所引用的衆多的資料，除了沈立《香譜》、洪芻《香譜》、顔博文《香史》、葉庭珪《南蕃香録》以外，武岡公庫《香譜》、張子敬《續香譜》、潜齋《香譜拾遺》這三部香譜的成書時代不可考，可能是南宋時期的香譜。
宋季誕生圖贊式圖譜，采用右圖左史氏的排布，先列圖，後贊語。這類圖譜包括成書于嘉熙元年（1237）林洪的《文房圖贊》，寶祐二年（1254）的羅先登的《續文房圖贊》，和咸淳己巳（1269）已成書的《茶具圖贊》。《文房圖贊》由林洪撰寫，淳祐十年（1251）趙希弁刊《郡齋讀書志附志》時，已著録此書，可見當時書籍流通較廣。書中共十八條，效法韓愈《毛穎傳》，將文房用具十八種擬爲十八學士，各自設立官職，分別爲毛中書（筆）、燕正言（墨）、楮待制（紙）、石端明（硯）、水中丞（水盛）、貝光祿（砑光用貝光）、石架閣（山形筆擱）、邊都護（鎮紙）、黎司直（木界尺）、刁吏書（書刀）、竺秘閣（竹壁擱）、曹直院（筆托）、方正字（界絲所用界尺）、齊司封（剪刀）、胡都統（糊斗）、印書記（印章）、黃秘書（圖書匣）、盤都承（承盤），每一物件，喻史法于其中，又取諧音爲姓氏，官名兼及功用，體現文人審美雅趣。逐一配圖，後附贊語的形式，開創了圖贊譜録簡而有法的寫作範式。林洪的《文房圖贊》原有官、圖、贊，度宗咸淳年間人倦閑秘書，爲《文房圖贊》書前增名、字、號，成“圖贊十八學士姓名字號”[63]。林洪之書撰成後不久，羅先登于爲林洪書作續編，成《續文房圖贊》，此書今傳本有羅先登寶祐二年序、樊士寬序[64]，從羅先登、樊士寬兩篇序言來看，《續文房圖贊》的成書過程，一共分爲三階段，羅先登的《續文房圖贊》分兩次成書，其後有元代王東的增補。羅先登在寶祐二年（1254）先續補林洪《文房圖贊》中未涉及的十物，封以官，作贊語，凑成二十八的淩雲臺之數[65]，包括朱檢正（朱丹）、木奉使（簡版）、平待制（硯屏）、明詔使（燈）、房刺史（卷匣）、廉護軍（書衣簾）、高閣學（書架）、㯶將軍（帚）、石鼓院（石鎮紙）、利通直（錐）；在內容上，對《文房圖贊》也有呼應，如“朱檢正”下贊語言“朱與墨氏，實同塗異用，世以朱墨並稱，朝家以墨位上卿，先拜正言，而朱尚置散地”，正用林洪《文房圖贊》中“燕正言”指“墨”之官職。稍後，羅先登又增八物，僅有號，無官，以爲“予于文房四七之際，得八人焉，茲八人者，在晋室間，目爲同堂合席之交，然皆高尚其事，不屑仕進，號爲八仙。”[66]後八物是堪與文房之物同堂合席之雅物，不屑仕進，故不設官職，號爲“八仙”，分別爲清音居士（琴）、爛柯仙客（棋）、豐城隱居（劍）、圓明上座（鏡）、瞿圃老人（箭）、玉川先生（茶）、介石高士（盆石）、香山道人（香爐）。羅先登時已完成了書的主體部分，在宋末元初傳有石本，元代王東得《續文房圖贊》，仿倦閑秘書之例，增補了書前的《圖贊續集姓名字號》，增補的字號之類，在《續文房圖贊》的正文的贊語之中，並無呼應，而如“介石高士”，擬爲“（姓）水，（名）函，（字）子方”，以爲是“水函”，從圖與贊語來看，“介石高士”應當爲搭配有植株的盆石，而非水函，這也可以看出書前的增補，與《續文房圖贊》並非同時成書，意見上有所不同。總體説來，羅先登續林洪的《文房圖贊》，凑成“四七”淩雲臺之數，而又開闢無心仕進之“八仙”，設意巧妙，亦可觀察時人對于文房之物品性之考察。
審安老人咸淳年間録“十二先生名諱字號”的《茶具圖贊》，是第一部圖贊式茶具圖譜，根據茶具的特性和功用，設立官職，繫以贊辭，包括韋鴻臚（竹爐）、木待制（木茶錘）、金法曹（銅茶碾）、石轉運（石茶磨）、胡員外（葫蘆瓢杓）、羅樞密（籮篩）、宗從事（椶茶帚）、漆雕秘閣（漆繪盞托）、陶寶文（陶茶盞）、湯提點（湯瓶）、竺副帥（竹茶筅）、司職方（絲茶巾）。這三部圖譜，均取官爵、字號之諧音爲喻，用圖贊的形式，生動地展現了當時點茶的茶事之器具。
這一時期，譜録的編纂者，有書商之流的攢集譜録，也有隱逸文人借譜録抒發閑情逸致，而之前對宋代譜録創作起到較大推動作用的士大夫之流，很少有譜録著述。
在宋代，譜録撰作勃興，涌現出了多種多樣的譜録著作，涉及的門類廣泛，撰作的體例也並不完全一致，有宋一代，可考的譜録著作有近一百七十餘部。譜録的編撰目的各不相同；撰人的身份亦多種多樣。與宋代以前拘泥于客觀物象、介紹功能、彙集典故爲主而零星散見的譜録相比，宋代譜録開拓了可譜之物的範圍，傾注了宋人的審美觀照，而在不同階段亦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
附：宋代譜録年代簡表
譜録名 | 又名 | 年代 | 著者 |
廣中荔枝譜 | 開寶四年至七年（971—974） | 鄭熊 | |
竹譜 | 太平興國三年至八年（978—983） | 錢昱 | |
笋譜 | 太平興國三年至八年（978—983） | 贊寧 | |
越中牡丹花品 | 花品、花品記、越中牡丹花 | 雍熙三年（986） | 仲休 |
文房四譜 | 雍熙三年（986） | 蘇易簡 | |
玉璽記 | 至道玉璽記，傳國璽譜 | 至道三年（997） | 鄭文寶 |
北苑茶録 | 北苑茶經、建安茶録 | 淳化至道年間（994—997） | 丁謂 |
陶岳貨泉録 | 貨錢録 | 大中祥符五年（1012）左右 | 陶岳 |
續文房四譜 | 不詳 | 蘇耆 （987—1035） | |
補茶經 | 茶苑總録（《輿地紀勝》引周絳《茶苑總録》） | 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 | 周絳 |
天香傳 | 乾興元年至天聖三年（1022—1025） | 丁謂 | |
范尚書牡丹譜 | 北宋中期以前 | 范氏 | |
花木録 | 花木編、花目録 | 約景祐以前 | 張宗誨 |
冀王宮花品 | 冀王宮牡丹品第 | 景祐元年（1034） | 趙守節 |
洛陽牡丹記 | 洛陽牡丹譜，牡丹譜 | 景祐二年（1035） | 歐陽脩 |
北苑拾遺 | 慶曆元年（1041） | 劉异 | |
吴中花品 | 慶曆花譜、慶曆花品 | 慶曆五年（1045） | 李述 |
海棠記 | 慶曆年間（1041—1048） | 沈立 | |
桐譜 | 皇祐元年(1049)起撰，約皇祐三年（1051）後成書 | 陳翥 | |
皇祐三館古器圖 | 皇祐三年（1051） | 楊元明 | |
茶録 | 蔡氏茶録，試茶録 | 皇祐三年（1051） | 蔡襄 |
述煮茶泉品 | 煮茶泉品 | 仁宗朝（1023—1053） | 葉清臣 |
洛陽貴尚録 | 慶曆元年至慶曆四年（1041—1044）之間，或皇祐年間（1049—1054） | 丘濬 | |
牡丹榮辱志 | 慶曆元年至慶曆四年（1041—1044）之間，或皇祐年間（1049—1054） | 丘濬 | |
荔枝譜 | 荔枝新譜 | 嘉祐四年（1059） | 蔡襄 |
蟹譜 | 嘉祐四年（1059） | 傅肱 | |
莆田荔枝譜 | 嘉祐四年（1059） | 徐師閔 | |
荔枝故事 | 嘉祐四年（1059）之後 | 不詳（《直齋》，《宋志》），一説蔡襄（《郡齋》） | |
先秦古器圖 | 先秦古器記 | 嘉祐七年、八年（1062、 1063） | 劉敞 |
墨譜 | 墨説 | 嘉祐八年（1063） | 蔡襄 |
硯録 | 硯譜，北海公硯録 | 嘉祐八年至治平元年（1063—1064） | 唐詢 |
硯譜 | 歐陽公硯譜 | 嘉祐六年—治平四年（1061—1067） | 歐陽脩 |
古器圖 | 熙寧元年（1068） | 胡俛 | |
牡丹記 | 熙寧五年（1072） | 沈立 | |
芍藥譜 | 揚州芍藥譜 | 熙寧六年（1073） | 劉攽 |
歙州硯譜 | 歙硯圖譜，歙硯譜、歙州硯圖 | 始于治平丙午（1066），成書于熙寧七年（1074） | 唐積 |
香譜 | 沈氏香譜 | 熙寧三年（1074）以前 | 沈立 |
增城荔枝譜 | 熙寧九年（1076） | 張宗閔 | |
揚州芍藥譜 | 芍藥譜 | 熙寧九年（1076）之後 | 王觀 |
錦譜 | 熙寧年間（1068—1077） | 沈立 | |
墨譜 | 熙寧年間（1068—1077） | 黃秉 | |
茶苑總録 | 北苑總録，茶總録 | 熙寧年間（1068—1077） | 曾伉 |
葉嘉傳 | 熙寧年間（1068—1077） | 蘇軾 | |
荔枝録 | 元豐元年（1078） | 曾鞏 | |
芍藥譜 | 揚州芍藥譜，芍藥圖序 | 元豐三年（1080）左右 | 孔武仲 |
洛陽花木記 | 洛陽花木譜 | 元豐五年（1082） | 周師厚 |
酒譜 | 酒録 | 元豐七年（1084） | 竇苹 |
東溪試茶録 | 東溪茶録，試茶録 | 不晚于呂惠卿之書 | 宋子安 |
錢氏錢譜 | 元豐年間（1085）之後 | 不詳 | |
洛陽花譜 | 花譜 | 元祐元年（1086） | 張峋 |
李伯時古器圖 | 李伯時考古圖 | 元祐初（1086—） | 李公麟 |
呂惠卿建安茶記 | 建安茶用記 | 元祐四年（1089） | 呂惠卿 |
硯史 | 不詳（約1090） | 米芾 | |
周鑒圖 | 元祐六年（1091） | 李公麟 | |
考古圖 | 元祐七年（1092） | 呂大臨 | |
東坡酒經 | 紹聖元年（1094） | 蘇軾 | |
山居忘懷録 | 夢溪忘懷録；志懷録 | 元祐三年至元祐末（1088—1094） | 沈括 |
品茶要録 | 元祐年間（1086—1094） | 黃儒 | |
竹譜 | 竹書 | 元祐年間（1086—1094） | 吴良輔 |
錢寶録 | 紹聖元年（1094）以前 | 金光襲 | |
茶論 | 元祐三年至紹聖二年（1088—1095） | 沈括 | |
禾譜 | 紹聖元年（1094） | 曾安止 | |
董彥遠錢譜 | 續錢譜，錢譜 | 紹聖元年（1094） | 董逌 |
玉璽議 | 紹聖四年（1097） | 疑爲李公麟 | |
李孝美錢譜 | 錢譜，歷代錢譜 | 紹聖年間（1094—1098） | 李孝美 |
花藥草木譜 | 紹聖年間（1094—1098） | 歐陽棐 | |
墨譜法式 | 墨譜；墨苑 | 紹聖二年（1095） | 李孝美 |
墨譜 | 熙寧紹聖間（1068—1098）左右 | 趙寅 | |
菊譜 | 約哲宗朝（1086—1100） | 文保雍 | |
印格 | 集古印格，圖書譜（張耒序） | 約哲宗朝（1086—1100） | 楊克一 |
蒙頂茶記 | 約神宗、哲宗朝（1068—1100） | 王庠 | |
建安茶録 | 建安茶記 | 約北宋哲宗朝之後 | 呂仲吉 |
壑源茶録 | 崇寧二年（1103）左右 | 章炳文 | |
菊譜 | 劉氏菊譜 | 崇寧三年（1104） | 劉蒙 |
續考古圖 | 崇寧三年至大觀二年（1104—1108） | 趙九成 | |
大觀茶論 | 聖宋茶論 | 大觀元年（1107） | 宋徽宗趙佶 |
博古圖説 | 古器説 | 大觀初（1107左右） | 黃伯思 |
硯譜 | 不晚於崇寧大觀（1102—1110） | 不詳 | |
茶山節對 | 政和六年（1116）之前 | 蔡宗顔 | |
茶譜遺事 | 政和六年（1116）之前 | 蔡宗顔 | |
北山酒經 | 酒經，無求子酒經，大隱翁酒經 | 政和七年（1117）左右 | 朱肱（字翼中，號無求子，大隱翁） |
續酒經 | 續北山酒經；李北山續酒經（《澹生堂藏書目》，誤題北山爲李保之號）；《讀北山酒經》（商務本《説郛》） | 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 | 李保 |
博古圖 | 政和中1111—1118 | 王楚 | |
龍焙美成茶録 | 宣和元年至三年（1119—1121） | 范逵 | |
宣和博古録 | 宣和博古圖，宣和博古圖説，宣和重修博古圖録 | 宣和五年至七年（1123—1126） | 王黼 |
宣和印譜 | 宣和譜 | 宣和年間（1119—1125） | 不詳 |
香譜 | 洪氏香譜 | 宣和年間（1119—1125） | 洪芻 |
宣和北苑貢茶録 | 宣和貢茶經，北苑貢茶録 | 宣和年間（1119—1125） | 熊蕃撰（後有熊克續補） |
促織論 | 宣和年間（1119—1125） | 不詳 | |
香史 | 顔氏香史 | 北宋政和七年至宣和年間（1117—1125） | 顔博文 |
晏氏辨古圖 | 晏氏鼎彝譜 | 徽宗朝（1100—1126） | 晏溥 |
酒名記 | 徽宗朝末年所記 | 張能臣 | |
歐公《牡丹譜》丁晋公《續花譜》 | 北宋印本 | （托名）歐陽脩、丁謂 | |
接花圖
| 四時栽接記；四時栽接花果圖 | 不詳，最晚不晚于北宋，後來或有增益。 | 不詳 |
墨經 | 晁氏墨經 | 建炎三年（1129）以前 | 晁説之 |
宣和石譜 | 南宋初（1127）之後 | 祖秀 | |
墨記 | 南宋初（1127）之後 | 何薳 | |
嘯堂集古録 | 嘯臺集古録（《文獻通考》） | 紹興前後（1131？） | 王俅 |
雲林石譜 | 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年（1127—1133） | 杜綰 | |
端溪硯譜 | 端硯譜 | 靖康元年至紹興五年（1126—1135） | 不詳；葉樾（訂），榮芑跋 |
資古紹志集 | 紹興十二年（1142）以前 | 胡世將 | |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 鐘鼎款識，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 紹興十四年（1144）以前 | 薛尚功 |
北苑煎茶法 | 紹興十八年（1148）以前 | 不詳 | |
洪氏泉志 | 洪遵泉志；錢志 | 紹興十九年（1149） | 洪遵 |
石鼓文考 | 紹興二十年（1150）左右 | 鄭樵 | |
南蕃香録 | 葉庭珪香録，葉氏香譜 | 紹興二十一年（1151） | 葉庭珪 |
糖霜譜 | 糖冰譜 | 紹興二十四年（1154）之前 | 王灼 |
江都花品 | 不晚于紹興二十七年（1157） | 不詳 | |
于公甫古今泉貨圖 | 不晚于紹興二十七年（1157） | 于公甫 | |
歙硯説 | 紹興三十年（1160）以前 | 不詳（《説郛》托僞曹繼善） | |
辨歙石説 | 紹興三十年（1160）以前 | 不詳（《説郛》托僞曹繼善） | |
茹芝續茶譜 | 紹興年間（1131—1162） | 桑莊 | |
茶譜 | 紹興三十二年（1162）以前 | 王端禮 | |
續文房四譜 | 乾道年間（1165—1173） | 李洪，書中自署：柯田山樵 | |
菊譜 | 史氏菊譜；史老圃菊譜 | 淳熙二年（1175） | 史正志 |
天彭牡丹譜 | 淳熙五年（1178） | 陸游 | |
橘録 | 永嘉橘録 | 淳熙五年（1178） | 韓彥直 |
牡丹譜 | 淳熙七年（1180） | 胡元質 | |
宣和北苑貢茶録 | 宣和貢茶經；宣和貢茶録 | 宣和年間（1119—1125），淳熙九年（1182）續補 | 熊蕃，熊克續補 |
麗春花譜 | 淳熙十一年（1184） | 游九言 | |
范村菊譜 | 石湖菊譜、范村菊譜 | 淳熙十三年（1186） | 范成大 |
范村梅譜 | 梅譜 | 淳熙十三年（1186）左右 | 范成大 |
禾譜 | 約淳熙年間（1174—1189） | 陸游 | |
北苑修貢録 | 南宋淳熙元年至十三年（1174—1186）刊刻，成書不晚于此時 | 不詳 | |
北苑別録 | 淳熙丙午（淳熙十三年，1186） | 趙汝礪 | |
圖形菊譜 | 紹熙二年（1191） | 胡融 | |
農器譜 | 不晚于紹熙四年（1193） | 曾之謹 | |
璇璣圖記 | 不晚于紹熙四年（1193） | 不詳 | |
石鼓文譜 | 不晚于紹熙四年（1193） | 不詳 | |
八寶記 | 不晚于紹熙四年（1193） | 不詳 | |
萱堂香譜 | 萱堂香録（《直齋》） | 不晚于紹熙四年（1193） | 侯氏（不詳名字） |
玉璽譜 | 秦傳玉璽譜 | 不晚于紹熙四年（1193） | 崔逢，嚴士元，魏損 |
梅品 | 玉照堂梅品 | 紹熙五年（1194） | 張鎡 |
玉蕊辨證 | 唐昌玉蕊辨證 | 慶元二年（1196），慶元四年（1198）續補 | 周必大 |
楮幣譜 | 慶元五年（1199） | 袁説友 | |
蜀錦譜 | 慶元五年（1199） | 袁説友 | |
箋紙譜 | 慶元五年（1199） | 袁説友 | |
器物譜 | 慶元五年（1199） | 袁説友 | |
漢晋印章圖譜 | 復齋印譜 | 慶元前後（1195—1200） | 王厚之 |
蟹略 | 嘉定四年（1211） | 高似孫 | |
菊譜 | 嘉定癸酉（1213） | 沈競 | |
古印譜 | 不詳 | 顔叔夏 | |
集古印譜 | 嘉定十四年（1221）之前 | 薑夔 | |
閑堂雜記 | 嘉定十六年（1223）之前 | 不詳 | |
竹史 | 約嘉定十六年（1223） | 高似孫 | |
硯箋 | 嘉定十六年（1223） | 高似孫 | |
觴政述 | 嘉定十七年（1224） | 趙與時 | |
慶元嘉定古器圖 | 寧宗朝（1195—1224） | 不詳 | |
百寶總珍集 | （節略本：《寶貨辨疑》） | 寧宗朝（1194—1224） | 掌公帑者 |
金漳蘭譜 | 紹定六年（1233） | 趙時庚 | |
香嚴三昧 | 端平元年（1234）之前 | 不詳 | |
牡丹芍藥花品 | 端平元年（1234）之前 | 不詳 | |
文房圖贊 | 嘉熙元年（1237） | 林洪 | |
酒譜 | 淳祐元年（1241）之前 | 葛澧 | |
菊譜 | 馬揖菊譜 | 淳祐二年（1242） | 馬揖 |
百菊集譜 | 淳祐二年（1242）初刊，後又補遺 | 史鑄 | |
菌譜 | 淳祐五年（1245） | 陳仁玉 | |
王氏蘭譜 | 蘭譜 | 淳祐七年（1247） | 王貴學 |
續荔枝譜 | 淳祐八年（1248）之前 | 陳寺丞（名不詳） | |
續文房圖贊 | 文房圖贊續；續職方圖贊；續文房職方圖贊 | 寶祐二年（1254）；元元統二年（1334）增補 | 羅先登；王東 |
海棠譜 | 開慶元年（1259） | 陳思 | |
潜齋香譜拾遺 | 景定元年（1260）之前 | 不詳 | |
山家清供 | 理宗朝後期（1253—1264） | 林洪 | |
茶具圖贊 | 咸淳五年（1269）之前 | 不詳 | |
本心翁疏食譜 | 本心疏食譜 | 咸淳九年（1273）之前 | 陳達叟編 |
香譜 | 咸淳九年（1273）之前 | 佚名，《百川學海》所收，舊題“洪芻撰” | |
桐譜 | 南宋末年 | 丁黼 | |
武岡公庫香譜 | 南宋 | 不詳 | |
續香譜 | 南宋 | 張子敬 | |
是齋售用録 | 是齋售用 | 南宋 | 不詳 |
貨泉沿革 | 不詳 | 不詳 | |
彭門花譜 | 不詳 | 任璹 | |
端硯圖 | 不詳 | 不詳 | |
李氏墨經 | 不詳 | 李氏 | |
茶苑總録 | 不詳 | 不詳 | |
墨圖 | 不詳 | 不詳 | |
陳氏香譜 | 新纂香譜，香譜 | 宋末元初 | 陳敬 |
蘭譜奧法 | 不晚于元末 | 不詳 | |
秋蟲譜 | 促織經、蟲經、蟋蟀譜 | 不晚于明代中葉 | 托名賈似道 |
燕几圖 | 紹熙甲寅（紹熙無甲寅，托僞之書） | 托名黃伯思 |
*本文作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編輯。
[1]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2003年，第981頁。
[2]近年來，圍繞著譜録的討論與論文漸多，其中，與本文探討話題關係密切的，有王瑩《宋代譜録的勃興與名物審美的新境界》（鄭州大學學報，2014年9月）；吴雅婷《南宋中葉の知識ネットワーク——「譜録」類目の成立から―》（小二田章譯）（《南宋中葉的知識網路——從譜録類目的成立談起》），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研究報告第十集——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日］汲古书院，2015年7月）；董岑仕《〈遂初堂書目〉譜録類研究》，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5月）。
[3]關於譜録的標準和範疇，本文主要依據尤袤《遂初堂書目》“譜録類”標準而定，并參酌以《四庫全書總目》的“子部·譜録類”的標準。其中，《遂初堂書目》中尤袤對金石類著作的認識與對圖譜的歸類，值得著重關注。《遂初堂書目》在“譜録”類中著録金石泉貨的譜録，有王黼修《宣和博古圖録》、呂大臨《考古圖》、李公麟《古器圖》等，均爲金石圖譜類著作，而在《遂初堂書目》另有“目録”一門，收録了與歷史考證有關的金石題跋和金石目録，如歐陽脩《集古録》、趙明誠《金石録》等。尤袤將“目録”類的考證題跋與“譜録”類的圖畫譜録分開，一定程度上説明在尤袤的認識和判斷中，這兩類金石著作分屬兩類，意義不同，而這兩類書籍，共同構建起了宋代新興的金石學的書目輪廓。由此，本文所涉及的金石譜録，以帶圖的金石譜録為主，而金石題跋、目録並不闌入。另外，趙希鵠的《洞天清録》雜品眾物，陳景沂的《全芳備祖》薈萃眾花詩文等，也略具譜録性質，此處參酌《四庫全書總目》的歸類，一歸 “雜品”，一作“類書”，未納入討論。譜録的流傳，有原編原傳本與後人輯録單行本，不少譜録為明清時方才從筆記等中“割裂”而出的，本文依文獻流傳情況酌情處理，文末附“宋代譜録年代簡表”，表中從寬闌入了不少從筆記中割裂而出的譜録，而在論述中，則從嚴而論，以對宋代單行或宋人目録、文、筆記、題跋中提及的單書流傳的譜録為主。
[4]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十五，收入《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四冊，大象出版社，2012，第179頁。
[5]脱脱《宋史》卷四八〇《列傳》第二三九，中華書局，1985，第13915頁。錢昱為錢俶之子，文瑩《玉壶清话》載《竹譜》與《筍譜》為“在故國”所作，即吴越國時期寫（收入《湘山野録·續録·玉壺清話》，中華書局，2007年，第7頁。）不過，贊寧《筍譜》中所引用的范旻《邕管記》，即《邕管雜記》，為范旻開寶九年（976）至太平興國三年（978）寫就的關於宋代嶺南地區風俗記；且《竹譜》之後，《宋史·錢昱傳》隨即載“（錢昱）俄獻《太平興國録》”，吴越國太平興國三年（978）納地歸宋，《玉海》載錢昱獻《太平興國録》在太平興國八年（983），故從《宋史》説，以為此二書為吴越國入宋之後著。
[6]蘇易簡《文房四譜》序：“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茍致遠而不泥，庶亦幾於道也。矧書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泄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茍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尚言始末，成一家之説，況世為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秘府，遂檢尋前志，並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問之通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蘇易簡《文房四譜》卷首，十萬卷樓叢書本。
[7]徐鉉《文房四譜》序，蘇易簡《文房四譜》卷首，十萬卷樓叢書本。
[8]徐鉉《文房四譜》序，蘇易簡《文房四譜》卷首，十萬卷樓叢書本。
[9]吴淑《事類賦》成書經過，見王應麟《玉海·藝文志》“端拱《事類賦》”條，《事類賦》存南宋紹興刻本，其中自注共十七條明引《文房四譜》，其他條目，還有未明引為“《文房四譜》”但實自《文房四譜》中轉引的。《事類賦》起先名《一字題賦》，見吴淑《進注事類賦狀》，不過這個進表紹興刻本逸，見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劍光閣本《事類賦》卷首。
[10]朱長文《墨池編》二十卷本中的卷十九、二十，即為《文房四譜》的節録本，不過，這二卷中，還摻入了時代較晚的南宋王邁《臞軒集》之《筆銘》，並引了唐詢《硯録》。
[11]《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東坡四》：“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為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遍尋，初無此語，惟《硯録》云：‘余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於可與終身俱者，獨研而已。’則知遯齋所云誤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220頁。
[12]蘇舜欽《先公（蘇耆）墓誌銘》，《蘇學士集》卷十四。這部著作的具體寫作時間不詳，體例不知，因為僅見于蘇舜欽所作墓誌銘中，故於此附帶論及。
[13]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97頁。
[14]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34頁。
[15]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417頁。
[16]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35頁。
[17]王應麟《玉海》卷一八〇食貨“唐錢譜”條：陶岳撰《貨泉録》一卷，記五代諸侯擅改錢幣之由。
[18]脱脱《宋史》卷九八《禮制一》。王應麟《玉海》卷五六，記載在建隆三年（962）。
[19]王應麟《玉海》卷五六“建隆重集三禮圖 至道國子監三禮圖禮象”條。
[20] “周秦古器銘碑”条，出自翟耆年《籀史》，清守山閣叢書本。
[21]唐詢的《硯録》今不存單行本，但當時影響一時，在宋代屢見徵引。朱長文《墨池編》（二十卷本）卷十九有節引（六卷本《墨池編》載卷六）；另外，晁載之《續談助》中亦有唐詢《硯録》；北宋佚名所編《硯譜》（《百川學海本》）、南宋高似孫《硯箋》及宋元詩話、筆記中也有徵引。其中最爲完整的，見朱長文《墨池編》中所引。
[22]米芾《硯史》，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中國書店，2011，第705頁。
[23]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220頁。
[24]通常會將百川學海本《香譜》題爲“洪芻《香譜》”，不過經過筆者判斷，這部百川學海本《香譜》，應當是南宋時期編纂的另一部《香譜》，吸收了沈立《香譜》、洪芻《香譜》中的部分條目；但百川學海本的《香譜》的內容，與作爲節本的曾慥《類説》本洪芻《香後譜》已相去甚遠；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記洪芻《香譜》“集古今香法”中所舉五種香方，均不載百川本《香譜》，故而百川本《香譜》應當並非洪芻《香譜》，而洪芻《香譜》已佚，僅部分條目見于陳敬《香譜》等引。
[25]陳敬《陳氏香譜》卷四丁謂《天香傳》，收入《香譜（二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第241頁。
[26]陳敬《陳氏香譜》卷二“百刻篆圖”條：“昔嘗撰《香譜序》，百刻香印未詳，廣徳吴正仲製其篆刻并香法，見貺，較之頗精審，非雅才妙思，孰能至是，因刻于石，傳諸好事者。熙寧甲寅歲仲春二日右諫議大夫知宣城郡沈立題”，（《香譜（二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第108頁。）可知《香譜》一書，當撰于熙寧甲寅（1074）之前，當時書中無“百刻篆”條詳叙。
[27]見陳敬《陳氏香譜》及明代周嘉胄《香乘》（崇禎刊本）録當時陳敬《陳氏香譜》傳本，其中引“洪”、“洪録”條等。
[28]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題洪駒父〈香譜〉後》，曰：“歷陽沈諫議家，昔號藏書最多者。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爲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今洪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余在富川，作妙香寮，永興郭元壽賦長篇，其後貴池丞劉君穎與余凡五賡其韵，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頗多，猶有一二事，駒父《譜》中不録者”云云。則當時推重洪芻《譜》，在沈立《譜》之上。
[29]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衢本）《北苑拾遺》一卷，皇朝劉异撰。北苑，建安地名，茶爲天下最。异慶曆初在吴興，采新聞，附于丁謂《茶録》之末，其書言滌磨調品之器甚備，以補謂之遺也。”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34頁。
[30] 蔡襄《茶录》：“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采造之本，至于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録》，伏惟清閑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見《全宋文》第47册，第206頁。
[31]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北苑總録》：興化軍判官曾伉録《茶經》諸書，而益以詩歌二卷。”《直齋書録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418頁。
[32]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東溪試茶録》，右皇朝朱子安（宋子安之誤）集拾丁、蔡之遺。”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36頁。
[33]鄭樵著，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第1594頁。
[34]蘇軾《東坡酒經》，《蘇軾文集》卷六四，中華書局，2008，第1987頁。
[35]朱肱（朱翼中）撰《酒經》，存宋本，影印本見《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據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説郛》宛委山堂本卷九四，爲節略本，總論之後僅存目無文，與宋本相校，目同，而最末又有“續添麴法”酴醾麴、華亭麴（造思堂春）、瓊液麴、青水麴（造雲膄）、麩麴（造雲膄幷合酵用），五條，有目無文，《説郛》商務本朱肱《酒經》，最末有“續添麴法”五條和“醞酒法”四十四條，有目無文，這些也是宋本所無的，不過，《説郛》宛委山堂本中，“醞酒法”四十六條（較商務本多最末二條）載于《續北山酒經》中，而在筆者所閱的四部明抄本《説郛》中，“續添麴法”（五條）、“醞酒法”（四十四條），這四部明抄本都歸于《續北山酒經》（一作“讀北山酒經”）的內容，而與《説郛》商務本、明抄本不同。因爲《酒經》的宋本存，而且最後版式十分完整，宋刻本《酒經》卷下最末，以單魚尾“酒經下”標識板片結尾，十分清晰，故“續添麴法”、“醞酒法”內容不當以爲是朱肱大隱翁《酒經》的闕文，而應當是《續北山酒經》的“續添麴法”、“醞酒法”的條目標題。
[36]參見上注。
[37]丘濬的《洛陽貴尚録》已佚；《牡丹榮辱志》尚存，今存的傳本均從《百川學海》而出，《四庫全書總目》將此書歸入“小説家類”的“存目”，不過，《四庫全書總目》中“譜録類”的加入是四庫館中較晚的，其書籍往往從傳統的類書、農家、雜藝等中拆離，而《牡丹榮辱志》早已從“農家”闌入“小説家”，其歸類之時，“譜録”類尚未獨立；“譜録”類在四庫館中增立後，則未重新檢視此書性質而改定歸類。今依據書籍性質，仍歸“譜録”類。
[38]張宗誨《花木録》，見《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著録；又作“《花木編》”，見尹洙為張宗誨所作墓志銘，見《故金紫光禄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全宋文》，第28冊，第113頁。
[39]歐陽愿《朝請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歐陽棐墓志銘幷序》（政和三年），1985年新鄭縣新店鄉歐陽寺村出土，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志》河南卷，文物出版社，1994，圖見上册第371頁，釋文見下册第342—343頁。
[40]周必大《洛陽牡丹記》校勘跋語，見歐陽脩撰，周必大校《歐陽文忠公集》卷七二，《居士外集》卷二二，《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據國家圖書館藏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第14a—14b頁。
[41]徐師閔《莆田荔枝譜》已佚，著録見《通志·藝文略》，此部《荔枝譜》徐師閔曾寄蔡襄，蔡襄有回帖，參見劉克莊《跋蔡忠惠帖》引蔡襄回徐師閔之《與徐虞部帖》：“嘗亦有作，大略相近，餘亦少有異焉”，《全宋文》第329冊，第306頁。
[42]歐陽脩《洛陽牡丹記》“思公（錢惟演）指之（小屏）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見歐陽脩著，洪本健校箋《歐陽脩詩文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892頁。
[43]蘇軾《牡丹記叙》，見《蘇軾文集》卷一〇，中華書局，1986，第329頁。
[44]引自陈思《海棠譜》卷上《叙事》，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中國書店，2011，第713頁。
[45]蘇軾《蘇軾文集》卷一〇，中華書局，1986，第329頁。
[46] 刘蒙《菊譜》，據陶湘影宋本影印《百川學海》戊集，中國書店，2011，第518頁。
[47]沈括《夢溪忘懷録》，《説郛》商務本、宛委山堂本載，但是有節引，輯佚見胡道靜《胡道靜文集·沈括研究科技史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199頁。
[48]见《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第111册，第222頁。
[49] 劉蒙《劉蒙菊譜》，見《百川學海》，影印陶湘影宋本，中國書店，2011，第518頁。
[50]脱脱《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中華書局，1985，第2192頁。
[51]（萬曆）《吉安府志》卷二五《王端禮傳》。
[52]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五筆》卷五，中華書局，2005，第894頁。
[53]陸游《渭南文集》卷四二。
[54]范成大《范成大筆記六種》，中華書局，2008，第253頁。
[55]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五“玉照堂梅品”，中華書局，2004，第275頁。
[56]史正志《史老圃菊譜》，《百川學海》，據陶湘陶氏涉園景宋本影印，中國書店，2011，第422頁。
[57]韓彦直《永嘉橘録》，《百川學海》，據陶湘陶氏涉園景宋本影印，中國書店，2011，第922頁。
[58]陸游《秋懷》之六，《劍南詩稿》卷六八，中華書局，1976，第1612頁。
[59]關于這部《紹興內府古器評》的真僞問題，《四庫全書總目》以爲僞，參見容庚《〈紹興內府古器評〉述評》。
[60]這幾篇譜録，舊題元代費著撰，載楊慎所編《全蜀藝文志》，實爲楊慎之誤。關于這些譜録的撰人、時代的考訂，已有學者指出，其中所涉及的典制、史實、文獻、語言、歷史，均不晚于宋代慶元年間，這與袁説友《（慶元）成都志》相合，如謝元魯《〈歲華紀麗譜〉九種等校釋》，（收入《巴蜀叢書》第一輯，巴蜀書社，1988年， 第87-99頁）；謝元魯《對〈楮幣譜〉〈錢幣譜〉作者及寫作年代的再認識》（《中國錢幣》，1996年第2期）；陳啓新《對〈箋紙譜〉不是元代費著所作的探討》，《中國造紙》，1996年第11期；謝元魯《〈歲華紀麗譜〉〈箋紙譜〉〈蜀錦譜〉作者考》（《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2期）；《〈蜀箋譜〉是“馬大哈”鬧的——紙史探究之三》；劉仁慶《紙和造紙》，2015年第10期。不過，對于費著編纂《（至大）成都志》與否，這些論文中似有誤説。筆者以爲，元代費著僅重刊袁説友《（慶元）成都志》並作重刊序，而未撰寫新的《（至大）成都志》，楊慎編《全蜀藝文志》時，得到有費著序而脱漏袁説友序的《成都志》，將其中明確署名胡元質的《牡丹譜》題“胡元質”作；其他的，均誤署爲此書作刊刻序言的費著。從《全蜀藝文志》起，至明末《説郛》宛委山堂本、清《四庫全書》等，均承襲此訛。
[61]史鑄《百菊集譜》序，見《范村菊譜（外十二種）》，上海書店，2017，第301頁。
[62]《四庫全書總目》以為此書為“南宋臨安市賈”所編，不過，元代佚名類書《居家必用事類備要》戊集“寶貨辨疑”條，與《百寶總珍集》有同源關係，而“寶貨辨疑”條署“掌公帑者”，可從，見《居家必用事類備要》，據明刊本影印，《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61册，書目文獻出版社。
[63]名、字、號，即《文房圖贊》今傳本祖本明正德沈津刊本《欣賞編》丙集《文房圖贊》書前“圖贊十八學士姓名字號”中的“名、字、號”，如“毛中書，（名）述，（字）君舉，（號）盡心處士。”毛中書在林洪《文房圖贊》中原載，而“（名）述，（字）君舉，（號）盡心處士”，爲倦閑秘書所增。林洪《文房圖贊序》言“今圖贊一十八人，擬以官酬之，俟異日請于朝。”僅提及“以官酬之”，幷未提及字號，正文的贊語，皆不與名、字、號呼應；據元樊士寬《續文房圖贊序》“至宋季，可山林君獨取文房所用十八人，各酬以官，圖像而贊，可謂愈出愈奇矣。倦閑秘書又從而著名字與號焉”，可知名、字、號爲倦閑秘書所增；倦閑秘書其人，正德本《欣賞編》所載《茶具圖贊》言“右茶具十二先生名諱字號，倦閑秘書先生見假善本，余敬爾抄録以備偶用。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正德本《欣賞編·茶具圖贊》，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565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第417頁。萬曆本《欣賞編》的《茶具圖贊》，此條僅作“咸淳己巳五月夏至後五日審安老人書”，脱漏信息甚多），咸淳己巳（1265）較之林洪時代稍晚，而借審安老人抄録《茶具圖贊》的“十二先生名諱字號”的“倦閑秘書先生”，當與增補《文房圖贊》的“名字與號”的“倦閑秘書”爲同一人，姓名無考，大抵爲南宋度宗時期人。
[64]《續文房圖贊》，收入沈津《欣賞編》，有明正德本、萬曆本傳世，正德本見《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565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萬曆本傳世本較多，影印本見《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正德本、萬曆本《續文房圖贊》幾無異文，故用通行易得的萬曆本爲主。
[65]羅先登《文房圖贊序》，據《欣賞編》萬曆本影印，見《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第80頁。
[66]羅先登《續文房圖贊·圖贊續集姓名字號》後跋語，據《欣賞編》萬曆本影印，見《茶具圖贊（外三種）》，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3，第86頁。
注：本文发表于《新宋学》第七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岑仕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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