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芃：日本宫内厅藏旧抄本《史记·高祖本纪》年代新证

日本宫内厅藏旧抄本《史记·高祖本纪》年代新证

苏  芃

    苏芃，1981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献及相关古写本研究。

内容提要：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旧抄本《史记·高祖本纪》一卷，关于该写卷的断代问题，前人多有争议，本文试从其行款形制、用字特点、书写与校读符号、与传世本的异文、与《汉书》的关系以及避讳现象六个方面综合讨论，判定该卷由江户时期（1603—1867）日本学者传抄，但其所承袭的底本当是唐贞观以前写本，甚至是六朝写本，并非宋代以后的《史记》刻本。写卷惟妙惟肖地保留了古写本的文本面貌，可视为影写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外，通过对该卷所存异文的考察，认为过去班马异同论的研究前提值得反思。

关键词：宫内厅  高祖本纪  年代  新证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旧抄本《史记·高祖本纪》一卷，卷高27.1厘米，界高23.3厘米，天地单边，行间无界栏。行15—16字不等，小注双行，注文为裴骃《史记集解》，行25—27字不等。卷头包首处书有“史记高祖本纪传来写”九字（见图1），引首钤“祕阁图书之章”，卷首上钤“学习院印”，下钤“帝室图书之章”，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据此称之为“秘阁本”。

 

图1

关于该写卷的年代前人著录争议较大，宫内厅著录为江户末期写本，日本学者水泽利忠认为抄写时间不早于江户时代（《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台湾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6册，第79页），神田喜一郎、池田四郎次郎亦认为该卷在古抄本基础上经过转写（神田喜一郎《贺次君〈史记书录〉》，《中国文学报》1959年第10册，第150页；池田四郎次郎原著、池田英雄増补《前编史记解题・后编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日本长年堂1981年版，第86页），近年来有日本学者著录该卷是江户时代精写本，并指出原本出自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石冢晴通、小助川贞次《史记夏本纪秦本纪解题》，《东洋文库善本丛书1》，日本勉诚出版社2014年版）。国内学者贺次君认为是唐钞本，主要判断依据是“民”字缺笔，以及写卷用字与宋刊本的异文差异，如刊本作“杀”“弑”的字形，写卷作“煞”，甚至认为该写卷“字体疏秀整洁，为所见唐钞之冠”（《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页），安平秋、李人鉴等中国学者承袭此说（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日本江户时代为公元1603—1867年，与我国唐代相去千余年，可见中日学者所持断代结论大相径庭，这直接影响到该写卷的价值判断，如2016年6月以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网站陆续公布了139件善本汉籍的全文影像，包含镰仓时代《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在内的大量古写本，然而此件《高祖本纪》却未被收录。

通过系统考察该写卷，我们认为日本学者据纸墨甚新、字迹、训点等特征推断的其抄写时间在江户时期可以信从，但是有关该写卷的年代问题仍然值得深入讨论，以下拟从六个方面展开新证。

一、 行款形制

该卷为卷轴装，前有引首，后有拖尾。格式上分年提行书写，与《史记》敦煌写本P.2627《管蔡世家》《伯夷列传》《燕召公世家》近似，与宋代以后《史记集解》刻本迥然有别。如写卷“汉元年十月”以下，每隔一年，都提行书写，而查核《史记》宋刻景祐本、绍兴本，相关年份“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等起始处，大都不提行，多作空格处理。另外，从存世的二十件《史记》敦煌写本、日本旧抄本来看，一般是每行15—19字不等，隋唐时期标准的佛经写本是每行17字，而该卷每行15—16字，与古写本每行容字形制基本吻合。

（P.2627） 

二、用字特点

该卷使用了大量我国中古时期的写本俗字，如：徃、㘴、貇、囙、㞐、恠、虵、䠶、皷、秊、甞、刾、䖏、閇、煞、舋、趍、廿、卅、卌、、、、、、、、、、、、、等，这些俗体字形常见于魏晋隋唐时期的石刻文献、敦煌文献，与宋代以后的版刻用字差异明显。

首先，以“愿”字为例，裘锡圭先生曾指出：“欲愿的｛愿｝原来多借《说文》训为‘颠顶’的‘’字表示。汉代人往往把这个字简写为‘’（见银雀山汉简等）、‘’、‘’（以上见汉碑）等形，南北朝和唐代人进一步简化为‘’。……六朝以后，‘願’字的使用逐渐普遍。到宋代，一般人大概就不用‘’字只用‘願’字了。”（《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修订版，第185—186页）通过考察古代字书、韵书以及各类文献的用字情况，我们认为此说基本正确，表达欲愿义的“願”字，在唐代中期以前使用最多、最为通行的字形是“”，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五经文字》指出“願”同“”，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刊成的《开成石经》全用“願”而不用“”，但“”字在唐代后期仍有使用痕迹。到了北宋初年，“”基本被“願”所替代，之后的刻本文献中只用“願”而不用“”。（苏芃《“”“願”“愿”的历时演变研究——兼谈在文献考订中的应用价值》，《文史》2017年第3期）从这一特征看，《高祖本纪》写卷“願”字多次出现，全部使用“”形，应是承袭了中唐以前的底本。

再者，古写本中习用数目字合文廿、卅、卌，而不用二十、三十、四十，从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简、秦刻石、西汉简帛到敦煌写卷一脉相承，这些廿、卅、卌到了宋代以后的雕版中大都被改作二十、三十、四十，而覆审该卷的写法，全用廿、卅、卌，这反映了该写卷对古写本的继承。

此外，如“收三河士”《集解》引“韦昭”写卷作“韦照”。原本《玉篇》残卷引《史记集解》亦偶有作“韦照”者，《玉篇》残卷严格避南朝梁讳，其底本当撰成于梁代（苏芃《原本〈玉篇〉引〈史记〉及相关古注材料考论——裴骃〈史记集解〉南朝梁代传本之发现》，《文史哲》2011年第6期），北朝至隋这一时期的杜台卿所撰《玉烛宝典》亦有多处作“韦照”（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前田家藏旧抄卷子本《玉烛宝典》），而唐代以降的文献用“韦照”者极为罕见。从这一特征看，该卷的底本时代可能在唐代以前，甚至远绍六朝。

但是，该卷中尚有大量不见于我国敦煌文献、石刻文献的俗讹字，如“引”写作“㫃”“”，字形构件“弓”误成“方”,与此相类，“强”写作“”，“张”写作“”，“发（發）”写作“”，这些俗讹字应是日本学者误写所致，并非承袭我国古写本而来。然而，如果仔细比对这些字形与我国中古时期石刻、写本的对应字形，又有许多近似之处，如从“弓”从“人”的“引”，敦煌写本S.19《算经》作“”，《高祖本纪》写卷的“㫃”应该就是从此类字形进一步讹变而来。可见，日本学者在传抄《史记》时，对古写本字形尽力摹效，虽然出现了错误，但是保留了古代异体字形的基本特征。

三、书写与校读符号

该卷使用了古写本中常见的重文符号、删字符号等书写与校读符号。如“问老父，老父曰”“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的“老父”“高祖”“秦父兄”“左右”等处皆用重文符号；又如，“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被误抄为“秦始皇帝、楚隐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此段衍出“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十字，旁注似乎有删字的卜煞符号，但此处的删字符号和敦煌写本的位置有异，标在了每个字的左边。（见图2）

图2

四、与传世本《史记》的异文

将该卷与传世本《史记》比勘一过，发现存有大量异文，这些异文与《汉书·高帝纪》也有对应关系。（以下传世本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2014年平装本，《汉书》据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1版、2002年第11次印刷本）

正文部分诸如：

传世本“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写卷作“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属”，《汉书》作“时饮醉卧”“常有怪”。

传世本“因重敬之，引入坐”，写卷作“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汉书》作“坐上坐”。

传世本“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写卷作“乡者夫人儿子皆似君”，《汉书》作“儿子”。

传世本“到丰西泽中，止饮”，写卷作“到丰西泽中亭，止饮”，《汉书》作“泽中亭”。

传世本“人问何哭，……今为赤帝子斩之”，写卷作“人问妪何哭，……今者赤帝子斩之”，《汉书》作“人问妪何哭”“今者赤帝子斩之”。

传世本“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写卷作“于是因东游以厌当之”，《汉书》作“猒当”。

传世本“还军丰”，写卷作“还军攻丰”，《汉书》作“还击丰”。

传世本“使两女子洗足”，写卷作“使两女子洗”，《汉书》作“洗”。

传世本“破之。略南阳郡”，写卷作“破南阳之郡”，《汉书》作“破之。略南阳郡”。

传世本“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写卷作“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汉书》作“引军”。

传世本“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写卷作“且吾所以军霸上”，《汉书》作“军霸上”。

传世本“夜往见良”，写卷作“夜行见良”，《汉书》作“夜驰见张良”。

传世本“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写卷作“遂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汉书》作“哀临三日”。

传世本“项羽数侵夺汉甬道”，写卷作“项羽数侵夺汉军甬道”，《汉书》作“汉甬道”。

传世本“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被甲”，写卷作“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汉书》亦无“被甲”二字。

传世本“项羽必引兵南走”，写卷作“项王必引兵南走”，《汉书》作“项王”。

传世本“汉王坚壁不与战”，写卷作“汉王深壁不与战”，《汉书》作“坚壁”。

传世本“若汉挑战”，写卷作“则汉挑战”，《汉书》作“即汉王欲挑战”。

传世本“是以兵大败”，写卷作“是以兵大破”，《汉书》作“是以兵大败”。

传世本“此三者，皆人杰也”，写卷作“三者皆人杰也”，《汉书》亦无“此”字。

传世本“会天寒”，写卷作“会大寒”，《汉书》作“大寒”。

传世本“令谁代之”，写卷作“谁令代之”，《汉书》作“谁令代之”。

注文部分如：

传世本“闻东阳甯君﹑秦嘉”后《集解》引瓒曰：“《陈胜传》曰‘广陵人秦嘉’，写卷无“广”字，而《汉书》“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颜注引臣瓒语亦无“广”字。

 “袁生说汉王曰”后，写卷有《集解》：“文颖曰：‘袁，姓；生，诸生也。’”传世本皆无，而《汉书》“辕生说汉王曰”颜注引有“文颖曰：‘辕姓，生，谓诸生’”。

“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集解》：“徐广曰：‘《项羽纪》云北门名玉门’”，写卷作“徐广曰：‘《项羽纪》云北门，北门名玉门”。

将以上异文参核北宋景祐刻本《史记集解》、南宋黄善夫本刊《史记》三家注等《史记》宋刻本，传世本的面貌与宋刻本几乎全同，与写卷差异明显，写卷许多异文优于传世本，从上文与《汉书》的比较看，且有不少与《汉书·高帝纪》相同或近似，可资校正传世本《史记》的错讹，兹举数例。

首先是直接校正传世本《史记》之例。如：

（1）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2册，第437页）

写卷作：“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属。”

按：写卷“醉卧”前多一“饮”字，《艺文类聚》卷一二《帝王部》、《太平御览》卷八七《皇王部》引《史记》皆有“饮”字（欧阳询《（宋本）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12页），《汉书·高帝纪》作“时饮醉卧”（《汉书》卷一《高帝纪》，第1册，第2页），《论衡·吉验篇》作“饮醉止卧”（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3页），亦皆有“饮”字，可见有“饮”字当存《史记》之旧。

写卷“怪之”后有“属”字，《汉书·高帝纪》作“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汉书》卷一《高帝纪》，第1册，第2页），《论衡·吉验篇》作“媪、负见其身常有神怪”、《恢国篇》作“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黄晖《论衡校释》，第93、829页），《汉纪》作“尝从王媪、武负贳酒，每饮醉，留寝，其家上尝见光怪”（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页）。无论“怪”“神怪”还是“光怪”，“怪”字都用作名词，而非动词，与“龙怪之属”义同，疑《史记》古本原作“龙怪之属”，“属”字后世抄脱，以致断句理解都受到了影响。《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奉诏编撰的，成书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此处引《史记》已无“属”字，据此推测该卷所承底本或在唐高祖武德以前，即唐前写本。

（2）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2册，第473页）

写卷作：“谨守成皋。则汉挑战，慎勿与战。”

按：《史记·项羽本纪》作“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1册，第417页），《汉书·高帝纪》作“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汉书》卷一《高帝纪》，第1册，第42页）、《汉书·项籍传》作“谨守成皋。即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第7册，第1814页），即、则古书常相互为异文，皆可作连词表假设义，结合《项羽本纪》看，写卷用“则”字或存古，“若”字疑为后人不明其义而改。

（3）二年，……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2册，第467—468页）

按：此段文字写卷作“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二十二字在“正月”前，即汉王至陕以及张耳来见之事在二年正月以前，而传世本在此事在二年正月，《汉书·高帝纪》亦记有此事，在二年冬十月，此时尚行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冬十月在正月之前，《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亦记汉王至陕事在二年冬十月，而非二年正月，可证传世本之误。

其次是补正前人校勘成果之例。如：

（4）《史记》修订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2册，第454页）《校勘记》[二四]洗足 “足”字疑衍。按：《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无“足”字。《说文·水部》：“洗，洒足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2册，第498页）

按：修订本《史记》遵照无版本依据不改字的校勘凡例，处理较为谨慎。写卷此处亦无“足”字，参之即可改字出校。

根据以上异文审视《高祖本纪》写卷，结合卷头包首处“史记高祖本纪传来写”的字样，可见该卷当承袭古写本而来，并非据刻本抄录，且所承底本远早于宋刻《史记集解》的底本。

五、与《汉书》的关系

通过前文异文比较，可见《高祖本纪》写卷异文多与《汉书·高帝纪》相同或相近，而与传世刻本《史记》差异明显，这会令人产生一点疑惑，《高祖本纪》写卷会不会是据《汉书》而改易文字的呢？回到上文揭橥的异文看，该卷除了与《汉书》相合的异文，其实也有许多和《汉书》不同之处。

另外，可从《高祖本纪》写卷的裴骃《集解》与《汉书》颜注的关联文字考察，如：

传世本“而釁鼓旗”《集解》：“应劭曰：‘釁，祭也。杀牲以血涂鼓曰釁。’”《索隐》：“应劭云：‘釁呼为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2册，第447页）

写卷“而舋鼓旗”《集解》：“应劭曰：‘舋，祭也。煞牲以血塗鼓舋呼是为舋。’”

《汉书》“而釁鼓旗”颜师古注：“应劭曰：‘釁，祭也。杀牲以血涂鼓釁呼为釁。’”（《汉书》卷一《高帝纪》，第1册，第11页）

按：《集解》引应劭语，写卷与《汉书》颜注所引近似，而与传世本有异。《史记索隐》在三家注合刻时将与《集解》相重合的内容作了不少删节，参照《索隐》引文看，司马贞所见《集解》已脱“釁呼为舋”，故据其他文献记载应劭语补正，此处脱误或是因传写者不明词义而删改（关于“釁呼”之义，段玉裁曾有卓见：“釁呼为釁，呼同罅，按凡言釁庙、釁钟、釁鼓、釁宝镇宝器，釁龟策、釁宗庙名器皆同，以血涂之因荐而祭之也。凡坼罅谓之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写卷与《汉书》当存旧貌。

《史记集解》与《汉书》颜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献，《史记》在传写过程中，据颜注而改《集解》几无可能，那么从写卷《集解》引文与《汉书》颜注引文的一致性与存真性看，《高祖本纪》写卷正存《史记》之旧，是早于传世本《史记》的文本面貌。

既然认定这是《史记》古本，那么这个《史记》古本所存与《汉书》一致而与《史记》传世本不同的异文就值得深入讨论了。

早在东汉，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提出：“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黄晖《论衡校释》，第615页）唐代刘知几《史通》亦比观《史记》《汉书》，宋代《班马异同》一书问世后，有关《史》《汉》相关篇什对比，绵延不绝，这些研究大都以传世的《史》《汉》文本为研究基础进行文字比较，品评班马得失，或尊班抑马，或扬马抑班，或以为各成其是。相关讨论有一个共同的默认前提：即以《史记》文本在先，《汉书》文本在后，班马异同之处，皆当是《汉书》改易《史记》。然而，考察《高祖本纪》写卷异文却发现有许多与《汉书》相同，而与传世本《史记》相异的字句，这说明传世本《史记》的文本也有后世传抄改易的可能，因此过去班马异同论的研究前提值得反思。

六、避讳现象

贺次君先生认为该写卷“民”字缺笔，通过按覈原卷，我们并未发现“民”字缺笔现象，疑是贺先生误将此卷与《史记》其他写本相淆。然而从异文考察，传世刻本《史记》作“人”的地方，写卷中多处作“民”，如“吏人自以为降必死”，写卷作“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所过毋得卤掠，秦人憙”，写卷作“所过毋得掠卤，秦民喜”；“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写卷作“诸吏民皆案堵如故”；“秦人大喜”，写卷作“秦民大喜”；“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写卷作“不欲费民。民又益喜”；“秦人大失望”，写卷作“秦民大失望”；“天下已定，人皆自宁”，写卷作“天下已定，民皆自宁”；“皆令人得田之”，写卷作“皆令民得田之”；“使人不倦”，写卷作“使民不倦”。这类异文，应是因避讳改字而致，传世本《史记》反映的是经过唐代避“李世民”名讳改字后的文本面貌，据此可推断写卷所承底本当是唐太宗贞观以前写本。

要之，综合写卷行款形制、用字特点、书写与校读符号、与传世本《史记》的异文、与《汉书》的关系以及避讳现象六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史记·高祖本纪》写卷是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日本学者传抄的《史记》写本，所承袭的底本当是唐贞观以前写本，甚至是六朝写本，并非宋代以后的《史记》刻本。写卷惟妙惟肖地保留了古写本的文本面貌，可视为影写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写本《史记》《汉书》残卷的蒐辑、校证与研究”（15CZS010）阶段性成果。

补记：本文初稿写成于2015年初冬，后几经修改，投寄《文学遗产》，2017年被录用，应编辑部要求仅就日本宫内厅《高祖本纪》写卷断代研究立论，作了不少删节处理。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苏芃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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